ＢＢＣ記者筆下的魏京生 西鶴 一九九三年九月，即在他的十五年刑期結束之前六個月，魏京生被中國當局 釋放了。魏當時四十二歲，是中國最著名的政治犯。 在民主牆運動中，魏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請求最高領導者增加一個「第五個 現代化」，即民主，用於所謂「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科技、國防）的補充 ，這「四個現代化」是當時共產黨用作鄧小平新時代的主要目標來吸引群眾的。魏 的文章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用漿糊貼在民主牆上的。次年三月，魏又在民主牆貼 出另一篇文章，指控鄧小平是「變相的獨裁者」。不久，鄧小平命令逮捕了魏，並 且猛烈地批判民主牆運動的持不同政見者。他警告說：「離開四項基本原則，抽像 地談論民主，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無法控制的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將會徹底瓦 解政治穩定和統一，並使我們的現代化完全失敗。如果發生這種事情，中國將會再 次陷入混亂、分裂、倒退和黑暗之中，中國人民將被剝奪一切希望。」在第二年的 一次講話中，鄧小平指名攻擊魏，說他是明目張膽地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 導的所謂「民主派」和「持不同政見者」。 在一九九三年，沒有跡象表明鄧和魏已經改變了各自的民主觀。 雖然在魏被捕的那個年代，除了不同政見者圈子，他並不很有名氣，但是在 許多城市居民心目中，他的案件和監禁使他成為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的同情者的象徵 。只有相對來說為數很少的一些北京居民，大多為持不同政見者的同情者，曾經看 見過魏這個經常在北京動物園工作的前電工。不像天安門運動的領導人王丹，魏從 來沒有出現在國家電視上。不過，許多中國人都已經知道魏所指的「第五個現代化 」是什麼，而很少有人瞭解王丹發表的政治文章或講話內容。魏的被捕是鄧小平時 代持不同政見者的第一次遭遇，當時，任何持有不順從政治觀點的人們都密切注視 著他的命運。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的那次秘密審判中，魏為自己的信仰所作的大膽勇 敢的辯護，後來在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圈子中廣泛傳播，這要歸功於由一個同情者偷 偷錄音並整理出來的抄本。這個抄本是另一位民主牆活動家劉青傳播出去的，他為 此坐了十年牢。 判決書說魏是一個「反革命」，涉嫌洩露軍事機密給外國記者。事實上，這 種所謂「機密」信息就是一九七九年初中國與越南在邊境上的那場戰爭，是當時公 眾廣泛瞭解的軍事行動。豈料這種信息竟創造了一個殉道者，他將在中國最高領導 層裡留下一種幾年以後便會出現的荊棘。儘管民主牆在一九七九年底被取締，許多 其他的活動家也被捕了，但是持不同政見者們並不屈服，繼續活動了幾個月，並出 版了多種地下報刊。 一九八零年，在北京大學發生的為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中國由共產黨控制的 立法機構）選舉學生代表的活動中，對魏的處置是學生們激烈辨論的一個主題。激 進派學生把這次選舉轉變成史無前例的基層民主實驗活動，候選人實施西方式的競 選——演講大會，接受採訪，挑戰各自的觀點，等等。他們中間的有些人公開宣稱 魏的案件是錯誤判決，或者說對他的判決太重，胡平就表達了後一種觀點，他贏得 了選舉。但是政府對北京大學的全部活動十分害怕，擔心這可能導致中國政界出現 團結一致的反對派勢力，因此胡平最終沒有被准許就任。 要求釋放魏京生的強烈呼聲將激進的知識分子團結起來，八年之後，即在一 九八九年的社會動盪中，一批持不同政見者第一次統一行動，表達了他們對當局的 不順從。在這一年的三月二十九日即魏被捕十週年，總數為二百位的中國著名知識 分子簽名發表了一封請願信，象徵性地宣稱：對魏和其他政治犯的大赦「將有利於 改革氣氛並符合當今世界普遍尊重人權的潮流」。兩星期以後，天安門抗議運動開 始了，這是由那些在魏被捕時大約只有十歲的年輕學生領導的。年紀較大的知識分 子站在背後支持學生。要求釋放魏的運動捲入了廣泛關心他的學生、工人和其他市 民們。 在魏被監禁期間，當局拒絕透露任何有關他的情況和下落的細節。他的家屬 避免與傳媒和其他不同政見者接觸，這使得瞭解魏的消息更為困難。大赦國際甚至 在一九八七年報告他們已經收到未經證實的消息說魏已經死亡。直到一九九二年初 ，中國政府才第一次公開報告，它對美國商人兼人權活動家Ｊｏｈｎ Ｋａｍ說， 魏正在北京東面一百英里之外的唐山市邊緣一個勞改集中營裡被單獨監禁著。Ｋａ ｍ說政府官員確認魏仍然沒有改變他的觀點，並堅信他沒有做錯。他們還說魏基本 上遵守了監獄規則。政府官員強調魏的健康狀況良好，否定了外界一直流傳魏精神 不正常的說法。在被釋放以後，魏自己也否認了這些傳聞。每一種跡象都表明魏的 心智與十五年前一樣正常，就像他仍然是個反叛者。一個男人在經歷了如此長期的 諸多苦難以後，留下的卻是良好的幽默感，平和的心態和清晰的思路，並且給會見 者一種謙遜的感受。魏告訴我，我相信是鄧小平的女兒兼私人秘書鄧榕最後說服了 她的父親讓他出獄的。沒有獨立的證據可以支持這種觀點，但是似乎也有道理。鄧 小平受到魏的攻擊比其他任何仍然住在中國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的攻擊更為直露， 他可能對魏採取了勸誘手段。然而，事情很清楚，政府當局為了魏返回公眾視野而 做了長期準備工作。大約在魏釋放四年以前，當局把他從位於中國西北的臭名昭著 的青海省監獄轉移到鄰近唐山的勞改營。在那裡，據魏說，在前十二個月裡，當局 對他似乎友好了一點，給了他較多的食品，還帶他短期旅行見識了在鄧的改革政策 下城市生活的變化。魏說他認為監獄裡的這種食品裡含有某種藥物，使他顯得胖了 ，這樣便有助於在出獄時給外界留下中國所謂「人道主義」監獄系統的良好印象。 顯然，魏的待遇改善，不能反映當時全國絕大多數政治犯的待遇狀況，當局的這種 做法是另有動機的。 中國高層領導釋放魏，比釋放任何以前的政治犯更為緊張不安。當王丹被釋 放時，大批外國記者擁入他父母所住的位於北京西部的一間狹小的公寓爭相採訪他 ，而沒有遭遇警察妨礙。只是稍後，當王的繼續直言開始使當局擔心，警察便開始 採取階段性措施禁止記者接近王的公寓，宣佈了很少見的規則，說所有的採訪者與 平民接觸時，必須由平民的僱主或城市政府批准。魏的情況是，在他正式釋放以後 ，而被准許回家之前，當局又等了一個星期，把他控制在郊區一個政府招待所。其 時，許許多多外國記者營居在他家周圍等待著見他。當魏最後終於出現時，他看上 去相對顯得健康，但他抱怨自己心臟不好，並掉了很多牙齒。魏很機智地拒絕評論 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說他需要更多時間，來發現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但他不久 便打破了沉默。 在中國，政治犯出獄後，經常發現他們仍然處於來自家庭和朋友的巨大壓力 之下，不想成為公眾注目中心，以免進一步的麻煩。許多人都是這樣做的。他們的 判決通常包括「剝奪政治權利」一年至五年（在刑期結束以後）。這種制裁自動地 強加於任何犯了「反革命」罪行的人，並包括剝奪想像上由憲法保證給予其他公民 的自由，即發言、通信、集會、協會、遊行、示威等。一個被剝奪政治權利者也不 能在任何企業裡擔任領導職務，這在理論上也包括他自己的私人商行。有些持不同 政見者蔑視這種限制。但是在魏釋放的那段時間裡，全北京少於一半的持不同政見 者願意把他們對敏感的政治話題的看法，留在外國記者的錄音帶上。甚至王丹，他 雖然不顧被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的規定頻繁對外發表談話，但在有些問題上仍很謹慎 寡言，並避免談論天安門事件。 魏，在世界上最殘酷的監獄系統裡生活了十四年以後，談論依然無所顧忌， 很適合他作為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中的老資格政治家的形象，他給了許多訪問他的年 輕的持不同政見者以忠告。在我們的見面中，他只有一次顯露出一點緊張，那是在 他父親的底樓公寓進行交談時，他起身去關閉窗戶，望著外面的樹林說：「他們可 能有長距離的麥克風」，「不過他們不會把這東西放在這裡，因為如果它們被發現 了，這將會導致更大的麻煩。」 魏的忠告並不總是被年輕一代所喜歡。他們認為：既然違抗政府的任何公開 活動將自然導致帶頭人被捕和事件失敗，那麼，用發動抗議或書寫請願的方式公然 面對政府，是浪費時間之舉。他相信不出聲的準備充足的秘密組織更適合持不同政 見者開展活動，並不致於立刻被粉碎。魏曾在一次談話中，對他的有些持不同政見 者同事表示輕蔑，說他們看不起普通工人，將其視為「地痞流氓」，「他們想通過 會見外國記者而成名」，他說，「他們不想做實際工作。」他對王丹的描述是：「 他是一個請願者，而不是組織者。」魏的工作包括頻繁會見對政府不滿的工人們， 聽取他們的冤屈。作為一個以前的工人和紅衛兵活動者，魏比領導天安門廣場抗議 活動的年輕學生具有更多的與普通市民交流的共同語言。雖然魏出身於一個有特權 背景的家庭——他的父親魏子林（音譯）在退休之前是建設部的一個老資格官員— —但他的談話總是直率樸實，沒有自高自大，並顯得輕鬆自然，富於幽默感。 在一九九四年初的幾次採訪期間，魏描繪了一幅在北京以外的國營工廠工人 心情的令人沮喪的圖景。「在北京以外，許多人不能忍受這種東西」，魏告訴我。 他說有些工人正在組織地下社團，其他的則通過偷竊工廠財產，襲擊工廠管理人員 ，或破壞設備的方式來顯示他們的鋌而走險。「這些從工廠偷東西的人都是接近餓 死的人」，魏說「你們新聞記者在北京被允許所做的，都是受到限制的，你們是很 難會見窮人的。當人們變得貧窮時，他們很少離開家，總是躲在家裡，所以對你們 來說，要見到這些窮人是很困難的。」但是魏也並不熱情介紹他認識的工人們與外 國記者接觸。他解釋說，這些工人很少喜歡會見外國記者，因為在許多中國人中間 已經存在根深蒂固的恐懼，即代表外國傳播媒介的人都是間諜。 在一九九四年，官方數字顯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城市居民數目大約是二千 萬，或城鎮總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那一年，驟升的通貨膨脹和國營產業持續拙劣 的表現，生活在貧困線上的工人數量從百分之五升到百分之八。魏說他相信形勢變 得更加不穩定。「混亂是確實存在的」，他說「許多小型的事變已經發生了。去年 就有波及工人抗議的許多事件。一個朝代行將結束的時候，情況往往就像這樣。你 可以撲滅一百次騷亂中的九十九次，但是如果你不能取締這最後一次，它就將會點 燃導火線並引起大爆炸。」 魏的這番話以後在中央黨校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引起共鳴。此書寫道 ：「儘管中國報界通常避免談及危機」，騷亂卻是「經常不斷地發生的」，包括工 人的抗議活動和農民反抗交錢鬥爭，「這些現象似乎不斷地對我們敲響警鐘」，作 者說「在一個地區的小問題能夠影響全局並威脅到改革的總進展」。此書警告說： 中國人民正生活在一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漩渦」中，任何輕微的騷亂都能發展 為「巨大的社會動亂」。書中說，在中國，混亂是「隱藏的危險」，它是專門報告 好消息的報紙不會提及的。 然而，魏京生並不相信工人起義必定即將發生。「中國人是很特殊的，」他 說，「除非你把他們逼到死路，否則他們是不會造反的。」魏說政府控制太緊了， 「如果任何人對外談論貧窮問題，甚至只是在一件Ｔ恤衫上印了幾個字說『我們非 常窮』，警察就會出現，將這些人逮捕。」他預言甚至在鄧小平死亡之後，工人造 反仍將需要一些時間來醞釀。「混亂將首先出現在共產黨內，而並非老百姓中間」 他說。但是他又預測如果政府繼續防範工人公開宣揚他們的怨屈，不滿的爆發將會 是災難性的。如果工人憤怒了，或有了委屈可以罷工或使用其他和平方式解決他們 的困難，那麼也許不會有大的騷亂發生。」魏對我說，「不過直到現在，共產黨仍 然不允許工人這樣做，不允許他們組織行業工會。所以問題可能都積累著，最後導 致嚴重的騷亂。」 魏說，也許更有希望，窮困的中國工人不像前蘇聯和東歐的窮工人，沒有組 成反對市場定位改革的保守勢力。「許多窮人反對經濟改革，但他們反對的並不是 改革的速度。事實上他們希望改革快一些」，他說「他們所不贊成的是這場改革進 程的本質，改革所用的手段。在中國，改革的一個特點是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手裡 ，有權力的人享有最好的經濟特權。大量的國家財產已經有效地轉變為私人財產， 所以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這件事，而他們並不反對市場經濟。」 勞動人民權利保障同盟的領導者說，魏並不是他們組織的一個成員，但他支 持這個組織。魏對這個組織的活動十分關心。魏承認他所參加的唯一的有組織的工 作，便是他自己的公共關係公司，這個公司是他在被釋放以後，用一九九三年三月 得到的本部設於加利福尼亞州的格雷斯曼（Ｇｌｅｉｔｓｍａｎ）基金會頒發的一 筆五萬美元獎金的一部分建立的。這項人權活動積極分子獎金是由一個委員會授予 的，它的成員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主Ｄｅｓｍｏｎｄ Ｔｕｔｕ大主教，前聯合 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以及被流放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方勵之。這筆錢大約相當於 中國工人終生的工資，它的財政安全程度是以前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很少有人能享受 到的。魏僱傭了一個以前的天安門運動學生活動家作為他的秘書，並在北京西北部 一幢破舊的公寓大樓裡租了一間房子。持不同政見者翟偉民成為魏的不正式的工作 人員。翟最近對我描述他的工作是「幫助藝術家展覽作品。」 張林，這個來自安徽的同盟活動積極分子，是魏的最大的敬慕者之一。他告 訴我：民主運動需要一個象魏這樣的「精神領袖」以免被粉碎。魏的被釋放給了許 多持不同政見者以希望，包括他自己。 〔摘譯自《天安門的遺產：中國在混亂中》（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ｉａｎａｎｍｅｎ，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ｄｉｓａｒｒａｙ），Ｊａｍｅｓ Ａ .Ｒ.Ｍｉｌｅｓ著，密西根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本文標題為譯者所加） 譯者註：Ｊａｍｅｓ Ａ. Ｒ. Ｍｉｌｅｓ，一九六一年生，他作為ＢＢＣ記 者在中國北京工作了八年。現在香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