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未來，還是毀棄未來？ ——概覽中國教育界 陳奎德 中國大陸這十幾年來經濟發展迅速，以至被很多人拿來同二十多年前的亞洲 「四小龍」作類比。但是，大多數觀察家沒有注意到的是，中國大陸與二十多年前 的「四小龍」相較，有兩點最大的不同，其一，是中國仍有(共產)意識形態的歷史 包袱，而四小龍沒有；其二，是四小龍高度重視教育，教育普及率很高，而中國大 陸則相反，在經濟開始發展這些年裡，教育的問題卻越來越嚴重了。 今年二月，美國總統柯林頓發表國情咨文，聲稱自己要當一位「教育總統」 ，把教育放到了他第二屆施政的首位，體現出了經過精心考量的戰略眼光。其實， 不需要特別高明的智慧也能看出，在將來各國激烈的競爭中，其成敗利鈍，在很大 程度上，只要考察現在各國的學校狀況和學生素質，以及他們在社會中所佔比例， 就大體上能看出端倪了。 有鑒於此，本文將討論中國大陸的教育界在1949年以後的歷史、現狀、與世 界的差距及其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 一、中共教育史一瞥 首先我們必須簡要回顧一下1949年以來大陸教育走過的曲折道路。人們注意 到的一個基本事實是，自從中共當政至1978年為止，中國大陸的教育事業一直未能 得到正常發展。何以至此？為什麼北京政府長期未能置教育於優先地位？比較其他 發展中國家，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陸既有與之共同的原因，也有自己特殊的問題 。 首先，作為第三世界國家，中國大陸有其忽視教育事業的通例，其共同原因 在於： (1) 革命後的政權總是尋求能短期收效的政績，以期迅速收攬人心，穩定政 局。而教育，作為「百年樹人」事業，恰恰不是短期所能收效的，因而被束之高閣 。 (2) 在教育領域中，比較而言，大眾義務教育又是最不易見效的。犧牲大眾 教育，集中財力於「精英」教育，也是這些國家的常規。其中，同時還包括了通過 「精英」教育培養統治階層後裔的政治動機。 但是，這些國家的統治階層缺乏遠見之處在於，由於犧牲了成功的普及教育 這一重要的穩定因素，因而造成持續性的政治動亂，從而使他們自己付出了很高的 統治成本。並且，經濟建設也因缺乏高素質人才接班而後繼乏力。 其次，人們也看到，除了上述第三世界國家的通例外，作為特例，中共的意 識形態對中國大陸教育的影響恐怕更為嚴重。 (1) 首先，作為大陸的最高統治者，毛澤東具有強烈的反智主義、民粹主義 的農民烏托邦的色彩。他反覆強調所謂「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由於早 年的經歷使他對現代教育系統和知識分子有難以掩飾的仇視和蔑視。 (2) 共產主義教育固有的意識形態特徵：政教合一，黨化教育，黨委治校， 政府控制的單一辦學體制，使中國大陸的教育染上了很深的意識形態色彩。 (3) 封閉社會的愚民主義根性，與國際教育體系的隔絕。 由於上述「通例」和「特例」的疊加，中國大陸的教育事業，在1949年後， 偏離了本世紀上半葉的發展軌道，步入了一段非常時期。這一歷史性中斷，使將近 兩代人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其主要的特徵，是教育受到政治運動之連續性的干擾。 自1949年以來至今，中國大陸的教育業大體可劃分為如下八個階段： 1.院系調整 建政不久，中共就按照蘇聯的模式介入教育界。最重要的是，1952年對高等 院校的「院系調整」，它打亂了原有的教育格局，傚法蘇聯的工具主義結構，取消 國際通行的一些專業，如 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企業管理專業等等，影響更嚴 重的，是把過去素負盛名的一些綜合性大學，通過改變和兼併，弄成了分科很細的 純粹工科院校，如，清華大學、浙江大學、重慶大學等。其目標是杜絕具有廣闊視 野且能獨立思考、富有懷疑精神兼具全面知識的知識分子的出現，希望學生成為只 知道狹隘專業的「技術文盲」。其後遺症，至今仍能明顯感覺到。 2. 反右的衝擊 1957年，中共發動「反右派運動」，55萬知識分子被劃成右派，變成「賤民 」，其中大學是「重災區」。如被毛澤東點名北大校長馬寅初及著名「六教授」： 錢偉長(清華副校長)、曾昭掄(高教部副部長)、費孝通(中央民院副院長)、陶大庸 (北師大教授)、吳景超(人大教授)和黃藥眠(北師大教授)等。尤其殘酷的是把年輕 的學生打成「右派」，如，僅在北大就劃了800名學生右派！所有這些，都發生在教 育領域，被整肅者，都是一代頂尖的民族精華！他們從此進入地獄，被毀掉了一輩 子。 3. 1958——1961年的教育革命 以「大躍進」為左傾旗幟，毛澤東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 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中共在教育界頒布《高教60條》，實行黨委掛 帥，進行教材改革，以零碎的具體技能代替系統的基礎知識，並在學校貫徹「階級 路線」，即以家庭出身和政治忠誠度而不是學業成績作為錄取和評判學生的標準， 實施政治歧視，教育界進一步左傾化。 4. 1962——1964年 ，強調又紅又專的調整回潮時期 大躍進失敗，大饑荒降臨。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由劉少奇、周恩來和 鄧小平等人實際主政，中共部分返還常識，在教育界提出「又紅又專」的口號，以 代替空頭政治衝擊一切的極左政策；學校開始重視智育，社會上開始有了一點非說 教的文化藝術，中國人獲得了曇花一現的一段相對寬鬆的時期。 5. 1964——1966年, 深入貫徹階級路線的文革準備期 毛澤東在林彪配合下部署反擊，在學校「深入貫徹階級路線」，大肆宣傳「 反修防修」，「全國學解放軍」，教育界高度意識形態化，政治氣氛壓抑而沉悶， 「山雨欲來風滿樓」。 6. 1966——1976年的文革時期 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以廢除高考揭開序幕的。繼而大學停辦，「革文化的命 」，全國整肅異己，「全面內戰」，隨著在校學生上山下鄉，教育被徹底摧毀。 7. 1978——1989年的改革開放時期 這是教育界與國際接軌的時期。該時期是以恢復高考，大批中斷十年學業的 青年蜂擁進入大學而揭開帷幕的。鄧小平自稱要當科技和教育戰線的「後勤部長」 ，並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的所謂「三個面向」的教育 方針。教育界逐步實施一系列意識形態淡化的措施。譬如，校長負責制的嘗試，與 國際社會相銜接的學銜制的第一次建立，學分制的引入以及大學生不包分配的嘗試 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開放留學政策，它導致了近代以來中國第二波最大的留學浪 潮，導致了中國與國際社會更加緊密的聯繫，考慮到留學生將來在大陸的可能角色 ，其影響可能相當深遠。 8. 1989年——現在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從教育界萌發並以教育界為基本舞台展開的，後來 擴展到了全社會。它實際上是教育「面向世界」的邏輯後果。但由於它質疑到北京 當局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導致高層的驚恐並因而受到殘酷鎮壓。之後，有一段向毛 澤東時代傾斜的整頓倒退時期，例如，當局重彈「反和平演變」的老調並加緊思想 控制，再次強調黨委領導，停止校長負責制，並在北大和復旦的新生中實行一年的 軍訓……等等。但是，由於這些舉措已導致鄧本人的經濟改革停滯乃至中斷，且受 到廣泛抵制，因此在「鄧南巡」後教育逐步復甦開始返回前十年的軌道，但是商業 化的色彩更加濃厚，短期行為氾濫，教育獲得的地區差異愈益擴大了。 二、大陸教育界的當前狀況及前瞻 由於前述大陸教育事業所受到的嚴重衝擊和折騰，作為其歷史後果，中國教 育的當下狀況不容樂觀，有些方面甚至是觸目驚心的。 義務教育現狀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大陸義務教育的情況。 義務教育對一個國家現代化發展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義務教育實施最徹底 的德國和日本就是典型。而亞洲四小龍的快速且成功的義務教育是保障其經濟增長 的另一類例證。 自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義務教育的發展受到意識形態和歷次政治運動的 嚴重干擾，到文化革命期間，幾乎瀕於消亡。自從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新政後 ，當局起而挽救，頒布了一些有關教育的法規，如1986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 教育法》和1992年的《義務教育執行法》。但這一努力由於「六四」事件的影響而 蒙受挫折。 (1)教育獲得 作為對教育全過程的測量(教育的輸入、進展和輸出)，教育的獲得是最重要 的有關教育程度狀況的指標。在該指標上，中國大陸令人吃驚地落後： 在教育輸出方面，文盲率達30％，文盲和半文盲達50％左右。高中畢業生低 於人口總數的7％，大學畢業生只佔人口的1％。1990年，全球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文 盲是中國人。 在教育輸入和進展方面，以一項跟蹤統計調查為例，1978年入小學的全國21 44萬人中，有16％未完成小學教育，27％未完成9年義務教育，僅僅3％的人即66.7 萬人考入大學。學生失學率，流失率達到很高的比例。其中7——13歲的兒童失學率 達到32％，7——9歲兒童的失學率達43％。在90年代初期，發展中國家的普通高等 教育的毛入學率平均是8.3％，而中國僅為2％，在世界137個國家和地區中居第110 位，差距很大，更不用說同發達國家相比了。 (2)教育投資(比率)和資源配置 在國家教育投資方面，中國的教育投資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例不到3％(低 於體育支出)，而日本是7％——12％，各國平均水準是6％，亞洲在5％左右。據北 京官方報告，1985年各國的人均教育經費如下：發達國家515美元，發展中國家27美 元，中國則是6.65美元，在世界各國和地區中名列第121位，僅佔發展中國家的四分 之一。 在資源配置方面，目前中國大陸的教育投資以高等教育優先，義務教育的投 資較低。這是很不合理的，尤其不符合中國國情。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發展中國 家教育的物質收益率一般在10％左右，而用於小學教育的投資收益率在27％左右， 中等教育的收益率在16％，高等教育為13％。中小學義務教育的投資收益率明顯高 於其他各塊教育(職業技術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因此，中國大陸教育經費 的分配不當以及低效率使用也是一個值得嚴重注意並急待改進的問題。 有人形容中國的小學狀況是：「明清的房子，民國的凳子，新中國的孩子」 ，這就是具有悠久文明傳統的中國基礎教育的現代圖景，它不能不令它的後人扼腕 歎息，愧對先祖。 政府包辦高等教育的危機 其次，我們來考察高等教育方面的基本狀況。 在這一領域，中國大陸主要面臨的任務是教育形態、教學內容和管理體制的 改革。 在高等教育的教育獲得方面，中國只有0.6％，即一萬人中只有大學生60名， 而發達國家的大學教育獲得為10％，即一萬人中有一千名大學生。其落後也是驚人 的。 但高等教育更突出的問題是辦學體制與效率的嚴重問題。 如果撇開近年所建的極少數私立大學外，中國大陸的一千多所高等院校全部 為政府所辦。 大陸高等教育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兩級管理。中央為國家教委和國務院下 屬各部委。地方為各省市的教委或教育廳局。國家教委直屬有36所最具實力的大學 ，中央各部委則管289所院校，其餘為地方高校。 中國大陸是世界上唯一由政府包辦高等教育的國家。這種單一辦學體制目前 已遇到嚴重危機，特別是經費短缺的危機。尤其是隨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經濟規 劃和發展逐步由中央轉向地方，大學的經費短缺更加嚴重。從各部所屬的大學來看 ，由於八十年代的政企分離的政策，各部委的職能分化，一些部委分化成許多獨立 核算的專業公司或企業集團，政府對各部委的投資方式也由撥款該為貸款。於是， 各部的非營業性投資大幅縮減。如，以1990年與1985年相比，34個部委對其下屬的 218所大學的投資總額平均下降26.6％，有三分之一的部委教育投資下降一半以上。 這種下降幅度，使一些大學難以為繼，有些甚至連工資也發不出來了。 其他學校，如教委所屬大學，以及中小學、中等技術專業學校和其他職業學 校所面臨的情況，也是類似的。 解決危機之道 一般而言，改變教育經費短缺有兩種思路：a：經費來源多元化 b: 辦學主體 多元化。 對第一條思路而言，在八十年代的教育改革中，已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為彌 補政府教育撥款的不足，出現了三種經費補充方式：一是校辦企業的建立和發展， 二是引入和推廣自費生制度。三是徵收教育稅。於是，形成了經費來源的多元化。 譬如，目前高等院校的經費就是一半來自政府，30％來自學費，20％左右來自校辦 工廠的利潤和教育稅。 對第二條思路而言，改變政府是唯一辦學主體的局面，在大陸似乎仍是禁區 ，難以逾越。箇中原因，值得仔細推敲。 本來，實行辦學主體的多元化，既符合世界潮流和國際慣例，同時在中國自 身的歷史傳統中也淵源有自，更加以中國社會辦學的潛力也非常之大，更可以為國 家節省大量預算，於國於民，皆有百利而無一害。 就國際而言，眾所周知，私立學校一直在世界各國發揮著極大的作用。僅以 美國為例，美國共有大學約三千五百所，其中，公立大學一千六百多所，私立大學 一千九百多所(包括盈利性，非盈利性以及宗教團體所屬大學)，私立占55％多。實 際上，環顧世界，由政府包辦大學的國家已經基本不存在了。 就中國傳統而言，早在春秋百家爭鳴時期，孔子、墨子等諸子就廣收門徒， 傳道授學，開創了私學傳統。像孔夫子，「弟子三千，賢人七十」，傳為學苑佳話 。從此，「學在民間」與「學在官府」就成為並行不悖的中國優秀教育傳統。 在近代中國至1949年以前，在傳播「新學」的過程中，私立學校也和公立學 校並駕齊驅，互爭雄長。譬如，上海在1949年時，共有大學40所，其中私立大學就 有30所，占總數的75％。1947年全國共有專科以上的學校207所，其中私立79所，占 36.18％。1949年全國共有私立中學1467所，占中學總數48％……等等。這些歷史經 驗乃至人才都是唾手可得的。 就社會對私立學校的需求和社會辦學潛力而言，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 展，中產階級開始出現並壯大，他們時間緊迫，無暇照看孩子，而「一胎政策」又 使他們十分關注子女的教育質量，同時，日益增多的外資企業人員和外事人員的子 女教育，也都產生了對高質量教育的緊迫需求。這種市場需求使開辦私立學校乃至 「貴族學校」成為具有利潤收益的事業。因此很多資金正瞄準這個市場，一旦政策 許可，立即進入。此外，中國文化傳統歷來重視教育，因此，除投資外，願意捐資 辦學的人士也所在多有。倘若一位成功的華人企業家捐資建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 的學校，這無疑是光宗耀祖大有臉面之事。因而，辦學資金的社會潛力是很大的。 就師資潛力而言，由於中國大陸教師的待遇長期普遍偏低，因此大量優秀教師流失 到了其他行業或國外，倘出現待遇優厚又能一展長才的大中小學校，是不難招攬到 優秀教員的。 事實上，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教育體制即使在辦學主體方面，也不是 沒有一點鬆動的。 首先是教育的地方化。1986年「國家教材審批委員會」成立，標誌著全國一 律的中小學統編教材的結束，各地有了因地制宜編寫教材的自主權。1988年以後， 京、滬、浙、粵、川、晉開展了「課程地方化改革」。目前，大陸至少有八套不同 的中小學課本，可供各地選擇。 其次，更重要的是，改革投資體制，從而非政府的民辦學校也開始出現。形 成了民辦公助，公民合辦、以民為主，非國營企事業組織辦學和個人自辦，中外合 資等多種辦學形式。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所謂「貴族學校」出現。這類學校學費 昂貴，訓練嚴格，設備先進，師資很強，條件優異，高自標榜。類似於歐洲原來的 貴族學校，收住校生，聘外籍教師，專為有錢和權的人培養後代。如四川成都的光 亞小學就是典型，該校收取一次性集資費22000元人民幣，第一年的學費為4200元， 第二年及之後為8400元。使用英語作為教學及日常用語，聲稱其小學畢業生的英語 水平將達到大陸大學畢業的水準，所有教室配有鋼琴、電勢、攝影機以及電腦。畢 業後，學生將有機會出國留學、進入省重點學校或直接進入美國的中學學習。據19 96年統計，這類「貴族學校」已有四十多所，主要集中於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其餘 的一般民辦學校則分佈於內地較多，辦學目標各異，不少具有補習學校性質，有的 則以開設單科輔導或特長訓練為特色，如英語班、電腦班、美術班等，教學與管理 較有靈活性。 步履顢跚的教育體制改革 但是，儘管有上述這些進展，然而總體而言，民辦學校仍如鳳毛麟角，佔全 國學校總數不到百分之一。而私立大學更是被視為禁區，設立種種禁令，如，不准 外資獨立辦學，不准以盈利為目的的辦學等等。只是於1993年才准許在上海辦了一 家由國家教委批准頒發大專文憑的私立大學，但從此之後又渺無音信。總之，當局 對此是一直瞻前顧後，忐忑不安，戰戰兢兢的。 人們一直奇怪，既然政府包辦高等教育已經面臨如此嚴重的危機了，既然開 放民間辦學有百利而無一弊，何以當局一直不肯放手？ 質言之，主要的禁忌是政治上的。這裡存在一個兩難困局：財政困難，政府 無力包管教育投資；要解決財政困難，就必須開放民間辦學；但是放開由民間投資 辦學後，特別是放開私立大學辦學後，又恐不能繼續意識形態控制，導致「政教合 一」教育體制的全面崩潰，從而導致社會的整體失控，故北京當局進退維谷。 因此，私立大學的開禁，不止是一個教育界的問題，它攸關整體性的制度性 轉型，在這方面沒有獲得實質性進展之前，私立大學開放的前景是不容樂觀的。 (作者曾與戎學蘭教授和藍雲教授座談教育問題，深獲教益，謹此致謝。) 本文資料來源如下： 1. 《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1985年5月27日 2.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1986年4月12日 3.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執行法》，1992年 4.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1993年2月13日 5. 《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88年，1994年，北京，國家教育委員會計劃建設司 出版 6. 《1995 中共年報》，中共研究雜誌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