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中的地下讀書運動
蕭 瀟
以其反文化特徵聞名於世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常常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
焚書坑儒」的比喻流傳於文字記載之中。其實，這是一種並不全面的歷史錯覺。就
其全過程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順從與抗爭，幻滅與追尋，瘋狂與覺醒錯綜交織
，相互轉化的政治思想運動。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焚書」的結果是激起了一代青
年人倍增的讀書慾望；反文化的悖論是造就了他們對人類全部文明，尤其是異質文
化如饑似渴的汲取。與熟為人知的狂熱的紅衛兵運動相伴相隨的，文革中的中國還
有過一場不為人知的冷靜的地下讀書運動。
學會的興起: 讀書運動的初次嘗試
這場自發地蔓延於全國，自覺地發自一代人心底的讀書運動，濫觴於一九六
七年全面內戰中。經歷了「一月革命」，「二月逆流」和六，七，八月的全國大武
斗的文革，已成了一場全民族的「革命」與「被革命」的循環混戰。曾經是運動主
力的青年紅衛兵此時的地位和處境已發生了及其微妙的變化。一方面，他們中的相
同一部分人，如老紅衛兵，已被文革的發動者拋棄並趕下了歷史舞台(取締聯動)。
另一方面，革命造反紅衛兵雖還在沖衝殺殺，但由於他們不甚聽話而開始受到毛澤
東及其追隨者的批評與打擊(如對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的鎮壓和毛澤東對「小將
犯錯誤」的多次告誡)。更為重要的是，對文革新政權的失望，使他們驀然間發現他
們為之奮鬥，為之獻身的沉甸甸的革命目標成了一場輕易的騙局，他們心中的問號
便迅劇地疊列了。一位北京中學紅代會的常委在目睹「自己曾經抱以極大期望，並
以滿腔熱血為之奮鬥的『巴黎公社式』的無產階級政權，只不過是一種欺人耳目的
形式」後，都有這樣的感覺：「正是在那所謂『權力之巔』的時候，我開始產生了
苦悶，也產生了一種被愚弄的感覺。從這時候起，我開始重新認識『文革』的目的
，思索自己多年來據以認識世界的思想武器，然而總是對不上號，百思不得其解。
後來，我把自己投入到書籍的海洋，從馬列著作開始，去尋求答案。」——這種當
時思想型的青年紅衛兵中相當普遍的心態，便是十年文革中蔓延全國的地下讀書運
動的源起。
一九六七年夏秋之交的中國，青年學生群中忽然冒出了一連串公開的「讀書
會」式的組織，這些組織迥異於時興的「總部」，「司令部」等名稱，更不以「奪
權」，「文攻武衛」為其宗旨，相反以當時罕見的「學會」，「學社」，「研究小
組」等一新人耳目，更以讀書學習，獨立思考，研究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引人注
目。其中較著名者，有北京的「共產主義青年學社」，武漢的「北斗星學會」，上
海的「反覆辟學會」和「東方學會」，湖南和山東的「毛澤東主義小組」等等。由
於毛澤東指導文革的理論的前後矛盾和不斷出而反而，以及對無休止無規則的全面
內戰的厭倦；無論從這些「讀書會」宣言的文風上還是從他們的讀書實踐中，都可
以看到這一運動一開始就具有的獨立於官方意識形態之外的精神稟賦和作為某種民
間異端思潮的發展趨勢。武漢「北斗星學會」在其宣言中對文革以來的浮泛於世的
爭權奪利的現象不肖一顧，指責「那些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
有，而又好以勢壓人，進入官場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爺也好，在歷史的長河中
，終於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決少不了他一份」。由北京大學學生何維凌，王彥
等人組成的「共產主義青年學社」的宣言更是一篇「文詞華麗的...有反林彪傾向的
」檄文。為此，「學社」被宣佈為「反動組織」，何維凌等人住進了秦城。由上海
青年工人何是等人組織的「東方學會」似乎走得更遠，他們公開學習被官方激烈批
判的「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的理論，並從哲學的角度倡導資產階級個性主義。在
發表他們讀書心得的《東方論壇》上，他們為劉少奇的「吃小虧，佔大便宜」論翻
案。他們還對毛澤東破私立公理論中虛假的「忘我」論提出挑戰：「在破私立公的
革命中，'忘我'兩字頗為流行。我們真的'忘我'嗎？不!不能!我們活著絕不應當丟
開'我'不管，也不可能真正忘我...」；他們強調「代表無產階級整體意識的黨」不
能「脫離每個無產者的肉體而變成新式的上帝」。與上述公開的理論反叛相左的是
，湖南和山東的「毛澤東主義小組」卻是從研究「毛澤東主義」中走上了離經叛道
之路。在對比了「反右」與「文化大革命」對中共體制的衝擊後，他們得出了「反
右鬥爭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夭折」，「五氣年以來的反右，整風運動，反右
傾幾乎全部錯了」的結論。他們還公開號召「一切善於學習，敢於想，敢獨立思考
的人，組織起來」，建立一個獨立於中國共產黨以外的「毛澤東主義政黨」。自然
，這些公開的「讀書會」無一不被取締，這少數覺醒中的青年紅衛兵成了這一讀書
運動的第一批殉道者。
與這批最早的離經叛道者相比，大多數的青年紅衛兵仍處在相當普遍的疑惑
，彷徨，和痛苦的思考之中。一位一九六七年組織了「一個自發的文革研究小組」
的紅衛兵曾回憶道：「六七年夏季時大規模武鬥爆發，由拳頭，石塊升級到棍棒，
長矛，再發展到槍炮。許多人十分困惑，感到不應該只是狂熱投入文革，還要研究
它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和總部幾個工作人員，主要是機關報編輯，自覺地看書(主要
是馬列理論，兼及歷史，政治)，搜集全國運動情況，定期交流看法。到了一定的程
度，我們形成了一套頗為系統的觀點，不同於總部頭頭熱衷於打派仗」。或許，後
來成為「民主與法制」倡導者的王希哲的回憶更能說明這一代人的思想軌跡。這位
「李一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回憶一九六七年的這種讀書會和討論會道：「文
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麼？什麼是走資派？有無『主觀走資派』與『客觀走資派』之
分？中國的十七年特別是教育部門的十七年究竟是紅線還是黑線占統治地位？文革
兩派的實質和解決它的正確方針是什麼？等等。這一系列問題的深化討論，又不避
免地觸及了過去沒有觸及過的哲學領域的一些問題，如毛澤東思想是否也是一分為
二的，決定事物性質的主要矛盾與非主要矛盾的轉化，量變與質變及其臨界點的確
定等……雖然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當時辯論的雙方的持論都未免幼稚，甚至它的某
些前提本身即屬荒謬，也不可能在那種大環境下得出什麼正確的結論，但它對我們
這些已經為文化大革命付出那麼大代價並希望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學生來說，是
一次重要的啟蒙，可以說，這一次關於文革理論的討論幾乎決定了我後來一生的道
路和命運。我渴求獲得更多的政治、哲學、歷史的知識。」為了讀書與討論，王希
哲甚至利用武鬥中控制的廣東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圖書館，「從建工局醫療所樓爬進
了哲研所圖書館偷了一旅行袋書籍，包括有《三個國際的歷史》、《托洛茨基傳》
、《聯共布黨史》、《經濟學辭典》等.....我在造反樓辟了一間小書房躲進去讀書
……」
王希哲的經歷自然而然地引出了這一讀書運動的兩個極為重要的課題－－書
和人對書的渴望。就書的軌跡而言，這一代人一開始讀的是馬列的書，即他們企圖
在馬列著作中尋找毛澤東思想所無法解決的答案。可是，源於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和
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的政治信條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矛盾。對作為一種理論體系和學術
流派的馬克思主義來說，不管其正確與否，毛澤東與他的同僚們在文革中宣揚的東
西都是一種它的簡單化與庸俗化的變異。然而，他們都偏偏要自稱為馬克思主義最
正統的繼承者和發展者，要人民群眾去「學習馬列」。這樣，馬列主義的著作成了
文革中廣大青年唯一可以合法學習，汲取的，除毛澤東思想外的主要思想資源。盡
管文革中的青年人並沒有到達很高的系統性的馬克思主義水準，但僅他們在政治動
蕩中接觸的有限的馬列主義著作，便已使他們發現了差異、鴻溝與矛盾。如同《革
命之子》(Song of the Revolution) 的作者梁恆在回憶他文革中學習馬列的結果時
所言：「悲劇使我更急切的想要找尋更多的知識。我讀遍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選集，
以求更加瞭解社會主義，但是我愈讀得多，愈會拿我們的社會主義和他們所描寫的
社會相比，結果就愈混淆不清。自然我不是唯一感到混淆的人，我的問題其實很普
遍，因為任何人都看得出來，在報上光輝燦爛的報導與我們痛苦的現實之間，的確
頗有差距。」既然馬列主義的著作無法解答他們心中的疑竇，現實又使他們時時產
生「逆反心理效應」，這些執著追求的青年人便又自然而然地開始從其它的書中，
尤其是禁止他們閱讀的書籍中去尋找真理的答案。中年作家徐明旭這樣回憶他一九
六七年底的思想轉變：「是年底，我讀了在當時大學生造反派中十分流行的兩本書
：錫蘭共產黨人特加·古達瓦達納的《赫魯曉夫主義》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
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兩書對斯大林大清洗的血腥描述令我毛骨悚然，聯想到
毛主席與文革，我頓時恍然大悟：毛與斯一樣都是為了維護獨裁權力而不擇手段的
暴君。所謂毛主席革命路線，不過是陰謀詭計加血腥鎮壓。毛正在重蹈斯的覆轍，
毛死後中共新領袖一定也會批毛，否定文革，其罪名也與斯大林一樣：個人迷信與
破壞法制。從此我不再參加造反派的行動，並對隨後發生的一系列巨變，諸如楊余
傅事件，林彪事件，天安門事件，批鄧，粉碎四人幫，以及三中全會都不再感到驚
奇，它們不過是證實了我的預測而已。我相信像我這樣的思想里程，許多大學生造
反派精英奕有同感」。這裡，文革中一大批最重要的「青年讀物」已在這一讀書運
動中初露端倪並「十分流行」。《赫魯曉夫主義》和《斯大林時代》兩書，都是文
革前「內部發行」的專供高級幹部閱讀的「灰皮書」(以其封面的灰色著名)。或許
我們可以從徐明旭的回憶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自一九六七年始，這些代表了異質
文化的書籍成了這一讀書運動的主要精神食糧之一。
與書息息相關的另一個課題是人對書的態度。在中國現代史上，恐怕很難
找出另一個歷史時期象文革中的青年人那樣如此大規模地，如饑似渴，百折不橈地
去找書，讀書。任何禁令和風暴都無法阻隔他們對書的擁抱；書，在他們眼裡不僅
是精神食糧，而且是一種不惜用生命去偷盜的「天火」。由於文革中所有圖書館的
被迫封閉，青年學生們為讀書尋找真理而當「孔乙己」的事曾屢見不鮮，甚至橫遭
迫害的逆境都沒有泯滅他們這一燃燒著的良知。後來成為傑出的民主主義戰士而犧
牲的王申酉便是很典型的一例。一九六八年後，王申酉因捲入上海造反派紅衛兵炮
打張春橋的活動和對文化大革命不滿，很快「被隔離審訊，抄家」。不久，他又被
送到江蘇省大豐縣五七干校「監督勞動，接受改造」。就在這種流放生涯中，他與
另外兩個「反動學生」小黃與小薛一起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經常在一起學
習馬列著作，有機會還探討一些社會問題」。由於得不到他們所需的學習書籍，「
王申酉和小黃，小薛悄悄拿走幾百本學校圖書館的社會科學書籍。他們原準備看完
以後悄悄送回。不料拿書事發，王申酉被隔離審查一個多月，他又一次被取消畢業
分配的權利」。在常人看來，三個已被打成「反動學生」的青年竟為了學習馬列而
去偷書，無疑是瘋狂之舉。而對王申酉等人來說，「竊書」卻是他們尋求真理之火
必不可少的階梯和某種普羅米修士式的義無反顧之舉。
書的軌跡:一部精神閱讀史
人類不可能一無依傍地凌空建築他們的思想殿堂。知識的承傳，思想的沿革
，都必須有其繼承與發展的一定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書作為知識與思想的有形載
體是必不可少的媒介物。 由於對各級黨組織的衝擊，文革在某種意義上又是中國歷
史上最嚴重的中央集權失控階段，一個曾經是鐵板一塊的社會開始有了縫隙。大批
判的盛行，掃蕩了封、資、修留下的一大片心理空間，單靠「毛澤東思想」是填不
滿的。時值十五至二十五歲的一代人正處在心理學意義上的「斷乳－反叛期」，即
精神飢渴而青春的能量卻急需釋放的歲月。而十七年正規教育的戛然停頓正騰出了
成年累月的自學時間。文化大革命並沒有燒掉所有的圖書館，由於抄家，父母被囚
禁，紅衛兵掌管了圖書館等種種原因，不少文革前非正式出版的專供高級幹部閱讀
的「內部讀物」也開始流落到他們子女及一般青年學生手裡。擺脫了父母師長的管
束，又使他們面對破碎的世界，在書中尋找完全是屬於他們自己的答案。這種人生
啟蒙期中的精神漫遊，從某種意義上正是這一代歷經磨難者們難得的自由時光。一
位北大「共青學社」讀書會的中學成員在粉碎「四人幫」後又進了正規大學，但她
在比較了兩種讀書生活後，仍不禁感歎：「我已不適於做學生，不願意聆聽教導…
…我真正的大學生活只有那短短的四十天，一九六九年冬天在北京大學的四十天」
。她還不無留戀地回憶了當時極有規律的讀書生活：「那一時期生活是振奮的，白
天讀書，作箋記，自己為自己強行安排課程；中午到學生食堂打飯……」
十七年單一刻板的共產主義教育，在那一時代的青年讀物上也呈現出驚人的
相似。據大陸的學者們研究，不外乎 1、馬列，毛選 (但也只限於單篇和語錄的死
記硬背)；2、蘇，中革命文學作品(自六十年代起也不斷縮小範圍)；3、中國和西方
的古典文學作品 (但必須批判性地閱讀)。在這一讀物體系中熏陶出來的革命一代，
其實並不真正懂得為他們狂熱崇尚的「革命」。用如此簡陋的革命的殘篇斷簡，是
遠無法解釋在文革中苦苦纏繞於他們心中的巨大的困惑的。由此，文革中的讀書運
動一開始便呈現出與此逕庭相向的系統化和異質化的特點。這裡，前者是指這一代
人開始系統地學習馬列著作以及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來源有關的黑格爾，康德等人
的德國古典哲學著作，而後者則是指他們千方百計地偷嘗「禁果」，在現代西方所
謂的「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文化中汲取精神營養。在文革思想史上起了重
大作用的「灰皮書」，「黃皮書」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登場，並在一代人的思
想里程中催化了精神核裂變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共兩次較大規模地出版過
「內部讀物」。第一次是在六十年代初的中蘇論戰期間，中共為了使各級幹部在「
反修鬥爭」中擴大視野，由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等有計劃地出
版了一批國際共運中各種思潮流派或稱「修正主義」思潮和他們認為有助於瞭解蘇
聯修正主義，西方資本主義的著述及文藝作品。第二次是七十年代初期，隨著毛澤
東「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中蘇關係的緊張和中美關係的解凍，「四人幫」一夥
也不得不鬆動了一下水洩不通的出版界，開始舉辦《摘譯》(1973－1976)，介紹國
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潮及文藝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參閱和批判」的蘇
修理論和文藝作品，以及和中美關係有關的歷史傳記等。自然，久遭禁錮的中國出
版界知識分子也正抓住了這一天賜良機，去盡可能地譯解異域文化。原商務印書館
的老編輯柏元等人在一九七三年磨拳擦掌地準備重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灰
皮書」便是很典型的一例。根據權威性的工具書《全國內部發行讀書總目1949－19
89》(中國版本圖書館編，北京：中華書局， 1988)的統計， 全國這37年中共出版
「內部書籍」18，301種，其中屬社會科學方面的有9,766種之多。而1976年文革以
前出版的有差不多4,000種。除去大量的馬列，毛澤東著作，其中屬於西方理論和文
學著作，文革前大約有1,041種，而文革中則出版了近1,000種。由於當時的中國完
全處於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這些書籍便成了一代人與世界溝通的唯一有限的思想
資源。因而，這一代人的精神閱讀史又一次出現了驚人的相似。富於歷史嘲諷性的
是：這些原應當由「革命一代」去批判，去剷除的「封資修」的毒草，卻成了孕育
，萌發他們思想啟蒙的最重要的養素。根據各種當事人的回憶，訪談，下列40本左
右的「內部讀物」對這一代人的思想里程發生過極大的影響：
1. 列夫·托洛茨基著，柴金如譯 《被背叛了的革命》，北京：三聯書店
資料室編印， 1963，12.
2. 密洛凡·德熱拉斯著，陳逸譯 《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2.
3. 列夫·托洛茨基著，齊干譯 《斯大林評傳》，北京：三聯書店資料室
編印， 1963，10.
4. 特加·古納瓦達納著， 齊之思譯 《赫魯曉夫主義》，北京：世界知識
出版社，1963，11.
5. 維利科·弗拉霍維奇著，林南慶譯 《南共綱領和思想鬥爭「尖銳化」
》，北京：三聯書店， 1964，2.
6.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石人譯 《斯大林時代》，北京：世界知識
出版社，1957，4.
7. 尼·謝·赫魯曉夫著，陳世玉等譯 《沒有武器的世界：沒有戰爭的世
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10.
8. 拉扎爾·皮斯特臘克著，北京翻譯社譯《大策略家：赫魯曉夫發跡史》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4.
9. 埃德加·斯諾著，王廠青等譯 《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 196
0，2.
10. 馬迪厄著，楊人緶譯注 《法國大革命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6
4，7.
11. 威廉·L·夏伊勒 《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北京：世界知
識出版社，1965，12.
12. 湯因比著，曹末風譯 《歷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6.
13. Adam Schaff著，林波等譯 《人的哲學：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
北京：三聯書店， 1963，11.
14. R.加羅蒂著，徐懋庸，陸達成譯 《人的遠景：存在主義，天主教思想
，馬克思主義》，北京：三聯書店， 1965，8.
15. 哈里·杜魯門著，李石譯 《杜魯門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 19
73，9.
16. F·A·哈耶克 《通向奴役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4.
17. 愛倫堡著，王金陵等譯 《人，歲月，生活》(1-3)，北京：作家出版
社，1962－1964.
18. 愛倫堡著，沉江，錢誠譯 《解凍》，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19. 索爾仁尼津著，斯人譯 《伊凡·傑尼素維奇的一天》，北京：作家出
版社，1963，2.
20. 讓－保爾·薩特著，鄭家璧譯 《饜惡及其它》，上海：作家出版社上
海編輯所，1965，4.
21. 亞爾培·加謬著，孟安譯 《局外人》，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
1，12.
22. 傑羅姆·大衛·塞林格著，施鹹榮譯 《麥田里的守望者》，北京：作
家出版社，1963，9.
23. 薩謬爾·貝克特著，施鹹榮譯 《等待戈多》，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 1965， 7.
24. 奧斯本著，黃雨石譯 《憤怒的回顧》，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19
62， 1.
25. 傑克·克茹亞克著，石榮等譯 《在路上》，北京：作家出版社，196
2，12.
26. 葉夫吐申科等著，蘇杭等譯 《『娘子谷』及其它》，北京：作家出版
社，1963，9.
27. 瓦·阿克肖諾夫著，王平譯 《帶星星的火車票》，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3，9.
28. 康·西蒙諾夫著，謝素台等譯 《生者與死者》，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2，12.
29. 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日記》，北京：三聯書店，
1971，12.
30. 復旦大學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上海直屬機關「五七」干校編譯
組編 《尼克松其人其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2.
31. 伊凡·沙米亞金著，上海新聞出版系統「五七」干校翻譯組譯 《多雪
的冬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2.
32. 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室譯 《落角》，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73，9.
33. 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新聞出版系統「五七」干校翻譯組譯 《你
到底要幹什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0.
34. 維·李巴托夫著，上海外語學院俄語系譯 《普隆恰夫經理的故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0.
35. 謝苗·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新聞出版系統「五七」干校翻譯組譯，
《人世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5.
36. 欽吉斯·艾特瑪托夫著，雷延中譯 《白輪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3，7.
37. 亨利·基辛格著，國際關係研究所編譯室譯《選擇的必要》，北京：
商務印書館，1972，11.
一個令人思索的問題被提了出來：為什麼這些覺醒中的紅衛兵們對這些「灰
皮書」和「黃皮書」情有獨鍾？其實，只要對上述書籍的作者陣容投去匆匆一瞥，
便不難回答這一並不複雜但又意蘊深長的提問。托洛茨基，赫魯曉夫，德熱拉斯，
愛倫堡，索爾仁尼津，西蒙諾夫……幾乎無一不是聞名中外的所謂國際共運中的「
叛徒」或「修正主義作家」。他們曾都是狂熱的革命中人，但他們又幡然醒悟為「
革命」的懷疑者與反對者，這一思想歷程和這一代人正好相似。曾是革命的「同志
」，他們的話語系統也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其次，他們作品的主要特點都在於揭
露共產主義輝煌理論下的骯髒的專制和陰暗的權力鬥爭，尤其是對斯大林大清洗內
幕的揭露和對人性，人道的「解凍」的呼喚，更觸發了這些紅衛兵們的強烈共鳴。
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更骯髒，更陰暗，規模更大的斯大林式的大清洗，這
一代人在其親身經歷中不僅深切地體會到中共革命理論的虛偽性，更廣泛地目擊了
，承受了這一「革命」的黑暗性與殘酷性。因而，當他們閱讀這些「叛徒們」對「
革命」的認識時，就不僅是「心有靈犀一點通」，而是驚世駭俗般的人生大啟大悟
了。如同《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的作者所言，閱讀《斯大林時代》，《赫魯曉夫主
義》等書籍時，她「如此明晰地看到當今現實舞台上的那種明爭暗鬥，翻手為雲，
覆手為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嘲諷式的陰暗面。斯大林時代和文化大革命簡直
象孿生兄弟一樣，一個人的突然失蹤，一個人的突然死亡，以及一個家庭未知的命
運，都是和黨的要求，黨的事業這些永遠冠冕堂皇的辭令連在一起的。我開始考慮
人的價值和人在政治以外的意義」。一位在河北白洋澱地區插隊的原北大異端思潮
「共產青年社」讀書圈子成員後來回憶道：「那時，我們狂熱地搜尋』文革『前出
版的灰皮書和黃皮書；我的一個初中同學的父親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藝部門的領
導，我在她的家裡發現了數量頗豐的一批黃皮書，記得當時對我有啟蒙意義的書是
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經歷了一個全面的壓迫和苦難，我們的精神陷
入了一種困惑。而最終使我們衝破十幾年教育的灌輸給我們的思想模式，得益於兩
本灰皮書的點撥，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托氏的書無疑是困惑
之中出現的一縷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熱拉斯的《新階級》。至此，
有關政治和社會的認識，我們終於擺脫了夢饜般的桎梏和愚昧。」此外，這些「灰
皮書」中的西方歷史書籍使久受謊言的迷霧蒙蔽的青年人忽然間洞察了歷史真相。
例如，《西行漫記》在無意中使人窺見「偉大領袖」的風流情史；《杜魯門回憶錄
》使他們知道了朝鮮戰爭的另一種說法；《尼克松其人其事》，《選擇的必要》等
多的西方領導人的傳記與理論著作第一次使紅衛兵們感到他們並不那麼面目猙獰，
相反頗具事業心，靈活性和人情味。如同蜚聲一時的《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的作者張戎所感歎的：「這些書使我看
到了外面世界的最新動靜，使我喜不自勝」。這裡，千萬不能小視了這一代人僥倖
獲得的這一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溝通的唯一機會。十七年來，他們對中共
及其體制的盲目信仰是建立在中共對另一種體制的絕對醜化的基礎上的。在極端封
閉的未央長夜之中，這一套由無法比較的謊言構成的童話，諸如「世界上還有三分
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和「極端腐化墮落的西方世界」云云，自有其道
德的感召力。而這些書提供了一個窗口，一個可供比較和思考的機會，於是，謊言
的地基不攻而破，那個信仰的大廈也就轟然崩坍了。另外，閱讀《第三帝國的興亡
：納粹德國史》就更難不震憾覺醒中的紅衛兵們的魂魄，因為法西斯的納粹德國和
共產主義的紅色中國何其相似乃爾!一位今天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回憶他在文革中讀《
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的感受時用了這樣的比喻：「宛如閃電劃過夜空」
，他一下子聯想到了文革同法西斯運動興起時一樣是一條 「人民如癡如醉的擁護」
的「毀滅之路……真可謂：要讓一個民族滅亡，先叫它瘋狂。」他還說：「那一夜
的一閃念，對我的以往作了一次清算，注定了我日後對哲學史思想史的興趣。這種
自發的經久不衰的理論興趣造就了我今日的研究和工作，雖然成就甚微，但我不是
為了職業，而是為了興趣和思想的權利投入研究。僅僅這一點」。正如同後來被打
成上海第一大反革命案－「復旦大學胡守均小集團」(其實僅是一個鬆散的讀書會而
已)的頭頭周谷聲所言：「對於正處在覺醒中的我們來說，看了這樣的書還不從國家
體制上去懷疑，去思考問題，已經不可能了。」
在上述書單中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為數不少的西方現代派的文學作品
－《饜惡及其它》，《憤怒的回顧》，《局外人》，《麥田里的守望者》等－也對
這一代人發生了不小的影響。其實，這同樣是一個不難理解的共鳴。二十世紀西方
現代派的文學所表達的思想傾向，主要是在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外部物質世界
和人與自我四種關係上的全面扭曲和嚴重異化，以及由之產生的精神危機和創傷心
理。出現在「垮掉的一代」，「憤怒的一代」作品中的叛逆之子們，面對傳統的道
德信仰的崩坍所表現出來的懷疑，悲觀，絕望和反叛，和在文革中被利用後被放逐
的一代青年的處境，心境都十分相似。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社會中造成的上述四種關
系的全面扭曲和嚴重異化，恐怕比西方世界有過之而無不及。同處於精神危機中的
青年人產生惺惺相惜之感，異質的酵素更催發了他們的省悟。至於林林種種的西方
現代哲學 —— 從薩特的存在主義，湯因比的歷史哲學到哈耶克的「絕對的權力就
是絕對的腐蝕」論 —— 都在霎那間盪開了他們思想的閘門，放出了多元的自由思
維。
除了上述的「灰皮書」「黃皮書」外，另一類由這些紅衛兵自己油印，手
抄的地下讀物也不容忽視。國內女學者陳小雅曾有一篇文章記述到老紅衛兵的創立
者與聯動思潮的倡導者們在插隊落戶期間組織「讀書會」學習的情景：「後來我回
北京，其間讀了毛主席的《讀『政治經濟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第三版）的
筆記》，吉拉斯《新階級》、《赫魯曉夫傳》、蘇共二十大報告、劉少奇在七千人
大會上的報告……（其他人——引者注）已經把馬恩選集前22卷從頭過了遍。同時
，我還翻閱了一九五七年的所謂右派言論，向黨交心材料，以及考茨基、伯恩斯坦
、托洛茨基的言論和斯大林的《論反對派》什麼的。給我震動比較大的是《新階級
》、斯大林的黑幕，赫魯曉夫蘇共20大報告引起的經久不息的掌聲，還有』解凍『
所帶來的影響……看了七千人大會講話後，有一種眼前突然一亮的感覺……又把所
謂彭德懷的反黨意見書翻出來看，在農村呆了幾年之後，就覺得太是這麼回事兒了
。而且覺得份量並不那麼重，是那麼的客觀那麼謹小慎微。尤其是還看到大右派向
黨交心材料，給我印象很深。」與此同時，他們還「自己辦了一個刊物，叫《新思
潮》。同時搞建設，搞學習」。這裡，「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報告」、「劉少奇在
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彭德懷的反黨意見書」等都是流行一時的油印地下讀物
。當這些紅衛兵們自覺地把自己的思緒延伸到「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國際共運中的修正主義頭目」等等的思想脈流裡
去時；他們完全用反「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思想」以外的思想自覺地重構他們
駁雜的思想體系。這種自覺，正呈現出他們從感性抵制向理性反抗過渡的精神軌跡
。
比「灰皮書」「黃皮書」更廣泛地流傳於這一代人的讀書圈中的，是文革前
出版的數百種西方和俄國的古典文學作品。如果說前者影響了他們開始擺脫「革命
」價值體系的桎梏，後者則幫助他們重建人性，人道情感的世界。在公開發表的數
百種關於紅衛兵和知青生活的回憶錄中，這樣一些古典名著和人物形象被值得注意
地不時提及：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辦？》裡的拉赫美托夫；屠格涅夫《羅亭》中
的羅亭，《貴族之家》裡的拉夫列斯基，《前夜》裡的英沙羅夫；托爾斯泰《戰爭
與和平》裡的安德烈·保爾康斯基；狄更斯《雙城記》中的卡爾登；羅曼·羅蘭《
約翰·克裡斯多夫》中的主角；司湯達《紅與黑》裡的於連；雷馬克《凱旋門》裡
的法國醫生雷維克；齊瓦尼約利《斯巴達克思》筆下的奴隸統帥和雨果《九三年》
中的郭文將軍……這些作品的共同歷史背景往往是英國革命，法國革命或俄國革命
，這一組人物形象 —— 革命者，愛國者，個人奮鬥者 —— 相似的性格特徵常常
是嚼火不息，堅韌不拔卻又充滿了人道主義和人性的情感。這些作品對革命的陰暗
面，殘酷性都有相當的揭露。在另一方面，又對這一顆顆永遠騷動不安的理想主義
的靈魂，人道主義的情懷及他們的悲劇命運進行了歌頌。對於處於一場更大的革命
悲劇 —— 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劇人物 —— 這一代人來說，這些作品對革命陰暗面
的揭露引起了他們共鳴；對理想主義的執著激勵了他們的苦戀；對人道主義，人性
美的不倦追求更激起了他們深長的思考。一九六八年秋，在上海市重點中學上海中
學造反派紅衛兵的讀書圈中爆發過數次關於雨果的《九三年》和齊瓦尼約利《斯巴
達克思》的爭論。其焦點之一是：身為革命軍將領的郭文是否應當私自放掉貴族叛
亂頭子朗特納克侯爵，後者是為了從火中救出三個小孩而被捕的。焦點之二是：身
為奴隸軍統帥的斯巴達克思是否應當和奴隸主的遺孀范萊裡雅有那種卿卿我我的愛
情關係？通過一次次推心置腹的討論，絕大多數的紅衛兵拋棄了他們出生以來便被
灌輸的「階級分析法」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把他們的全部同情都傾注向這兩位革命
將領 —— 郭文和斯巴達克思那一邊。從而，他們告別了簡單狹隘的思維方式和的
鬥爭哲學，回歸到「人的本身」。他們獲得了深沉的理性思辨又不失質樸的平民精
神；他們被熏染出高雅的審美情趣卻仍保持著理想主義的激情。這一代人的人性就
是這樣開始復甦的；他們在那個年代特有的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的稟賦氣質，就
是這樣在一部不倦探索的精神閱讀史中成熟起來的。
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開先河者
自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起，一場當代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城鎮青年的下放/流放
運動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其名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自
至一九七八年底，大約1623萬人被下放到農村，農場和基層，其中包括「老三屆」
(六六，六七，六八屆)中學畢業生近460萬人和「老五屆」大學畢業生近六七，5萬
多人。不管目下學界如何解釋這場運動的最終動因，但曾被毛澤東器重與信賴的紅
衛兵此時已被劃為應當接收改造的「知識分子」範疇和應當「接收再教育」的革命
對像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實。因此，不管主觀願望如何，在客觀上，「上山下鄉」的
發動都是毛收回給青年學生的結社自由權並企圖從組織上作為一個整體徹底打散他
們的運動。然而，事與願違。這場運動使所有的青年學生的地位直降到水平線下，
從而使他們拋棄前嫌，消弭派性，如同某些研究者所言：「他們在嚴峻的共同命運
中重新聚集起來，相互認同。這是一次無組織的集體造反－－在群體人格和共同文
化的重塑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成人儀式』」。其突出表現便是，插隊落戶猛晉地
推動了這一地下讀書運動的發展。
據各種知青回憶錄記載，知識青年帶書下鄉和回城讀書聚會曾風行京城和全
國各地。如同當年的知青，今天已成為海外文革研究學者的王紹光博士回憶：「以
我個人經驗為例，文革那些年是我讀書最雜的時期，中外文學經典名著全是那些年
讀的」。這一代人經常「為找書還找出了朋友，找出了秘密小圈子。一圈人又與另
一圈人建立關係，形成一張巨大的地下圖書交換網，讀書會網，詩社網。這些網絡
不僅我所在的武漢有，全國各地都有。即使文革中出的書，也不一定全是'革命'的
。例如，七十年代初，張春橋，姚文元控制的上海組織人馬翻譯了一批外國小說，
如《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幹什麼》，《白輪船》等。上海還分門別類出版了
一套文學，哲學，生物方面的《摘譯》雜誌供內部發行。這些書是當年的搶手貨，
因為它們是打開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人人希望先睹為快，書在朋友之間周轉效率
極高，有的書甚至異地流動。」。或許，由於一九六七年在全國範圍內紛起的「學
會」，「研究小組」等等公開的讀書會組織即刻全部被中共打成了「反革命組織」
，一九六八年後出現的讀書會極少打出公開的組織旗號，而是以兩種秘密而分散的
地下圈子的形式－－通訊會和沙龍－－星羅棋佈於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神州。
通訊會，即通過書信來交流探索書中的政治理論和讀後的人生啟悟，是這些
地下讀書圈子的重要組織形式之一。出自兩位今日著名的思想家，當年的知識青年
－－金觀濤和劉青峰－－手筆的書信體中篇小說《公開的情書》在文革中就以文學
的形式相當真實地記述了這類讀書會的萌起與發展。這篇小說之所以能在新時期文
學的初潮中震撼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正是因為它通過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門
等一群被打散在農村的大學生們通訊會式的地下讀書活動，生動地展示了那一代人
對真理的苦苦探索。無論是他們對 「南斯拉夫經濟問題」的激烈爭吵，還是「擠在
一間小房子裡...一連幾天不下樓」的苦讀生涯；抑或那些摯熱，頻繁的鴻雁傳書，
都表達了他們－－這代人中的先覺者們這樣的信念：「我們深深苦惱的是為什麼年
輕人的思想這麼混亂，似乎理論的危機已使很多人從根本上對未來喪失了信心。但
我們努力探索著，希望我們的工作成為茫茫大海中的一盞燈，給年輕的朋友們指明
方向。我們堅持不懈地努力，不讓奮鬥精神喪失，不讓熱情的火花熄滅。我們決心
走一條和許多年輕人不通的道路－在理論上進行探索的道路。」
如果說《公開的情書》還只是以小說的形式提供了一個「通訊會」的範本，
那麼上海最著名的學生「反革命集團」－－復旦大學「胡守鈞小集團」則是一個實
際生活中的範例。一九六八年後，復旦大學「炮司」的數百名造反派紅衛兵因兩次
炮打張春橋而被「四人幫」打散到全國的山鄉農村，但他們又極端不滿所遭到的政
治迫害和不甘心於炮打的失敗。於是，由周谷聲倡導，由陳秀惠，孟金瑛等人編輯
出版了系列性的《遠方戰友通信集》的通信會刊，在上面交流讀書心得，並由對自
身所受的政治迫害的感性不滿上升到對整個社會體制，政治理論等重大問題的探索
。後來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四人幫」一夥稱為「小集團理論家「的方農在通
信中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兩重性「，即也有「鎮壓」人民的那一面的命題。
「小集團」的另一個成員童允安則走的更遠，他提出了「要用新的機構」去代替「
無產階級專政」，在法制上採用「南斯拉夫的方法」，即一是「誰要成為反革命或
要逮捕，都要經過法院公審」；二是「人民選舉法官」和「全民選舉幹部。」據筆
者訪問方農時得知，他們當時的「反動思想」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介紹南斯拉夫法制
的 維利科·弗拉霍維奇的 《南共綱領和思想鬥爭「尖銳化」》等書的影響。雖然
不能說他們的法制思想已臻成熟，但至少已有了寶貴的萌芽。七十年代初轟動北京
的所謂「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案是另一範例。北京知青徐曉通過自己讀書圈子裡
的朋友介紹認識了一些部隊朋友。「由於環境壓抑，雙方只能寫信。徐曉和他們通
信，都是十幾頁紙「。其內容按當局羅織的罪名，有「搜集，流傳反動小說，詩詞
；搞反動串聯惡毒攻擊中央首長，攻擊'批林批孔'」等。這些通信很快受到「郵檢
」，數十個參加這一通訊會的人被捕，其中兩人還被判處了死刑。當局還給這一鬆
散的通訊會按了一個聳人聽聞的「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的罪名。
比鬆散的通訊會更為活躍和集中的是散佈於知青中的大大小小的理論沙龍和
文藝沙龍。或許，從當年知識青年群中被揪出的「反革命小集團」之多，分佈地之
廣也正從反面說明了這一地下讀書運動之波瀾壯闊。僅就震驚全國的大案而言，上
海有「胡守鈞小集團案」；北京有「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南京有「陳卓然小集
團」案；即便是非常偏僻的寧夏，也有過一個名聲遐邇的「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案
。吳述森，魯志立等13名66，六七屆大，中學畢業生於一九六九年11月在銀川成立
了一個名叫「共產主義自修大學」的地下讀書會。他們讀書交流，勇敢探求，對種
種所謂的「革命理論」高舉起思想的批判武器。其結果是他們中的3人被判處死刑，
10人被拘捕並判徒刑，1人含恨自殺。這一代人中的前驅者們為讀書和求真理，曾付
出了沉重的代價。
從思想史的流程返顧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地下探索與創作，更會令人驚訝地
發現：正是這些地下讀書運動中的探索為後來新時期勃興的政治，經濟，法律和文
學創作在理論和人材兩方面都作了厚積薄發的孕育。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運動
「的嚴酷冬天裡，不少北京知青卻開始了他們精神閱讀史上的早春。在京城秘密活
動著的思想－文藝沙龍中，此時有一個總網絡性的大沙龍，大圈子，許多小圈子，
小沙龍都和它交叉匯合。這就是趙一凡主持的地下沙龍。趙一凡的作用在很大程度
上表現為傳播「禁書」－－灰皮書，黃皮書，手抄本（知青自己的創作）給同伴並
組織討論。後來在新時期文學中成名的詩人北島，芒克；小說家史鐵生以及著名的
老紅衛兵詩人郭路生（食指）等人都曾出入這一沙龍，得到思想和藝術的啟蒙。據
當事人回憶：「此時在沙龍裡瀰漫著一種偷食'禁果'時的犯罪欣悅感」。所謂「第
四國際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徐曉也曾是這一沙龍的主要成員。她在那裡讀到人生
的第一本禁書《怎麼辦》（車爾尼雪夫斯基），又讀了《遠離莫斯科的地方》，《
紅與黑》，《戰爭與和平》等書。徐曉後來說：「趙一凡是我的精神導師，他使我
認識了人的問題。知道還有一個人的問題存在。」 同樣在趙一凡沙龍中得到啟悟的
詩人芒克後來和另外兩個知青詩人多多，根子一起在白洋澱插隊中開始嘗試用現代
主義手法寫詩，以後北島，江河等人又都前往白洋澱遊歷，「白洋澱詩派」就此形
成，並開啟了文革後中國詩壇現代主義潮流的先河。
與趙一凡沙龍先後活躍於京城的還有中學「4·3派」紅衛兵的「二流社」和
以老紅衛兵為主的徐浩淵沙龍。「二流社」是一個非正式的跨校際的紅衛兵運動研
討會，每週聚會地點在北京西郊紫竹園「風雨亭」和北海公園等地。其成員有師大
女附中的戎雪蘭，潘青萍，史保嘉；35中的孫康（方含），包國路（柯雲路），10
1中的任公偉；31中的甘鐵生等人。這些人大都不是各校造反派紅衛兵的第一線領袖
而是參謀部和寫作班子成員。他們最初熱衷於去農村建立烏托邦主義的據點，如「
共青城」，「知青公社」等等。後來，由於當局在一九六八年後開始鎮壓造反派紅
衛兵，出於對政治的失望，他們中的一大部分開始把注意力投向文學藝術。柯雲路
，甘鐵生，孫康，史保嘉等均成為新時期知青文學中風雲一時的人物。一九六八－
1972年間，原人大附中老紅衛兵徐浩淵成為北京文藝沙龍中極有影響的人物。她和
依群，王好立等人在一九六八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初形成一個地下讀書圈子，並打破
派性巢臼，與造反派紅衛兵的「二流社」成員甘鐵生等人一起讀書討論。他們讀了
相當多灰皮書和黃皮書，如密洛凡·德熱拉斯著，《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
析》，波蘭沙夫的《人的哲學》，法共 R.加羅蒂的《人的遠景：存在主義，天主教
思想，馬克思主義》和《無邊的現實主義》；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瓦·
阿克肖諾夫的《帶星星的火車票》，薩謬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 F·A·哈
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使他們對政治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變，這本尖銳批判納粹
主義的傑作使他們自然而然地聯想到文化大革命，認識到所謂的「大革命」和「社
會主義」實際上是一條把人民引向「通往奴役的道路」。
這一類的思想－文藝沙龍活動，更在遍佈全國的知青點，生產建設兵團中方
興未艾。各派紅衛兵中的思想者們都把他們的組織與行為方式帶到了農村，出版定
期或不定期的知青刊物，有目的的跨地區的訪問，串聯和考察，並研究中國社會的
一系列重大問題。一九六八年秋，在內蒙古臨河縣插隊的北京知青張木生等人通過
認真讀書學習，寫出了《農民問題學習：關於體制問題的探討》一文。文章大膽揭
示了中國農村的現狀，公開反對「學大寨」，主張「三自一包」；並委婉地批評了
毛澤東的農村政策。這一讀書筆記還曾得到當時閒居在家的胡耀邦的首肯，並在北
京知青中刮起了一股「張木生旋風」。粉碎「四人幫」後，張木生被調到中國社科
院農經所工作，成了新時期農業經濟理論最早的探索者之一。無獨有偶。一九七二
年，四川東部的一群年輕人（包括現在成為著名個體經營者的牟其中），組織了一
個名為「馬列主義研究會」的思想沙龍，寫出了『中國向何處去？』,『勞動價值論
質疑』,『社會主義由科學向空想的倒退』等文章，對中國的經濟體制和結構作了認
真的分析，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體系」的主張，建議「工人實行計件
工資，農民實行包產到戶」。 除此之外，北京知青趙金星等人對數年後成為熱門話
題的「人道主義與異化理論」的研究；河南干校中一批前紅衛兵主動與在那裡落難
勞改的胡耀邦等中共政治領袖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的交流與溝通，都透露出這樣一個
明白無誤的信息：這一代人中的先行者在農村，在山鄉的艱苦磨難中，仍保持著超
越性的思考，形而上的探索及新文化開拓。他們正是在文革中後期的插隊落戶，上
山下鄉；抑或工廠海港的「蹉跎歲月」中，依靠著讀書探索，補上了為文革打斷了
的正規教育所未提供，也未能提供的對世界文明「拿來主義」式的接收，瞭解，並
對中國社會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有了日臻成熟的完全屬於他們自己的思考。
當年的知青，今日的上海青年學者朱學勤先生在一九九五年十月的《讀書》
雜誌上提出了「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這樣一個命題。據他所言：
「一九六八年前後，我曾與一些重點中學的高中生有過交往。他們與現在電視，電
影，小說中描述的紅衛兵很不一樣，至少不是打砸搶一類，而是較早發生對文化革
命的懷疑，由此懷疑又開始啟動思考，發展為青年學生中一種半公開半地下的民間
思潮。我把這群人稱為「思想型紅衛兵」，或者更中性一點，稱為「六八年人'」。
這群人後來又自願去農村插隊，在貧脊的山溝中形成了一塊「精神飛地」和「民間
思想村落」：他們「在下班以後，過著一種既貧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與他們
自己的社會身份極不相稱，也與周圍那種小縣城氛圍極不協調；他們以非知識分子
的身份激烈辯論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識分子討論的那些問題，有時竟會爭得面紅
耳赤，通宵達旦；被他們吵醒的工友鄰居，時常用奇怪的眼神打量著這群白天還在
一起幹活的鉗工，管工，搬運工，怎麼一到晚上竟會爭論起史學，哲學，政治學，
爭論那樣大而無當的問題？」朱學勤還以詩一般的「尋人啟示」描述了「六八年人
」的「精神閱讀史"。然而，朱學勤卻十分感慨這些「六八年人」成了今天「思想史
上的失蹤者」，因為「後來呢，被專業吸乾了？被功名掏空了？還是被某一檔職稱
醃製在某一層書櫥裡？」毫無疑問，朱學勤對這一代人中的先行者們作了極為精彩
的概括。然而從思想史的流程來看，重要的並不是一代風雲人物的稍縱即逝，而是
他們連續的積累開啟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先河。
在全面論及這一地下讀書運動時，我們決不能忘卻了這一代人在窮鄉僻壤「
閱讀」的另一本大書－－真正使這代青年的思想臻於成熟的，不僅是書本和任何紙
上的東西，更是社會和只須睜了眼看的悲慘的中國現實。對於「六八年人」來說，
儘管他們開始獨立思考，但十七年的「左」的教育仍然是無形卻強大的思想牢籠，
束縛著他們的思考去逾越正統意識形態的樊籬。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他們一個個接觸
與深入社會的機會：大串聯，社會調查，上山下鄉……當他們忽然脫離了常規的、
慣性的軌道，不再有父母的管束和老師的教誨，面對著破碎、痛苦的悲慘世界，他
們忽然覺得他們所受的教育，他們所信奉的主義，是那麼耐不住深入的探討，尤其
是經不起現實的驗證。他們不僅對文革，而且對整個十七年的專制、荒謬都有了制
度層面上的認識. 作這一如是觀，「六八年人」們繼第一個在文革中喊出「民主與
法制」的口號後，又雲聚一九七六年「四五」的天安門廣場上企圖結束「秦皇專制
的時代」； 並又在一九七九年的民主牆運動裡成為第一批成熟的民主主義戰士，也
是水到渠成般地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