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跡前的思索 劉賓雁 六四，一晃八年了，中國好像沒有向天安門運動的目標前進一步，受難者的 鮮血似乎是白流了。其實不然。 想一想當年我們曾經樂觀，而一九八九年六月以來的中國和世界距我們當年 的予期又有多麼遠就能知道這八年並未白過。 一九八九年六月到十二月，我在美國、香港和台灣講了很多話，說二年之內 國內會發生巨變，中共上層改革派將逐漸取代保守派，從而使中國回到趙紫陽路線 上來。似乎也說過中共政權的壽命不會長久。這種估計，是建立在兩年預期上，一 個是一九八八年開始的所謂「治理，整頓」、即停止經濟改革、收縮發展的方針必 將會繼續進行，第二個是東歐各國的政治巨變將繼續鼓勵中國人去投身民主運動。 結果全落空了。 沒想到天安門運動死去以後，它的幽靈會以另一種方式、繞著彎子推動中國 的進步。當「六四」後「治理整頓」導致百業蕭條、數以千萬計的工人失業時，中 共領導人立即想起第二次天安門運動可能降臨，而參加者的主體又必定是工人！於 是驚恐萬狀，北京市長陳希同和市府各有關局長竟緊張到必須在工廠裡「現場辦公 」，每天匯報，分析工人的動向。主要是這種恐懼，使他們不得不從一九九一年起 逐步放棄緊縮，回到改革和增長的道路上來。鄧小平南巡後，又開始了經濟快速增 長。 另一個想不到是東歐以及和後來蘇聯的政治巨變竟會從一種正面力量一變而 為負面力量，中國人對於民主化後可能出現蘇、東各國那樣的經濟困難、政治混亂 和內戰的恐懼，無疑是在改變人民對天安門運動、中共政權和現行秩序的制度上起 了重大作用。 但是八年前頭腦中的謬誤和空白，又不止這兩處。 一、中共倒不倒 那還是一九八七年初，我的一位僑居國外的朋友在香港「信報」上發表一篇 文章，說中國共產黨的氣數已盡。鄧小平迫使胡耀邦下台和開除三名知識分子出黨 後，國內外持這種想法的人不在少數。到一九八九年五月，那政權的搖搖欲墜，更 是全世界有目共睹了。 然而它卻至今沒有就木，這是由於中國人還能接受它，然而這又是由於它在 適當程度上改變了自己。從鄧小平發動改革那時起，這個黨的臉上就開始有了一點 笑容。為了挽救它的統治，鄧小平不僅允許中國人能夠富裕一些，也可以更自由、 更快樂一些了。一九八八年我多次說，中國的空氣中好像有一種元素，即使在反自 由化運動進行中，人們享有的自由也在自然而然地擴大。不僅是個人自由也包括新 聞自由在內。我當時是作為對中國民主發展可以持樂觀態度的一個依據這樣說的。 但是沒有想到，自由既可以壯大民主力量，也能夠削弱它，因為人們可以因而對兩 頭有所滿足，不肯冒險，不思進取，這不就是九十年代以來的現狀嗎？ 不過這又不是只有中國人這樣不爭氣。一九五六年布達佩斯起義被鎮壓，那時 有幾個匈牙利人不咬牙切齒恨卡達爾的？但一九六八年起卡達爾實行改革，二十年 間人民生活改善，自由也多了，百姓每人每月出國一次，竟鮮有不歸者。一九八九 年若不是柏林牆倒塌，匈牙利人也未必一定要推翻那個政權。那時，人們已經不再 認為卡達爾是叛徒，甚至感激他的貢獻了，雖然到後期此人思想已有些僵化，對匈 牙利的政治變革起了不利作用。 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八一年底「團結 工會」被鎮壓的的波蘭，也有類似情形。 「有壓迫就有反抗」，毛澤東這句話沒有說對。世界上在異族或統治階級壓 迫下長期沒有反抗的例子多的是。要看壓迫者的聰明程度，也要看被壓迫者能夠忍 耐的程度。一個重要的條件是，反抗是不是有希望成功？這成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 價？ 現在中國共產黨要求人民接受它統治的一個理由是：把我推翻，必定天下大 亂，因為沒有人能取代我。這理由當然很滑稽：它的存在就是靠不斷除掉有可能取 而代之的力量來維持的，而它又以沒有這支力量為理由繼續存在下去！然而這畢竟 是一個現實。而只要這個現實不在一個環節上打破，這個政權就很可能繼續賴在台 上不走，以它的腐朽帶動全社會的腐朽，直到同歸於盡。——完蛋的自然只能是那 個黨，而不是人民，但人民也將遇到一場大劫難。 在這個共同腐爛過程的某一個點上，也許人民會發現，與中共一搏所付出的 代價不會比苟且偷安的代價更大。 但是那很可能來得太遲。何況在中共政權背後，另一個實體的可怕的身影已 越來越清晰，它事實上已開始佔據中共政權削弱過程中所留下的真空呢！ 二、民主和吃飯 大約三年前，據報道，瀋陽市的失業工人有過一次示威遊行，打出的橫幅上 寫著七個大字：「不要民主，要吃飯！」 是為了防範鎮壓、不給中共口實而故作此言呢？還是真正相信民主和吃飯沒 有關係呢？ 「民主不能當飯吃」，對，世界上有民主而千千萬萬人沒有飯吃的地方還少 嗎？但是沒有民主，是有可能吃不上飯。毛澤東一手製造過的饑荒使大約四千萬人 死於非命。北韓已經在、或已經接近過小而食了，中國現在有多少個家庭朝不保夕 ？這還是一個「國家機密」。 又豈止工人，豈止農民。連幹部也發不出工薪的縣份，恐怕不止半數。廣西 玉林地區至少有一個縣，最近的消息是除一、兩個單位外，所有黨、政機關和副業 團體一概發不出工資。 你不能不佩服中共能把消息封鎖得這麼成功。然而這也幫不了它多少忙：它 的頭號問題仍然是經濟越發展，國庫越空虛。而同時卻有至少五千億元錢在貪官污 吏手裡大搞投機。多虧有中國人民幫忙，所蓄存款成倍增加。這是一筆中共可以隨 意動用的「人民貸款」，四萬億元的存款至少已被這個政府挪用了一半。 海外民主力量這些年談論最多的是民主，或不如說「民主」這兩個字。說來 可悲，民運的分裂，同政見分歧無關，在目標和道路、即按中國國情和世界經驗， 我們應建立一種什麼樣的民主制度，又應該選擇一條什麼樣的道路達到這個目標， 在這個問題上，兩派是一致地模糊，一致地簡單。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都有了民主 ，沒有一個模式是中國可以照搬而能解決中國人的自由和吃飯問題的。 這八年，國內形勢的演變，又把這個問題弄得複雜多倍了。到一九九二年為 止，我仍然認為：只要中共領導層改變成份，實行政治改革，中國的事情就好辦了 。現在越來越不樂觀。縱使明天早上北京就出現一個十全十美的民主政府，一套完 美的議會制度和法制，又怎麼樣呢？假如一半老百姓不聽政令、不守法紀，腐敗的 執法部門又本身就違法亂紀，還有百分之八十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這個民主政府 和這個法制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一位我所尊敬的國內異議人士認定：中國實行民主最大的障礙是人民不懂民 主為何物。兩個西方記者在天安門運動期間詢問各界人物，也得出這一結論。寫一 本專著說明民主是什麼固然是件好事，不過問題恐怕不在這裡。 另有人說，只要有了（或「只有有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中國的民主 就有希望了。墨西哥、印度、菲律賓有無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那裡的民主怎麼樣 ？印度尼西亞的中產階級人數恐也不少，軍事獨裁三十年、經濟也有很大發展，民 主卻連影子也不見。至於美國，中產階級還連年縮小。 那麼就索性不要民主，要秩序，走新加坡道路！不說小島新加坡沒有農村， 彈丸之地，中國人目前享有的自由已經比新加坡人更多，你收得回來嗎？貪官污吏 首先就不幹。黑社會更會首先造反。 各種設計方案，有一共同特點，都把人民、勞動人民甩掉了。這毫不奇怪， 因為當今中國主流思潮中，人民群眾已成了一個龐大的怪物，一個沉重包袱一個巨 大無比的禍害。一位（當然遠遠不只一個）投身過八九民運又受到迫害的知識分子 說：「人民不關心政治？越不關心越好。他們一關心起政治來，必定發生暴民政治 ，文化大革命在那兒等著呢！」 然而西方國家現行民主制的主要弊端卻恰恰是人民的參與問題未能解決。你 搞民主，總要有人投票：他不來，他亂投一氣，一頓飯就把選票送掉或賣掉你怎麼 辦？現在中國民主還未開始，賄選現像不是已比比皆是了嗎？ 老是拿文革來嚇人，民主派中有人和中共主流派在這點上居然一致。試問， 文革的動亂是怎樣造成的？是由於民主太多了嗎？「革命老幹部」牢記被批鬥的一 箭之仇而咬牙切齒並終於取消的總要那個「四大」或「大民主」，真的一無是處嗎 ？中國民眾中目前確有暴民傾向，「刁民」也在增多。然而這是怎麼造成的？記得 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一年有多少普通人民熱切要求參與改革進程嗎？那是任何其他 社會主義國家所未有的，中國民主化事業所特有的優勢。其中有些人可能就是文革 中的「暴民」。他們一心想作公民，鄧小平不准作，還開了槍，這才走向暴民道路 的，難道不是嗎？事情的要害還在於：中國今天一切問題的解決，離開人民的合作 和參與必將寸步難行。中國人民中雄厚的民主資源被鄧小平糟蹋了，從而使我們所 擁有的極為可貴的這支龐大的建設性力量中，有一部份逐步演化為破壞性力量。 三、蘇聯和東歐那張牌 東歐和蘇聯巨變後發生的困難和混亂是事實，而事實總是比理論有更大的信 服力，於是這八年來便被拿來廣為張揚，果見成效。 然而有一個要害問題，卻被隱瞞了。隱瞞又不難，因為西方輿論也是同一個 調子，那就是：那些國家中發生的一切，果真是有了民主才造成的嗎？ 不錯，舊政權崩潰了。不錯，有了多黨制，一定的政治自由，每人一票，定 期選舉。然而那民主卻未必真正的。俄國為例看看吧。 蘇聯一九八五年實行的改革，在一九九零年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實行全國第 一次民主選舉。各共和國的掌權者，這時第一次顯露身手，地方官員在多數情況下 並未直接參選，但受到群眾歡迎因而當選的人民代表，卻成了官僚集團的「人質」 。。這些代表為了能夠在本地真正行使權力，必須依靠地方黨政機關。掌管意識形 態的中央官員怕波夫後來說，「這是民主派與黨政機關的結盟」。戈爾巴切夫從一 個改革的領導人很快變成為失去實權的無兵之將，原先的擁護者紛紛改換門庭，西 方也拋棄他去支持葉裡欽了。與此同時，從葉裡欽被民選為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總統 ，各級官員分別利用選舉變為民主政府的首腦。他們談民主、自由，卻無意把權力 轉交公民的多數。這些人一上台便擴大行政權力，不願受法律和各種民主機構的限 制，更不願顧及人民群眾的死活，以「震盪療法」改變蘇聯經濟制度，便蘇聯盧布 的幣值在短短幾年內貶值逾千倍。同時推動蘇聯解體，擺脫戈爾巴切夫的控制。 在這以後發生的一連串變化，就和依然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民主的中國沒 有什麼兩樣了：一九九三年在葉裡欽的俄羅斯，官員數目超過勃列什涅夫時代全蘇 聯官員的總數。官僚階級瘋狂地把國家資產變為私產。大批年青的技術官僚湧入政 府部門，這些人的特點是不受舊意識形態的約束，但同時也沒有社會責任感。多人 是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子弟，一味信從西方弄來的專業知識碎片，任意推行新招， 不計代價。當那些在這種改革中大批工人失業，人民傾家蕩產（如中國一樣，蘇聯 的公民也不能購置不動產，因而七十餘年的積怨只能在銀行中化為原值的幾千分之 一），忍饑挨餓和因憤於不公平和難於忍受羞辱很多人走上絕路，臥軌或懸樑自盡 時，那些新貴卻出入於高級俱樂部、餐廳和高爾夫球場隨意揮霍。一杯咖啡喝掉工 人幾個月工資。衣著需每月到巴黎和紐約去訂製。莫斯科一處賣出的最高級奔馳與 ＢＭＷ驕車一九九三年就超過西歐各國銷售量的總和。前蘇共高官、莫斯科市市長 戈·帕波夫經常竟然說：「在一個處於不正常狀態的國家，以不誠實的手段謀取私 人致富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這種民主，從選票中遭到檢驗。一九九三年選舉中，執政的「俄羅斯的選擇 」黨得票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在莫斯科南部的一個城市裡，投票後還查出選票數目 超過分發時數目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士兵和青年軍官都投了反對票。 整個東歐和俄國一樣，勞動群眾、即人民的多數，對政治始終持消極態度， 一如一九八九年至九一年大變革前一樣。那些國家中，如中國一樣，共產黨的官員 在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中大發橫財。據分析，這就是一九八九年那些國家（除羅馬 尼亞外）共產黨輕易或和平地交出政權的一個原因。他們早有準備，確知變天後自 己仍可把握財權。前共產黨官員變成大亨是普遍現像。 在推翻專制政權，人民獲得較多自由和民主的意義上，俄國和東歐的變化可 以稱作一場革命。然而從多數人及其代表並未掌握權力反而急劇貧困化這個意義上 看，又是一種倒退。有人說：革命倒是一場革命，只不過中途被人劫持了。 因而，以這些國家為例證明民主只能帶來混亂、破壞和動盪並不真實。那種 民主並未能保護社會財產不被少數人瓜分，和群眾不被剝奪。人民依然不能參與決 策。因而只不過是換了另一撥主人。那裡八年來事態的發展，倒是給中國民主派提 供了極為珍貴的教材，告誡我們在自己今天和下一步的變革中不要重犯那些錯誤。 四、知識「精英」的退卻和背叛 八年前的天安門運動，一無組織，二無自己的報刊，一個席捲二百多個城市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竟能拔地而起，成為全世界注目的中心。實在是一 大奇跡。 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有這麼多群眾自發地投入一場同政權對抗的運動。第 一次贏得黨內力量廣泛的同情（在中央所在地的北京，據估計百分之七十的幹部） 甚至參加，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不加掩飾地站到了學生的一邊。第一次引起最高 領導層的分裂。第一次令最高領導人發覺他們的政權可能被推翻。 因而這是一場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有可能取得成功的運動。 然而它卻失敗了，失敗也是創記錄的：一九七九年以來人民爭得的政治自由 蕩然無存，民主力量全軍覆沒。 為什麼會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從主體方面說，中國知識分子未盡到責任 ，是首要原因。現在用更清醒的眼光去看，在一九七九至八九年間，知識分子是鄧 小平改革的主要受益集團之一。不再是「臭老九」了；平反重獲自由和受迫害前享 有的地位與權利；有了一九四九年以來空前廣闊的機會去從事創造和獲取名、位、 利。這些收益，至少不低於從公社到包產到戶的農民，然而農民生活的改善到一九 八五年已陷於停滯，其社會地位並未抬高，依然忍受著官僚階級的壓搾和欺辱。因 而，很多知識分子「解放」後對鄧小平感激涕零，而又「心有餘悸」，不願或不敢 運用自己享有的自由去為人民也為自己爭取更多的自由，滿足於現狀和致力於不擔 風險的研究和逃避現實的創作，就不足為奇了。他們中斷了與勞動人民和社會的接 觸，不能預感大風雨的來臨，以及不能向天安門運動提供絕對必需的理論和戰略， 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因而，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的分化，乃是八十年代那個過程的繼 續。只不過有些人這時靠攏中共更加露骨，更加心甘情願罷了。 一九五七年，為平息社會上對於官僚主義以及專制的不滿，中共的一些代言 人曾散佈一種「難免論」，即一切不如人意的現像都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過 程中必然會產生、無法避免的。記得是舒蕪先生寫了一篇雜文駁斥「難免論」發在 《人民日報》，因此被打成右派。四十年後的今天，大陸竟又出現了一種「難免論 」，這一回不是出自官方。意思是：腐敗、犯罪，「道德滑波」等等確是存在也確 是不好，然而只要你搞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就必然會有這種東西，那是不可避免 的，「西方當年何嘗不也是如此！」 另一個論調，也是對現狀的一種態度，說一九八九年以後中國的狀況「是非 戰爭狀態下一個社會的正常狀態」。這句話的份量很重，既勾消了一切問題，也否 定了任何焦慮、憤怒、深思和奮鬥的必要；既然那麼正常，何必庸人自擾！ 在這一類論調的背後，不難見到一種心態和那種心態後面的一些人的地位與 處境，那是多數中國人所不能分享的。 施以小惠買來穩定，是鄧小平一九七九年以來的一貫戰略。對於農民，到一 九八五年為止大見成效；對於工人，在勞動生產率未提高的條件下照發工資、獎金 和實物。但到了一九九三年以後也失靈了。唯獨對於知識分子「精英」，這個戰略 在九十年代卻反而愈見成效。 我時常對一件事不解：那些明明靠自己的天份如勤奮能夠得到社會承認，甚 至已經是名流的人，為什麼非去巴結權勢不可呢？似乎只能有一個解釋：有些東西 ，只能從當權者那裡獲得，比如，政治安全，黨、政、人大、政協或民主黨派中的 一席地位，更高的榮譽，以及出國訪問的機會。一旦得到，則唯恐失去；得到一次 ，還想繼續。 不然你就沒法解釋，像馮驥才、張賢亮這一類已躋身一流作家，各方面如魚 得水的人，何必在一九八七年政協會議期間在記者招待會上表演政治相聲呢？顯然 是經過中共授意，事先排練。馮驥才的一句話便足以表明這一行動主旨了：「我是 打藍球出身的。打藍球要講規則，犯規三次，必須下場。」那時正是中國人對於胡 耀邦被迫辭職和幾個知識分子被開除黨籍憤憤不平之時，電視觀眾未必能被馮驥才 說服，但不明真像的海外華人和外國人卻能中計。不久，馮驥才就當上了中國民主 促進會的副主席，聽說現在又是文藝界的首腦了。但他同時失去了很多朋友。 北京的流血，反而鼓起了這些人的膽子，露出了八十年代還遮遮掩掩的真面 目。李澤厚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告別革命」中寫道：「我們首先應當期待一個富 強的、大家不愁吃飯的中國。正是這種期待，所以我認為現在中國所走的經濟發展 之路是對的。我們應當支持它走下去。」「為什麼要那麼關心政治？中國過去的問 題就是太關心政治了。」「有人說現在應強調解決社會正義問題，如不解決會要造 反，我不相信，我認為經濟的發展已使各個階級、階層都得到了利益…」 前面那一句話的意思，在這本書中作者從各個角度反覆多次，表達對於鄧小 平路線如中共現行政策的全面肯定。後面這一句，完全違背事實，是連中共中央也 說不出口，而李澤厚卻說出來了。他還呼籲知識分子放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甘 當「邊緣人物」（他對這個詞的理解有誤）即靠邊站，搞自己的專業去吧，下海經 商也可以。 上邊所引的觀點，已是一部分（往往是影響較大的）知識分子精英的共識， 並且已是他們的一種政治態度。 簡言之，在中國現實百孔千瘡，統治者再也不敢重彈「大好形勢」之時，心 智正常的人都不能不承認貪污腐敗，盜匪橫行、世風敗壞以及貧富差距都大大超過 國民黨統治時期，這些人卻認為正常，極力維護現狀，同時，當冷漠、麻木已成社 會流行病患時，他們還要中國人放棄「以天下為已任」的責任心。當中國人已經保 守到躲進個人天地不問世事時，他們還要批判「激進主義」，一批就是一百年，從 譚嗣同開始，魯迅自然也在其內。總之生怕中國人的精神武裝解除得還不徹底！究 竟是何居心？或者先問一句：他們的感官出了什麼毛病？ 由於這些人有的過去挨過整，或現在不時被極左派批上一批，更由於他們有 辦法模糊自己的面目，因而這些人又被外界看作「異議作家」、「自由精英」。這 樣一來，使用價值就更高，能比中宣部或《人民日報》更好地起到「喉舌」作用。 所幸者國內知識分子民主派並未放棄鬥爭。一九九三年起由上海中青年學者 發起了一場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由知識分子自身展開的論爭。主題雖是文學的人 文主義精神問題，意義卻超越了文化領域，涉及中國當前最大的危機。即人的危機 ，論戰中徑渭分明，知識分子的兩大營壘赫然展現到世界面前。 五、有一座「大山」是中國人自已 在「自由亞洲電台」的每週評論中，有一次我說：假如今天中國的前進道路 上也有三座大山，那麼第一座自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專制制度和它所代表的官僚資產 階級；第二座是中國人自身精神狀態的缺陷；第三座是中國已經無法負載的十二億 人口的問題。 這麼說，是否太冒昧？是否很荒誕？我願和朋友們討論。 記得是一九八五年，應劉再復先生之請，我曾到北科院文科所講過一次話， 題目是「中國人的重建問題」。那時還只是看到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人性和精神的 某些傷害。天安門運動後海外民運的內鬥的種種情景令我警覺：它可是未來國內規 模大上千倍、萬倍的那種廝殺的小小預演。而九十年代國內人慾橫流、人性淪喪令 人感到中華民族的自我毀滅似已開始。 其實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國內的朋友已有此預感。曾經私下談論過不止一次 的便是在不久的將來會不會發生一場中國人自民製造的大劫難，在自相殘殺中解決 中國的人口問題。不過那時還僅僅是一種朦朧的猜測和輕微的預感。現在卻越來越 逼真了。 九十年代中國創造的真正奇跡，不是經濟增長速度，而是在短短十幾年內完 成了歐洲中世紀結束後幾百年資本主義發展中對於人性、倫理、道德的破壞。歐洲 前社會主義國家中一九八九年以來也發生同樣傾向，但沒有中國這樣快速和嚴重。 原因大約在於中共的統治滲入中國人生活的每個毛孔，毛澤東的「狠抓」思想和靈 魂又比斯大林更加成功地實現了對於人的心靈的專政。那三十年中國人受到的非人 對待，中國人喪盡人的尊嚴而自輕自賤、自我踐踏和自暴自棄的程度，無疑超過所 有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人民。而鄧小平的以錢財物慾誘惑人們遠離政治的實踐，又正 好從相反的另一面有效地補充完成了毛澤東的人性破壞工程。 中國面臨的最大危險，就是在被破壞了的人性引導下的中國人的自我破壞或 自我毀滅。一切阻礙私慾得逞的人，都是不擇手段、冷酷無情地毀壞的對像。同時 ，無所顧忌地毀壞自己和子孫後代生存環境。 毛澤東對中國人的報復開始了。是他對於中國人的無孔不入的統治，他對於 中國人自主自願自動參與社會生活、影響自己周圍環境的任何行動的絕對排斥，使 中國人對於生活的無力感和厭倦在幾十年內演化為對於自己家園、這塊土地和這個 國家的冷漠甚至厭惡。這個國家屬於誰？它當然只能是共產黨的！於是去他媽的！ 哪怕一把火燒掉，與我何干！ 對於他人的冷漠和冷酷，損人利已和損人不利己的破壞情緒由此滋生，而對 於貪官污吏向仇視卻無可奈何，對於貧富差距特別是農村長年實際是城市殖民地地 位不滿而又無可奈何，以及由此產生的向代表權力與財富的城市、向社會的復仇情 緒便同對社會不公的抗議一起燃燒起來，使破壞和犯罪帶有某種替天行道的正義性 ，理直氣壯。 不是移掉這座大山，便是走向毀滅。 只有在人民自覺自願參加改造社會的漫長實踐中，人民自己使自己的靈魂逐 漸得到淨化，這座大山才能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