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反右運動的片斷回憶和思考 ——紀念反右四十週年 許良英 一、我怎樣自投「陽謀」羅網的？ 我在大學是學物理的，入學前對當代物理學產生狂熱興趣，立志要做一個象 愛因斯坦那樣的物理學家。可是，抗日戰爭初期的社會現實使我無法安心鑽研科學 ，特別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後的白色恐怖，激起了我極大的革命義憤，從此，義 無反顧地投身於中國的人民革命鬥爭。我是以科學的求真精神、革命的犧牲精神， 以及對革命理想和革命領袖的虔誠的信仰投身於革命的。當時以為自己領悟了純真 的科學精神、無畏的革命精神和虔誠的宗教精神的真諦，認為三者是融合一體的， 遺憾的是，它卻鑄成了我對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盲從和迷信。我於一九五七年 六月八日瞬息間變成「右派」，就是由於這種迷信；而直至一九七四年才覺醒過來 。 反右運動的前奏是「雙百」方針和「整風鳴放」。「雙百」方針是對一九五 六年蘇共二十大的回應，主張在科學文化領域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強 烈地吸引了我，我在當年寫的《科學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一書中用一章的篇幅， 從科學史上和哲學上來論證這一方針。當時我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科學哲 學。一九五七年三月初聽到毛澤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後改名為《關於正 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詳細傳達、十多天後又聽到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 作會議上講話的錄音，受到進一步的鼓舞。在後一講話中，毛澤東提出，「百花齊 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不但是使科學和藝術發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廣之，也是 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可是七個月後，他卻把這個「推而廣之」的帳算 到「右派」頭上。）並且提出整風問題。號召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改正主觀主義、 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要求「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 帝拉下馬」的無畏精神，向共產黨提批評意見。為了宣傳「鳴放」政策，毛澤東從 三月六日到二十日這十五天內在北京和外地對各級幹部至少講了九次話，這些講話 的要點，我大多及時地聽到了傳達（通過中宣部科學處），每次都感到振奮。四月 ，正式開始了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消除一切顧慮，無保留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即所謂「整風鳴放」，要求黨內外之間「拆牆」，「填溝」，「通氣」。毛澤東要 黨的幹部對黨外人士「講真心話，不要講一半，還留一半在家裡」。四月三十日他 還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說，大學裡如果對黨委制有意見，可以考慮取消；教授治校 ，恐怕有道理。（可是一個多月後，凡是表達過同樣意見的人，無一不被打成右派 。） 在種種極端感人的坦誠的言詞反覆動員下，素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 士為知己者用」的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了報答這個千年不遇的盛世聖主，都毫 無顧忌地開懷暢言，使一九五七年五月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熱鬧的「鳴放」局面。 從五月初到六月七日，報上什麼意見都有，甚至連要殺共產黨的話也登上了《人民 日報》（以後瞭解到，這純屬斷章取義的歪曲捏造）。這個時期，我每天花四小時 讀報，並曾去北大看大字報，企圖分析研究鳴放出來的各種意見，從中找出人民內 部矛盾中的基本矛盾和當前的主要矛盾。當我獲悉我以前工作過的中國科學院編譯 局（當時已改組為科學出版社）有人在鳴會上罵我，說以前編譯局是受「許良英王 朝的統治」，我並無反感，覺得別人把心裡的怨氣都吐出來，總是好事。由於我長 期來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盲從迷信，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偏離共產黨的思想，因此在 鳴放期間我不僅沒有放過任何所謂反黨「右派言論」，相反，在聽到這類言論時， 我都要予以反駁。例如在哲學所一次黨員骨幹座談會上，有一個老黨員提出，科學 院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領導內行」，我即表示反對，認為實質上這是否定黨的領導 ，而當前科學院的主要矛盾是：客觀任務大，主觀力量小。在場的多數黨員都不同 意我的意見。 就在沉迷於鳴放的熱潮時，做夢也想不到，六月八日突然變了天。一個多月 來天天以大量版面報道各地各界人士對共產黨的各種尖銳批評意見的《人民日報》 ，這一天完全變了臉，從社論到第八版，擺開了對那些批評意見進行全面反擊的凶 狠架勢。社論《這是為什麼》發出了聳人聽聞的危言：「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 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這個睛天霹靂對於一年多來由「雙百」方針所帶給我的 喜悅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我怒不可遏，認為這會使黨失信於人民，很可能是那些反 對鳴放的幹部（毛澤東說過，有百分之九十的老幹部對「雙百」方針有牴觸）背著 毛澤東干的，於是就以「捍衛毛主席路線」的忠誠黨員自居，公開反對反右派鬥爭 。在隨後召開的兩次黨員骨幹會議上，我都第一個發言，把不滿情緒全盤倒了出來 ，認為《人民日報》的突然變臉，既失信於人民，也是不道德的，連起碼的民主也 沒有。鳴放是我們動員他們放的，而且反覆聲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怎麼可 以言而無信，把提意見的人當作敵人？會後，我進城找了於光遠（中宣部科學處長 ，兼哲學自然辯證法組組長），郁文（科學院黨委書記）、範文瀾（中共中央候補 委員，鄰居）、潘梓年（哲學所所長），知道反右鬥爭確是毛澤東自己策劃的，理 由是右派利用整風向黨進攻。既然如此，我的思想也就通了。隨後讀到一個月前（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的黨內文件《事情正在起變化》，原來毛澤東在鳴放尚未達 到高潮以前就已佈置了反右運動，他說右派「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贊成民 主」，他們是「具有利牙，喜歡吃人」的鯊魚。他估計，在各個單位的知識分子中 間，右派大約佔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 由於我公開反對反右運動，我成了科學院第一個右派，八月一日科學院借北 大禮堂召開第一次全院性批判大會，主要是批判我。《人民日報》於七月二十九日 和八月三日一再刊出批判我的報道。經過連續一個月的大會小會的批判，結果我被 定為「極右分子」，回老家（浙江臨海農村）當了二十年農民，靠勞動工分養活自 己和老母。一九七八年回科學院工作。一九七九年初，錯劃右派問題得到「改正」 ，但留下一個尾巴，認為我當時反對黨中央，無論如何是錯誤的。好心的朋友說， 這是一條光明的尾巴。像我這樣，僅僅因為公開反對反右運動而被劃為右派的，未 曾聽說有第二人。 二、是「陽謀」還是陰謀？ 反右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得意地稱自己策動鳴放和反右的計謀是「引蛇出洞 」的「陽謀」，右派是「自投羅網」。我大概是自投羅網者最愚蠢的一個，是我對 毛澤東愚忠的報答。可悲的是，在我被定為階級敵人和專政對像（與地主、富農、 反革命、壞分子同為「五類分子」）以後，依然迷信毛澤東和共產黨，處處以共產 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直至一九七四年在北京（為出版《愛因斯坦文集》）耳聞 目睹江青、毛澤東關於「批林批孔」的種種表演，發現「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原來 是一個大騙局，這種迷信才徹底破滅。由此我又醒悟到所謂「大躍進」和「反右」 顯然也是政治大騙局。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毛澤東、實際上是要把中國歷史倒 退到中世紀，他的三個史無前例的「偉大的創舉」：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 是人類歷史的一種「返祖現象」，是對人類良知的公然的背叛。可惜我醒悟得太遲 了，要在當了十七年右派後才認清了歷史的真相。 要瞭解反右運動的歷史真相，第一個關鍵問題是：反右究竟是「陽謀」，還 是陰謀？所謂「陽謀」是指：毛澤東提出整風鳴放是真心誠意的，右派卻趁機向共 產黨猖狂進攻，毛澤東不得不以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予以反擊。這是毛澤東 自己的一貫說法，當時我也信以為真。可是，在文革初期，我讀到紅衛兵印發的毛 澤東講話文集中他於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發現那 時毛澤東就已向黨內高級幹部佈置了反右運動，一個月後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話 和三個月後的整風鳴放，都不過是一種殲敵的計謀（即陰謀）。請聽聽他的原話： 「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 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 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 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 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中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 」同時，他還洩露了「雙百」方針的天機：「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 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在他心目中，馬克思主義以外的九十九家，永 遠只能充當順從的被統治者，如此「百家爭鳴」，無異於雙簧滑稽劇。可惜我不知 就裡，把他的所謂百家爭鳴當真，以為中國將再現春秋戰國時期，以及古代希臘和 歐洲文藝復興以後的學術繁榮局面。可是，在毛澤東的愚弄下，它所帶來的卻是對 學術文化領域的全面專政和知識分子的無盡劫難。 真實反映「毛澤東思想」的這篇重要講話，收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毛澤東 選集》第五卷中，但沒有引起人們應有重視。不少人，包括李維漢和陸定一，以及 由鄧小平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在論述鳴放、反右歷 史時，都重複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五月以後那種自欺欺人的論調。出人意料的是，被 官方斥為「自由化分子」的阮銘，直至八十年代還持這種觀點。甚至一九九四年出 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錄，竟也附和這種顛倒是非的說法，說什麼毛澤 東「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 主人士。」李醫生顯然不瞭解外界實情，輕信了毛澤東自編的由頭。但瑕不掩瑜， 這本回憶錄仍不失為瞭解毛澤東人品的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料。 三、反右運動僅僅錯在「擴大化」嗎？ 反右運動歷史的第二個關鍵問題是如何評價反右運動？它是象文化大革命和 大躍進一樣是反歷史、反人性的倒行逆施，還是象李維漢和鄧小平所說，反右鬥爭 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只是「被嚴重擴大化了」？ 一九七七年十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兩個月後又出任中共中央 組織部長。一九七八年，他在中央黨校，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開創了影響深 遠的思想解放運動。同時，他在中央組織部，奮力推動平反歷史上由共產黨所造成 的一切冤假錯案工作。這兩項工作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由於胡耀邦的努力，一 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終於作出了改正錯劃右派的決定。我是有幸最早讀到 這個文件的右派。當時中央組織部還通過我邀請科學院系統幾位遭遇很慘的右派到 中組部座談，訴苦。改正工作阻力很大，各單位在一九七九年才開始。據我所知， 科學院系統（包括以後分出去的社會科學院）的右派全部得到改正（值得注意的是 ，毛澤東似乎很「關心」我們，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成都會議上說過「科學 院哲學所被敵人統治著」這樣駭人聽聞的話），反右重災區浙江省以及江蘇省也全 部改正了。一九七九年民盟中央給中共中央寫過一個報告，指出毛澤東當年所說的 「章羅聯盟」根本不存在，所謂他們的右派言論「輪流坐莊」、「政治設計院」、 「平反委員會」，要不是無中生有，就是捕風捉影，穿鑿附會。曾經轟動一時的所 謂章伯鈞於六月六日緊急召集六教授會議，也是莫須有的誣陷。以李維漢為首的中 共中央統戰部於一九八零年五月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雖然承認「章羅聯盟」在組 織上並不存在，但卻認為在政治上是存在的，因此，章伯均、羅隆基，以及彭文應 、儲安平、陳仁炳不能改正，由於留下了幾個靶子，就大言不慚地認定，反右「是 完全必要的、正確的」。李維漢所以採取這一態度，顯然是為了維護毛澤東和鄧小 平的威信，因為鄧小平一九五六年後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執行反右鬥爭的主要負 責人。 經過兩年的複查，全國有五十五萬右派得到改正，未改正的僅三千人。這三 千人中，少數是原單位黨組織堅持不予改正，多數是由於下落不明或其他原因。盡 管如此，正式改正的右派已佔「正式右派」的總數的９９.４４％，不被改正的僅佔 ０.５６％，何況不予改正的理由幾乎都是站不住腳的。既然承認９９.４４％是搞 錯了，卻還要在一九八一年的《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硬著頭皮 說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是「嚴重地擴大化了」，這是一種什麼邏輯？ 這裡所以在「右派」前面加「正式」二字，是因為反右運動時在小學教師和 農村區鄉幹部中也產生了大批右派，估計人數可能達五十萬，我回老家後曾與他們 同受監督勞動。但不久，中共中央決定，不在小學教師和農村幹部中劃右派，於是 他們就改戴壞分子或地主這類帽子。以後給右派摘帽和改正，他們都沒有份。 四、一九八七年「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是怎樣流產的？ 反右運動的「偉大勝利」使毛澤東衝昏了頭腦，得意忘形，公然自比秦始皇 ，誇耀自己坑的儒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並說對資產階級是少一些良心好。於是，背 信棄義成了美德，說假話受獎，說真話受罪。反右運動一結束，他就發動了以全民 打麻雀運動開始的「大躍進」、信誓旦旦地要在幾年之內進入共產主義，結果全國 餓死了幾千萬人。為對這次失敗報復，他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名義製造了 歷時十年的文化浩劫和造神運動。一九七八年以後的「拔亂反正」，文化大革命和 大躍進雖然被否定了，但對反右運動卻含情脈脈，一九八一年九月鄧小平就曾作過 目前形勢比一九五七年還嚴重的危言，以此作為反自由化的根據。於是反右運動歷 史真相問題成了禁區，就像一把達摩克利斯劍懸在中國知識分子的頭上。 為瞭解下我們頭上的這把達摩克利斯劍，一九八六年我和方勵之、劉賓雁共 同發起召開一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他們兩人我是一九七七年先後認識 的，由於有類似坎坷的經歷，都一見如故。尤其是方勵之，雖然比我小十六歲，但 由於都是學物理的，並且都十分崇敬愛因斯坦，自然成為莫逆之交（一九八九年官 方報刊上稱我們為「密友」，倒一點不假）。開反右運動歷史討論會的主意是方勵 之首先想到的，他覺得中國改革進程太慢，通過這樣的會可以促進一下。十一月十 四日，方勵之夫婦和劉賓雁來我家聚會，討論發起這個會的問題。會期定於一九八 七年二月三至五日。方勵之想得很天真，說要擴大影響，先在《人民日報》上發個 消息。劉賓雁和我都認為不大可能。我們三人一致希望會議限於學術性討論，人數 不宜過多，當場我們提出了大約三十人的名單。會上我還出二十五個可供大家討論 的參考題目。方勵之自告奮勇，說邀請信由他帶回合肥起草，聯繫地點就設在我家 裡。當天下午方勵之就去了上海，在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處作了關於民主、改革 的講話。對究竟是誰養活誰，民主是否恩賜，知識分子的使命等問題作了透徹的闡 述。一個星期後他寄來反右歷史討論會邀請信稿，信稿寫得很得體，我即找人打印 寄發了。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由個人發起的全國性學術討論會，反應十分熱 烈。 我們發出大約四十封信，除費孝通、錢偉長外，都立即回復，而且都充滿熱 情。給我印象最深刻的回信者有：化學家袁翰青、水利學家黃萬山、電影評論家鍾 惦裴、雜文家曾彥修、翻譯家劉尊棋、老報人徐鑄成、文學家白樺、陳學昭、邵燕 祥、數學家曾肯成、浙江所謂「沙楊反黨集團」骨幹孫章錄和沙文漢夫人陳修良。 有不少我們沒有邀請的右派，也主動來信要求參加會議。有一個原來不知其名的浙 江右派，來信教訓我，說反右問題中央已有結論，我們只能在此框框內討論。這種 由右派轉變的左派，我已見識不少，如丁玲、陳沂、陳湧等，想不到在浙江也冒出 了一個。 十二月二十日，劉賓雁通知我，說《人民日報》社領導要他不參與這個會的 活動，他只好照辦。望我們諒解。十二月上旬開始，合肥、武漢、上海、杭州、南 京、北京相繼出現學生上街要求民主的遊行，當局歸咎於方勵之。聽說就在這個時 候，錢偉長通過民盟中央把我們寄給他的反右歷史討論會邀請信送交當局，並附了 這樣的意見：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 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但與他們是不同的 。十二月三十日上午，鄧小平召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等人講話，批評胡耀邦制 止學潮不力。當他批評方勵之的「自由化」言論時，趙紫陽插話，說方勵之和劉賓 雁、王若望要開紀念反右三十週年大會（把我誤認為王若望，把歷史學術討論會誤 為紀念大會），於是鄧說，要把這三個立即開除出黨，並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 予重用！不久錢偉長果然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 一九八六年歲末空氣非常緊張，彷彿又回到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六年方勵 之成了宣傳工具批判的對象，我們三人發起的會也在內部受到批判。除夕那天，王 淦昌先生特地來我家，勸我們在目前情況下不要開這個會。第二天（元旦）一早， 我去看剛從合肥回來的方勵之，我提出，鑒於目前政局動盪，而對他的謠言太多， 無法平心靜氣地討論學術問題，原定二月初的會只能推遲。他完全同意。兩天後， 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黨委書記向我正式傳達黨中央不准我們開這個會的指示精神，說 如果一定要開，「矛盾的性質會轉化的」（即將轉化為「敵我矛盾」），並同時通 知各單位，不讓接到我們邀請通知的人參加會議。事實上，兩天前黨組織就已知道 我們已決定暫時不開這個會，他們也認為問題已不存在。當時聽說在開除方勵之、 劉賓雁、王若望三人黨籍之後，還準備再開除十人，我是首當其衝。大概由於趙紫 陽發了慈心，我們得以暫時倖免。 半個月後，方勵之和劉賓雁先後被開除黨籍，官方還向全國印發了供批判用 的他們的言論摘編。《劉賓雁言論摘編》中的最後一篇竟是《許良英、劉賓雁、方 勵之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通知全文》，這多少有點冤枉。因為這 件事是方勵之創議的、通知也是由他執筆；三人的名字排序又以我在先（大概因為 我年紀最大，反右時處分又最重，是對外聯繫負責人）；而劉賓雁已中途宣佈退出 。當局張冠李戴，把發起開這個會的帳算在他的頭上，實在是沒有道理的。顯然劉 賓雁第二次被開除黨籍，主要是為了這件事，他自己當時也是這樣說的。可是他一 九九零年出版的《自傳》中，對此事隻字不提，未免令人費解 五、對幾本反右運動史的評論 反右運動涉及中國三代知識分子，是中國知識分子空前的災難，在世界歷史 上也是史無前例的。這段歷史曲折、複雜、內涵十分豐富，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 。將近十年內，先後見到六本反右運動史。其中一本是很多年前一個外國人寫的（ 有中譯本），內容很單薄，材料完全出自當時的報刊，缺乏深入的分析。另一本是 近年國內出的《中國百名大右派》，僅僅彙集當年報上所謂揭露批判的材料，不加 分析、核實，真偽、是非莫辯，沒有歷史全貌，嚴格說來，算不上反右運動史。其 余四本，較有影響，值得一評。 最早的一本是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英國記者（後任哈佛大學教授，曾任費正清 東亞研究中心主任）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卷《人民內部矛盾，一九五六 —一九五七》，八十年代已出了二個中譯本。 由於作者被認為是英美中國問題研究權威他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課又曾作為哈 佛大學的基礎課，我不得不認真去讀這本書。可是，讀後，不僅十分失望而且有被 愚弄的感覺。請聽他在《引言》中所說的；「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裡有 辯論，主席也可能被擊敗，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劉少奇「對機遇和個性使得黨的 領導權落入毛的手中的情況有些忿忿不平。」他把「雙百」方針和鳴放說成是「自 由化政策」，在《結束語》中說：「毛的自由化政策試驗的失敗，是對他領袖威信 和權威的沉重打擊。」「毛不現實地設想通過整風的形式就可以實現黨員品行上面 的任何長期性的轉變。」他認為文化大革命起源於毛澤東與劉少奇於一九五七年的 「不和」，其主要證據竟出於我的口。他引用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 報》上我的右派言論：「中央分裂了，劉少奇、彭真壓制毛主席。」事實上，這句 話並非我說的，是清華大學一位朋友對我說的，我並不相信，只是向哲學所黨支部 匯報過，想不到他們把它捅給《人民日報》，變成是我最嚴重的右派言論，「美聯 社」也當作新聞報道了。這純屬誤會，麥克法誇爾卻把它當真，作為「毛劉不和」 的主要根據。這本傚法所謂「克里姆林宮學」寫出來的中國歷史，能有多少可信度 ，是值得懷疑的。九十年代初，我曾給他本人去信，指出他不瞭解中國內情，對報 上宣傳的都信以為真，難免上當。我告訴他，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區 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足以說明「鳴放」決非自由化，不過是一種「引蛇出洞」的計謀 ，他無法理解。中國帝王的權術謀略太「深奧」了，頭腦簡單的西洋人確實難以理 解，我自己也是被蒙蔽了十七年之後才恍然大悟的。 第二本是一九九一年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的《陽謀——「反右」前後》 ，一九九三年又出了修訂本，篇幅增加一倍。作者丁杼，文革初畢業於清華大學工 程物理系，八十年代初留學美國，現在美國中部一所大學教物理。他心繫祖國，關 心故土親人的命運，利用業餘時間寫了三本書：《陽謀》，《人禍》，《浩劫》， 記錄了四十年來我們民族三大災難：「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前 兩本已經出版。作者是一個有心人，文革時就開始收集資料，準備日後把這段歷史 記述下來。《陽謀》是一本成功之作，對反右運動的實質和來龍去脈交代得很清楚 ，抓住了反右運動主要由於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這一核心問題，把歷史線索上溯到 一九五一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用感人的筆觸訴述了無數優秀知識分子所遭 受的劫難。這是一部令人不忍卒讀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血淚史。 第三本是一九九五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反右派始末》。作者葉永烈， 六十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化學系，曾寫過很多科幻小說，後改行寫紀實文學，出過 不少暢銷書，關於反右題材就出過好幾本。這本書的扉頁赫然印著：「中國第一部 最具權威的反『右』史」。作者採訪過一些右派明星，對他們的經歷作了比較詳細 的介紹，這些內容有一定史料價值。但從總體看，它不是一部嚴肅的歷史著作，根 本談不上什麼「權威」性。首先，它只是在官方關於反右歷史結論的框框內打轉， 對一些關鍵性的歷史事實視而不見。例如，雖然書中提到了一九五七年一毛澤東在 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但看不到它與隨後公開發表並被說得天花亂墜 的所謂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話和整風鳴放之間的因果關係。書的結尾毫無批判地引 述了官方的結論，認為反右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只是「嚴重地擴大化了，… 造成了不幸的後果」。寫歷史，竟然沒有客觀的是非標準，卻要自詡為「最具權威 」，未免可笑。在《後記》中，作者表示對右派的同情，稱一九五七年千千萬萬受 污辱的右派為「被扭曲的心靈」。認為受污辱者的心靈必然都扭曲了，這是一種什 麼心態？至於史實的可靠性，作者似乎沒有多大興趣。作者自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 時考進北大的，說北大有五百多右派。可是，據我所知，北大教職員中的右派就有 七百多，學生右派六百多。書中開列的「著名右派名錄」中，把北大教授馮友蘭， 以及許德珩（誤為衍）、張奚若、陶孟和也都給戴上右派帽子，可見本書「記實」 的真實性是要打折扣的。 第四本是一九九六年加拿大明鏡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大逆轉 ——「反右」運 動史》，作者華民（筆名）。從劉賓雁所寫的序看來，作者是一位沒有受過任何政 治運動衝擊的中共老幹部，出於良知和對國家命運的關心，根據自己所能接觸到的 文獻資料，寫出這本很有特色的反右運動史。作者的寫作態度是很嚴謹的，所敘述 的史實都有根據，尤其是附錄中的十九個文件，是十分難得而有很高研究價值的原 始資料。本書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反右」前後中國社會所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危機， 為反右運動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更為寬廣的視野。美中不足的是，視野是擴大了，但 重心卻被忽略了。凡是親身經歷過反右運動的人都知道，反右運動實質上是整知識 分子運動，毛澤東所有反右的言論，矛頭主要都是對著知識分子的。所有「右派言 論」中，最刺痛毛澤東的莫過於羅隆基所說的，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是小資產階級 的大知識分子與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的矛盾。李維漢也承認，羅隆基這句話對毛 澤東發動反右運動是起關鍵作用的。可惜在華民這本書中知識分子問題這條主線被 湮沒在眾多的階級矛盾中，在分析上顯然無法達到應有的深度。此外，本書所引為 根據的內部資料，僅限於一般中層幹部（即所謂縣團級）所能讀到的文件，而毛澤 東反右前後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內部講話在書中很少反映，因此，難以使讀者對反右 運動史形成一個完整、深刻而生動的形象。儘管如此，這本書還是一部難能可貴的 歷史著作，它所提供的史料都是十分有價值的。如果把它和丁杼的《陽謀》對照起 來讀，一定會更受益。總之，華民和丁杼兩人對反右運動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貢 獻，我們這些當年的右派應該感謝他們。□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