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鄉村基層選舉看中國民主之未來 張偉國 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內容之一的農村基層選舉，一九八七年中國民政部部 署發起，目前已經在幾乎占中國十二億人口四分之三的農民中普及開來。雖然中國 問題專家認為，現在這樣的選舉對中共政權不形成任何直接威脅，但是他們感到， 這種民眾選舉對保持中國農民生活的繁榮、鄉村的政治穩定都非常重要。他們還相 信，從這裡可以看出民主制度是中國未來的必由之路。 誰都知道，目前受到世界矚目的中國改革開放，最早就是從安徽和四川農村 開始的，更早的還可以追溯到，共產黨的政權也是通過「農村包圍城市」取得的， 目前發端於農村的最基層選舉，是否能夠成為一個民主制度的細胞，以其生長發育 的強大生命力最後遍佈中國這個古老而巨大的肌體?從包括美國的福特基金會、國會 和平研究所、卡特研究中心、亞洲基金會，以及聯合國發展計劃，對這個課題投入 大量的人力財力來看，雖然還無法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但它表達出的期望，那種 信息是非常強烈的。 但是，也有觀察家明確指出，時下在中共全面控制下的中國大陸，所謂的農 村基層選舉、農村自治，實際上是良苦用心的中共刻意製造、做樣子給外人看的民 主假象，其真實的目的是利用這種討好西方的所謂「民主」方式，左右國際輿論， 在加強對人民控制的同時，緩和西方對在中國人權等問題上的壓力。這也可以看做 中共在美國改變自己形象的新一輪攻勢。 中共官員學者來美國介紹農村基層選舉 「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是中國一九八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規定 的。主要內容由年滿十八歲以上有投票權的村民，直接選舉包括主任、副主任及委 員在內的村委會成員，任期三年。村委會的職責是處理本村公共事務、興辦公共福 利事業、調解村民糾紛、維護公共秩序和社會治安、管理本村集體所有制土地、組 織村民生產、經營合作經濟等。 根據中國民政部官員的介紹，中國村一級選舉開始於一九八七年，當時民政 部在中國劃定了五十九個試點縣進行村一級選舉試點工作，熟悉選舉過程，瞭解直 接選舉的好處。然而，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六四」血腥鎮壓事件以後的幾年裡， 中國的政治改革出現停頓，村一級選舉的推廣工作也隨之減慢速度。一九九二年中 國民政部又獲准繼續推行新的選舉政策。去年中國絕大多數的省份進行了村一級選 舉。 今年五月二日和三日，北卡羅來娜州杜克大學舉行了一場連續兩天的中國農 村選舉的國際討論會。而且還邀請到河北省民政廳副廳長程洪飛、吉林省梨樹縣副 縣長費允成，在中國農村第一線推動參與組織基層選舉的官員，以及華中師範大學 教授張厚安、中國《鄉村論壇》雜誌總編輯米有錄(加「金」偏旁)等等專家和新聞 工作者，與「卡特中心」中國計劃部主任、研究員、亞特蘭大「埃默裡大學」政治 學教授帕斯特(Dr. Robert Pastor)等一同出席。 河北省有五分之四的農業人口，程洪飛說，從一九八八年至今那裡已經舉辦 了四次村民委員會的換屆選舉，已經從開始缺乏經驗、極少選民參與選舉、部分干 部積習難改、缺少民主精神等狀況，發展到去年冬第四次選舉時當選者素質普遍提 高，到達了所謂「三高一降」(政治素質、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的提高，年齡下降) 的成效。在近三千個村莊裡，選出一萬二千八百名村級幹部，其中連選連任者佔百 分之六十八，男性佔百分之八十四，中共黨員佔百分之五，大部分是高中以上文化 程度，其中百分之六點三為大專以上，個體戶、企業經營者當選比例比上屆增加了 百分之二十一，選民的投票率也達到了百分之九十。 吉林梨樹縣共有八十三萬人口，其中農民六十八萬，三百三十六個村莊，從 八八年底到九五年底實行了三屆村民委員會選舉，並發展出所謂具有特色的「海選 」方式，即「大海撈珍珠，人海選能人」。這先是由平安村的農民在一九九一年所 創造，他們不滿原任的幹部，便以每人一張紙，寫上各自心目中的候選人。這個方 法後來被美國《新聞週刊》報導，並在梨樹縣的其他村莊普及開來。「海選」的關 鍵是推翻了過去幾十年來由黨組織確定候選人的一貫做法。該縣的副縣長費允成說 ，將於九八年六月舉辦的第四屆選舉時，還要進一步簡化選舉程度，以方便教育程 度不高的農民。 《鄉村論壇》總編輯米有錄指出，村民委員會選舉制度尚還處於完善過渡的 過程之中，有四個因素將影響這一過程：一是中央在安排新制度的過程中，通過行 政和立法手段來推動、保證新制度轉變為實際運行的過程；二是村民有迫切參與自 治的願望與要求；三是舊管理制度運行的慣性；四是習慣勢力，包括宗族房頭勢力 、幫派勢力，及其他封建迷信色彩的社會社會勢力。他相信，鄉村選舉、村民自治 是明智的、低成本的制度選擇，不但可以改善農村經濟，使九億農民受到民主訓練 ，事實上並沒有引起農村的混亂，相反卻帶來了管理的效益。 華中師大的張厚安教授表示，共產制度剝奪了人民基本的政治權利，現在實 行村民自治等於符合了人民的要求。「採取村委自治和土地連產承包的目的，都是 為了激發村民的生產熱情」，「雖然組織法還有模糊、不完善的地方，但目的和傾 向，我認為是積極的，只要是在向前進的路上，總體上都是好的」。 「卡特中心」發表觀察中國鄉村選舉的報告 設在美國南方城市亞特蘭大的「卡特中心」，前不久發表了一份有關今年三 月中國鄉村選舉的報告。據介紹，每隔三年，中國的鄉村就要選舉「村民委員會」 。目前，中國的鄉村總數，超過一百萬。鄉村居民總數，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五 。 今年三月，中國各地鄉村選舉「村民委員會」，有資格投票的人，總計在九 億左右。「卡特中心」，接受中國民政部的邀請，派出了一個七人參觀團，前往河 北和福建六個村莊參觀選舉。率領這個參觀團的團長就是帕斯特教授。他曾經在美 洲、中東和亞洲十一個國家觀察過十七次選舉。 據帕斯特教授觀察，中國「村民委員會」的選舉程序，似乎是相當直接的。 每一位候選人都有機會當著所有選民，站起來發表他們的主張，簡單地說如果當選 他會做什麼。帕斯特教授說，他們的承諾是非常具體的。人民也知道這些候選人是 怎麼樣的人，因此他們能夠對於誰會做出有利於村子的事情，作出相當準確的判斷 。帕斯特教授指出，新選出的「村民委員會」成員，大約有百分之四十都不是「中 國共產黨的黨員」。在他看來，共產黨的黨籍，對於「村民委員會」選舉，似乎沒 有多大影響。 中國的鄉村選舉由「民政部」具體負責組織安排。帕斯特教授認為，「民政 部」無論在「承擔選舉的組織工作」上，或者在「確保選舉公正方面」，都做得很 好。 帕斯特教授指出，中國當局已經取得顯著的進展，但是，他們還需要採取更多 的行動，來使選舉程序「標準化」，並且確保全國的選舉實行「無記名投票」。他 強調說，中國的「村民委員會」選舉，是一個正面的發展。當人們想到中國的巨大 變化常常從農村開始的時候，那末，可以設想將來有一天回顧這一過程，中國的「 村民委員會」選舉，可能會被視為「真正重要的事情」。 帕斯特說，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上台以後，這是村一級領導人第一次由村民 自己選出，而不是由共產黨任命。參加村一級選舉的競選人沒有任何限制，只是村 民們必須有選擇的餘地，也就是說，一個位置必須有多名競選人競選。競選人不一 定是共產黨員。實際上，非共產黨員的候選人在百分之四十的村一級選舉中獲勝。 中國目前正在基層引進一種「讓領導者對人民負責的辦法，這種辦法在中國是前所 未有的。」 帕斯特表示:有些人會認為這些選舉只是一種欺騙人的手段，是共產黨用來維 護自己統治的一個方法。他們認為這不是真正的民主選舉，即使共產黨黨外人士在 選舉中獲勝，他們也會和共產黨合作或者成為共產黨的發展對象。但是我認為這種 觀點不對。這些選舉是一種對民主制度的認真嘗試。中國作為一個還不富裕的發展 中國家，能夠組織這樣的選舉，我們就不應該低估中國舉行這些選舉的組織能力。 因為人們今後還要進行選舉投票，他們會學會怎樣選舉過程中取得技術上的最佳效 果。更重要的是自由選舉的基本標準已經在法律上得到保證，他們對這些標準將會 越來越瞭解，他們知道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對待他們的態度應該和以前的領導人不一 樣，因為這個領導人是他們自己投票選出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長期以往 ，這可能會產生非常重要的積極影響。 不過他也指出，雖然中國鄉村的「村民委員會」選舉不能被貶為「假選舉」 ，但是，這種選舉也不應該被視為「中國邁向民主的第一步」。他認為，這種選舉 是在向中國千千萬萬的人民介紹「無記名投票」，「對候選人進行選擇」，「公開 點算選票」等等「民主觀念」，但是，目前並沒有跡象顯示這種選舉方式會提升到 「村級選舉」以上的選舉。以為這種選舉方式短期內會提升到「縣級選舉」，「省 級選舉」甚至「全國性的選舉」，那就錯了，這種局面是可能出現的。不過，這種 局面要靠高層領導人做出決定才能夠出現。他還指出，目前，這些高層領導人，並 不是經過「像村民委員會選舉方式一樣的選舉方式」選出來的。他們還沒有做出這 樣的決定。 對中國村一級選舉提的最多的問題是類似的選舉是否要向中國省一級或者全 國選舉推廣。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喬石最近表示，中國國家太大，中國人 還不富裕，教育水準較低，還沒有能力進行村一級以上的民主選舉。江澤民最近在 接受美國CNN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的時候也說：中國採取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直接選 舉與間接選舉相結合的方式，而且這種方式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實行。對此，帕 斯特博士認為，中國的選舉還有種種限制，但是他認為基層的民主選舉是一個具有 積極意義的進展。 美國懷俄明大學教授溫斯伯格.蔡，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進行村一級 領導的選舉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變化，標誌著中國最基層一級領導機構正在向民主化 進程過渡，然而美國很少有人瞭解中國村一級的民主選舉。中國9億農民將參加他們 當地村一級領導的自由選舉。然而無論是報紙還是廣播電視，我還沒有發現美國媒 介對這一事件作任何報道。(其實，美國媒體這方面的報導並不少，只不過尚未影響 到主流的輿論而已)。 溫斯伯格.蔡說，一個國家的人口如果能夠掌握更多的正確信息，他們就能夠 在自己的生活就有更多的選擇。隨著中國人和國際社會的接觸不斷增加，中國人在 技術上的長進，中國人會變的更加成熟。他們必然會要求進行政治上的改革，這是 鄧小平沒有進行的一項工作。只允許在一個政黨的範圍內進行政治抉擇，限制了人 們對中國政治領導英才的選擇餘地。人們會不可避免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這樣一 個政治體系是否能夠承受住來自中國宏偉改革計劃的壓力，而免於解體的命運。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預計，中國的政治改革有助於中國的穩定和繁榮，最 終會使中國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走向民主制度。但是樂觀的美國人士似乎忘記 了一點，類似這種選舉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中國就已經存在了，當年有識之士倡 導的所謂「鄉村建設」、「鄉村自治」，其成就並不在今日的農村基層選舉之下； 即便是在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的所謂解放區時期，也有過在候選人背後用豆子 進行「民主」選舉的經驗。半個多世紀以後一切從新開始，中共的這一大段彎路， 令整個中華民族付出了巨大代價，這豈能熟視無睹?! 費正清中心舉辦「兩岸草根選舉」學術研討會 來自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兩岸三地的政治學者，與美國和新加坡等地的同 行，自五月八、九日一連兩天聚集在哈佛大學，參加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舉辦的「 海峽兩岸草根選舉」學術研討會，就兩岸草根選舉民主化，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 是海內外學者，首次針對台灣與大陸地方選舉與民主化過程，分別從實政與理論的 角度進行深入的分析探討。這次研討會是由台灣前立法委員、哈佛訪問學者黃煌雄 與哈佛大學歷史系主任、東亞學術協會主任柯偉林所共同策劃組織。 與會的不少學者認為，中共當局監於台灣實施地方選舉多年，國民黨仍然保 有執政優勢的事實，終於也下決心開始辦理鄉村選舉，以尋求解決人民公社解體、 經濟開放後所產生矛盾的途徑。 「中國鄉鎮發展協會」副會長王振耀，在大陸從官方的立場角度積極努力地 推動基層草根選舉，他這次不克前來參加會議，特別委託新加坡大學東亞政經研究 中心教授鄭永年代為表發表其論文。他在論文中坦承，大陸是因為農村隨著社會巨 變，出現治安、財務、群眾矛盾等問題，只好以通過民主自治的方式，發動農民三 與基層管理，以便從整體上進行解決。王振耀在論文中披露，一九八八年大陸開始 實行競爭選舉，據統計到九四年以前，大陸全國農村有百分之五到十左右實行競爭 選舉。 香港中文大學吳國光強調，大陸農村民主化成功，一是因為「政治制度相關 性」，村級或鄉鎮級政權都與農民生活息息相關，使農民積極參與選舉；二是「政 治制度隔離性」，鄉村選舉未能危害到生產單位的管理與經濟。 香港浸會大學政府與國際關係研究教授李連江，發表了以《村民自治：構想 與實踐》為題的論文，他提出，大陸在農村推行基層民主改革，目的是要給農民一 定的權利，使他們能有效監督村幹部，從而改善農村干群關係，但事實上，「村委 會組織法」的貫徹經常使農民與鄉鎮官員因權力之爭摩擦、衝突發生。 新加坡大學東亞中心教授鄒子嬰在《中共農村黨組織、新興家族和基層民主 》的論文中表示，大陸農村基層民主是採取一個非常功利主義的態度，它和國家層 面政治民主化，像是兩個完全分割的斷層，中共領導人為穩定廣大農村局勢，對國 家政治層面的民主反而有收緊的趨勢，如一九九六年連續重判服刑期滿的異議知識 份子。 鄭永年說，從農村選舉看大陸民主化問題，共產黨認為仍可以控制地方的時 候，這時共產黨是和民主相容的，但選舉也會促成農民要求共產黨滿足農民需要， 此時共產黨又與民主不相容。 北京大學教授邱澤奇分析表示，大陸在鄉鎮之下，村民委員會雖是合法的農 民自治組織，卻不是唯一的鄉村組織，並不能完全站在農民一邊，代表農民的立場 與利益。大陸農村選舉有兩個重要問題，第一，選舉的合法性並不意謂著被選出的 組織具實際操作合法性，第二，經濟發展不一定導致農民對政治權力的要求。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則問道，大陸現在發展新經濟，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需要，這樣在不同的鄉村選舉裡，是否會產生不同的政治結果 ？他強調，中央高層因政策考慮要求農村仍然維持農業，但農村基於利益希望將土 地做為商業使用，中央與農村的利益考量衝突，就會導致抗爭。 邱澤奇說，大陸鄉村為了獲得地域範圍的經濟發展，地方除了通過談判從上 級得到資源外，還需經變通的方式將邊界模糊的上級權力地方化，進而將一些整體 資源地方化，從這互動中，地方政府成為一個既代表上級政府，又有自身獨立的主 體。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王旭則指出，雖然大陸鄉村選舉也出現了宗族勢力 操縱或阻擾破壞民主選舉的現象，但這些宗族之間的矛盾在村委會與村民代表會議 的制度下，得到有效解決。他強調，大陸村民自治已獲得令人矚目成就，中國至少 是部份重建了基層政治制度，可以肯定未來八億農民積極參與各層次的選舉，必將 成為一種無可抵擋的力量，自下而上重塑整個國家。 儘管有大陸學者認為台灣地方選舉可為大陸典範，但台灣與部份美國學者表 示，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權本質迥異，對於台灣草根民主經驗能否也在大陸發生效用 ，則持懷疑的看法。 喬治城大學教授狄克生不同意「大陸地方選舉發展成功」的說法。他表示， 將大陸與台灣地方選舉來比，是錯誤的謬比，因為大陸的鄉村選舉是中央領導人願 給他們機會，他們才有機會，大陸城市就沒有獲得選舉的機會，因此不能結論大陸 實施地方民主成功。 哈佛大學著名漢學教授史瓦茲評論說，即使草根選舉遊戲有所本源，但不論 是集中化或是分散化的政權，每種遊戲都有它的問題，美國因為有法律定義與憲法 權力，講地方民主化應與地方司法，乃至於國家司法一併討論。 新加坡大學陳安教授，則就中國大陸民主化動力作比較研究說，不必與近代 歐洲比，即使與台灣比，來自中國社會內部的民主化動力可說是微乎其微，這是因 為一方面中共長期專制統治傳統，光是抽像鼓吹民主與政治自由，不會產生足夠的 社會效應，另方面，大陸人口眾多使人民生活水平進步緩慢，人民長期習慣平均主 義生活方式，以致向社會主義型態挑戰將是徒勞無功。陳安表示，只有當中共領導 階層確信它將和國民黨一樣，有很大的把握在自由選舉中得到壓倒性的勝利，才會 改以國際社會所接受的民主方式繼續執政。 然而，會議組織者之一的柯偉林認為，陳安的論文有歷史包袱，以國民黨過 去統治大陸為例，私人企業還是扮演了很好的促進民主化角色。 哈佛大學教授史瓦茲與耶魯學者林隹龍均在評論時表示，國民黨是威權政權 ，而共產黨則為後極權政權，這兩者政權性質不同，同時兩個社會的法律與政治制 度亦很不相同，不能只因與大陸的文化背景相似，就遑而推論大陸的草根經驗將會 發展得與台灣近似。 史瓦茲教授強調，中共政府給予農民選舉的機會，是因為農民不會對中共政 權造成什麼傷害，農民只會關切與自身有關的利益，這種地方民主化是不能與台灣 相提。 針對台灣民主經驗能不能推展到大陸的議題，在第二天的討論中，海峽兩岸 與美國多位學者雖一致肯定台灣地方選舉帶動台灣民主化的貢獻，樂見大陸進行農 村選舉，但對其未來發展仍持悲觀態度，認為大陸不會循台灣模式發展從下到上的 民主化。 耶魯大學博士候選人林隹龍則以《地方選舉與國民黨政權的市場化》為題分 析說，儘管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列寧式政黨的結構，但國民黨為威權政體，共產黨 為極權政體，而國民黨開放地方選舉到縣市長到省議員的層次，無形中使台灣產生 了一個半開放的多元社會，大陸卻因剷平了所有多元社會的要件，所以和平民主轉 型可能性很低。 柯偉林雖然肯定台灣地方民主的成就，但表示，從台灣整個地方選舉與民主 化的過程來看，台灣的民主化像是一個意外的結果。 林隹龍則強調，國民黨因外來政權特性，一向有高度危機感，對選舉市場呈 現資訊反而更為敏銳，在將贏得選舉視為政權存續的前提時，其組織遂由宰制性的 准列寧黨轉化為一個適應性的選舉政黨；但共產黨則是靠黨細胞對社會的滲透與輿 情反應，一向不依賴選舉做為其政權回饋的機制。 台大地理系教授周素卿與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昇，發表題為《台灣的地方政 治與地方經濟利益：以房地產開發為例》論文指出，中央黨政機器與地方派系侍從 關係下的實質利益交換，促使地方派系習慣尋求經濟利益，地方派系取得區域□斷 經濟利益，一部份是為提供選舉經費與維持派系樁腳，另一部份是國家機器給派系 領導者的酬庸，以拉攏地方菁英對國民黨的支持。 傅高義教授認為台灣地方選舉將經濟利益與地方派系結合，是十分有趣的研 究，但對於地方派系如何反過來利用經濟利益來贏得選舉，覺得有深入瞭解的必要 。 台大教授朱雲漢因故不能赴會，他的論文《從黨國體制到支配性一黨體制： 國民黨與台灣民主的轉型》，改由台灣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林繼文代表報告，朱 雲漢在文中表示，台灣脫離黨國體制的雙重轉型是因為一連串的歷史事件，包括國 民黨領導階層本土化，在地方政治所累積的力量、官方意識型態與憲政設計的內在 適應性、成功的經濟發展政策；此外，偶發因素如蔣經國死後的繼承危機與黨內權 力鬥爭，也造成加速本土化。 林繼文說，國民黨和共產黨本來都是列寧式的政黨，本質都一樣，但國民黨 因為所遭到的環境與挑戰不同，以致能開放地方選舉並轉化為競爭性的政黨，這是 共產黨所沒有的條件。 柯偉林教授則表示，究竟民主化是什麼？沒人可以定義的出，每一個政權都 在找所謂的新民主，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選擇，即使美、英、法對民主的用詞界定也 不同，孫中山先生以民有、民治、民享為定義，但袁世凱的中華帝國也在制定「洪 憲」，中共在一九五○年的憲法也有權利規定，似乎只要把這些用詞文件化，就有 民主可言，這是一個有高度爭議性的概念。 來自台灣的學者陳明通、林繼文、徐火炎等也在會議上發表了有關台灣地方 選舉的新聞。這項學術研討會的籌辦人之一黃煌雄在最後作結論時表示，「兩岸草 根選舉」討論會議是針對兩岸的現實問題，請來自兩岸與美國的學者進行學術性的 討論，國民黨經過學習、適應、習慣與滿足四個階段，台灣地方才有今天的民主成 就，中國大陸將來能否從目前的農村選舉走向民主化，這是眾人密切關注的趨勢。 亞洲國家維持一黨執政，勞動人民沒有結社自由 最近這些年來。拉丁美洲和東歐的民主迅速擴展，可是亞洲在這方面，卻沒 有什麼太大進展。在亞洲的日本，韓國和台灣，民主欣欣向榮，但是共產政權依舊 還在中國，北韓和越南維持著，而緬甸現在還是一黨專政的國家。美國總統克林頓 曾經提出讓亞太地區成為以民主價值觀念為基礎的整體地區；至於該採取什麼最有 效的方式來達成這個這個目標，亞洲一些國家仍然在這個問題上不斷有分歧的看法 。美國之音就這個問題最近做了一檔節目。 美國最大的工會勞聯產聯AFL-CIO的人員傑佛裡.菲德勒 FIEDLER說，現在有 很多亞洲國家的領導人不斷在保護人權的這個目標上，表示出分歧的看法。雖然不 是明顯說「我們不同意人權宣言了」，但是亞洲國家說，他們有亞洲的人權；只是 文化價值觀不同而已，這種爭辯是很危險的，顯然是把不同政府在很多情況下把持 權力的作法加以合理化了。所以，這並不是從不同的道路邁向民主，而是在某些狀 況下和民主背道而馳。他認為，民主和分享權力有關係。權力分享有不同的形式； 因此我所聽到很多亞洲國家領導人的說法，其實就是讓維持一黨執政合理化，他們 在願意走向更民主方向的步伐方面，遠遠要低於我們這些從事國際勞工運動者所能 想像的。 中國不允許自由獨立的工會存在，當局把組織工會的人立即逮捕起來。去年 十一月，深圳有兩名男子受到審判，到今天還沒有宣判。我們工人是不同意這種做 法的。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和工商界都認為，資本主義會帶來民主。但是這個觀點 並不一定正確。我們在觀察香港主權過渡的時候也看到了這個情況。原因是資本主 義還有生命力。不過，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香港的民主活動將會減少。 美國國務院負責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達爾皮諾DALPINO指出 ，真正的問題是，誰在這個時候代表亞洲講話。某些亞洲國家有強有力的代表。另 外還有非政府組織作為代表。誰為一種文化和一個民族講話的問題越來越顯得重要 。這個問題肯定影響到我們的外交活動和政策。我們有一大箱的工具，從對抗到保 持接觸等等，這些已經成為老生常談了，特別是在對亞洲政策方面。我應該講的是 ，對抗和接觸是工具。對抗和接觸本身並不是政策。但不幸的是，這兩者往往被錯 看成是政策本身。要看具體情況而定。要促成長遠的變化，就必須先確定一個國家 現在的狀況，你的國家和這個國家的相互利益在什麼地方。你必須看清楚你的力量 在那裡?當你有能力，能夠有效使用的時候，對抗的工具能產生最好的效果。所以這 裡沒有一個恰當的答案。但是，有一些東西常常被我們的討論所忽略，比如採取多 邊行動。 當然了，制裁是美國可以利用的工具之一，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人權報告指出 ，中國已經有效地壓制了所有的不同政見的表達。可是，與此同時，每個人都承認 ，就像剛才袁南希所談到的那樣，由於經濟改革，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 ，我們看到中國正在進行有限度的經濟自由化，而且正在取得成果，但另一方面， 政府又對人權活動人士和持不同政見人士進行壓制。最近，中共當局又對宗教自由 進行了鎮壓。 達爾皮諾表示， 我們有一些外交方面的工具，既有雙邊的，又有單方面的， 從而可以把國際社會的注意力以及中國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到這些問題上。從長遠的 觀點來看，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是幫助建立民主社會的基礎，從而最終能夠讓人們表 達不同的政治聲音。在通常的情況下，這種工作首先是從政治特徵並不那麼明顯的 團體做起。我的意思是說，這些團體的政治傾向性並不那麼明顯，但是它們又關心 中國的結社自由。越來越多的團體會對越來越多的問題發表看法。我認為，如果我 們認為民主的發展只不過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政治日程的時候，那我們的看法就太狹 窄了。民主的發展要複雜的多。目前中國正在興起民間組織，來滿足社會福利方面 的需要，填補政府機構的空白。也許對於在中國促進自由結社和建立文明社會，這 類的組織比起那些具有思想傾向的活動組織來說是一個更為良好的開端。 菲德勒則認為，結社自由非常重要。中國最大的人口組成部分是勞動階層。 這裡來一點點結社自由，那裡來一點點結社自由，這種微小而又緩慢的變化對我們 來說毫無意義，因為勞動人民到頭來還是沒有結社的自由。我們談到了社會福利， 談到了外地勞工的影響。我們還談到了國營企業過剩，人數太多。當工人們試圖組 織起來，互相幫助，這只不過是一種和工作有關係的活動，而不牽涉到政治，但他 們還是會馬上被逮捕。如果他們和地下宗教運動的教徒們進行聯繫，他們還被判處 更長時間的徒刑，因為他們具有危險性，他們試圖把兩個公民組織結合起來。如果 我們回想一下亞洲的民主發展，特別是韓國，我們會發現教會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 關鍵作用。不論多麼受壓制，在發生了韓國製衣工人以自殺來表示抗議的事件後， 他們在教會的幫助下組織了工會；不論韓國政府在過去三十年是多麼專制，但是韓 國的教會仍然比中國的教會享有更大的活動自由。我認為，民主發展的關鍵是在基 層，也就是教會和工人組織，中國並沒有這些組織。中國有教會，但教會是在地下 活動。 很顯然，如果要對中國民主前途作出樂觀的評估，恐怕非眼下的嚴酷現實所 能提供充足依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