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代理人的角度看六四 ——紀念六四八週年 王超華 　　在紀念六四八週年時，我想進一步討論的是一個與民主理論相關的視角，即 ，可供選擇的政治代理人。 　　從政治代理人的解釋角度看，任何國家的民眾都不可能長期地、絕對地控制 在只關心考慮自己最短期最切身利益的狀況。文化經濟變化帶來的社會張力發展到 某種極限程度時，人們尋求解脫的眼光就會落到較為抽像的政治領域。這時，如果 是西方國家，已經有公開活動和組織基礎的在野政治派別就會出來填補執政黨無法 滿足而民眾高度需要的政治想像真空，成為釋解潛在危機的政治代理人。法國剛結 束的國會提前改選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一般西方觀察家都把左派在選舉中的勝利 歸因於多年積累的高失業率和歐洲貨幣統一前景的壓力。身在西方，這些觀察家沒 有也不必特別討論這些經濟壓力和政治場面之間並非直線連接的微妙關係。不應忘 記的是，右派希拉克總統當然也考慮過這些壓力，他動議提前選舉的賭注就是右派 會在經濟困境中取勝，這正是他急忙到中國訪問、簽訂大筆貿易合同的主要動因！ 可是，說到底，民眾會在多大程度上願意和希拉克總統討論中法合同創造法國就業 機會的細節呢？ 　　更有意味的一個例子是上個月剛結束的伊朗大選，前任文化部長出乎所有內 外觀察家意料，擊敗了現任總理拉夫桑賈尼支持的國會議長而高票當選。伊朗實際 的政治狀況會因此有多大改變姑且不論，考慮到伊朗所有年滿十五歲的國民都有權 投票，而年青人求新求變的呼聲正逐日累積，這位曾因抗議保守的文化政策而辭官 的前部長填補了民眾急需的政治想像真空，可以說是毫無疑義的。 　　回過頭來看中國，這樣的例子對我們有幾重涵義。第一，在政治文化的意義 上，它提醒我們，除了保障個人自由之外（見龔小夏《多數決定與個人自由》）， 建立一個能持久的民主制度還必須依賴於允許不同的政治代理人的存在。換句話說 ，保持立場對立的多黨（或多派）公開共存比一黨專制更有利於疏解危機。雖然毛 澤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 以來已形成的運作規則實際上是，只有「團結的大會」才是「勝利的大會」。因此 ，雖然黨就是政府，無論是原則上的還是政策性的「內部」分歧都不應該向「外」 洩「密」。長期以來，這樣的規則不僅造成了頑固的「黑箱作業」傳統，而且影響 了一大批知識分子的思維。八九年戒嚴令的消息剛傳出，趙紫陽手下的「三所一會 」發表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呼籲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像 戴晴這樣長期堅持獨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第一個反應就是，黨內權力鬥爭正在試 圖利用群眾運動群眾，言外之意，一是運動不「純潔」了，二是雖說黨政一家，「 高層」分歧只等於「黨內」分歧，應受黨紀管理，不存在「政府」分歧應對民眾公 開的問題。由於這種黨文化、黨政策、黨實權的壓力，廣場學生後期的反應與戴晴 類似，反覆聲明要「保持運動的純潔性」，拒絕考慮任何可操作的政治代理人。像 這樣，永遠把公開高層分歧等同於文化大革命時的以毛澤東的絕對權威來拉一派打 一派，中國的政治運作就很難進入公開政治辯論的階段，同時，對個人自由的保障 必然會在很多情況下流於空談。 　　第二，在觀察史實時，法伊選舉事例幫助我們認識危機狀況下的真空所在和 政治代理人的性質。由於多年的一黨專政，也由於現有民主黨派相對於青年團的「 老年團」性質，當中國大陸的社會不滿積累到一定的邊界狀態時，社會現有政治體 系就表現得高度僵化，無法填補這種危機狀況所創造的政治想像真空以及隨之而來 的集體焦躁。即使趙紫陽的手下公開呼籲示威學生和群眾把趙作為自己的政治代理 人，趙往年在體制內累積起來的形象卻沒有足夠「不同」的感召力，同時，他在胡 耀邦逝世以來的策略選擇對亢奮中的群眾來說又過於細膩，難於體會。結果，我們 看到的是一黨專政或軍事獨裁的第三世界國家常有的現象：學生以其非政治、遠離 實際利益的社會形象充當了社會危機時的政治代言人。其結果是，倉促成立的學生 組織必須在保持其「非政治」和「選區」性質的同時，能不斷地談論有關政治的話 題。有前者，才有代表社會需求的資格；有後者，才能完成代表社會需求的任務。 可以說，前者和後者的矛盾，八九年時突出地表現在絕食團和對話團之間，而最終 的發展是，前者壓倒了後者。至於高自聯，如果有倖存活，它的重要任務恐怕就是 設法保持自己的群眾基礎。 　　第三，伊朗的事例至少說明，我們過去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討論中還存在盲 點。伊朗的工業化程度並不比中國高，十五歲以上成員的平均教育水平同樣未必高 於中國十八歲以上有投票權公民的程度。在經濟政治上，伊朗都還有相當嚴重的各 種內外矛盾和問題。就在這次選舉前，還有很多申請候選人被取消候選資格，造成 選舉只是走過場的印象，全部觀察家的預測都落空。 　　這和目前中國正在試行的鄉村選舉有重大不同。中國的試驗，雖然是差額選 舉，並不認可集團利益的對立，也沒有把建立落選集團的政治活動規則納入日程， 極類似於經理選舉。而伊朗的情況在於默認高層內有不同利益集團，也默認利益集 團間會有的政治衝突，因而目標不僅是被動地維持穩定，同時是逐步確立處理高層 衝突的法理基礎和規則。雜文作者馬悲鳴曾引用作家阿城的話，說過去皇帝皇太后 的作用，不在直接制定政策，而是象國共兩黨或台海兩岸這樣兄弟吵架時，可以有 人有資格扮演合事佬，這就是處理衝突的法理基礎問題。伊朗目前還談不上高層沖 突的公開，但正在發生的這種高層政治規則的建立，實際上就是逐步認可，在沒有 皇帝或宗教領袖能解決矛盾時，公民投票所代表的「匿名的大眾」是衝突的最終仲 裁者。這是向政治公開化邁進的重要一步。 　　最後，還想多說幾句的，是關於封從德最近的文章。封從德發表文章（《新 聞自由導報》２３５期，《世界日報·世界週刊》１９９７．６．１），強烈呼籲 試圖解釋六四者尊重歷史細節，並以八年前廣場上「撤」與「不撤」之爭為例，批 駁影片《天安門》的製作者。因為他在文章中提到我今日的外界形象和我當年立場 變換之間的矛盾，引起一些朋友的好奇，希望聽到我的意見。 　　原則上，我很同意解釋者必須尊重歷史細節的提法。這也正是我本人幾年來 一直強調的一點。但隨著時間距離的增加和對學術界研究實踐的逐步瞭解，我也越 來越認識到建立假說以及在各種假說基礎上進行辯駁的重要性。只有開展這樣的辯 駁，才有可能逐漸深化我們對歷史事件的認識，而不至於被歷史細節束縛住手腳和 眼光，終此一生只是那次事件的參加者，最好也不過是在道德反省基礎上（側重於 心理需求）的精神十字架的負擔者，卻不能發展出具有思想深度（側重於知性）的 反省精神和批判眼光，以深化我們及後代對這一重大事件的認識。換句話說，即使 身為核心參加者，即使名列政府通緝名單的人，也並不當然地具有解釋六四的權威 。缺乏知性的道德反省，如同缺乏深層道德感的理性探索，不可能支持幾代人持續 的努力，也很難形成有益的文化積累。 　　具體到封從德最近的文章，我以為至少有兩個問題。 　　首先是對影片《天安門》的評價。顯然，封從德對這部影片很不滿意，但他 並沒有說中這部影片的主要問題。我對該片也不甚滿意。在我看來，《天安門》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以「紀錄片」的名義製作「政論片」，特別是其前半段關於中國近 現代史的部分，手法酷似《河殤》，對歷史事件歷史畫面的剪裁取捨原則全在是否 能服從於一個事先擬定的解釋口徑。我無意否認「政論片」的存在價值，也無意在 此將該片與中國共產黨多年來發展出的整套文宣傳統作比較（這種比較的可能性不 是不存在的）。問題在於，當我在言論自由的美國看到過其他關於中國的歷史紀錄 片，看到過蔣經國、杜聿明、肖華等政治立場截然不同的重大歷史人物被置於同一 紀錄片中，以提醒觀眾歷史事件與歷史解釋間的多重複雜關係時，我不能不對「紀 錄片」《天安門》的製作者感到失望，對他們迴避提及自己「政論」立場、近似愚 弄觀眾的態度和做法感到懷疑和不滿。 　　其次，放過「紀錄片」與「政論片」之不同，假定該片製作者正是我們要在 解釋層面上展開討論的對手，該片對六四的解釋是否如封從德所說，集中在廣場的 「撤」與「不撤」上，也還是一個大可懷疑的問題。據我看過的記憶（現手頭沒有 錄像帶），該片並沒有特別提及學生組織核心中的所謂「溫和派」和「激進派」之 爭，更不必說具體到把我作為「溫和派」的代表了。如果封從德不滿意該片對「撤 」與「不撤」的解釋，那麼，以我本人也公開主張過「不撤」為證據，並不能在任 何意義上證明該片的解釋錯誤，充其量不過是把該片未曾提及的王超華也一併歸入 到製作者們尖銳批評為「失去理性」的學生領袖一堆裡去而已。 　　至於該片實 際上的解釋思路，我認為並不能簡單歸納成關於「撤」與「不撤」之爭。我把這部 影片的解釋歸在我所謂的「三方互動」式的解釋模式中，我對這種模式的主要批評 在於其對政府行為邏輯和責任能力的寬宥，以及對民眾行為中主動性因素的忽略（ 見《新聞自由導報》２３５期《抗拒無形的黑名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