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後現代主義和當代西藏問題 (德國)張駿逸 沈衛榮 【編者按】本文作者為海峽兩岸的藏學專業人士。張駿逸先生曾經一度在台灣出任 政府蒙藏委員會主任，與藏人多有正式接觸和交往。沈衛榮先生是在波恩大學藏學 專業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曾經訪問過西藏。此文原載於《留德學人報 》一九九六年八月號，原文較長，發表時已略有刪節。 近年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西方受歡迎的程度甚至超過了西方人自己 的宗教領袖——教皇約翰保羅二世。達賴喇嘛馬不停蹄地在西方世界遊說布道，所 到之處無不萬人空巷。雖然他每次演說的內容大同小異，可每每座無虛席，盛況空 前。他宣揚的佛法，不過是一些最基本的啟蒙知識，卻都被筆錄成書，一版再版， 充斥西方的書市。他不應是一位俗世的政治家，卻對塵間濁世關懷備至，也享有許 多職業政治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威望。若把時光退回幾十年，我們卻會看到一幅 完全不同的畫面。達賴喇嘛假扮下等士兵倉皇出逃，備嘗顛沛流離之苦。反共、反 社會主義甚囂塵上的西方世界借此掀起過一股反共熱潮。可熱潮過後，誰也沒有對 孤立無援的達賴喇嘛真正伸出過援手。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不僅被印 度政府剝奪了公開從事政治活動的權利，而且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冷遇。他在前後受 到的迥然不同的待遇絕不只是他本人素質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更重要的原 因恐怕來自西方社會本身。也不只是政治的緣故，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和社會背景 。 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和冷戰的基本結束，東西方的意識形態之爭逐漸 淡化。反之，來自民間的對東方文化所表現出來的熱情越來越高。這股思潮肇始於 在七十年代風靡西方的所謂新時代New Age 運動。最先是那些逐漸對西方社會的發 展方向和西方傳統邏輯的、一元化的科學思維方式產生了疑惑。西方自然科學家們 將他們的視線投向了東方，試圖從多元的、模糊的東方式的思維方式中找到科學研 究的新出路。經他們鼓吹，運動迅速在西方各國流行開來。他們宣稱現代已經結束 ，後現代已經開始。他們激烈地對工業社會進行清算，對現代化所帶來的對自然的 破壞表示不滿和抗議。他們推崇綠色和平，生態平衡，希望人類能夠返樸歸真，重 建自然原初本有的和諧秩序。對東方神秘主義推崇備至，渴求獲得神秘的智慧。東 方哲學、東方宗教，一時都成了時髦貨色。漢人的易經，道德經和藏人的所謂「死 書」，即中陰度亡經，成了西方人瞭解東方的經典著作。他們重視對人體的神秘理 解，並親身作秘術修行。強調實現外在宏觀世界的統一和內在自我世界的和諧。出 於對高度物質文明社會中個人生活意義的迷惑和物質享受的厭倦，他們崇尚老莊的 清淨無為和藏人的超凡出世。將他們作為自己所追求的生活態度。在這股思潮下， 西藏文化作為獨特的、神秘的宗教文化日益受到西方世界的青睞，西藏和西藏文化 在很多方面恰好滿足了新時代人所追求的理想，魅力無窮。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關於 西藏宗教、歷史、藝術史詩和民俗的著作在西方問世，越來越多的西方人親自體驗 到了西藏自然和文化的丰采。在他們的宣傳鼓吹之下，西藏和她的文化在西方人心 中高度地神聖化、理想化了，與他們以前對待西藏文化的態度相比顯示出一種明顯 的偏激和非理性。例如，西藏的活佛轉世制度在早先西方旅行家和學者的筆下，不 是被描寫為愚弄百姓的純粹騙術，就是被說成是一種狡猾的政治手段。而在許多西 藏高級活佛一再呼籲要將活佛轉世制度搬進博物館，甚至達賴喇嘛本人也不止一次 地聲稱他將不再轉生人間的今天，西方人士卻反而十分起勁地渲染它的神秘性，不 容有人對他的真實性有絲毫的懷疑。今天達賴喇嘛作為西藏文化的代表和象徵，實 際上成了西方人尋求實現自我認同的工具。因此到處受到歡迎。當年他曾多次放出 風聲，有意訪美，一直得不到美國政府批准。直到一九七九年，在一些宗教團體和 學校努力下，總算獲得了旅遊簽證。僅僅十年時間，達賴喇嘛以他具有的人神雙重 身份，慈祥仁和的大德風範和智慧含蓄、詼諧風趣的談吐，征服了渴望出現一個統 一、協同的新時代的西方民眾。八十年代末，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成了國 際輿論最引人注目的明星之一。 有人認為，達賴喇嘛獲獎得益於中國六四民運被鎮壓。當然不無道理，但也不 盡然。達賴的成功有其更深刻的國際大背景。八十年代隨著伊斯蘭世界對西方基督 教世界的反抗愈演愈烈和東亞地區經濟的騰飛，歐洲中心論或者西方工業國家對世 界的統治地位被動搖，為了適應這種新的國際形勢，盡可能地避免不同宗教或文化 之間發生激烈的衝突，西方的文化界和宗教界人士不遺餘力地倡導以跨文化和跨宗 教的對話來解決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間的衝突。增進相互的理解，保護世界和平 ，達賴喇嘛作為一個世界佛教的領袖人物，自然成為西方基督教世界可以找到的、 最理想的對話對象。他一貫堅持的非暴力主張，使他成為甘地的後繼者，而得到世 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愛戴。他對其他宗教、文化和民族所持的寬容、妥協的態度，與 一些其他宗教領袖對待異端所持的保守、不合作，乃至敵對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 比，贏得了廣泛的好感。他對在全世界範圍內反對核擴散，防止人口爆炸和保護環 境等運動的積極投入，以及為達到這些目的而作的不懈努力，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敬 重。冷戰結束前後，東西方尋求對話和合作的新形式給他創造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和 舞台，讓他充分地施展一個宗教領袖的魅力，樹立起一個為謀求世界和平和眾生福 祉而不辭勞苦，不計個人得失的新時代菩薩形象。 與達賴喇嘛成為一名國際人物的同時，西藏問題也日益國際化。儘管中國政府 一再強調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迄今為止也沒有一個國家公開承認西藏是一個獨 立與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但無庸置疑，西藏問題已經成為最受國際輿論關注、最 容易令西方市民社會動感情的敏感問題之一。當年英、俄帝國主義角逐西藏，處心 積慮要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其所用的手法之一就是將西藏問題國際化。可是並 未完全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當年英、俄帝國主義者的謀劃多是政治家的 政治、軍事和外交運作，他們甚至可以用他們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巧妙的政治和外交 手段迫使當時內外交困的中國政府就範，卻並沒有得到西方廣大民眾熱烈的相應和 支持。今天的情況剛好相反。西方各國政府礙於與中國政府間的種種利害關係，對 西藏問題採取性當謹慎和保守的態度。只是把它與人權問題連在一起作為與中國政 府討價還價的一個籌碼。從根本上說，他們都承認西藏問題屬於中國內政這一事實 。 西方民眾卻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們認定西藏從來就是一個具有獨立語言 ，獨立宗教文化傳統、獨立的地理範圍的獨立民族國家。中國侵略、兼併了西藏， 並在西藏實行了殘酷的殖民統治。他們完全聽不進中國方面對西藏歷史現狀所作的 任何解釋，甚至對他們自己的一些研究西藏問題的專家所作的相對客觀和真實的報 導也一概不予理睬，乃至過激地把他們視為被中國政府收買的走狗。就民族壓迫和 損害人權的嚴重度而言，在世界上有許多地方較之西藏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土耳 其對庫爾德人的摧殘和發生在前南斯拉夫地區的戰爭等等，西方媒體每天都會播放 世界各地傳來的許多血淋淋的報導，可人們好像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對之習以為常 ，不再動容。只有西藏問題是個例外。何以一向以理性著稱的西方人對西藏情有獨 鐘，竟然到了如此執著的程度？如前所述，西方工業國已進入所謂後現代社會。人 們在經歷了長期的技術發展、經濟繁榮和富裕生活之後，也發現了高度現代化帶來 的許多難以補救的社會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傳統文化遺產的失落，自然環 境的破壞，核擴散引起對前途的焦慮等。人們自然地產生了對失落的過去的留戀。 西方人在自己的國家和地區重視綠色和平的同時，也把注意力投向了發展中國家， 善意地希望發展中國家不要重蹈他們的覆轍。而號稱世界第三極的西藏不僅地理位 置獨特，封閉，尚未受到現代化衝擊，而且這裡生活著相對與世隔絕、智慧卻又十 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們還有自己古老獨特又神秘莫測的宗教傳統。這一切正 好符合西方人對一個理想的、失落了的過去的構想。於是西藏在他們心目中變成了 世界上最後的一塊淨土。變得神聖不可侵犯。不幸的是西藏今天偏偏在共產主義中 國的統治之下，據說漢人正在剝奪藏人傳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權利，正在以移民的手 段最終消滅這個民族。正在這塊淨土上進行可以導致全人類走向毀滅的核試驗。這 怎能不讓熱愛自然、熱愛和平的後現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動起真感情來呢？這 就是為什麼在西藏問題上，西方民眾採取與政府完全不同、十分過激的態度的一個 根本原因。也是西藏問題最終成為國際問題的根本原因。 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西藏問題也變得前所未有的複雜。若把它當作內政來 處理，則無異於自欺欺人。它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獨立、民族自決問題，或者一 個簡單的人權問題。可以說，今天的西藏問題集中體現了當今世界上所有的矛盾和 衝突，其中有東方與西方，民族與民族，不同文化傳統，不同宗教，前、後現代社 會，現代化和保持傳統，發展經濟和自然保護等一系列對立關係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表面看來，癥結仍是統獨問題。中國政府一再重申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再三強 調歷史上西藏對中國的隸屬關係。並將首先承認這一事實作為於達賴喇嘛流亡政府 談判的先決條件。事實上，不僅西方各國政府早已承認了這一事實，而且就是達賴 喇嘛本人也並沒有否認這一事實。九三年九月與德國明鏡週刊記者的對談中，他甚 至向全世界宣稱，他從來也沒有要求過西藏的完全獨立。正如Erhard Haubold寫道 ，他（達賴喇嘛）很清楚，眼下談西藏的獨立，不管是在亞洲，還是在西方都不可 能贏得許多好感。所以這位精神領袖當滿足於西藏的自治和對西藏語言、文化和信 仰的保護。（法蘭克福匯報95.3.10） 深諳西方人文氣象的達賴喇嘛常常避開獨立 這一話題，甚至公開聲明不要求完全的獨立。聲稱他最關心的是西藏文明的延續。 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解決西藏問題的建議和措施。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將西藏建 成一個沒有外來統治，沒有軍隊，沒有環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護區。一個受國際社 會監督的和平區。可想而知，他的這些建議在西方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因為他為西 藏的將來所描繪的這幅藍圖與西方人理想中的淨土完全吻合。 與他在西方社會左右逢源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中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王牌出盡 ，動輒得咎。出於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他們常常採用的，也是唯一的可施之計便 是向急於打開中國市場的西方各國政府施加壓力，限制達賴喇嘛過多在國際社會拋 頭露面。雖然這種強權手段每每奏效，但除了使中國人的形象一再受損以外，卻絲 毫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平心而論，中國政府為解決西藏問題費盡了心思，更為西藏 的建設投入了相當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這甚至已經引起了國內其他少數民族的不滿 。但西藏問題不但沒有解決，甚至也看不出有多少緩和的跡象。何以會出現這樣吃 力不討好的現象呢？因為中國政府無視西藏問題已經國際化的現實，堅持把它當作 內政來處理，而在今天的西藏問題上中國政府面臨著比簡單的統一和分裂複雜得多 的另一項挑戰。即如何在幫助西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讓光輝燦爛的西藏傳 統文化繼續延續下去。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保護這一對矛盾也許是本世紀在全世界 範圍內表現得最為突出、最激烈的一對矛盾。至今早已完成了現代化過程的西方工 業國家開始反省過去所犯過的錯誤，並希望把經驗傳授給發展中國家。而那些發展 中國家則要麼急於求成，難免不重蹈覆轍，要麼以極端的手段來對抗現代化，如阿 拉伯世界的原教旨主義。在一個單一民族國家內，在和平的環境下，要妥善處理好 現代化與文化傳統保護這一對矛盾尚且不易，迄今也無絕對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 更不用說像在西藏這樣除此之外，還有民族、宗教、東西方矛盾衝突交織在一起的 地方了。達賴喇嘛把這只難傳的球踢給了中國政府。西方以批判的眼光注視著西藏 發生的一切。作為內政，中國政府正好把所有問題都包攬到了自己的頭上。中國越 積極地在西藏搞建設，則招來越多的指責。更何況一個沒有民主傳統的官僚政府是 決不可能妥善地處理好現代化與西藏文化傳統之保護這一矛盾和有它引導出的一系 列其他問題。如經濟建設與漢族人口增多，城市規劃與舊文化遺址的保護，發展工 業，特別是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與環境保護，發展現代教育與保護西藏自己的語言 、文化和宗教，以及漢藏之間的文化衝突等等。 中國政府要在西藏問題上擺脫這種被動、尷尬局面，能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將 西藏社會向國際社會開放。歡迎西方，包括達賴喇嘛及其流亡政府一起來討論西藏 問題。積極的開放只會導致西藏問題的緩和。廣泛的開放也能夠讓廣大的西方民眾 看到西藏的真實面目，使他們不再偏聽偏信，知道西藏不是他們理想中的淨土，西 藏有許多迫切的問題需要解決。西藏的舊文化傳統也不是盡善盡美的。西藏人民也 並非只想躺在舊傳統上自在、逍遙，他們也有走向現代化的要求。只有如此，才有 可能冷卻西方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過激情緒。才有可能停止毫無實際意義的相互攻訐 。在東西方之間就西藏問題作理智、建設性的對話。 另外西藏問題能否得到緩和，乃至最後解決，還取決於另一個舉足輕重的因素 。即在建設西藏的過程中是否能夠在漢藏兩族人民之間建立一種文化和情感上的親 和關係。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的統一不能只依靠政治和經濟的手段來維持，而更需要 文化上的和諧和感情上的融洽。設想幾十年以後，或許政治民主了，經濟發展了， 一種單一的、強有力的意識形態統治消亡了。到那時候，在西藏最突出、最棘手的 問題將是漢藏兩族文化間的矛盾和衝突，雖然在漢藏文化之間千餘年來的接觸和交 流中已經形成了一個可以互相理解和溝通的良好基礎，但它們畢竟是兩種完全不同 類型的文化。兩族人民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和價值標準。在 接觸過程中必定會出現矛盾衝突。特別是當藏族人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在與人口 比例上佔絕對優勢的漢族人民廣泛接觸的過程中完全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認同、或被 漢族同化時，或者是當具有強烈的民族文化優越感的漢族人民對藏族文化表現出不 理解，不尊重等文化沙文主義傾向時，這種文化的對立和衝突將導引出不可設想的 政治後果。因此在西藏發展經濟的同時一定要注意兩族文化間的理解和溝通工作， 擯棄漢族對異族文化的傳統偏見，反對搞民族同化，銳意建立一個和諧、燦爛的多 元文化社會，只有這樣，西藏問題才不至於隨著西藏的日益現代化而變得越來越尖 銳和複雜，事倍而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