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驚呼「狼來了」！ （西安）林牧 近來，海外有一批關注中國動向的中外人不少士，開展了一場關於「中國民 族主義」的大討論，國內也有個別先生參加。在這場大討論中，出現了不少理性、 公正、符合實際的估價和主張，也有一些誇大、過激的偏頗之辭。例如：有人認為 ：中國大陸近來出現的民族主義思潮，是「五四」運動以來的第二次「轉向」，就 是由民主主義向極端民族主義轉向。有一位過去現在都以民族虛無主義自居的先生 認為：「從官方到民間，中國大陸驟然間掀起了鋪天蓋地的本土化和民族主義狂潮 。其速度之快，來勢之猛，情緒之烈，持續時間之長為一九四九年後官方所倡導的 歷次愛國主義之最。無怪乎國際輿論驚呼中國威脅已露端倪。 驚呼中國大陸掀起了「民族主義狂潮」的人依據的事實無非是這樣幾條：宋 強、張藏藏等五位青年出版了《中國可以說不》、《中國還是能說不》兩本淺薄浮 躁充滿了「文革造反派」語言的小書，人們出於好奇，引起了短暫的轟動，隨後就 由書店流落到小書攤上削價處理了。今年一月，李希光等八個曾經在美國學習和工 作的知識分子又出版了一本《妖魔化中國的背後》抨擊美國傳媒把中國人醜化、妖 魔化了，並在反人權等問題上為中國政府張目。這本書自然也會在一部分人中引起 一時的轟動，很快又煙消雲散。 對於這一小股「說不」之風，應從兩方面去看：一方面，美國政府在人權問 題上往往為了本國的商業利益喪失原則，使中國的持異議人士成為犧牲品。我們奉 勸美國政府和媒體謙和一點，有原則一點（人權、民主的原則），以平等的態度對 待中國人和世界各國人民。另一方面，應該看到中國大陸政府新的宣傳戰略：除了 政府領導人和官方媒體進行宣傳外，還利用一些具有民間身份的人代替政府向美國 「說不」，也向中國人民「說不」（實質上是反人權、反民主）。這些政府的代言 人往往比政府講得更激烈更粗陋，以便使政府扮演一個似乎是調和折衷的角色。中 國第一代領導人就長於抓住一個小題目大造輿論、大造聲勢，把極少數人的看法宣 傳得似乎是全民的「公意」，這也就類似現在的媒體炒明星、炒名牌一樣，本文作 者就曾經親身參加過這種小題大作、大造輿論的工作。不過現在中國大陸的情況和 過去大不相同了。毛澤東時代，由於個人迷信擴展到全國、全民，大造輿論幾乎是 一呼百應。現在，中國大陸政府一面利用李澤厚、王蒙、何新等較為知名的御用文 人，一面又利用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來製造輿論；可是，人民的覺悟不同了， 幾隻蒼蠅嗡嗡叫，是叫不出什麼名堂的，是引不起廣大民眾的呼應的。 二是所謂「本土化的熱潮」。他們舉出的例子無非是重視文物古跡；大量出 版中國古代的人文典籍；影視和出版物大寫大演中國古代的皇帝、后妃、清官、名 臣、良將；推廣中醫的秘方、驗方和氣功；佛、道教和基督教興起；等等。其實， 本土化是同國際化共生而不矛盾的世界性潮流。哪一個民族不愛自己喜聞樂見的優 秀民族文化？哪一個民族不在珍視、開發、保護本民族的文物典籍？中國大陸目前 在這方面確實存在過多過濫、良莠不分、精粗不分的偏向，那是有客觀原因的。第 一，自「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府對傳統文化否定過多，特別是「 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傳統文化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這種否定和打擊引起了中國人的 逆反心理，矯枉難免過正。宗教的復興也是長期的「鬥爭哲學」和壓抑信仰自由所 造成的逆反作用，現在有一些共產黨的老黨員、老幹部也信仰了宗教。 第二，全民經商和文化商業化，促使許多人為了牟利，大搞復古運動，甚至 製造了許多假名勝、假古跡、假古董。這就是所謂「發祖宗財，貽子孫禍。」 第三，人文知識分子對現實問題缺少言論、出版的自由，但又不甘心什麼事 都不做，只好埋頭到古紙堆中和文物廢墟裡去做一點學問，出版一點東西。 儘管如此，那些能夠代表中國思想文化主流的知識分子，仍然在執著地追求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來自西方的優秀文化。這裡隨便舉幾個例子 ： 中國大陸文科領域的學者王元化先生在他的《思辯隨筆》中指出：中國傳統 文化資源是有富厚與脊薄之分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民主、個性、人權等 方面的思想資源，其蘊藏極其稀薄」。要重建中國文化，在這方面不能以「中學為 體」。對胡適、陳焯、陳嘉異提出的中國也有民主傳統的觀點，王元化堅持否定態 度，認為「不足為訓」。他認為：在中國文化中，有著豐富蘊藏的是倫理道德。他 說：「傳統文化自然不能用倫理道德來概括」，但它早已滲透到傳統的各個方面， 是「中國文化的主導力量」。抽掉了它，我們的傳統文化「也就所剩不多了。」在 這方面，可以一試「中學為體」的思路。而王元化認為中國民族精神的實質是和諧 意識。它是重建中國倫理文化的依傍。 另一位精通中國文史的老學者張岱年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儒學不能作為重 建中國新文化的依據。 據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中華讀書報》報導：今後幾年將會出現一個「 西學熱」，西方著名思想家、文學家的文集或選集，將成為非常重要的學術賣點。 例如：中國工人出版社將在今年五月推出現代存在主義哲學的先驅克爾凱郭爾的文 集。他們還將再次出版《海耶克文集》和《馬克思·韋伯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將在今年十月推出王逢振先生策劃主編的《西方當代批評家自選集》。上海三 聯書店即將出版《二十世紀人類思想家叢書》，這套每集都不少於一百萬字的大型 叢書包括二十卷。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將是《哈貝馬斯選集》、《胡塞爾選集》、《 第利希選集》、《捨勒選集》、《比爾.加耶夫選集》和《尼采文集》。河北教育出 版繼推出了《西方文豪書系》等大型全集性工程之後，擬在今後幾年出版西方著名 思想家全集。今年率先推出的是《維特根斯坦全集》，上海遠東出版社將於一九九 七年一次性推出《二十世紀世界文化名人書庫》（１０卷），包括《卡夫卡集》、 《裡爾克集》、《泰戈爾集》、《高爾基集》、《池田大作集》、《威廉.詹姆斯集 》、《加德莫爾集》、《享廷頓集》、《霍克海姆集》、《比爾.加耶夫集》等。湖 南科技出版社將從今年起陸續出版《愛因斯坦全集》（４０卷）。海南國際新聞出 版中心擬出版《世界文學大師文叢》，今年一月已出版了打頭之作《博爾赫斯文集 》。另外，二十世紀以前的西方經典學術著作，已被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名著 」包羅無遺。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學者周國平先生認為：「八十年代的『西學熱』 屬於啟蒙階段，雖則廣泛但不系統。這次到來的西學熱，學界和出版界所做的將是 一種基礎性的學術工作。這些即將大量出版的學術文集，將為這一代和下一代學者 提供極其豐富的思想倉庫。」當然，在「西學熱」的同時，也有「中學熱」。中國 學術思想史上已有歷史定評的思想家或學術大師們的著作，經過出版界近幾年的角 逐，已被翻撿殆盡。中國知識界，學術界這種以中學為依托，大膽地、全方位地引 進西學、拿來西學的學風，正是一種學術不分國界的成熟的表現，有什麼「極端民 族主義」傾向呢？ 一般民眾的動態又如何呢？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民意測驗表明：目前中 國城市居民最為關注和不滿的是官吏腐敗、通貨膨脹、社會治安不好、子女教育難 和國有企業的多數工人不能及時領到全額工資等問題；中國農民最為關注和不滿的 是貪官污吏，苛捐雜稅和農業生產停滯等問題，都談不上什麼極端民族主義情緒。 相反的是，在企業界和市民中，崇洋的心態仍很普遍。因為西方大國經濟和軍事力 量雄厚、科學和教育發達、產品質量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自由度安全度也遠遠高 於中國，在這種情況下，你強制他不崇洋是不行的。 那麼，中國大陸政府中是否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呢？在這個問題上，大 陸政府領導人的心態是複雜的。一方面，為了保住政權，他們大力宣揚黨即國家， 政府即國家，愛黨愛政府才是愛國的「愛國主義」；至於民族主義，他們害怕喚起 新疆、西藏、內蒙的民族主義，是不願提及的。另一方面，當人民掀起愛國行動的 時候，他們又害怕了，又要立即加以壓制。例如：一九九六年八月至九月，香港， 澳門，台灣和海外華人掀起保衛釣魚島和抗議日本首相與大臣參拜靖國神社的愛國 運動，北京、上海、武漢、廣東、西安等大城市都有大學生和知識分子要求進行遊 行或靜坐示威，中國大陸政府一律加以禁止。香港保釣領袖陳毓祥為了把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五星紅旗插上釣魚島，在遭到日本自衛隊攔截時跳海殉難，中國大陸政府 反應冷淡，沒有追認陳毓祥是愛國的烈士，沒有宣傳和褒揚陳毓祥的事跡，連港、 澳、台保釣活動的消息也要加以封鎖。中國人民解放軍有八十幾位離休將軍聯名上 書，也沒有喚起中國大陸領導人的愛國心。對於童增等一大批民間對日索賠的愛國 人士，中國大陸政府從來不予支持，反而不斷加以壓制。為什麼高唱愛國主義的中 國大陸政府，要一再壓制人民真正的愛國運動呢？這是因為中國大陸政府強調的是 「穩定壓倒一切」。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就是「安內壓倒一切」，就是「保住政 權、壓制人民的不滿和反抗壓倒一切。」雖然，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從未向中國 人民認罪和答應賠償民間的損失，從未改變敵視中國的態度，但是，他們自己是蔑 視人權的人，因而也從不在人權問題上批評中國政府，日本又是一經濟大國，中國 大陸政府同中國人民中廣泛存在的「防日」傾向相反，持親日態度，企圖以敵視中 國的日本來牽制美國和在經濟上代替美國。另一方面，大陸社會問題成堆，像一個 火藥桶，大陸政府擔心任何抗議外國反華行為的愛國運動，都可能牽動國內問題， 牽動到大陸政府那些不愛國，不利民的行為。實際上，他們高唱的愛國是假，為了 保住自己的權力是真。這就是中國大陸政府提倡愛國又害怕人民真正起來愛國的復 雜心態。同時，民族霸權主義是要以經濟、軍事實力為基礎的。中國大陸政府現在 有那樣的實力嗎？顯然沒有。 現在，中國大陸政府雖然仍在嚴格控制輿論工具、限制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不過，畢竟時代不同了，民心不同了，在許多較為開放的媒體上不時出現溫和地 、曲折地揭露社會弊端，反映民間呼聲的報導和言論。希望海外那些關注中國動向 的人士多看一些中國大陸較為開放的報紙、刊物和其他出版物，不要上御用文人蓄 意炒作的當，不要把極少數沒有學問也沒有代表性的小人物歇斯底里的狂叫當做大 多數中國人的意志，不要認為「這些書的政治能量是否也會改變中國發展的軌跡」 （見《亞洲週刊》）。對於瞭解中國大陸真實情況的人來說，那種估計簡直是笑話 ！ 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 世界主義，是中國和西方的先哲在古代就提出的崇高理想。隨著經濟發展、 環境保護和信息網絡的國際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全面冷戰的結束，區 域經濟合作的廣泛發展，歐洲共同體全面合作的成功，聯合國和各種國際組織作用 的不斷增強，在未來的某一個時候，全世界變成一個和平共存，和諧發展的「地球 村」，是可能實現的。不過，那還在遙遠的未來。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 經濟發達水平和綜合生活水平（包括物質生活、科學、教育、醫療等等）的差距還 很大，意識形態的對立尚未完全消失，某些地區和民族尚未消除它的宗教和文化的 排他性，民族利己主義和沙文主義的幽靈還在許多國家和地區遊蕩。在這種情況下 ，片面強調世界主義或者片面強調民族主義都會是一把雙刃劍。戈爾巴喬夫的「新 思維」強調人類的共同利益超過階級，民族和意識形態的利益，一方面促使前蘇聯 和東歐各國解除了意識形態的禁錮，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從而結束了世界範圍的全 面冷戰；另一方面卻放出了關在魔瓶中的狹隘民族主義，以致蘇聯解體，內亂頻仍 ，喪失了超級大國的地位，也斷送了戈爾巴喬夫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色列、伊拉克 、伊朗等國的狹隘民族主義，一方面使自己成為地區性的強國，一方面又使自己成 為專制和侵略的國家，給本國和鄰國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 由此看來，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必須把世界主義和平等的民主 的民族主義結合起來。我們是世界主義者，我們確認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高於各個國 家和民族的利益，並且在行動上遵守國際公法和公約，努力促進世界和平、經濟合 作、人權保障和環境保護的國際性運動，促進整個「地球村」的和平、發展和進步 。同時，我們又充分認識到人類的天然感情總是由近及遠的，總是由愛自己、愛親 人、愛家鄉、愛民族、愛祖國，推廣到愛人類，愛世界的。世界主義高於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先於世界主義。這種高低先後的順序，符合天然的人性和人情。不論你 去問克林頓、希拉克、葉利欽、科爾、梅傑，他們都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他們首先 愛自己的國家，然後才是愛人類，愛世界。如果不是這樣回答問題，他們的選民就 不會投他們的票。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一個含義不清的概念，因為它缺少界定詞、限制詞，有各種各樣 的民族主義。就本國本民族同異國異民族的關係來說，有民族利己主義、民族霸權 主義、民族投降主義、民族虛無主義，也有民族平等主義。就本國本民族主權的歸 屬來看，有主權屬於君主或宗教領袖、政治寡頭等僭主的民族主義；有主權被某一 執政黨所壟斷的黨國民族主義；有主權在民的民主的民族主義。我們所需要的是平 等的、民主的民族主義。這也就是孫中山先生關於《三民主義》的講話中提出的「 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中國要同外國平等」、「在國內打不平」、「在國外打 不平」、「打專制的不平」。 有人認為：民族主義必然導致極權、專制，這也不一定。 近代德國的民族主義是同專制主義共生的。費希特和黑格爾對於建構德國的 極權民族主義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希特勒把它發展到窮凶極惡的巔峰。可是，英國 的民族主義是以自由、人權和海外貿易為基礎的。法國的民族主義是以「天賦人權 」，「主權在民」為內涵的。美國的獨立戰爭和《獨立宣言》是民族獨立和自由民 主思想相結合的典範。近代，亞、非、拉前殖民地，次殖民地國家也是把爭取民族 獨立和爭取自由民主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就中國來說，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 戊戌變法」是要建立君主立憲制度來救國保種。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既要「驅 除韃虜，恢復中華」，又要「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五四」運動，一面追求「 科學和民主」；一面主張「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中，人民抗 日救亡的要求是和民主自由的要求同步增長的。當時的共產黨高舉「抗日」和「民 主」兩面旗幟。當時的國民黨如果不是稍稍放寬對人民思想、言論的控制，稍稍放 寬對非國民黨人參政議政的壓制，全民抗戰的局面是不可能形成和取得勝利的。一 九八九年四月至六月的民眾運動，當時就被中國大陸八個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稱之 為「愛國民主運動」。由此看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獨立、富強、文明是同本 國、本民族人民的自由、富裕、幸福成正比的。如果沒有廣大人民自覺的支持和參 與，要實現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是不可能的。李澤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壓倒了啟 蒙」是謬論，是在為扼殺自由、民主、人權的政黨和政府辯護和開脫。事實上，救 亡和啟蒙，互相依存，互相推動，誰也離不開誰。 我們既是愛國者，又是民主主義者。我們生於中國，長於中國，血緣和文化 的根都紮在中國，即使一度或者長期遠托異國，落腳點仍在中國。愛中國這一方熱 土，愛中國的母語和優秀文化，是我們的天賦的情感，誰也消滅不了這種感情。 我們愛中國，就希望中國早一點成為自由、民主、富強、文明的國家。為了 實現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大膽地學習和引進產生在西方，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精神 財富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現代的科學文化。 我們既是愛國者，又是世界主義者。我們確認人類的共同利益高於國家利益 的原則，我們要努力推動自己的國家遵守自己參與制訂或者簽字同意的國際公法和 公約，除了對堅持敵視中國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保持必要的警惕性以外，發揚中國 人謙恭、和平、寬容、大度的泱泱大國之風，同世界各國各民族和平相處，平等合 作，共同發展，爭取在將來的某一天實現「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 民族主義是一個歷史範疇，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合理要求。當殖民地 和次殖民地處於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統治和壓迫之下的時候，爭取民族獨立，爭 取建立主權國家是進步要求。當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基本消失，經濟和信息全球化 繼續增長，世界各地都在實行區域聯合的時期，民族獨立就未必是一種進步要求了 。前蘇聯和南斯拉夫各自治地區紛紛獨立，造成了經濟衰退、政治動盪和內戰、流 血，值得我們引以為戒。事實上，單純的民族國家是一種空想。世界上絕大多數國 家都是民族雜處，而不是由一個民族組成。前蘇聯分離出來的十五個國家的內部， 都有俄羅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如果這些國家的少數民族還要鬧民族獨立，那就會 把國家越分越小，越分越沒有力量，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還得依賴外國。因此，在中 國，我們普遍關注國內各個地區和民族的民主、人權、自治和民族平等，而不贊成 「台灣獨立」，「西藏獨立」或其他民族從中國分離出去；我們主張中國實行自由 、民主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分權制衡的統一，而堅決反對中國四分五裂。 中國的民主改革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事業。有志於獻身於這個事業的人們， 必須堅持愛國、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堅韌而不動搖，踏實而 不浮躁地研究問題，發表意見，喚起民眾，團結和提高有理性的民主力量。不要因 錯誤的宣傳和一時的挫折而迷失方向，或者「病急亂投醫」；不要以高於民眾的「 精英」自居；不要追求「明星效應」。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外國人身上。中國的 命運必須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中國的民主化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實現。我們的 言行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符合中國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這就是我們的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