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世界及時瞭解中國 ——訪香港「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盧四清先生 亞 衣 近年來，設立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的名字頻頻在報端出現，其創 辦人和主持者是來自湖南邵陽的剛過而立之年的盧四清。去年年底，在英文《華爾 街日報》的頭版關於這個信息中心的報導中，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中共若要 清算在香港的民運活動人士，那麼其中「最容易被整肅者」就是盧四清。在離開七 一大約還有兩個月的日子裡，記者通過電話、傳真和電腦網絡採訪了這位略帶傳奇 色彩的人物。 一九九六年，對外發稿一百零二篇 亞：在一些中文報刊中，包括本刊「海內外民運簡訊」的欄目，現在採用香港「中 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的內容日益增多。您是這一中心的主持者，我想請您介紹一 下信息中心的成立過程和現在的運作情況。 盧：一九九三年底，我在香港創建了這個信息中心，向當局注了冊。當時的想法比 較簡單，只是想利用香港中文資料極多的優勢，從報紙雜誌上收集一些專題信息資 料給國內處於閉塞狀態的民運人士。那時主要是通過郵寄。到一九九四年，我自己 花錢購買了一些二手貨的傳真機，想辦法運送到國內，由朋友們轉到幾個大城市， 由此開始了雙向的信息交流。由於我們主要是做大陸的工作，沒有以我們信息中心 的名義對外發佈消息，我們只是把瞭解到的大陸的人權和民運的消息直接提供給港 支聯，在美國就是給「中國人權」。我們以「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的名義發佈 新聞大約是在九五年七月開始的，那時正好是北京的金橙被捕，我們得到消息時美 國時間是夜裡兩三點，那邊也沒有人，所以我們就直接對外發佈了消息。從九五年 開始我們也主動和新聞界聯絡，由於有了這樣三年的基礎，到了去年，也就是一九 九六年，我們中心的工作有了一個突破性的進展。全年中我們發佈了關於中國人權 和民運的新聞稿共有一百零二篇，全部被香港和其他地區的中文報紙採用，其中四 十多篇通過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散佈到全球各地。到了一九九七年，尤其是鄧 小平逝世之後，我們發佈的新聞被各國通訊社採用的比例更加高了。比如在從三月 十七日到四月二十七日，就有十四篇被美國、英國、法國的主要通訊社採用而發佈 到世界各地。「美國之音」電台就用了九篇。其中包括鮑彤、李海、高瑜、劉曉波 、姚振祥、姚振憲兄弟，徐水良、王丹、冷萬寶等人最新的處境和活動情況。 亞：差不多平均每三天就發一篇新聞稿，我知道這個工作量是很大的，請問參與你 們中心工作的有多少人? 盧：我們這個中心現在有四五位朋友一起工作，主要是收集整理翻譯，我負責與國 內的聯絡和發佈新聞稿。我們中心的成員全部是業餘時間進行工作的，我們在國內 的一些大城市都有自己的網絡和聯絡點。前幾天日本《東京新聞》記者請我吃飯， 問我的私人秘書是誰，我不禁笑了起來。也許每星期在各個大報上都可以見到我們 中心的名字，所以許多傳媒都誤以為我們是一個擁有多少專職人員的大機構。 亞：我周圍的一些朋友有這樣的感受，覺得你們信息中心發佈的有關國內的消息比 較迅速。您是怎樣及時瞭解到國內民運活動的消息並且將它傳遞出來的? 盧：香港就在大陸的門口，地理上比較方便，也沒有歐美等地方還有時間差。不過 主要原因還是我們同大陸一部分持不同政見者及其家屬有一種相互信任的關係，而 且一直保持有不間斷的聯絡。今年五月二十日是魏京生四十六週歲生日，我用電腦 製作了一個帶有他的頭像的非常精美的生日卡片，在四月初給魏京生的妹妹魏曉玲 寄去，她也收到了。也許是因為我們為大陸的朋友們作了一些實際的事情，而且又 比較有效率，所以得到了他們的信賴。我們在發佈了關於大陸難友的新聞之後，總 是盡快把新聞稿和見報的資料及時反饋給涉及到的大陸朋友和家屬，這樣，對監獄 外面的人來說，可以讓他們相信海外有很多人在支持他們的正義行動，對在監獄內 的人來說，可以通過家屬的探望時候的轉告，鼓舞和安慰他們好好生存下去。這樣 做的結果是，大陸朋友一遇到什麼事情就會主動找我們中心。他們主動找我們中心 透露消息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操作方便，我的傳呼機是中港聯網的，在北京、上海等 大城市，打當地電話call我，我在香港馬上就可以收到傳呼。前不久北京一個異議 人士被當局帶走才十分鐘，在我的傳訊機中就有了這一個信息。 在我們身後，是國內同胞的信賴和支持 亞：國內的朋友這樣CALL您，也不要付費，這樣說來風險也相對小一些，是嗎? 盧：是的。香港電訊在中國內地兩百多個城市中都有CALL ME SERVICE，只要利用 當地電話，打當地的號碼，加上一組號碼就可以接通香港特定的電話號碼，所以如 果有人提著傳真機在任何一個有電話線路的地方，就可以把資料傳真給我們。也不 需要IDD功能。為了節省費用，我還經常利用週末專程到香港與大陸的邊境地區去打 電話給國內許多地區詢問最新的情況，那裡的電話費只有香港市內打往內地電話費 的十分之一。 亞：從雙向信息交流的角度來看，海外的資訊要到達國內比較困難，你們又是通過 什麼方式讓國內民眾及時瞭解到國外的社會政治信息的? 盧：剛才說的電訊傳播是一種很迅速的方法，此外，還有運輸的方式。我在深圳的 時候對於中港之間的貨物運輸、文件傳遞及海關報關途徑就比較熟悉。現在在香港 與廣東之間每天來往的車子就有十幾萬輛，很多東西在走私，包括水果。水路的走 私就更加多了。每年還有十萬人蛇偷渡到香港來。只要花錢，運送一些雜誌書籍和 其他民運資料到國內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我們曾經花費了三百多港元，運送了近 二十公斤的資料到廣州。前面說到的二手傳真機，我們就是把它放在貨櫃車內運往 國內的，那次運了二十多台。以前王希哲在國內的時候，只要《北京之春》在香港 上市，幾天後他就可以看到。王丹、王希哲在國內看到的關於六四屠殺的錄像帶《 血路》就是香港運送過去的。王丹說這項工作作的「極好」，王希哲看了錄像帶之 後非常興奮，馬上打電話與我談感受。(亞：希哲告訴我，他還把這錄像帶轉遞給很 多朋友看過。)我自己也覺得這件事情做得挺好的。我們曾經有一次還將《毛澤東私 人醫生回憶錄》縮小複印成三十張A4紙放在信封中平郵給五十多個地方，後來證實 全部收到。國內有些地區這兩年來《北京之春》一期不缺，在大陸能夠形成這樣的 資料庫，也是朋友們努力的結果。 亞：您有沒有收到過國內朋友看了《北京之春》之後的反映或者評論? 盧：據我瞭解，國內大部分活躍的異議人士都看過「北春」，他們寫文章的時候也 引用過「北春」中的有關材料。曾經有國內的朋友跟我提出這樣的要求，說其他雜 志可以缺少或者給COPY件，唯有「北春」每個月一定要是原版的。 亞：現在你們信息中心與世界各國的傳播媒介(包括中文媒體)建立有怎樣的聯絡關 系? 盧：我們信息中心如此高密度地報導為世界所關注的中國人權狀況和持不同政見者 的活動和遭遇，很自然使得我們得到了世界各國媒體的信賴。世界上最熱衷於報導 關於中國的人權和民主運動消息的地方，一是香港的傳媒，二是駐北京的西方國家 的媒體。香港的媒體與我們已經非常熟悉了，有時一天有十幾個記者CALL我詢問有 關消息。駐北京的西方記者與我們也經常打交道，有時為了瞭解一些背景資料還從 北京打電話向我查詢。比如有一次法新社的記者打電話問我高瑜的年齡。他們已經 把我們中心當做一個極其極其重要的新聞來源。去年五月十五日，我們中心正式上 了國際電腦網絡，這樣人們知道我們的信息就更加迅速。 隨著香港回歸日子日益接近，我們這個組織本身也成媒體關注和採訪的對象。不 久前《亞洲華爾街日報》在頭版發表了對我的專訪，最近美聯社、電視台也對我們 中心做了專題新聞報導，還有一些媒體包括香港的各大電視台也已經和我們預約專 題採訪的時間，在這個時候，你們《北京之春》來採訪我們，我們也感到很高興。 亞：在美國紐約有創辦多年的「中國人權」組織，為讓世界瞭解中國的人權現狀和 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作出了很大努力。請問你們的信息中心與「中國人權組織」有 哪些工作上的協調與合作? 盧：我仔細閱讀過「中國人權」在一九九六年發佈的三十二篇新聞稿。他們在讓世 界瞭解中國的人權狀況上作了許多令人尊敬的工作。我們曾經與「中國人權」有過 一些協作，在一九九五年，中共當局鎮壓抓人很厲害的時候，我們直接向「中國人 權」提供過許多消息。但是考慮到「中國人權」自身的組織原則，規定「中國人權 」是一個非政治性的組織，即不以參與或者改變任何政權為目標，也不捲入政治的 黨派活動。這一點與我們組織的宗旨似乎有一些區別。比如最近王希哲寫了「致廣 東人民書」，呼籲廣東的父老鄉親站出來為趙紫陽的復出仗義執言，我們覺得內容 很好，就到圖書館查找地址，再複印文章，裝貼信封，前後花費了五天時間，向國 內寄發了四百多封信。這當然是一種政治性的活動，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權活動 。這類事情我們中心是經常做的。同時從事民運與人權兩個方面的工作，使得我們 的為大眾提供的信息內容更其廣泛了。實際上這兩個內容有時確實也很難區分開來 的。當然，我們這樣作了以後，很容易被中共當局指責為是利用香港做「顛覆基地 」，甚至給我按上一個什麼「顛覆國家罪」。考慮到這一點，我想如果與「中國人 權」聯絡太多反而有可能增加他們的麻煩。當然，我們與「中國人權」處於兩個不 同的時間區域，在發送有關新聞上還是可以互相補充的。 我連團員都不是，競選大學學生會主席 亞：作為信息中心的創辦人，您是否可以將您本人的經歷(學歷和工作經歷)向我們 的讀者作一個介紹? 盧：可以。我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出生在湖南邵陽市。那時父親、母親擔任共產黨的 市委領導幹部。 亞：冒昧問一下，您的名字「四清」，是不是紀念當時在農村開展的「社會主義教 育運動」即「四清運動」? 盧：應該是吧。在我一歲多的時候，「文革」開始，擔任市委宣傳部長的父親被打 倒，母親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我就被送到別人家寄養。八歲時，我獨自上街 看大字報。在小學和中學，自己的一個最大的願望是能夠自己辦一份報紙，可以不 去看那種假話連篇的官方報紙。一九八一年我考入位於河北省石家莊的解放軍軍械 學院(原來的高級軍械學校)，在三系導彈專業學習。後來總參謀部為了培養駐外武 官，從我們學校挑選了兩個人，我通過了智力和體能的測驗，以優秀成績名列其中 ，轉到總參情報部接受訓練。但是在一九八二年五月，我突然被逮捕，在關押一年 之後被開除軍籍，送回到湖南邵陽市老家。 亞：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盧：主要是我在軍校學習期間不安分守己，寫了一些匿名文章，反對所謂的「對越 南自衛反擊戰」，還要求我一直嚮往的新聞自由，把這些文章寄給了《人民日報》 、《紅旗》雜誌。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這些活動被監視和查了出來。 亞：您後來又是怎樣進入大學讀書的? 盧：也許是因為我父親在共產黨內的背景，我回到湖南邵陽，後來進入市建委工作 。一九八五年還被評選為市先進工作者，《湖南日報》也報導了我的「事跡」。由 於這些原因，我終於通過了「政審」，考入了長沙中南工業大學城鄉建築與地質勘 探系，(亞：是否是原來的中南礦冶學院?)是的，在八五年改名為中南工業大學。我 進入大學後認真讀書，在兩年半時間裡讀完了大學課程，被免試提前作為碩士研究 生，讀電腦專業。說實話，我入學之後並沒有想要從事什麼社會活動，只是因為我 入校兩個月之後，我們班級的班長辭職，全班同學一致推舉我擔任班長，我才開始 了社會活動。由於我的學習成績優秀，加上活動能力也強，很快我又擔任了系學生 會主席。 亞：聽說您後來在中南工業大學就讀時競選過學生會主席。 盧：在一九八六年胡耀邦下台之前，中國大陸的政治氣氛可以說是處在一個特別寬 松的時期，我們學校的「小氣候」也好，因為校黨委書記是一個「老右派」，贊成 學生組織競選。我就在學生的支持下，參與競選，當上了學校學生會的主席。要知 道那時我連得共青團員都不是。當了主席，我負責分管工作最繁重的體育、文娛、 生活、宣傳這四個部，為改善學生的伙食和住宿條件作了很多實際的事情，還組織 了上百次體育比賽和文藝演出，這樣我在學生中的聲望很高，一九八八年全校學生 投票推選一名優秀學生，我獲得了百分之八十的選票。後來我又當選為學校研究生 會的主席。我還擔任了湖南省學生聯合會的信息中心的主任。 八九年四月，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亞：在一九八九年中國學生和市民的民主運動中，湖南也有很大的規模，您當時也 曾參與其中? 盧：我覺得這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那時我正在學德語 準備出國。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第二天中午。我在學校食堂門 口點響了鞭炮，高呼外出遊行。同學們驚奇又興奮，沒想到研究生學生會主席會在 此時「揭竿而起」。 亞：記得在當時媒體的報導中，四月二十七日的大遊行，除了北京和上海之外，就 是陝西的西安和湖南的長沙兩地。 盧：可以說在長沙，這是「文革」之後最大規模的一次遊行了。我們學校的大部分 學生是第一次參加遊行，因為我們的學校位於校園區的最末端，一路上有許多學校 的學生加入了我們的遊行隊伍，總數大約有一萬名學生。香港電視台曾經把對長沙 遊行的報導放在北京四二七大遊行的新聞前面，可見它的影響和重要性。也許因為 在幾天前長沙剛剛發生過所謂的「四二二打砸搶」事件，所以這次遊行備受關注。 亞：《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也提到過長沙的「打砸搶燒」事件。北京的學生絕食 之後，當時有報導說長沙的示威學生要與省委領導對話，後來的結果如何? 盧：五月十七日，我們組織了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大遊行，當時學生的遊行是人數 最多的一次有四十多個學校的學生參加，要求與當局對話。第二天，即五月十八日 凌晨，四十幾學校的代表在省政府開會，當時有一個決議，一致推選我為湖南省「 高自聯」主席，並且由我作為學生代表的總發言人，與省委書記及省長對話。對話 進行了兩三個小時，官方也答應了我們的一些要求，比如我們借用省政府現成的廣 播室，打開省政府大門，開放一些後勤服務的場地。最後一個問題是我們要求電視 台現場直播學生與官方對話的情況，他們沒有答應，最後我們全體學生代表退出了 談判，學生也繼續絕食。 亞：對不起，我可不可以問一下您後來在絕食中自殺是怎樣一個情況? 盧：五月十九日是長沙學生絕食示威的第三天，我那時一邊絕食，一邊要處理高自 聯的工作。我看到絕食的同學一個個暈倒，心情極其激動。有一個同學，患的是胰 腺炎，還參加絕食，生命已經有危險了人們拖他走，他也不走。有一個同學從車子 上跌了下來，受了重傷。那天氣溫也高，幾分鐘就有人來找我，我自己筋疲力盡， 我就割脈企圖自殺，暈倒在絕食地方，後來被人發現，送到醫院搶救了八九個小時 ，醒了過來。當時我想以此來向當局作一個「死諫」，促使政府答應學生的合理要 求，讓學生結束絕食。後來政府就戒嚴了，我在醫院中住了幾天，回到學校。五月 二十四日和五月二十八日我又指揮過大遊行。在六月八日，在長沙火車站舉行了一 次規模很大的追悼會，那天是端午節，很多人都去參加很成功，我代表高自聯在會 上發了言。 亞：六四之後，當局對您施加了哪些迫害? 盧：我因為淋了雨，在六月十日因為急性肺炎而住進了醫院，在六四之後的當局追 查活動中，學校領導為了保護我，就請醫生幫助，醫生對公安人員誇大了我的病徵 和病情，是我在最危險的幾個月裡一直留在醫院治病。加上我的父親與省公安廳長 是以前曾經是同事，所以公安局也只是在我住院的病房看守，防止我外逃，沒有把 我投進監獄。之後，我又被軟禁在單獨的房間中，公安人員一個星期中來傳訊幾次 。一九九零年五月，我恢復了自由，隨後省裡指示學校開除了我的學籍，不給分配 工作，送回老家邵陽市。這種處理，在當時對八九民運的參加者來說還是比較輕的 。 亞：記得在湖南省高自聯領導成員中有一位叫作范中的同學，六四後被當局逮捕關 押，他也擔任過湖南省「高自聯」主席，還有唐伯橋。 盧：我們很熟悉。范中是繼我之後的下一屆中南工業大學學生會主席，在八九學生 示威中擔任現場總指揮，也擔任過湖南省高自聯的主席，現在連我一共有三個人曾 經擔任過八九民運中的湖南省高校學生自治組織(簡稱「高自聯」)的主席，當時湖 南的情況就像北京一樣，學生組織也一直有改選。在我自殺後，是范中擔任了「高 自聯」的主席。六四之後被關押了十四個月。後來我在深圳找到工作後就邀他也到 深圳闖天下，住在一個房子裡面。沈彤回國事件之後他才逃到國外，現在在加拿大 溫哥華擔任支聯會的副主席。唐伯橋早在胡耀邦逝世前就參與學生運動，他對湖南 學生運動起過很大的作用，他也在一次改選中擔任了湖南省「高自聯」的主席。 打工掙錢搞民運，有一種特別的充實感 亞：您是在什麼時候來到香港的? 盧：我回到邵陽市之後，到處尋找工作，多次參加過招工和招干的考試，但是都因 為政治審查不合格，沒有被錄取。後來我只好到深圳，在一家台資企業的電腦工廠 擔任主管，生活才有著落。九三年春，我辭職自己開始做電腦生意，但是我仍然忘 記不了在監獄中的難友，就開始收集在監獄中的政治犯的資料。一九九三年七月， 我在邵陽再次被捕，不久，我在到醫院看病的時候趁機逃脫，經由深圳偷渡來到香 港，在香港獲得了政治庇護。來香港之後我一直打工，做過電腦工程師，現在在一 家公司作電腦程序設計員。 亞：到了香港，您又是如何想到建立這樣一個信息中心的? 盧：說實話，六四之後我一直有一種內疚心理。我雖然失去過一年的自由，被學校 開除，但是畢竟沒有在監獄受過什麼苦。而參與當時活動的工自聯的許多普通成員 至今還在受苦。您還記得我們湖南的老鄉，《瀏陽報》的編輯喻東嶽這個名字嗎?八 九年因為在天安門向毛澤東像扔拋雞蛋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一九九二年六四前夕， 他在黑板上寫了「平反六四」幾個字，被打得精神失常，現在他一見到獄警就下跪 ，連地下的痰也會去舔，這種故事真使得人心酸。他這個人十五歲就上大學，寫得 一手好詩，畫也不錯，八九年去北京之前就作好了被捕坐牢的準備，托朋友照顧在 鄉下的父母。想到這樣一些有骨氣的知識分子，我們這些過著自由生活的人，犧牲 一些時間和金錢，作一些事情，又算得了什麼?出逃到外面，不光是為了自己的生存 ，總要為國內做點事情。因為我以前做過信息工作，有經驗，加上我語言能力比較 強，英語口語和書寫流利，也懂得德語、日語、俄語，再有我對電腦的硬件、軟件 都很熟悉，(比如我們中心上電腦網絡的HOME PAGE 我花了一個上午就設計好了)。 所以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香港的優勢建立一個信息中心，不過當時沒有想到我們會 這樣大規模地向各國新聞界發佈新聞。 亞：在這一過程中，您遇到過哪些困難，比如，在活動經費上，在生活上，您是怎 樣來解決所面臨的問題的? 盧：我覺得最困難的事情就是時間分配不過來。我現在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和周 末假日做信息中心的事情。每天工作十四小時，還是做不完。說起經費，我們中心 成立到現在，沒有接受過任何官方、民間組織或者個人的一分錢的資助。我們到港 支聯去影印資料也是按照規矩每一張付三角錢。曾經有一些人表示願意提供資助， 說我們可以不要再打工，但是被我一一婉拒絕了。倒不是說不可以接受資助，我主 要是想真正保證我們工作的獨立性質，好在在這裡掙錢也容易。如果我們向香港學 聯申請資助，他們有四百多萬經費，也不是不可能，但是這樣，就容易公私分不清 ，民運受到經濟問題造成的困惑太多了。有些人可能對我這樣靠自己的能力維持中 心的運作表示不好理解，光電話通訊費用就很大。我現在的情況是我太太在醫院工 作，她的工資用來養家，我自己的一份不算太少的薪水幾乎全部用於信息中心的活 動上面。我的早餐每天不超過五港元，來到香港四年，我只上過一次電影院。家裡 的傢俱大多是從外面揀來的。靠打工掙錢來從事人權民運活動，有一種充實感和自 豪感。 亞：那麼您太太會不會有什麼意見? 盧：我太太以前在國內讀書時是長沙大學官方學生會的負責人，八九年參加過學生 民主運動，所以對我做這些事情比較支持。由於他打字很快，所以我們信息中心的 許多稿件是由她打字的。 亞：再過兩個月就是香港回歸的日子了，這對於您的未來至關重大。不久前香港民 主黨代表團來到北美，再次表達了不離開香港，要為香港和整個中國的民主前景繼 續奮鬥的決心。您在這方面有什麼打算? 盧：九三年香港政府給我政治庇護時候就問我去不去美國，我說我願意留在香港。 去年六月又通知我填表去加拿大，我也拒絕了，港府又問我法國去不去。去年八月 一位官員問我許多人想走，為什麼我卻放棄機會?我解釋了自己的理由，寫下了「保 證書」：如果九七之後出了什麼事情，我本人無怨無悔。也有人說我很傻，說某明 星願意出大代價移民加拿大，因為有黑社會背景被拒絕，而我自己連得飛機票都不 用自己出，還不願意去。其實人各有志，其他民運人士選擇到其他國家讀書工作，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都留在香港確實太危險。但是我的選擇也有理由，我願意在這 裡與大陸曾經幫助過我的朋友們一起承受危險，而且大陸朋友的危險比我要大得多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將心比心」，這也是我做人的一個原則。我在接觸國內民 運人士受迫害的材料時候，就覺得我非留香港不可。這裡離開大陸最近，國內朋友 一有什麼風吹草動，我們就可以及時向全世界呼救。當我閱讀國內獄中人士的家屬 的來信時，我常常會流淚，現在一些難友在監獄中的情況是外人難以想像的。我想 如果我承擔一些風險，可以減輕他們的危險，我心甘情願。 想起難友，我的眼眶常常是濕的 亞：許多朋友對於香港回歸之後的「新聞自由」表示擔憂。您認為您主持的以中國 的民運和人權為主要內容的「信息中心」還有沒有繼續存在下去的可能? 盧：「新聞自由」是香港回歸前後的一個很大的題目，香港新聞界早已經出現自我 審查的趨勢。這從鄧小平死後香港媒體對中國新聞報導的取捨和社論的傾向上可以 明顯地看出來。這一點也難怪新聞從業人員。媒體的老闆多為商人，他們在大陸有 許多利益，沒有一個商人願意失去賺錢的機會而執意去得罪中國官方。對我們中心 來說，媒體的這種自我審查肯定會影響對我們發佈的消息的採用率。面對這一點， 我們在七一以後，在發佈新聞稿的時候，應當盡量增加事實的成分，減少宣傳用語 ，我們的中心一定可以存在下去。如果未來特區政府要根據新修訂的公安社團條例 來取消我們的組織，那麼我們也可以依照法律上訴;我們也可會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去 註冊，避免作為社會團體帶來的不便。 亞：說到作為一個獨立的公司去註冊，我想這也許更加有助於你們現有事業的發展 。就通訊社而言，在中國現在有官方的新華社，半官方的中新社。在我和我的一些 朋友看來，說你們中心現在是一個通訊社也不是不可以。就是一個小型的民主通訊 社。你們作為一個公司，把自己的信息產品作為一種商品「賣」給人家，收取相應 的費用，也是合理的，您不是很早就有一個想法，自己辦一個獨立的報紙嗎? 盧：花費三千來塊錢，註冊一個公司，這不成問題。我們準備朝您說的那個方向發 展，建立一個通訊社，現在暫時沒有這個能力，可以一步一步來，先在電腦網絡上 辦一個雜誌，建立一個大陸和海外的民運人士資料庫，用e-mail收發消息。 亞：在去年十一月《亞洲華爾街日報》關於您的報導中一開始就說到，如果九七年 七月一日之後中共當局要對迫害香港的民主運動人士的話，你盧四清是最容易對付 的一個，您認為自己會不會受到政治迫害? 盧：中共當局一直把我們中心和我本人視為眼中釘，這我早就知道。與港支聯、民 主黨相比，我們的信息中心很小；與司徒華先生、李柱銘先生相比，我盧四清是一 個小人物。而且我還注意到，特區政府籌委會最近對香港的永久居留權作了一個解 釋，說非法入境的中國人來港獲得批准居留的時間不屬於「通常居住」，所以基本 法中的「中國人在香港通常居住七年可以成為特區永久居民」的條文對我就不適用 ，這樣，即使我再在香港居住五十年，也無永久居留權，還可以被作為內地居民而 隨時被遣送回去。如果中共當局以後真的要對在香港的支持中國民運和人權活動的 人下手，當然不會先從司徒華先生這樣德高望重的永久居民開始，從我這裡開始要 簡單得多。前幾天我在國內的家人還在電話中哭著求我離開香港，因為國安部的人 曾經明確對我的家人說，盧四清留在香港沒有好下場，這給我的親屬帶來巨大的心 理壓力，他們每一次從「美國之音」中聽到我的聲音，就多擔心一次。我想我在香 港的未來確實有危險，但是比起魏京生、陳子明、王丹在北京的危險，比起國內民 運人士的危險，我面臨的危險算得了什麼?十五年前，我曾經在監獄的牆壁上用自己 的血抄錄過我所敬仰的譚嗣同的一首詩，最後兩句是「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 兩崑崙」，這很能表達我現時的心情。 有媒體說，我是香港的一個「政治氣球」 亞：這樣說來，您已經準備再經歷一次中共的牢獄之災? 盧：有這樣的思想準備，但是香港畢竟不是內地，中共也得考慮自己行動的代價。 它也有兩難的選擇：如果聽任我和我們的中心像以往一樣活動，會擔心香港回歸之 後成為「顛覆」中央政府的基地(其實香港老百姓不想顛覆什麼，我們信息中心所作 的一切也都不是在「顛覆」，只是嚮往民主自由)；如果把我投入監獄，那麼，具有 長久民主傳統的香港，有支聯會這樣強大的民運支持團體香港，不會聽之任之。我 相信我的背後有民眾的強大支持，如果中共當局不惜一切這樣做，肯定會有一場風 波。未來究竟怎樣，我無法斷言，所以，有的報紙記者說我是判斷未來香港局面的 一個「政治氣球」，也不是沒有道理。 亞：您認為在回歸之後，香港在推進中國民主化和人權狀況進步的過程中會有什麼 樣獨特的地位和作用?海外民運可以怎樣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做一些有實際效果的工 作? 盧：香港的作用很特殊。在香港，與大陸沒有時差，對任何大事件的信息處理可以 同步進行。相對說來，香港電視台和報紙是世界上報導中國的人權和民運消息最多 的。我們中心提供的新聞去年就有三十多次被電視台引用，一百多條被報紙採用。 現在廣東官方電視台每天還轉播一些香港電視台的節目，有時有刪節，今年元旦王 希哲的太太蘇江打電話來問我播送了什麼消息，因為她只看到了我們中心的名字， 沒有看到下面被刪去的關於李海被判處九年徒刑的新聞。但是在廣東，有一千五百 萬人可以不受阻攔地直接收看香港的兩大電視台。上海的外資企業很多訂閱香港報 紙，香港的主要報紙也是中南海的一些人物所閱讀的內容。他們從這裡可以看到世 界對中國人權狀況的瞭解程度。所以我實在捨不得這樣一個得天獨厚的窗口。我想 在七月一日之後，我們一定會很好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為中國的人權和民主事業 作更多的事情。 亞：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我想海外的朋友們一定也會非常關注你們信息中心和 您本人在七月一日之後的安危。我預祝您取得更大的成功，也希望您和您的同事們 多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