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中國社會的平穩轉型 ——「歐工協」第三屆年會暨鄧後中國國際討論會側記 本刊記者 盛夏八月，熱浪襲擊下的德國首都波恩。近郊的一座小山上，綠樹叢中不時 透出陣陣涼風。來自美洲、歐洲、亞洲十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六十餘位中外學者，經 過了鄧小平逝世後的半年思索，來到這裡探討鄧後中國的諸多問題與對策。這次國 際研討會由歐洲中國民運工作者協會(歐工協)、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和《北京之春》 雜誌社聯合舉辦。三天的會議顯現了海外學者們的智慧，對鄧小平之後中國大陸在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國際關係多個領域中面臨的迫切問題作了仔細分析，為 推進中國大陸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促使社會的平穩轉型，提供了建設性的對策和建 議。台灣中央通訊社，香港《爭鳴》、《前哨》雜誌和《聯合報》，《歐洲日報》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以及荷蘭國家廣播電台，法國廣播電台，英國BBC廣播電台 ，德國之聲電台和本刊都派遣記者採訪了大會，並先後作出了相應的報導。 「歐工協」第三屆年會:邁向新的里程碑 主辦了去年在荷蘭舉行的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國際討論會的歐洲中國民運工 作者協會，依舊擔當了本次研討會的東道主。「歐工協」的第三屆年會趕在研討會 之前的八月十八日深夜召開，司馬泰主持了會議，常征致開幕詞。來自美國和瑞典 的薛偉、白夢、莫莉花代表來賓致詞。胡立俊和常征分別代表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及 監事會作了工作報告。大會按照章程通過了會議所在國德國分部關於下屆執行委員 會主席的提名，通過了新的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的組成。第三屆執會會主席為 德國的常征，副主席為荷蘭的葉國忠，執行委員包括司馬泰、嚴克、劉明明、蔡聲 、王國興、粱成和許天方。監委員會主席由荷蘭的胡立俊擔任，監委委員包括上官 村榮、董營生、鄧雅芝。《草根報》主編為嚴克，司庫為董營生。發言人依舊由王 鵬令擔任。新任主席常征向大會表示要在任期內繼續紮實工作，把歐工協的工作推 向一個新的階段。來自瑞典的莫莉花要求加入歐工協，來自美國的白夢申請作為歐 工協的名譽會員，歐工協對他們表示了熱情的歡迎。 作為整個研討會之前奏的是《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的新書發行儀式。這本書是 去年在荷蘭召開的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國際研討會的論文集。在發行儀式上，蘇紹 智、溫輝、阮銘、陳一諮、薛偉分別緻詞，祝賀作為流亡海外的中國學人之理論研 究成果的這本書的出版，認為這也是海外民運的一個很大成就，預祝這次會議能夠 形成另外一本書在未來出版。發行儀式上還就一本具有多名作者簽名的新書進行了 拍賣。此書最後的叫價戰在歐工協新任執行主席常征和新任執行委員劉明明女士之 間進行。最後，作為波恩長城餐館老闆的劉明明以三百二十馬克的叫價兢得此書， 並高興地與書作者們合影。十九日晚間，旅居歐洲地區的知識分子聚集一起，商討 了成立「歐洲中國學社」的有關事項。 關心中國命運之士的「空中對話」 正如會議主要籌備者王鵬令博士所言，這次會議是一場關心中國命運的知識 分子的對話。會議曾經對中國駐波恩大使館發出過邀請信，儘管中國官方沒有派人 與會，但是大家相信，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對會議有著應有的關注。就此而言，這 次會議不僅是與會者們的對話，也是與國內知識者的一次「空中對話」。作為「對 話」的整個理論研討會覆蓋面很廣，包括六場主題討論。一是鄧後中國大陸的經濟 和社會問題。二是中國的改革與異議運動，三是鄧後大陸的政局與對策，四是文化 思潮和知識分子問題，五是鄧後兩岸關係展望，六是鄧後的香港和西藏問題。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候選人程曉農的報告就「繁榮」與「穩定」這一中國 經濟改革中的政治難題發表了意見。他對所謂中國成功的市場化帶來繁榮，而隨著 非國有部門的擴大，非國有部門將逐漸替代國有部門而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 中國的漸進主義改革可以就這樣順利地完成全面市場化的觀點表示了異議。他認為 ，如果對改革以來的中國經濟作客觀、深刻的分析，便可以發現，上述看法只是過 去近二十年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特徵，是一種暫時現象。九十年代上半 期中國獨特的經濟繁榮已經基本結束，很難再度恢復；今後，被短暫的經濟繁榮掩 蓋起來的一系列多年積累下來的經濟社會難題將一一浮現，中國的經濟蕭條的陣痛 期快要來到；中國目前的社會政治體制不適應這種新的形勢，要在沒有繁榮的情況 下維持政治社會穩定，只能靠進一步的政治改革。他以前蘇聯為例，認為在中國開 放民主「躲不開」。《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在報告中指出，中國經濟改革引出 的最重大的問題莫過於社會公正問題。而對如此重大的問題，卻很少見到有人專門 討論，特別是在經濟學界。在大多數討論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章著述中，連社會公正 這個概念都很少有人提及。在李澤厚與劉再復提出的「中國發展四程序；中，社會 公平被置於第三位。反映了一種較為普遍的似是而非的模糊觀念。 在題為「鄧後中國的政治演變」的報告中，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員阮銘指出 中共權力鬥爭的格局已經改變。毛澤東、林彪時代的權力鬥爭有兩個特點：一是結 成幫派死黨；二是採取所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殘酷手段消滅異已。這 種「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格局在鄧小平時代已有所軟化：不再「你死我活」而是 「留有餘地」；不再擺開「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政治衝突架勢，而是強調 「違背中央領導集體」之類。鄧小平去世後，中共權力鬥爭格局又有新的變化：沒 有一言定「法」的絕對權力者；沒有人想去爭江澤民那塊「第三代核心」的通靈寶 玉。主要表現為中共「核心派」的「講政治」與「非核派」的「講法治」之爭。當 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陳一諮就鄧小平的遺產和江澤民的前途在會上作了專題報告 ，明確指出鄧小平最大的功勞和最大的局限就是一方面進行了經濟改革，另外又沒 有進行政治改革，造成了中國今天的複雜局面。而原蘇聯、東歐諸國家在改革的基 本問題上已經遠遠超過中國。鄧小平是一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改革者，又是一黨 專政極權政治的維護者。江澤民面臨的最大挑戰是鄧小平留下的中國的嚴重的制度 性衝突。在這種歷史遺產面前，江澤民面臨著空前的機遇和挑戰，江澤民有三種選 擇，順應時事順應民心，解決改革中的產權問題，解決社會不公正和人民的自由權 利問題是上策，當一個「維持會長」平衡左右而不解決問題是中策，也很難維持下 去。而事實上江澤民選擇的是下策，現在的「江李結盟」，導致的將不是中國的強 大，而是動盪。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主席蘇紹智在演講中指出，當代中國正處在從極 權主義統治的轉化過程中。中國既受封建傳統影響很深，在共產黨統治下又缺乏市 場經濟和與之相聯繫的中產階級，有些人因此對中國能否實現民主化存在一種悲觀 論調，這種論調顯現了西方文化主義的藩籬。而西方文化主義並不能否定中國民主 化的可能性。就中產階級而言，其出現和壯大固然將促進民主的發展。但是也不能 排斥爭取民主以壯大中產階級。在報告中蘇紹智還分析了在中國當前有利於民主發 展的三個因素，即市場經濟的成長和發展，村民委員會直接選舉的成功，人民大眾 包括一部分黨員和黨的官員要求行憲、修憲的呼聲。他期待在這個民主發展的過程 中，中共起促進的作用，在將來的多黨政治中不失為一大政黨，如果起阻撓作用， 將自絕於人民，遭到覆敗的命運。但是，中國民主化的前途是樂觀的。 香港、台灣——中國民主化的前沿 香港《爭鳴》雜誌主編溫輝討論的題目是海外和香港民主派的歷史角色問題 。他認為，被逼到海外來的中國知識分子大部分堅持原來的理念，在民主國家的生 活和實踐中接受先進的政治思想、政治行為的「再教育」，整體力量有了增加，這 是民運火種不滅的一個資源。他不贊成有些人看到海外知識分子和民運人士有缺點 就悲觀失望的態度。溫輝認為，現在海內外的民主派正處在漸趨成熟的階段。台灣 在民主化方面條件最好，因此台灣在中國的民主化方面就當付出更多。香港從完全 的資本主義「回歸」到極權主義，民主力量會受到阻撓和打擊，但是將在艱苦奮鬥 中更加成熟起來，充當全國民主化的重要角色。以往香港從來不是民主化的主要陣 地，現在角色更加重要。 來自台灣的新黨立委姚立明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的濃厚興趣。他的論題是從 台灣內部發展看鄧後兩岸關係。他分析了所謂「後李朝代」的國民黨中的「兩條路 線之爭，介紹了國民黨內「地方派系」與「技術官僚」的結構性作用，「中生代卡 位戰」，在民主演變的過程中國民黨統治結構(包括軍隊、情治與文宣部門)及其轉 化。姚立明對民進黨與台獨主張，新黨的角色與發展，台灣在修憲後的政治現狀都 作了細緻的分析，對兩岸關係也作了展望。姚立明指出，台灣問題在大陸方面一直 佔有前列的地位，但是到目前為止，所有兩岸問題的變化，出題的人都是台灣方面 。從蔣介石先生到蔣經國先生的三不政策、開放探親，到李登輝先生的務實外交， 未來還會繼續出新的題目。他指出，國民黨正處在時代交替之中，李登輝是最後一 個權威。為了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降低台海危機，推動兩岸和平協定之簽署，台灣 輔英技術學院講師蘇嘉宏還試擬了「兩岸和平協定的基本條款」，作為向兩岸領導 人及海內外政學界提供的建言。條款提出兩岸和平協定應以「軍備管制」為核心， 其內容主要包括「雙方正式宣佈放棄以武力解決一切爭端」，「全力阻止台海兩岸 發生全面衝突的任何戰爭，停止一切破壞顛覆的不友善行為」，「兩岸當局互不干 預對方內部事務，並應避免一切可能引致破壞和平的軍事活動」。 在論及中國民運的歷史經驗的時候，八九民運中的學生領袖，法國高等社會 科學院博士候選人封從德和旅居美國的白夢也在會上就中國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問題 發表了意見。白夢探討了民運中激進與保守的策略選擇。封從德討論了中國民運涉 及的文化心理的反思，堅持原則與承擔道義責任問題。他指出，八九學運與民運史 遠遠沒有澄清，許多關鍵事件還未披露，原因在於有的當事人尚在獄中，有的當事 人不願說。在中共那一方更不知何時可能公佈真相。他贊成丁子霖在「六四」七周 年紀念文章中呼籲的「我們需要的是事實，是原原本本，沒有經過任何篩選和加工 的事實。」把作為當事人的那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那一部分史實弄清楚。 在「文化思潮與知識分子」這一專題研討中，旅德學者仲維光闡述了極權主 義、鄧後知識分子問題，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任陳奎德分析了鄧後中國的意識 形態光譜，荷蘭萊頓大學訪問學者王鵬令討論了八九民運期間的文化衝突與鄧後中 國的政治文化建設。論者們深思熟慮的探究，受到了人們的讚賞。在關於香港、西 藏問題的討論中，《北京之春》經理薛偉、旅美作家，自由撰稿人徐明旭、旅德學 者彭小明擔任了主講人。對於西藏「獨立」還是「自治」的敏感話題，在會場上發 生了激烈的爭論。因故未能到會的中國戰略問題研究所負責人王軍濤和法學家於浩 成也給會議遞交了自己的論文。王軍濤的論文題目是「大陸經濟發展前景及其政治 效應」，於浩成的論文題目是「鄧後中國：一黨專政還是民主憲政?」 記者招待會：海外中國學者談趙紫陽問題 這是這次研討會公認的一個高潮議程。王鵬令在介紹這次記者招待會的宗旨 時表示，趙紫陽的問題自從一九八九年五月他在非程序狀態中被趕下台之後就引起 了人們的普遍關心，鄧小平死後國內外這方面的聲音重新加大，人們有一種期待， 認為鄧的去世為正確處理中共黨內問題提供了一個機會。他指出，趙紫陽問題是一 個標誌，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現在中共領導人如何對待鄧小平的歷史遺產。記者會 邀請了在各個方面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陳一諮、胡平、蘇紹智、阮銘發言。 前中共體改所所長陳一諮以「趙紫陽的道德勇氣」為題，回顧了趙紫陽在中 國改革的歷史上作出的貢獻。他認為，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九年在胡耀邦、趙紫陽 和萬里當政的時侯中國的改革進行的是比較順利的。農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經濟 改革也在全面開展，政治改革進行了初步設計。八九年事件使得中國改革全面停頓 了下來，但是改革的大趨勢始終沒有扭轉。中國改革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是一九八八 年、八九年趙紫陽當政時提出來試圖解決而沒有能解決的問題。比如企業產權問題 ，一九八八年趙紫陽就提出實行股份制，還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 企圖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在政治改革方面趙紫陽提出過轉變政府的職能，處 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黨政分開，在黨內建立民主程序，建立公務員制度，擴大 社會上的民主，處理好黨和政府關係，使得人大行使好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以及 政協怎樣更好地議政參政等等。後來這些都沒有可能進行，基本上處於停頓狀態。 人們之所以在今天提出趙紫陽的道德勇氣，是因為在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中，趙紫陽 始終堅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當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趙紫陽在亞洲銀 行的講話中提出這個看法的時侯，第一個與他握手的是喬石，楊尚昆也說趙紫陽講 得非常好。但是鄧小平五月八日決定調兵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五月十七日下午 在鄧小平的家裡姚依林和李鵬兩個人讚成戒嚴，反對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決問題 ，趙紫陽在作出了努力之後失去了總書記的職務，按照齙彤的說法，是「李姚反黨 聯盟推翻了合法的總書記」。實際上在這所有的背後是一個老人專斷，是鄧小平的 的獨裁。鄧小平實際上是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太上皇，他一手釀成了六四悲劇。現在 鄧小平已經離開舞台。再來看趙紫陽問題的的時侯，趙紫陽仍然堅持八九年的學生 運動是愛國的，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態度。趙紫陽這樣始終堅持不 是沒有原因的。陳一諮回顧趙紫陽兩次說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趙紫陽雖然 是七十八歲高齡了，問題不在年紀之大小，而在於趙紫陽所堅持的東西是否符合時 代的潮流和人民的願望，如果他堅持的是對的，那麼，不管是廣大的民眾還是共產 黨內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人都應當歡迎。趙紫陽本人更應該拿出「我不入地獄誰入 地獄」的精神來面對中國的問題作出自己的選擇。今天來講趙紫陽問題，他的精神 ，正是中國傳統佛教的犧牲自己捨生取義，殺生成仁的忘我精神，也是中華民族幾 千年來的士為求仁得仁的精神。 從未在中共體制內擔任任何職務的胡平在發言中稱趙紫陽為「中國鐵血政治 的終結者」。他從去年出版的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的英譯本中讀到，一九八九年五月 趙紫陽在與戈爾巴喬夫的談話中主動問戈爾巴喬夫，在一黨制度下能不能實現民主 和有效地消除腐敗?如果不能的話，多黨制就勢在必行?這種自問自答的意思已經很 清楚。戈爾巴喬夫說他聽到這個話也很驚訝。胡平認為，趙紫陽在八九民運中對示 威民眾對學生的一個最簡單、最基本立場就是不能殺人。這雖簡單，又至關重要。 當權者什麼時侯對人民的和平示威表達意見時候不用暴力鎮壓，不殺人，那麼民主 就是從這一天開始了。胡平強調實行民主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表達的自由。政府對 民眾的要求是否採納不要緊，只要不鎮壓就行。對從七九年的民主牆到八九年的民 主運動，共產黨始終採取鎮壓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八九年的趙紫陽那裡發生了改變 ，「而這正是我們所要求的」。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所長蘇紹智就「人民為什麼贊成趙紫陽復出」作了講話 。他指出在後鄧或者鄧後，人們談論得最多的是趙紫陽。鄧後海內外共同的呼聲是 要求趙紫陽復出。原因是人們對趙紫陽對中國改革貢獻的評價很高，尊重趙的為人 ，在八九中他不同意鄧小平的對民運的定性和鎮壓、屠殺。主張用和平對話的方式 解決危機。因此被鄧小平軟禁至今。趙紫陽最後趕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堅持不 出席宣佈戒嚴的大會，使得他在人們心目中威望高於李鵬。一九九四年，在香港《 信報》首先發表的趙紫陽在十四大上的自辯書，實際上駁斥了中共對八九民運的誣 蔑。在滿朝文武擁護六四鎮壓時侯，趙紫陽頂住了巨大壓力。在政治上與鄧小平的 強硬路線區分開來了。在中共黨史上，從彭德懷到劉少奇到鄧小平到胡耀邦，都是 在毛澤東、鄧小平的壓力下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但是趙紫陽以他堅定的立場敢於向 鄧小平挑戰。當前中國雖然經濟發展很快，但是危機重重，以趙紫陽的能力，可以 成為中國民主的推動力，是鄧後中國穩定的重要因素。 前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阮銘主要用三句話闡述了趙紫陽復出的可 能性。一是「阻止復出」，是江李體制的人和追隨江李體制的知識分子阻止趙紫陽 出來：一「呼之難出」這是現狀；我們的態度是「呼之能出」。為什麼能呢?因為江 李現在拿出來的藥方，包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政治改革 中的村民選舉，都趙紫陽、喬石他們提出的。趙紫陽是唯一可以接受民主憲政的人 。鄧小平是從四五運動和民主牆中呼出來的，所以現在開始我們就要呼，把趙紫陽 呼出來。 在與會記者的提問中，《北京之春》記者亞衣問道，現在在海外的知識分子對趙 紫陽復出的呼籲確實比較多，包括不久前金堯如先生發起的呼籲要求趙紫陽出席香 港回歸儀式的公開信。但是中國本土的民眾和知識分子的對趙紫陽問題的關切程度 如何?有沒有可能提供實際的材料?蘇紹智在回答中指出，從與他來往的比較多的中 共高級幹部的態度來看，很多人認為只有趙紫陽出來才能穩定大局，他們說只要萬 裡、楊尚昆加上喬石、李瑞環在人大與政協的力量結合起來，是可以呼趙紫陽出來 的。荷蘭國家廣播電台記者黃錦鴻提出，當他與荷蘭廣播電台的同事說起中國老百 姓有呼籲趙紫陽先生復出的意思的時侯，荷蘭朋友說為什麼中國人要把中國的希望 寄托在一個好的領袖身上?他問道，即使是一個好皇帝，趙紫陽復出實際上是中國民 族的悲哀還是中國民族的勝利?阮銘在回答中表明，他反對中國再出一個皇帝，也曾 經反對過趙紫陽的新權威主義。現在也不是說江澤民這個皇帝不好，而正是要反對 江澤民作皇帝，所以要呼籲趙紫陽出來。如果有民主選舉制度，可以選舉，現在中 國沒有這種選舉制度，所以只能呼籲趙紫陽復出 《前哨》記者安琪在提問中尖銳地涉及了中共領導層面的「派系」問題，她 說記者會台上就座的有趙紫陽派系的和胡耀邦派系的。六四事件中趙紫陽的高風亮 節大家知道，但是在六四之前中國改革派中的胡趙之爭嚴重妨礙了改革派的壯大， 他們之間的矛盾究竟是什麼層面的?國內最近好幾本書批評了趙紫陽在胡耀邦下台問 題上的表現，如果呼籲趙紫陽出來，那麼胡耀邦派系的人會有什麼想法?陳一諮在回 答中明確表示他「既不是胡派也不是趙派」，「江澤民給我帶話希望我支持他，我 說我對胡趙的改革都支持，但是我不是為他們效勞，我是看他們的高風亮節才支持 他們的，你江澤民作得對，我為什麼不支持你，你做得不對我為什麼要支持你?這就 是我的態度。」陳一諮說他跟胡耀邦的關係更好，很早就是朋友，可以無話不談， 與趙紫陽是八四年才認識的，但是覺得趙紫陽是一個很有頭腦，很有原則，能夠為 中國的改革開放作事情的人。說到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人有沒有分歧，他把他們比 作法國大革命中的羅伯斯比爾、丹東與馬拉那樣都是偉人，「並不覺得誰對誰錯」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糾正文革錯誤上確實有功勞，但是在老幹部問題上給自 己製造了包袱。他是一個充滿熱情的民主主義者，在經濟問題上比較盲目。趙紫陽 是地方官員出身，對中國的現實政治經濟問題有比較清醒的理解。但是讓趙紫陽獨 當一面也很難成功。如果沒有胡耀邦做擋風的牆，趙紫陽早就垮台了。陳一諮強調 ，鄧小平為了自己及自己孩子的利益，可以犧牲胡耀邦和趙紫陽。現在胡耀邦已經 死了，我們不要去褒一個死去的人，貶一個還在世的人。「所謂這個派那個派，趙 的人馬胡的人馬的說法是錯誤的觀念，我不贊成。」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記者佩特拉·科隆寇說，她在北京生活了六年，其印 像是老百姓對趙紫陽根本不關心，所以她問，趙紫陽真的復出的話，出來能夠干什 麼?蘇紹智說，呼籲趙紫陽復出不是一定要趙紫陽當什麼領導，而是認為趙紫陽代表 了黨內的一種要求改革的力量。他因六四獲罪，他的出來將表示六四可以平反，表 示政治改革可以繼續進行。陳一諮說，江澤民、李鵬當然不希望趙紫陽出來。現在 已經獲得利益和大權的人也不希望改變現在的格局、關係與機會。對多數民眾來說 ，不希望中國發生大的變動以免影響他們的生活，特別是那些收入比較高，在大城 市生活的人持這種態度。但是在高層領導中有改革思想的人則認為，當年趙紫陽的 堅持是對的，趙紫陽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現在鄧小平死了，這個問題應當解決 。至於知識分子和民眾包括出租汽車司機，對趙紫陽是有好感的。他們對趙紫陽是 否復出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他老了，一種認為合理應當解決趙問題。胡平認為從 國內來說，中共黨內有人把趙紫陽問題提出來，不失為對現在的當權者施加壓力的 一種辦法，對追求民主理念的人來說，也是一種手段。趙紫陽如果真能出來，表示 整個中國有了一種變化，「復出」是變化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台灣中央通訊社記者林琳的問題是：「如果趙紫陽復出，對於兩岸關係會不 會有所改變?」《歐洲日報》記者祖慰就江澤民是否參與六四決策，因而會阻止趙紫 陽復出提出了疑問。其他與會者還問及趙紫陽堅持的究竟是現代西方民主還是共產 黨的民主作風?趙紫陽在官倒上的態度。在六四前趙紫陽是什麼時候知道鄧小平的調 兵鎮壓計劃的等等。在一系列爭論之後，薛偉發表的意見似乎代表了不少與會者相 同的看法。他指出：「中共在歷史上對中國人民犯下了纍纍血債，將來人民必將對 這個黨進行審判和清算。但是中共當中自然也有不少好人，不過這些好人在極權的 體制中不可能充分運用自己的道德和良知去辦事，往往不得不屈從於這個暴力的政 權以求自保。鄧小平和趙紫陽都是中共集團的代表人物，他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脫 離不了是維護中共本身的統治為目的。而趙紫陽是中共集團中比較開明改革和覺醒 的人物，因此他的某些主張與人民的利益產生了一致性，得到了人民的贊同和支持 。人們支持趙紫陽復出也是基於上述原因。更重要的是要利用中共統治集團中的派 系鬥爭和矛盾，分化瓦解中共領導集團，支持改革，打擊保守，為民運浪潮的興起 製造氣氛和條件，從而根本取代這個政權，支持趙紫陽的復出對鄧小平和江澤民是 一個打擊，為六四平反，民運的再起製造了氣候，若趙紫陽能夠復出，人民將用支 持他復出的力量進一步迫使他成為繼續改革，走上社會改良和和平演變的道路，建 立多元的民主整體，進而以民主的政黨去取代中共的統治。就此而言，呼呼趙紫陽 復出在當前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和策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