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一個月後的感思 喬之 香港回歸故事打上了句號後，一個月來已逐漸退燒。狂熱後的真空正在出現 。本世紀以來，中國太多的故事引起世界的關注和不安。七月一日既是中國近年民 族主義高漲的一個終結，也是未來中國可以走向平淡務實的一個機會。中國需要休 養生息。也許，中國不再有故事，中國就有福了。——題記 一、午夜盛宴後的空白 燈火輝煌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今年六月三十日午夜香港主權交接儀式，中 共和英國都視之為政治的盛宴，而且是本世紀是令人瞠目的政治盛宴。這餐盛宴實 際上已吃了十幾年，三十日午夜則不過是最後的大菜。世紀末的這場盛宴，不但把 六四後幾乎冰凍的中國大陸民心重新炒熱得呼天叫地，而且把一直是孤疑深重的香 港人炒得愛國主義熱騰騰紅火火的。香江南北，長城內外，同吃回歸，共享盛宴。 現實、聰明、內鬥的中國人，一夜之間變得如此理想、天真、和諧，其變化之快， 全世界都為之震驚。 香港幾乎成了前些日子唯一的故事。但是，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也沒有說 不完的故事。全世界急匆匆趕往香港的媒體記者，也急急匆匆爭趕七月一日以後離 開香港的最早班機。香港被人吃完最後的晚餐，主權回歸盛典的熱鬧勁過去以後， 面臨了一個很現實的早晨。回歸一個月來，香港人已從夢中醒來，人們不會再把香 港作為頭條故事了，以後都不會！ 首先，英國人再不說香港的故事了。香港是英國殖民皇冠上的最後一顆寶石 ，也是英國殖民統治中最成功的傑作。他們在不情願中把香港歸回給中國。在一百 多年的殖民統治中，英國沒有給日本人機會，也沒有給國民黨機會，但卻給了中共 大說特說香港故事的機會。結果，這顆皇冠的最後寶石，變成了殖民統治的最後燙 手山芋。大英帝國流年不利，反而是中共在六四以後大難不死，憑借香港的故事， 為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樹立了一個樣板。英國既不失紳士風度光榮撤退，一方面其 酸溜溜的心境世人皆知，另一方面七月一日這個燙手山芋扔掉以後，英國也已經在 著手調整與中共的關係，趕在法國、美國之後搶搭貿易列車，爭奪中國大陸最後的 市場。這是比香港更美妙、更誘惑的故事。 其次，是中共也不會總說香港的故事了。一些香港人自以為善解中共，懂得 破譯中共的密碼，但多年來根本就不懂領會「中央精神」，根本就不懂得中共超強 勢的統治運作方法。中共多次指出，九七年香港問題是中英之間的問題，九七後是 中共內部的問題。中共歷來的規矩是，除了強人以外，不是隨便什麼人可以講故事 的。反右的故事，文革的故事，林彪的故事，只有毛澤東這樣的強人才可以說。而 香港的故事，八九動亂的故事，與英國鬥爭的故事，台海飛彈的故事，也只有鄧小 平這樣的強人可以說。當鄧小平與耿飆、黃華翻臉不認人，指著自己的鼻子宣佈只 有他才唯有發言權時，香港的記者嚇得目瞪口呆。但是，香港的記者缺乏自知之明 ，而且還健忘，幾年後又圍著江澤民，總書記長總書記短的套近乎，希望與他一起 講香港的故事，但江澤民不是這樣的強人，除了「穩定壓倒一切」沒有其他新意， 這就不是隨便講故事的人了。中共中央宣傳部已下達通知，香港回歸以後的報道要 統一口徑，報紙用語不得越雷池半步。已習慣見風使舵的香港記者，想必也按「中 央精神」自律，七月一日以後已面目大變。如此，他們還能說什麼故事？回歸之後 ，中共會見好就收，而且其他要做的事很多，香港這樣會帶來危險的故事，不會隨 便說起的。 香港回歸慶典，會使人聯想到結婚典禮。洞房花燭夜之後雙方都要冷靜思考 ；明天，如何開始一天天過日子，如何安排柴米油鹽？天天你愛我我愛你，會讓人 受不了的。香港媒體天天「愛國」「歡迎」，甚至「獻計獻策」，回歸後再如此下 去，想必中共也會受不了甚至害怕的。因此，九七之後，香港的故事正在出現一個 退潮期，或者說，香港有一個相對的消沉期，這是無法迴避的現實。 二、政治家和評論家的失落 九七前後的回歸效應，使中國的民情處於昂揚、興奮之中，並由此淡化了六 四之後的政治危機。香港故事使中共不但大難不死，而且幾乎是妙手回春之筆。中 共是靠玩弄故事起家的，講得最多是的是階級鬥爭和民族主義。從惡霸地主到資本 家的皮鞭，從帝國主義到殖民主義、外國反華勢力，是最容易煽起民情的。但是， 有能力拿下大陸半壁江山的毛澤東，居位長達二十多年，一直讓香港保持不動，不 講香港故事，成為當時中共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對話渠道。在當時中共與 整個世界隔絕的情況下，香港這種不變有著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人們很難設想， 中共當年一併解放香港，今日中國會是什麼樣子？，幾十年來，中共、台灣、英國 、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從香港獲得無數利益。香港的特殊地位，實際上保持了國際 政治格局、地區安全體系的某種「生態平衡」。因此，極具政治謀略與平衡權術的 毛澤東、周恩來，連美帝蘇修都不怕，卻幾乎從不輕易講香港的故事。他們深知對 這種生態的任何調整工程，都會出現難以在沙盤上演練預測的效應。反而鄧小平以 現實、功利著稱，習慣「摸著石頭過河」，他以強硬態度公開收回香港的決心後， 這種生態的平衡已經發生變化。無論香港今後如何發展，其在國際和地區政治生態 平衡中的特殊功能，尤其是關鍵時刻的通洩作用，絕對是大不如從前的。 當台灣問題還不能按中共所願解決之前，香港作為本身特色的消失會使中共 面臨一種輿論導向和民情工程的空白。這對中共來說，未必是一件好事。因為，很 難想像，香港回歸以後，愛國主義的故事還能說多少。對香港的政客、傳媒的專欄 作家或電台的名嘴來說，這種空白應該會造成心理和舉措的失落。問題是，中共不 會體諒這種失落感，他們正在全力填補自己的空白。本來，中共駐軍香港僅是一種 主權的宣示，實際軍事防務作用不大。但人們注意到，回歸一個月來，中共對香港 政治和社會的運作，始終保持低調甚至某種形式的寬鬆，但另一方面，人們也注意 到一個極其微妙的事實，即臨近回歸前夕，中共突然決定增加駐軍數目，從象徵意 義走向實質意義，顯然暴露了他們內心的不安全感。與其在香港失控時大舉增兵招 致反彈，還不如裝甲車事先進駐，防患未然。香港回歸以後中共需要一個相對時期 的穩定，防止矛盾的重點從中英兩國轉化到中國內部，或者轉化到中國與香港之間 。以後不說香港的故事，將成為中共的一項重要政策。 三、外國人的故事走向消沉 整個十多年的過渡期，普通香港人的民生被拋在一邊，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香港的故事實際上就是中共和外國人鬥爭的故事。先是中共和英國的爭執，這幾年 再加入美國的因素。與外國人斗往往可以師出有名，近年來香港突然出現的愛國主 義和回歸熱潮，既有經濟和商業利益的考量，也有中英關於政制改革爭執的刺激。 以公義和道德的名義，極其容易地煽動起了民情。 英國通過鴉片戰爭掠奪中國領土，在歷史上留下了道義的債務，結果，香港 一方面在後來成為在英帝國的東方明珠，一方面仍然是英國持捨難定的歷史包袱。 中國恰恰相反，作為受害者，以道義的名義掌握著隨時索失的主動權；從現實利益 上，香港從四、五十年代的破舊小島，變成世界一流的自由港。毛澤東統一大陸江 山足夠名垂史冊，而三起三落的鄧小平，則是視香港為唯一機會，而且是空前絕後 的機會。結果，一方面他因六四屠殺引致香港百萬人大遊行，另一方面鄧又因對英 國的強硬態度而折服香港人。後過度期，中國關於英國的故事，幾乎出現在每天的 電視頻道上。十多年的外交爭執，英國每次成為輸家，而使輿論的天平傾向中共。 九七之後，英國不會再次成為中共天天會面的對手。英國人是現實的。回歸 故事說完以後，香港不再成為英國的包袱。反過來，香港的法治、秩序、自由，會 使有的人回味無窮，但卻是對中共的極大考驗。中共在九七前對英國出言不遜，處 處開闢抗英前線，但畢竟有一個明確時表，就是熬到六月三十日午夜。香港人不要 忘記，英國是中共建政後與之最早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國家。香港人也不要忘記， 六月三十日的晚宴，香港只是一道菜，並不是宴會的參加者，或者說，香港只是一 個交換對象，並非交換者本身。江澤民在和布萊爾握手後，在匆匆離去之前，並沒 有想起舉行一個記者招待會向香港同胞表達祈福事。人們已經發現，回歸後的這一 個月來，中英雙方幾乎沒有出現爭吵的跡象。反而令人諷刺的是，中共開始內爆關 於處理香港問題的分歧。事實上，六月三十日之前，十幾年來幾乎天天吵架的兩國 外交官，已經開始收拾自己的嘴巴，互相向對方發出求歡信號。中英兩國外交關係 史上新的一頁，已經從七月一日以後掀開。 至於美國人，則更比英國人還要現實。回歸後這一個多月的事實顯示，並不 存在美國企圖填補香港空白的跡象。六月三十日之前，關於最惠國待遇的爭論，已 經出現永久解決的曙光。美國人為自己轉呔的辯護能力是驚人的，而更令人驚奇的 是，甚至回歸幾天前還譴責並表示要抵制臨立會宣誓儀式，卻突然改變主意，宣佈 由駐港領事前往出席。在這幾天裡，究竟發生了什麼足以改變原先決定的事實？什 麼也沒有。中共本來對英、美杯葛臨立會宣誓儀式滿不在乎（倒是香港有些記者和 評論很是為中共著急和抱不平），而是顯示出美國對中國的整體利益甚於對香港保 持民主的關注。連中共自己也不在乎的事情，美國也不願開罪中共，說明英國在香 港留下的空白，絕不是省油的燈。正因為美國並不如某些人所預測的，會著急去填 補英國的空白。所以，除了外交辭令外，美國人不會總說香港的故事，以免自找麻 煩。從九六年開始的民族主義熱潮，以六月三十日為最高潮。美國對中國如此容易 地煽起民族主義，絕對是心有餘悸的，不會再輕易去進行試驗。這不僅僅是出於世 界政治格局和本身經濟利益的考量，更是面對中國這樣一個龐然大物潛在能量的現 實。 除去英國的故事、美國的故事，還有什麼外國人的故事能說？大國就剩下日 本了。當中英、中美在對抗時，日本已不動聲色地在香港札下了根。日本佔了便宜 不會還賣乘，這是他們的聰明所在。同他們在香港所獲得的巨大利益相比，他們還 比英國和美國更為務實和安靜。在整個過渡期，日本從來沒有同中國講過什麼香港 故事。釣魚台事件引起的反響，也使香港人掂量了一下抵制日貨的份量。結果，就 同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香港人絕不會用民族去評價日貨的質理和價錢。 至於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以及東南亞國家，則是從來不講香港的故事。也 就是說他們從來不會對中國如何玩弄香港的故事提出過異議。當任何一個國家也不 去說香港的故事時，香港除了向世界提供市場外再也提供不了什麼。 事實上，香港人應該明白，他們本來就沒有權利隨便說外國人的故事。玩弄 外國人故事的主導權在中共手裡。英國人的故事，是中共玩出來的，不是香港人說 出來的。媒體可以玩，但當中共「見好就收」，媒體也不敢再玩下去。至於美國人 的故事，中共沒有興趣玩，恐怕媒體也不會起哄。說外國人故事，目的是煽動民族 主義，而民族主義對中共又是一把兩面刃。《中國能說不》一書剛出版時，中共曾 暗中縱容，但當港、台、海外保釣運動聲勢浩大以後，中共大夢初醒，才知道民族 主義的火不是好玩的，此後便噤若寒蟬。 缺少了外國人的故事，香港人的生活，包括媒體的頭條，也許會平淡一些， 這並非壞事，也許正是好消息的開始。 四、中國健忘症效應 香港回歸前的最後一次紀念六四活動，董建華一語驚四座：香港應放下六四 包袱。這句話奇就奇在，把一場涉及歷史公義的事件，竟然看作是一個包袱。但這 句話妙也妙在，把香港人最典型的現實功利心態表露無遺。事實上，香港社會從來 就沒有把六四作為包袱。八九年六月，香港百萬人冒雨上街，不是別人強迫或煽動 的，而是人溺已溺，香港人感受到了自身的危機。基本上，九二年中國經濟重新起 飛，許多香港人中獲益，六四已不再是一個廣泛的話題。而九六年以後，六四甚至 作為媒體的故事也越來越少。尤其是鄧小平的逝世，媒體幾乎要把六四作為故事的 終結。當然不會有包袱的感覺。所以，包袱之感，僅僅是董建華處於中共與民主派 之間的兩難反應。 現在世界輿論一直較關注的是，香港民主力量的政治抗議，是否會成為香港 的另一類故事？這個問題，實際上波及中共對香港言論自由和民主政制的政策走向 如何。也就是說，取決於中共本身會產生出多少故事。現在看來，製造這種故事的 機會並不多。 實際上，對中共來說，從來不存在是否履行諾言的問題，關鍵反而是，這個 政權對香港能作到什麼程度。首先，我們已經看到，七月一日以後發生的政治抗議 ，對中共還並未引起太大的故事。甚至連「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中國」的口號 ，從字面上並無與中共理論相衝突。中共從來不承認自己是一黨專政，而只是一種 領導地位，況且還有八個「民主黨派」和人大會議的橡皮圖章。而民主派把要求釋 放具體的民運人士作為目標，這種訴求的狹窄性，就已經為日後的被動埋下伏筆。 事實上，中國的人權問題，並不僅僅在幾個民運人士的入牢，而更廣泛的從整體上 大規模對人權的的侵犯，恰恰是香港民主派沒有看到的。例如，最近中國通過的刑 法修正案，雖然把反革命罪改成危害國家安全罪，使其適用範圍無限擴大，以前是 對「敵方」提供情報才構成罪名，現在已一律改為「境外」，把境外視同敵方。這 種定罪範圍的擴大，為大規模迫害人權提供了法律依據，直到目前還未受到人們的 譴責。反而，對於民主派訴求釋放的具體民運人士，可指名道姓的並不多，以中共 偌大的國家機器，對這些個案解決並非不可能。例如，因開罪鄧小平而入牢的魏京 生等，已被中共視為包袱，很可能會提前釋放，並流放海外。到那時，民主派再訴 求什麼？還有什麼故事？對中共來說，香港已有太多的「民主派」轉呔投降，因此 對目前已極為少數的其他民主派，並不會有更多挑戰性的壓制，甚至期待自生自滅 ，或者期待香港人在現實和功利的追逐中厭惡和窒息民主派的生存空間。中共七月 一日以後對香港的政治抗議至今一言不批，出奇平淡，其原因就在此。 比較引起世界關注的，是中共將如何面臨香港的新聞自由？這個問題說穿了 ，要害並不在中國對香港的新聞自由能容忍到什麼地步，而在於中共鉗制香港的新 聞自由能做到什麼地步。這種自由，既包括對中共的言論批評，也包括對中共不利 的資訊的傳播。從前者講，對中共的批評，反而是香港傳媒本身已表現出異乎尋常 的自律，不但少見對中共的批評，更在回歸前後出現了罕見的反批評。中共現在並 不擔心傳媒的批評，反而擔心傳媒轉呔太快會幫倒忙，惹上壓制新聞自由的嫌疑。 從後者講，不利中共資訊的傳播，六月三十日之前和七月一日之後並無大的區別。 畢竟，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與內地還有一道鐵絲網，只要在技術上維持目前 的運作，還不至於影響於中共的生存。相信中共仍坐以保持現狀為主要目標，不應 在眾目睽睽下施行較大手術。 事實上，中共本身控制的大陸傳媒，也在頑強地爭取言論自由空間。大陸傳 媒對中共的批評，困難度遠甚於香港傳媒，但尖銳和深刻的程度，並不遜於香港。 只不過，與香港最大的區別，這種批評在具體點名和點名的層級上，沒有香港的自 由。問題是，香港本來具有的這種優勢，已經給香港傳媒本身的所謂「自律」消化 掉了。放棄批評的權利，是香港傳媒在後過渡時期及回歸後的最大的變化。 中共能順利過渡六四難關，順利回收香港，應得力於中國人的健忘效應。鄧 小平是極其聰明的現實主義者。六四之後遭到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他硬頂著下來 ，而且說了一句「韜光養晦」，結果，只頂了二、三年，世界便開始淡忘六四。到 今年他去世時，他已獲得生平最高讚譽。諷刺的是，他本人尚且未敢為自己作總結 ，反而是香港傳媒一本正經要為鄧公「蓋棺定論」。因此，中共如再拖上二、三年 ，中國人甚至連魏京生、王丹等人的名字也會忘記（請問，現在還有多少人記得方 勵之、劉賓雁的名字？）。 現在的問題是，正因為中國人的健忘症，六四是突然的，回歸熱也是突然的 ，批英反美也是突然的。那麼，很使人容易懷疑，下一個突然是什麼？中國人，還 有香港人，下一回又會突然置身那一個極端？反右才四十年，文革才三十年，六四 才八年，人們都已經忘得乾乾淨淨。請問，中國歷史的苦果，誰應該去吃呢？ 五、中國能否走上不歸路？ 香港的回歸，使中共光榮有效地利用了最後一個歷史機會。一個百年多的歷 史正式宣告結束，但這也意味著另一個機會的開始。這個新的機會就是，中國大陸 緩慢地走向開放，走向強盛，而香港逐步走向消沉，在保持務實、現實的生活中， 香港在道義和輿論上將會慢慢地消失自我。去年中國大陸還在討論「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的問題。現在看來，三十年還可能太長了一點，中國人的記性可能還 不到三十年。這可能就是中國的不歸之路。 香港人很快就會忘記九七過渡前的種種煩躁、興奮，並且會很快容忍除了一 道鐵絲網以外的相同生活。香港人會發現，自己原先所擁有的特權並不多，而且僅 有的一些也正在被大陸分享。老老實實過日子，回到原來的起點，既不成為反共的 基地，也不作為中共的花瓶，才能馬照跑、舞照跳。四十多年前，許多人是作為難 民到香港尋求一隅平安的，那時，上海遠比香港繁華。現在，香港人絕對不願再來 個風水輪流轉。因此，在英國作為批判對像撤退以後，大多數香港人不會再尋找一 個新的批判對象。 而中國大陸，在經歷過文革、六四、回歸的種種熱潮乃至快感之後，已經進 入一個沒有政治強人但有經濟強勢的年代。由於地廣人多，到處自稱「地靈人傑」 ，任何方面邁出一小步，都將比香港更為深刻、震盪。在這麼大的幅員上，不同的 聲音，不同的訴求，將會比香港更為豐富、多采。世人在漸忘香港的時候，將會更 多地注意中國本身。問題是，中國大陸在說完香港故事後，會不會再說美國的故事 、日本的故事，甚至又說起自己的故事，這是值得人們注意的。指望中國消沉或消 音是不可能的。健忘症群有時能把危機變成轉機，有時又恰恰會把轉機變成危機。 中國的不確定性，將始終貫穿於這個民族整個生死存亡的過程中。 一九九三年，本文作者曾寫過一篇紀念六四的文章，回憶了自己親身經歷的 事件。發表後，老報人金堯如在《聯合報》撰文評論，結尾是：什麼時候中國沒有 故事了，什麼時候中國就有福了。 這句話使人感慨。試想，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為世界創造了多少故事。這些 故事都是熱熱鬧鬧、轟轟烈烈開始的，但結束的代價卻是生命、土地和尊嚴。正是 從這個意義上，人們期待，九七回歸，香港的故事結束以後，中國能進入一個沒有 故事的年代——儘管這很可能是一個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