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後中國政治中的極左派 劉卓 鄧小平去世以後，中國大陸的政局走向倍受各界關注。雖然，大多數人認為，中 國不大可能退回到以前的封閉狀態中去，但對改革開放如何往下進行，卻很難有一 致的意見。就現存的種種問題與矛盾而言，中共政權顯然還沒有一套有效的因應之 道。在沒有共識的情況下，鄧後政治路線的左右搖擺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種不確 定性無疑為中國的政治改革與民主化提供了機會的窗口，但它同時也為中共政權內 部的極左政治勢力營造了可乘之機。海外的知識份子一般對前者期待頗高，而很容 易低估了後一種危險。但在中國的實際政治中，極左派始終是客觀存在的一股政治 力量，其根深蒂固、盤根錯結的一面，也往往被人們所忽略。本文擬追溯極左派在 文革後的重新集結，分析其政治與社會資源，並且從鄧後為他們提供的舞台與極左 派最新動向入手，考察極左派在鄧後中國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基本走向。 一、六四後極左派開始政治集結 去年年初，香港媒體曾刊登出極左派的第一個「萬言書」，立刻引起了海內外輿 論的大嘩。這份東西在海外被視為過街老鼠，但在國內卻得到了相當多的人的讚許 ，廣為流傳。它所造成的政治衝擊波也被西方媒體也被廣泛報道（見《華盛頓郵報 》96年10月17日）。僅從它能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政治事件這一點看，極左派的政治 力量和政治影響力並沒有因改革開發而煙消雲散。 在鄧小平去世以後，極左派的第三個「萬言書」開始在國內出現，並流傳到海外 （見開放雜誌97年3月號）。雖然這份萬言書應該是在鄧小平去世之前寫好的，但是 極左派敢在鄧小平去世的這一當口把它拿出來，足見其有挑戰鄧的改革開放路線的 決心與勇氣。看起來，極左派在鄧後全面發難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了。問題是 他們到底有多大的政治力量？在當前的條件下，極左派有哪些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 ？ 從表面上看，極左派的舞台主要是在思想理論界。1989年的六四鎮壓事件以後， 中共全面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大力清除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影響。在這一點上 ，極左派和中共當權派的意見是一致的，因此在1989年以後、鄧南巡之前的一段時 間內，中共當權派的意識形態一直往極左的方向轉。在自由派被全面封殺之時，極 左派完成了自文革結束以來第一次有效的政治集結，並在那時開始大行其道，統治 了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理論。這種控制不只是在意識形態和理論上，也同時控制了有 關的意識形態和理論的機構和組織，也就是基本控制了意識形態的幾乎所有重要的 報紙和刊物，並且又利用當時的控制力量，增加了一些新的報紙和刊物。那時，中 國的報刊上全是一片極左的聲音，實際上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在進行大規模的攻擊 和反攻倒算。 從那時以來，極左派控制中國主要報刊的局面並沒有改變。雖然中共的當權派在 1992年以後開始在鄧小平的壓力下被迫向繼續改革開放的方向上轉，意識形態和理 論部門也不得不隨著政策的轉變而改變它們的調門，但就其實質來看，它們的轉變 是被迫的，不情願的。這樣，在這些報刊在發表了大量擁護中央的改革開放的文章 的同時，也發表了相當多的極左派文章，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達它們的左派觀點。 而這些極左派觀點又是和中共想要在改革開放的同時加強意識形態的控制的意圖相 一致的，因此中共的當權派們對此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辦法，並不認真辦理， 只在個別的情況下對一些太過分的言論和事情加以處理。如對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 主任沙健孫的處理就是一例，由於他攻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而被強迫解職。但 對那些稍微隱晦一點的攻擊改革開放的觀點則不僅不處理，甚至還加以鼓勵。 據瞭解，第一個和第二個「萬言書」就都曾經直接送到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包括江 澤民）手中，但卻沒有得到任何負面的反映。顯然，中共現任領導人採取了一種聽 之任之，任其流傳的態度，這實際上是對極左派的一種鼓勵。可以預期，最近披露 出來的第三個「萬言書」絕不會是最後一個，以後的趨勢恐怕是會越來越多，越來 越系統化。極左派們希望借助於這樣的方式，將他們的意見擴大到社會上去，甚至 於擴大到海外得到出口轉內銷的效果，造成更大的影響。事實上，這已經成了極左 派克服其少數派地位的局限，力圖擴大影響的一種有效方式了。 從表面上看，極左派只控制了幾個報紙，諸如《人民日報》的理論部、《光明日 報》，《求是》雜誌、《思想戰線》雜誌、《中流》雜誌、《前線》雜誌等等，以 及某些大學的刊物，如人民大學的內部刊物，政治實力並不大。但由於這些報刊都 是中國最重要的報刊和最有影響力的報刊，因而影響力相當的大。此外鄧力群還利 用六四以後的機會，組建了中國當代研究院，相當於正部級單位，網羅了一批極左 派的黨棍和理論家們在那裡以研究和寫作49年以後的歷史為名，以極左的方式評價 49年以後的歷史，為將來否定改革開放在進行理論方面的準備工作。目前這一研究 院已經出版了多卷本的《國史年鑒》，系統地以極左派的觀點來解釋中共在49年以 後的歷史。 二、鄧後極左派進行了策略調整 這些極左派力量雖然從總的方面（包括人數）來看力量並不大，它們也無法有效 地影響中共正在實行的改革開放的具體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對外開放政策，產 業政策等等。但從鄧後極左派的最新動向看，極左派在調整他們的策略。目前中國 改革開放正在進入一個深入發展、制度改革的關鍵時期，社會矛盾突出，領導層缺 乏共識，而權力交接仍有相當大的變數。對於極左派來說，這乃是天賜之良機。為 此，他們在改變進取方式，從以前的全面攻擊現行的改革開放路線，改為以攻擊某 一個具體問題，而這個具體問題又必定是人們最關注、難點最多、最容易得到同情 和支持的問題，然後由此入手，以擴大影響，最終影響中共的政策方向。 最近出現的第三個「萬言書」就是一個例子。它改變了以前全面攻擊改革開放路 線的做法，而將問題集中在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上，提出了一套回到從前體制去的 倒退思路。這樣既有可能引起人們的同情和注意，也避免有全面否定改革開放路線 的嫌疑，而且目前國企改革也確實是到了一個無路可走的境地。 三、極左派的政治資源 極左派的這些人雖然不多，但卻能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造成相當大的聲勢與影響 力。他們堅持的基本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要求中共當權者對於中國的經濟、 社會、文化領域實行全面控制，並反對擴大和外國的接觸與交往。這一套理論在中 國已經基本沒有了市場。中共當權派目前的政策基礎已經完全脫離了這一套東西。 但中共由於對六四事件的恐怖記憶以及對蘇東共產黨垮台經驗的吸收，故對來自西 方的一套東西有很深的敵意，對西方的自由民主更是心懷恐懼、深惡痛絕，因此極 左派的東西對中共的當權者來說雖然不高明，無法真正解決中國的實際面臨的深刻 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問題，但相比較來說，這個東西總比那個西方的自由民主要好 得多。因而極左派在中共的黨內就一直很有市場，尤其是對那些在改革開放中失去 了權力的人來說，其影響力更大。 對於黨內的當權派來講，極左派的影響也無法忽視。三個「萬言書」在中共內部 廣泛流行而沒有受到任何中共領導人的公開指責和批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近年 來中共的報刊明顯偏左和從去年以來的對報刊和意識形態的整頓也是一個明顯的例 子。這些都在在說明，極左派在中共的內部的影響力是無法低估的。 從95年以來，中共加強了對於大面積虧損的國有企業的改革，搞了一系列企業重 組與企業兼併。在實行這些措施的同時，大量的國企陷入破產、停工或半停工的困 境，造成拖欠或發不出職工的工資的現象，因而在全國範圍內導致了不斷出現的罷 工、示威遊行、佔領政府機關等事件。大量的企業工人失業以後只能領到非常微薄 的救濟金，而無法養家。而中共所實行的再就業工程也困難重重，大部分失業下崗 的工人基本上無法再找到工作，而同時國家的社會保障政策也遲遲推不出來，因而 使得社會矛盾與危機日益加重。社會危機加重的一個很重要的表現方式就是社會治 安的明顯惡化，全國各地的社會都不太平。全國的首善之區北京也出現了前所未有 的治安混亂現象。 與此同時，中共的決策部門卻對國企改革拿不出有力的處理辦法，又不願意鼓勵 私營經濟的發展，反而要堅持國有經濟為主的方針。這樣一種缺乏遠見與魄力的態 度反映出中共決策層沒有共識，更使城市國企職工的困難在短時期難有緩解的可能 。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極左派的第三個「萬言書」所提出的辦法，雖然不是解決 問題的辦法，但在大原則下，又沒有違背中共領導人的一貫說法，甚至還提出了「 新」思路。在鄧小平去世以後，當中國的發展方向面臨選擇的時候，極左派的影響 力和他們的解決問題的方案對中共的領導層來講是會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 目前極左派的理論還沒有公佈到社會上去，中共的領導層目前也不會允許這樣的 理論公開拿到社會上去，以免造成混亂。但極左派的理論通過其他的渠道仍然會對 中共的領導層和社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的。實際上，中共的當權派中除了那些比較 堅定的改革分子外，那些比較中間和偏左的領導人受到極左派的影響的可能性是非 常大的。 四、鄧後政局為極左派提供了最後機會 鄧小平去世以後的中國政局會向什麼方向轉變是一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在這其中 ，極左派的動向是值得關注的。如前所述，他們雖然人數不多，政治力量也不夠大 ，但影響力確是無法低估的。由於近年來中國內部的改革開放在向深層次發展，實 質性的問題越來越多，諸如是發展私營經濟還是發展國有經濟，擴大自由還是減少 自由，要不要發展民主，要不要進一步加深和國際經濟的接軌，與國際經濟實現一 體化，這些都是大問題。 鄧小平在世的時候，這些問題是不允許懷疑的，也不允許爭論的。但由於鄧小平 的改革開放政策在一個方面將中國帶入了一個繁榮的發展期，但同時又產生了許多 的問題，引起了許多新的矛盾，甚至在一些左派來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主要目 的就是要走向資本主義。因此，在鄧小平去世以後，鄧小平在世時所掩蓋的矛盾有 可能表面化，從而形成政治上的衝突。在政治上的衝突形成之前，中共的政治鬥爭 往往是首先反映在意識形態和理論問題上。這無疑為極左派提供了進一步擴張的天 賜良機。 從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由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比較深入人心，而且佔據著 主導的地位，因此在鄧以後絕對不會是鄧小平的改革派來首先發難，它們勢必是采 取守勢，沒有任何必要先行行動。因此，鄧以後，最有可能發生的事情是有極左派 們首先發難，向鄧的改革開放政策發起進攻。但從策略上講，它們如果向鄧的改革 開放發動全面的進攻是會不得人心的，而且失敗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此，抓住 一些具體的問題，尤其是改革開放中面臨的那些巨大困難的問題首先採取行動的可 能性是非常高的。而當前的國企改革問題等就是一個很好的借口。以此問題為突破 口，進而擴大戰果，是一種比較策略的做法。 極左派的進攻必然要逼迫現在的中共領導人表態，即使不是主觀上的逼迫，他們 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也要表態。如果這些領導人，特別是江澤民表態支持鄧的改革 開放路線，則江澤民就會成為被進攻的對象。而從實際的政治情況來看，江澤民支 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至少這是因為這些年來，江氏是以 維護和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路線而穩定住江核心的政治領導地位的。如果否定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也即是否定了江本人，動搖了他的政治基礎。如果江在維 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問題上有動搖的話，則黨內的一些支持鄧小平政策的元老就會 以維護鄧的改革開放為旗號，而責難江澤民，甚至也會給趙紫陽帶來機會，這也是 江澤民所不願意見到的結果。這樣的一種前景就有可能使江澤民會以支持鄧小平的 改革開放政策為目的，而反對極左派走回頭路的政治主張。 但是，即使有這樣的一種預期的結果，極左派仍然會首先發難，特別是在政策問 題上發起進攻，以攻擊自由派為借口，盡量挑起意識型態與政策主張上的衝突。的 確，對於極左派來講，鄧小平的去世給了他們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也可能是他們的 唯一的一次機會了。沒有理由相信，他們會放棄這一機會。他們無論是從黨內還是 從社會上來看，一旦有了領袖人物以及大範圍的協調能力，就可以迅速形成一定的 政治能量，而其影響力就更不能低估了。 五、鄧後極左派有可能干擾改革開放的大局 從最近的動向看，極左派決不會甘於自生自滅的命運。可以肯定，他們會在鄧後 的權力重組中採取一系列主動的步驟來向鄧的改革開放政策進攻，以發展自己的政 治空間。他們可能採取以下的具體步驟來達到目的。 1、在他們所控制的報刊上進一步以更加左的調子批判當前改革開放中的問題，抓 住一點或幾點，逐步攻擊整個改革開放政策；特別是利用國企改革中的問題大做文 章，將改革中的問題歸罪於改革開放本身； 2、進一步加大民族主義的宣傳，利用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潮，來破壞改革開放 的外部環境，製造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在反對中國的印象，加大中國的危機感 和孤立感，從而減少和停止中國的對外開放步伐； 3、挑起黨內的矛盾和衝突，造成對江澤民的壓力，即一方面利用改革開放中目前 存在的嚴重問題和困難局面，逼江澤民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向後退，另一方面則利 用江澤民與其他領導人的矛盾，支持江在政治上向左轉； 4、製造一些新的理論或者是利用一些舊的理論來反對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展。他 們會不斷地利用萬言書這類的形式，擴大他們的影響，將他們的理論擴大到海外是 他們所希望的。 至少到目前為止，在政策層面來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仍然 佔據主導的地位。但這也只能說是改革開放政策依舊有它的慣性，所以沒有發生方 向上的變化。實際上，有相當多的反對改革開放的意見還沒有表達出來的機會，因 為公開內部的爭論是中共的政策所不允許的。事實上在中共的內部，對改革開放的 爭論一直沒有停下來。只是因為鄧小平在世時的權威之重，足以將極左派的影響控 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所以，如果以鄧力群為首的一些極左派在中共十五大以前開始發難，明確反對改 革開放的一些具體政策，那麼一定會牽動中共政權內各派系關係的重組。江澤民去 年「講政治」等一些迎合極左派的舉措，在多大程度上是策略性的平衡術，現在還 很難說。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所謂的「江核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極左派的牽 制。這也是中共專制政權的本質所決定的。極左的這套東西禍害中華民族可謂罄竹 難書，但在今天仍能連綿不絕，後繼有人，主要是制度的因素造成的。中共如果一 天不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極左派就一天不會停止興風作浪。而極左派憑借政治制 度的支撐，一旦對經濟政策形成較大的影響，勢必會造成經濟的混亂乃至政治的動 亂，將不可避免。如此看來，「左亂」乃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難以逃脫的一劫，問 題是如何將「左禍」控制在盡量小的時間與空間之中，然後在制度上清除產生它的 溫床。顯而易見，根治極左將是一場決定中國前途的大決戰，因為這意味著必須實 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向憲政民主制過渡。□ (1997.3.28於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