夢在永恆的中條山 林森 在我上高中二年級的時候，中國發生了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由於反對血統 論對聯遭到同班紅衛兵的報復。於六六年九月把我和全家強制遣送到山東陽谷縣。 那是一個偏遠而又貧窮的平原鄉村，是山東最貧窮的北三區之一。因此古代出響馬 ，近代闖關東，以此來求生存。 六八年整個運動的形勢趨於惡化狀態，我只好和弟妹暫時收起了回北京上訪 的計劃。為了擺脫隨著被遣返而帶來的惡運以及尋找就業分配的生機，我決定找個 地方去插隊。當時第一批老三屆上山下鄉的高潮都已於六八年初安定就緒了。在尋 找轉插機會的陰錯陽差之中，偶然碰到了一位在山西夏縣插隊的朋友徐鐵猊。他當 時正準備和幾位縣裡的知青回村。經他臨時安排，介紹了一位和他同村的插隊知青 袁一明給我。那是個物質極度缺乏的年代，幾盒火柴、一個電燈炮，加上「袁一明 女朋友要來落戶」這條貧下中農最感興趣的理由，我們順利地在山西夏縣堡爾大隊 落上了戶。 沒想到我的到來在第二天就傳遍了全村的男女老少，大家都爭先恐後地起來 看「一明的媳婦」。對於在北京長大的那一代中學生和當時只有二十歲的我來講， 一紙戶口。換來的這個稱呼所帶給我的只有難堪，可笑和無奈。因為「當別人的媳 婦」在當時似乎對我還是很遙遠的事。很長時間我都一直是他們津津樂道討論的話 題，最終他們都像吸毒者過足癮之後歸於平靜了。我和所有的知青一樣，過著向貧 下中農看齊的生活，做著永遠扎根農村的準備。 一個偶然的機會，縣知青辦公室一位負責人得知我曾是北京中學生宣傳隊的 獨唱演員，並參加過大型歌舞「紅衛兵戰歌」的演出，被他們看成是有文藝天賦的 人才。幾個月後我被調到縣文化館擔任講解員，當時正在舉辦「一打三反」展覽會 ，同時還有另外四名知青也是從不同的大隊抽調來的。每月三十元工資，住在文化 館的集體宿舍中，吃的是集體食堂，每天接待從各村前來參觀的村民和知青。 夏縣從五十年代起就家家育苗埔，整個縣置身於中條山上下的一片林海中， 風景極為優美，是全國著名的綠化縣。六九年夏天「全國林業會議」就在此地召開 。來自二十九省市的代表，由中央撥款招待，我再次被從五位講解員中推薦擔任大 會隨行的廣播員，和大會代表參觀綠化成果最好的公社。 不幹農活，有固定工資收入，住在相對繁華的縣城裡……對當時環境的人來 講已足夠令周圍的人羨慕和嫉妒了。 一年之後，當所有的借調工作結束後，我回到村裡開始和普通知青一樣干各 種類型的農活。就在這時我的假男朋友袁一明和介紹我們認識的那位朋友徐鐵猊鬧 翻了，於是袁一明就跑到大隊去揭發我不是他真正的女朋友，是為了到堡爾大隊來 落戶才編出這樣一個謊言的。大隊書記聽後非常氣憤，當時就把我叫去質問，並宣 布不分配給我口糧。我當然一口否認，理由是因為我和袁一明吵架了，他才會這樣 報復我。書記半信半疑。我立刻找到袁一明向他陳述我所處的困境。因為戶口已經 遷入，我也無法再轉回去了，如果大隊不發我口糧，我就沒有了立足之地，請他無 論如何也要幫我這個忙。他也感到他的行為對我的損害太大了，就同意了我們共同 辯解的一條理由：由於我們之間吵架了的原因……。當大隊領導把我們同時叫到一 起對證時，他就按我的安排做了解釋。當場書記就把怒火轉向袁一明，說他是戲弄 大隊領導，袁一明又害怕了，馬上又改了口，堅持第一回的說法，弄得大隊領導不 知誰是誰非，只好把怒火對著我們倆。我仍堅持以前的說法，袁一明為了澄清自己 又加害我，說我曾在來這前對他進行過威脅利誘，才使他改變了說法。總之最後大 隊領導非常生氣，說我欺騙大隊，宣佈不分我糧食，並一狀告到了縣知青辦。當時 有二位領導因重視我而較偏袒我，並下令不得扣發我的糧食，使我得以平安在堡爾 大隊享有和其他知青同樣的待遇。但是自此以後，就埋下了大隊仇恨我的種子。十 分不巧的是縣安辦三位負責人中，其中一位是和我同村的，此人名叫姜健，性格古 怪而又固執，是有名的難打交道的人。他在大隊領導長期的告惡狀之後，簡直就把 我看成是一個十惡不赦的騙子。在他的影響之下，另外偏袒我的那二位安辦領導， 也逐漸改變了他們原來的立場。 七十年代由於一位朋友的輕率行為所引起的連鎖反映，使我和很多人受到了 政治上的牽連。以北京外語學校為主體的幾位西語系學生被當局以反革命集團的名 義逮捕。所有和他們有關係的人都遭到內查外調和抄家的命運。牽扯面極為廣泛， 長達一年左右，我頻繁地接待了從河南、內蒙、北京、山西各地來的外調人員。其 中有公安局的，也有地方的。每當我在地裡幹活的時候一聽到大隊廣播喇叭喊：「 八隊的林森請到大隊來一趟」，就知道外調又來了。和我同時受到牽連的有和我同 村的徐鐵猊以及鄰村的史家大隊的武樹臣。後來聽說縣公安局把武的房子給抄了。 當時我立刻整理出所有的書信和文字方面的材料，轉到鄰村一位朋友那兒，以預防 來抄我的住房。 七一年此案最終有了結局，在北京已分配工作的二位原北京外語學校的朋友 分別判處七年和三年有期徒刑，另一位是打現形反革命監外執行。而其他像我一樣 已被發配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當時認為已被打入社會最低層去修地球了，也 就不了了之。我當時在堡爾大隊的處境可謂雪上加霜，大隊領導終於有了名正言順 的理由來報復我了。 七一年春天，山東省勝利油田文工團準備接受我，當調令下到縣安辦時，他 們收到的回答是「林森是反革命五一六分子，在農村表現不好，並有欺騙行為」， 這幾條把想招收我的人嚇壞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自然告吹了。只是讓我意想不 到的是：他們不知從哪兒聽到那個當時所謂的反動組織「五一六」的名字，就把我 順口編進去了。 七一年下半年北京總後勤部文工團到山西招生。因文革運動延續不斷，一切文 化領域都出現斷層現象，而青黃不接的一代正是當時處於二十歲左右的老三屆這一 代人。經一位已考入總後文工團的朋友推薦，我和夏縣幾位知青被通知到專區參加 了考試。當時舉國上下只有八個樣板戲可演，所以招考人員宣佈招考目標是按樣板 戲對號錄取的。如果沒被錄取者，而他們又認為優秀者，可推薦給地方文工團。結 果他們只收了一名會彈「黃河鋼琴協奏曲」的鋼琴演湊員以及一名會唱李鐵梅的京 劇演員。我不會唱京劇，被他們推薦給了運城地區文工團。 七一年冬天我正在村裡參加冬季修大寨田的勞動，運城文工團一位同志來到 我們村，當他找到我後說明來意，並說已見過大隊領導了，遺憾的是大隊表示不同 意放我走，理由仍是那鐵定的三條：１、表現不好。２、欺騙大隊。３、反革命五 一六分子。我聽後非常氣憤，聲明這純粹是大隊領導無中生有的報復。來人由於對 大隊領導接待他時的傲慢無理的態度非常反感而產生出對我的極大同情。他問我： 「如果你認為自己沒有問題，我就敢帶你走。」我在當時處於極端憤怒的情緒下想 盡快地離開此地，以及渴望找到一份就業機會的狀態中，當即決定收拾行裝和來人 一起去了運城地區文工團。 運城專區文工團的前身是個話劇團。為了適應文工團的發展，又從山西省藝 校和地方上招收了不少舞蹈、戲曲以及聲樂、器樂等方面的人才。知識青年中人才 輩出，成了他們重點選拔的對象。 第一批先我進入的是三名男知青，他們是小號袁國華，黑管朱向東，小提琴 鍾離滿。我的到來給他們帶來了無比的喜悅，因為大家都是相同命運的一代人，又 同是從北京來的。我從他們那裡得到過許多真誠的幫助，使我至今都無法忘懷。由 於生長背景的差異，在團裡我們四個人結為一體。 當時團裡有兩種風格，以本地人為主的演出風格以地方民間色彩為主，他們 演唱當地人喜愛的地方戲曲或民歌。另一種風格自然是以來自大中城市的人以及知 青表現的所謂「洋」風格。那個時候大部分文藝作品被禁演，除了樣板戲之外我只 能演唱毛主席詩詞。當時團裡有一位從山西省歌舞團調來的手風琴演奏員，由於英 雄無用武之地，他從來都拒絕拉琴。我來了之後，他居然成了我的忠實伴奏者，同 時也成了我們北京知青幫的好友。 在後來的一段演出生活中，我又在運城市裡結識了從北京外貿學院下放分配 到此地城關小學教書的二位老大學生，一位是學法語的智穎怡，一位是學德語的徐 景田。共同的命運把我們這些外鄉人緊緊地聯結起來了。我們常常在一起回憶過去 ，感歎生不逢時的歲月。當然他們也是音樂的知音者。他們是我每場演出時最熱情 的觀眾。在我短暫的演員生涯中，他們曾給予過我極大的鼓舞和勇氣。 三個月之後的一次演出，我在後台發現了夏縣武裝部的劉參謀。當時感到有 點奇怪，但很快我就醒悟到他是為我而來的。果不其然，第二天文工團支部書記通 知我到辦公室去一趟。他很婉轉地講了劉參謀昨天的到來是受堡爾大隊領導長期惡 狀的干擾，縣安辦不得不採取行動，居然動用了縣武裝部的劉參謀對文工團領導進 行威脅，如果不放我回大隊，他們將上告專區領導，並給文工團貼大字報說他們起 用反革命分子……。書記表示深深的歉意，他們在這種高壓之下，不得不屈從了。 團裡很多同事對此事表示憤怒。我的三位北京同鄉更是為我兩肋插刀，帶著 我到處奔走，找到地革委會領導，要求「公正」。可是文革中的地區革委會的領導 班子，正是處於「你方唱罷我登台」的混亂狀態，所以事情最後只能維持原判了。 在我即將要離開文工團的時候，我的那位手風琴伴奏，交給了我兩封寫好的 信。他要介紹我到山西省歌舞團去投考。他說一封是給團長的，另一封是給聲樂主 考人員的。他鼓勵我不要為此灰心，並說憑我的條件一定會考上的。我就是這樣懷 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帶著大家的真誠和友情，熱情和無私，告別了僅僅三個月朝夕 相處的同事們。在回北京的途中經過太原趁著轉車的空閒時間，我帶著那兩封介紹 信去了山西省歌舞團。因為途中太疲勞，我答應他們回山西時再參加他們的考試。 但我並沒有再去。從地區文工團回村後，我意識到繼續在堡爾大隊呆下去的前景， 他們會用同樣的手段阻止我今後的一切就業機會。當時去省歌舞團，也算是為了回 報朋友們的一番好意吧。 到北京後，我碰到了同在夏縣大廟公社插隊的黃元。他和我曾同是北京中學 毛澤東思想文藝兵團的老朋友，也曾是我在北京演出時的鋼琴伴奏。 黃元原是北京二十五中六八屆高中生。父親曾任建國初期第一任駐蘇聯大使 館文化參贊，母親留學蘇聯。他們都是延安時期的知識分子幹部。黃元小時候曾被 寄養在中共早期著名人士李立三家多年。文革一開始，父母就被打成蘇修特務、叛 徒，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六八年他隨北航附中的朋友到夏縣大廟公社、溝東大隊、 楊家川小隊插隊落戶。黃元從小受過系統的鋼琴教育。由於他插隊同村的幾位同學 都是音樂愛好者，其中一位將北京家中的鋼琴運到他們安家落戶的所在地楊家川— —中條山腰中的一個窯洞中。在那個沒有希望的年代裡，他們過著自得其樂的田原 浪漫生活。 七一年中學生詩人郭路生和後來成為電影編劇的盧偉、李平分三人結伴，拜 訪楊家川時寫下了這樣的信天游讚美詩句：「姑娘大了十八變，楊家川越變越好看 ，楊家川這好姑娘，春風一路百里傳……。」 七一年北京總後文工團到夏縣招生，黃元是二位被錄取者之一的鋼琴演奏員 。他居然也經歷了一場和我相似的故事。他被錄取後，大隊公社堅決不放他走。於 是總後文工團就動用了地區軍分區司令員親自到公社大隊去動員說服放人。當地土 皇上說：「他出身有嚴重問題，父母是叛徒、蘇修特務。軍隊怎麼可能收這種人呢 ？」總後表示這方面他們已請示了軍方上級，由於黨的政策是重在本人表現，不會 成為錄取的障礙。沒想到土皇上大怒說：「你們若是要敢收他，我們就是不放人， 我豁出去烏紗帽不要了，上中央告你們去……。」軍分區也惹不起土皇上，黃元只 能留在山裡繼續接受貧下中家的再教育。 黃元告訴我他已被寧夏自區治歌舞團錄取，為了防止當地不放人，他同時辦 了一張寧縣附近農村接收他轉插戶口的准遷證，他轉過去後歌舞團可立刻安排他進 團裡工作，一切手續只是為了確保事情成功進行。 七二年的農忙時節，我回到村裡，一邊勞動，一邊做何去何從的打算。這時 我收到家裡的來信說北京傳來消息，對六六年遣返原籍的人員有新的政策。據說有 一些人已得到落實回北京恢復了工作。這消息促使我產生了一個新的決定——轉回 我的山東老家。 在我離開夏縣的前夕，我去了一趟運城專區。在辦完所有的事情之後，順便 去拜訪了那兩位外貿學院的老大學生。當我見到智穎怡問起仍留在運城文工團工作 的那三位北京知青近況的時候，智穎怡突然對我說：「朱向東去見閻王了。」我當 時是丈二和尚根本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意思。等到他娓娓道出事情的前因後果，我 才明白在我離開之後所發生的一切。當我回到大隊之後，文工團相繼從幾個不同縣 裡知青中招收了一些人才。其中一位是我們夏縣司馬公社史莊大隊插隊的男知青鍾 國常。他曾在北京中學生四·三派的大型歌舞：「毛主席革命路線勝利萬歲」中擔 任主要角色的男舞蹈演員。他也是在投考總後文工團之後被推薦給地區文工團的。 當時全國各文藝團體學習和上演芭蕾舞劇「白毛女」。鍾國常擔任劇中的大春角色 。有一天山西省軍區文工團到運城地區招生。運城文工團的一些人偷偷參加了考試 。結果是舞蹈鍾國常，黑管朱向東，小號袁國華三人考取。他們三個人是穿著軍裝 向運城文工團告別的。文工團領導很生氣，但是地方服從軍隊、下級服從上級，而 對這種弱勢和強勢的竟爭，只能是啞巴吃黃蓮，隨他們去了。人往高處走，水往低 處流，這是任何時代都無法改變的真理。何況那一身國防綠曾經是多少年青人夢寐 以求的願望啊。 他們來到省軍區文工團之後，剛開始和大家一樣參加排練，政治學習和演出 。過了沒多久，領導開始找鍾國常和朱向東談話，由於政審時發現他們的家庭出身 有嚴重的政治問題，所以不能將他們轉成正式的軍隊編制人員。後來他們又被領導 告知：由於他們的反動家庭出身，今後不允許參加部隊文工團的任何政治活動，如 政治學習，傳達各種上級文件，聽憶苦思甜報告……。到後來居然成了批判對象， 讓他們批判揭發自已的父母，坦白自己受的反動影響。種種精神和人格上的摧殘， 使他們在軍隊抬不起頭來。終於有一天，他們兩人被宣判了：脫下軍裝，解甲歸田 ——從哪來回哪去。回運城文工團是不可能的了，反而會招來幸災樂禍的嘲笑。只 有回到原來插隊的村裡去。 一個清冷的黃昏，在山西省首府太原市的晉祠公園裡，人們發現有一個男青 年吊死在一棵大樹上，地上放著一套疊得整整齊齊的軍裝。 文革初期，朱向東全家被遣返原籍農村。這場磨難造成了他母親跳河自殺， 父親失蹤，生死不明，只有一個年幼的妹妹靠朱向東撫養。 朱向東的死訊傳到他插隊的村裡，全體知青為他的不幸痛哭一場。大家湊了 一筆錢為他送了葬，剩餘部分給他妹妹寄去了。 人生的路對當時的朱向東來講就是這麼窄，為了從家庭及個人的不幸中得到 徹底的解脫，他選擇了「死」。 我帶著「重溫舊夢」的情感，寫下了這段歷史的回憶。時間是無情的，歲月 的軌跡記錄著我們未來的憧憬，然而歷史的荒謬卻無情地摧毀了我們那一代人的人 生之夢。□（一九九七年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