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標」改變以後…… ——世紀初沙俄改革與自由知識分子的悲劇 蘇文 【編者按】一位讀者投書本刊，建議轉載蘇文的《「路標」改變以後……》。現將 蘇文的文章和讀者來信一併登出。 《北京之春》編輯部: 我熱烈地向你們推薦蘇文寫的《「路標」改變以後……》。此文原載於國內的《 東方》雜誌(現已被迫停刊)1996年第5期。作者感覺銳敏，見解犀利，視野開闊，學 問紮實。不要把它簡單地看作「影射史學」，搞什麼「對號入座」。重要的是鑒古 察今，從歷史中吸取教益。海外有這麼多知識精英、政治精英，又有資訊自由、言 論自由，但能達到這篇文章水平的實在寥寥無幾。貴刊是海外異議人士最重要的言 論陣地，若能刊出此文，想必對廣大讀者、作者都大有啟發和大有刺激。 大陸訪問學者 余之蔭 97.5.23. 一九九一年至今的俄羅斯史學，在轉軌期的「休克」之中如果說仍然有熱點 的話，那就是「改革與革命」這個話題。一九九一年劇變之後俄羅斯始終忘不了「 從二月到十月」的幽靈。一九一七年二月建立的民主政體為什麼那麼快就被十月「 革命專政」所取代？為什麼十九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最激進的時代拚命呼喚「革命 」而革命就是不來，一九一七年在俄國知識界普遍「保守」化時「革命」卻猝然而 至？為什麼漫長的農奴制時代和十九世紀末俄國經濟蕭條時都沒有發生革命，反而 在斯托雷平改革後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發生了？為什麼歷來被視為守舊的沙皇當局 強硬派在把自由主義知識界與當局中的開明派打下去後反而發生了「徹底」的經濟 改革，而一貫呼籲這種改革的自由知識分子反而在改革中迅速沉淪？為什麼自由派 與社會民主派思想家在十九世紀末對民粹派的學理性論戰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但 一九一七年他們仍被社會上強大的民粹情緒所裹脅，以至滿嘴盡說的是當年自己痛 斥過的話語？總而言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是如何發生的？是由於知識分子過於 「激進」？由於統治者不肯「改革」？還是由於完全不同的另外原因？——這些， 當然不僅僅是俄國人才關心。 衝破公社世界 呼喚市場與憲政 十九世紀以前的俄國是個「公社世界」，當局以「公社是俄國人民的特點，侵犯 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羅斯精神」為國策。史實表明，俄國的傳統公社（米爾）組 織並非某些理論所講的「原始時代的遺存」，而是專制國家在集權化過程中破壞古 代農戶所有制，強化對農民的管束後形成的。俄國的農奴化進程也並非「原始公社 解體」的結果，相反倒是與「公社化」互為表裡的。到十六世紀後，俄國農奴化， 農戶公社化，專制國家中央集權化三位一體的進程趨於完成。農民屬於公社，公社 屬於國家，而國家把農民公社賜予貴族，並從而實現專制國家對包括貴族與公社社 員——農奴在內的全部臣民的嚴格控制。這種農村公社、農奴制與專制集權的三位 一體構成了俄國近代化進程起步前的傳統體制。 進入十九世紀後，西學東漸，個性解放之潮衝擊著傳統的公社世界，以市場 經濟和民主憲政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變革在俄國開始了，經過十二月黨人起義，「 西方派」與「斯拉夫派」，「進步派」與「守舊派」的論戰，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 俄國自由主義逐漸形成。一八六一年，開始了「大改革」。這場改革以「解放農奴 」為口號，但在權貴利益本位的條件下「解放」的方式卻很特別；它只是把公社土 地中的一部分（往往是最好的部分）劃為貴族私有（即所謂「割地」），建立貴族 農莊。貴族因此由「（公社社員）的束縛者……」保護人變成了化公為私的有產者 ，而農民雖不再是「貴族之奴」，卻仍然是公社社員或曰「公社之奴」，然而他們 從公社領用的份地因「割地」而大為減少，對公社的負擔卻因贖金而加重了。當時 規定不是由農戶而是由公社向貴族支付贖金。公社則把這筆負擔按「團結」原則以 富幫窮的形式分派下去，維持所謂「勤勞者為懶漢負責」的平均主義制度。總之， 經過這場改革，公社的束縛依舊，而公社的保護作用卻因份地減少而下降。這就好 像一個面臨「分家」危機的大家庭，家長盜走了家產的一半席捲而逃，卻把子弟們 仍然束縛在大家庭中。於是，衝破大家庭的呼聲與索回家產、重建大家庭的呼聲在 改革後都高漲起來，從前一呼聲中產生了自由主義反對派，而從後一呼聲中產生了 民粹主義反對派。 「大改革」後二十年，民粹主義一度成為俄國反對派運動的主流，但十九世 紀八十年代後它便明顯衰落。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聯盟」在世紀末的 大論戰中壓倒性地擊敗了民粹主義，自由主義從而成為反對派運動的主流思想。之 所以如此，除了其他原因（民粹派的政治冒險召致鎮壓；當局中最守舊的「公社擁 護者」與之合流形成「警察民粹派」，失去了反對派形象；俄國社會因市場經濟發 展而來的自由要求，農民要求擺脫公社束縛而對民粹派不感興趣等）外，很重要的 一點就在於，當時的自由派在呼籲衝破「大家庭」的同時，還堅持從「大家長」那 裡索回被盜走的「家產」，從而主張「公正的自由」，而不是「骯髒的自由」。自 由派雖然不像社會民主派那樣強調無償「收回割地」，而是主張贖買，但不是由農 民，而是由國家按強制性的低價買下後分給農民，實際上也與「收回割地」相差無 幾，因此不僅在知識界，而且在農民中都不乏擁護者。於是在一九零五年後的一二 屆國家杜馬選舉中自由派大獲全勝，首屆杜馬因而史稱「立憲民主黨（俄國最重要 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政黨）人杜馬」。而杜馬中的農民代表也大都偏向自由派。民 粹派——社會革命黨的代表面對這「令人痛心的事實」也無可奈何。 一九零五年風波：自由主義反對派與政府開明派 的雙輸之局 一九零五——一九零七年間，俄國社會的改革要求與當局的守舊立場發生了 衝突。蘇聯時期稱之為「第一次俄國革命」，並極力宣揚社會民主黨（尤其是其中 的布爾什維克派）和城市工人在這次「革命」中的作用。然而實際上用英國學者Ｔ ·沙寧的話說，城市罷工和起義在這兩年只是「一瞬間起初的革命」，實際影響很 小。真正充斥這動盪的兩年的，一是杜馬中以自由派為主體的反對派運動，一是鄉 村中的「農民騷亂」。就連列寧當時也講過：俄國形勢是「世界上最革命的議會和 幾乎是最反動的專制政府」的對峙，而當時只有「立憲民主黨人既能說服莊稼漢， 又能說服小市民」，這是民粹派與社會民主派都做不到的。自由派通過立憲民主黨 人執牛耳的杜馬實際上主導著全國的反對派運動，在這兩年間為衝破公社世界，發 展市場經濟，為改革專制之弊，實行自由憲政，採取了一系列有聲有色的合法抵制 行動。 所謂「最革命的議會」之說，實際上是對後來蘇聯官方關於自由派「軟弱、 反動」評價的嘲諷，然而「最反動的專制政府」之說卻不符合事實。一九零五年的 俄國政府由著名的開明政治家維特任總理。他不僅對公社之弊已有認識，決心推進 經濟改革，而且還是憲政的熱心者。當時政府中有人認為維持專制有利於吸引外資 ，發展經濟。因為國外投資者並不關心俄國是什麼政體，只希望穩定，而害怕動盪 。維特對此批評道：「這當然是十分幼稚之論。不錯，他們希望停止無政府狀態， 但是，無論外國還是俄國的貸款者，都希望俄國確立這樣一種政體；它應當不至於 或很難於讓某些冒險分子一旦心血來潮就能挑起像可怕的日俄戰爭那樣的冒險活動 ，也不可能出現讓一個偉大民族永遠受一批自私的宮廷弄臣任意擺佈的狀況。 顯然，在反對派運動以自由主義為主流，而政府方面又由開明的改革派官員 執政的條件下，只要雙方能達成妥協，一九零五——一九零七年之後的俄國將會完 全是另一種前途，而一九一七年的「雪崩」也就不會發生。以立憲民主黨人為首的 杜馬反對派與以維特為首的政府當時也確實多次談判，試圖和平解決危機。然而由 於種種因素的掣肘，談判未能成功。維特由於過分「溫和」，終於被沙皇一腳踢開 ，由主張警察統治的戈列梅金與斯托雷平相繼登台。他們對反對派使出了致命的鐵 腕。一年之內，第一、二屆杜馬相繼被強令解散，立憲民主黨一度被宣佈為非法， 該黨的土地問題專家赫爾岑斯坦與活動家約洛斯慘遭殺害，米留可夫避難海外，參 與了反對派杜馬議員《維堡宣言》的立憲民主黨人被交付審判，立憲民主黨機關報 一度被查封，許多城市的立憲民主黨組織、俱樂部和他們控制下的一些地方自治局 被搗毀。由於大批自由主義反對派人士被剝奪選舉權，也由於修改選舉法並動用「 黑幫」極右分子進行威脅與控制，後來產生的第三、四屆杜馬完全成了御用的傀儡 。立憲民主黨人在杜馬中的席位從第一屆的一百七十九席猛降到第三屆的五十四席 ，基本喪失了對杜馬的關鍵影響，整個黨組織也處在癱瘓狀態，自由主義反對派尚 且無立足之地，比他們更激進的民粹派與社會民主派自更不待言。於是從一九零七 年六月的「六三政變」，第二屆杜馬被解散起，俄國進入「斯托雷平反動時代」。 立憲民主黨人洛吉夫所發明的悲慘的幽默：「斯托雷平領帶」（指絞索）成了那個 時代的特徵。斯托雷平在全國建立軍事審判網點，專門審判參加了「土地恐怖」的 群眾，幾個月內就以「斯托雷平領帶」處死數千人，遍佈全俄的絞架，終於把要求 收回「家產」的「子弟們」暫時鎮壓下去。 「反動時期」的「徹底改革」 與自由主義的大尷尬 然而「家長」在鎮壓了「子弟們」之後，不但沒有採取措施鞏固「大家庭」 ，反而實行了徹底的「分家」。一九零七年起，俄國開始了摧毀傳統公社、實行土 地私有化並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政治上的「反動時代」與經濟 上的「激進」改革形成了鮮明對比，使人們不知所措。反對派起先還有氣無力地抱 怨斯托雷平「改革不徹底」，但不久就發現遠不是這麼回事，就連最「激進」者列 寧也宣稱斯托雷平「最無情地摧毀了舊制度」，他的改革不僅「很徹底」，而且「 勇敢」、「純粹」、「絲毫不妥協」，甚至於列寧們原先的土地綱領也「已經通過 斯托雷平法案實現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其實說來也簡單。從理論上說「公社世界」與私有產權的 差別很了不得，然而人們的現實選擇往往不從理論信條而是從利益取向出發的。在 一個宗法大家庭瀕臨解體時，要不要分家之爭往往遠不如爭奪「家產」份額的鬥爭 激烈。一九零五年以前俄國的「公社世界」大家庭早已在市場經濟的暗蝕下變得「 父不慈子不孝」，只是還保留著一層大家庭的溫情面紗。而一九零五年——一九零 七年「革命」的戲劇性結果就在於：刺刀挑破了這層面紗，透過破口一看，原來家 長與子弟們都對家產心癢久矣！於是對當局來說事情便變得十分簡單：趕快把家長 權變為家產所有權吧！用斯托雷平的話說國家願先要「抑強扶弱」充當「公社精神 」的化身，而今不然了，「國家是為強者而存在的！」 不言而喻，「強者」用鐵腕把弱者綁起來後實行的「分家」是談不上公正的 ，由此產生的後果下文還要提到。但一時看來，這樣的「分家」倒也乾脆利索，產 權明晰，市場導向的農場經濟畢竟比種「大鍋」地，納「大鍋」稅的村社經濟有效 率，而鐵腕下的安定更有助於這種效率的發揮，於是產生了「斯托雷平奇跡」：從 一九零七年到一九一四年間沙俄經濟持續高漲，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數年俄國糧食產 量一舉超過當時西方三大糧食出口國美國、加拿大與阿根廷的總和，一九一三年的 全俄糧食人均產量紀錄甚至一直保持到赫魯曉夫時代才被打破，俄國成了「歐洲谷 倉」、世界最大農業出口國，當時穀物出口運輸幾乎占鐵路運輸量的一半。由於農 業的拉動，整個國民經濟也出現繁榮，斯托雷平改革的幾年間（一九零七——一九 一四）俄國資本投資總額即從二十六億盧布增至五十一億盧布，其中外資由九億增 至十九億多盧布，都翻了一番。一九一三年與一九零零年相比俄國人口增長二十二 點三五，而煤產量增長百分之一百二十一，棉花加工量增長百分之六十二，出口總 額增長百分之一百一十二，國民總收入增長百分之七十八點八，製造業國民收入增 長百分之八十三，農業國民收入增長百分之八十八點六，這些都是沙俄經濟史上前 所未有的。 在市場之潮中，俄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商熱。一九零五年的政治熱情似乎 已經一去不復返，人們關心的只是鈔票，維特在一九一三年感歎道：「這件事過去 六年了，斯托雷平宣稱『安寧』也有那麼久了，但他所實行的制度迄今沒有改變， 輿論對之也沒有反應，現在輿論所感興趣的主要是口袋裡有多少錢……」 於是當年的反對派知識分子便陷入了空前的尷尬中。海外「政治僑民」日久 無聊，內訌成習，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內的派系愈來愈多，而社會民主黨內的 兩派更於一九一零年徹底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兩黨，彼此從政見直到經費 之類的瑣事都鬥得不亦樂乎。而俄國國內的自由主義者更出現了急劇的分化，一九 零九年出版的《路標》文集就是這一潮流的標誌。正如書名所暗示的，它體現了俄 國知識分子的「路標」轉向。 《路標》文集的七位作者司徒盧威、伊茲戈耶夫，別爾嘉耶夫、布爾加科夫 、基斯嘉科夫斯基、弗蘭克和格爾申宗都曾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反傳統的「西化 」論者，一九零五——一九零七年間大多以立憲民主黨人或同情者身份參與政治。 但現在他們要從思想和哲學上總結俄國解放運動和俄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清算十九 世紀中期以來俄國知識分子中的激進主義傳統。布爾加科夫認為，俄國知識分子對 「西方新的政治和社會思想」過於認同；而格爾申宗更尖刻地說：「別林斯基以來 我們的政論史完全是一場惡夢」，其結果是使激進思想發展為激進的社會運動，這 已不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錯誤，「而且是道義上的錯誤」。 文集對剛剛過去的「革命」表示了否定與懺悔，司徒盧威說：「反動」的勝 利不應使我們忘掉「我們經歷過的革命的錯誤」，而「革命的錯誤」不僅包括罷工 、武裝起義等「挑釁」行為，甚至也包括「喧鬧的第一屆杜馬選舉」和解散杜馬後 引起的抗議活動這類合法行動。文集的作者繼續了以往自由主義者對民粹主義的批 判，但過去這種批判針對的是民粹派以整體（「人民」）名義壓制個人自由的專制 傾向，而如今這種批判則變成了以「拜官主義」反對「拜民主義」的另一種極端。 格爾申宗宣稱：「我們是什麼人？我們不僅不應幻想與人民結合，反而應該害怕他 們甚於害怕政府的刑罰。應該感謝這個政府用刺刀和監獄使我們免受人民的瘋狂之 害。」這就完全背離維護個人自由反對整體主義的初衷，而淪為一種不分青紅皂白 的「秩序主義」了。 《路標》的作者以總結和懺悔的口吻作出結論：俄國激進的知識分子走錯了 路，應該回到正確的方向上來，司徒盧威概括說，俄國知識分子的特點是它具有對 國家的非宗教叛逆性，這一特點決定了它精神上的膚淺和政治上的不實際，因此「 知識分子必須重新審查自己的世界觀，其中包括重新認識這個世界觀的基礎。」只 有這樣，俄國知識分子才能實現「精神再生」。 而「叛逆性」的消除，世界觀的重建與「精神的再生」都要求回歸傳統，回 歸東正教、回歸斯拉夫文化之「土壤」並放棄對「西方化」的追求。於是，《路標 》的反思便由政治保守主義走向文化保守主義。以譯介西學而成名的這七個作者， 此時又成了宏揚「國粹」的一代宗師。 「路標」改變之後：俄國社會運動的「缺席」者 於是在斯托雷平時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分化出了三種趨勢： 一是「尋神派」或東正教文化運動。它主張回歸傳統，整理國故，脫離（或 曰超越）現實社會的變革，從事「心靈」的「拯救」，進行文化尋根活動，以求實 現俄羅斯文化、斯拉夫文化、東正教文化的復興。 為了糾正「非宗教的叛逆性」，實現「精神上的再生」，別爾嘉耶夫、希爾 加科夫與弗蘭克等一頭扎進了東正教經卷之中，從「俄羅斯人民心靈之根」即神秘 主義的東正教哲學中尋求一場克服俄羅斯人價值危機的「精神革命」。他們被稱為 「尋神派」，其文化研究活動從斯托雷平時代一直延續到十月革命後的白俄僑民生 活中。他們把傳統東正教神秘主義與歐洲新興的非理性思潮如象徵主義、存在主義 等結合起來，建立了一整套以現代世俗社會為批判對象的哲學體系。這樣，《路標 》文集對俄國知識分子激進主義的反思便發展成為「尋神派」，尤其是其中以別爾 嘉耶夫為代表的宗教存在主義對近代理性主義、功利主義、實證主義諸傳統的反思 ，從反思馬克思發展到反思伏爾泰，反思啟蒙時代以來的全部歐洲文化，從而成為 後來白俄文化中對歐洲影響最大的一支，其影響至今不衰。 如今我們很難恰當地評價這批從「合法馬克思主義」而激進自由主義而東正 教神秘主義的思想家。事實上，當他們的批判矛頭從「激進主義」轉向理性主義、 世俗主義、乃至轉向整個現代市民社會，並提出要建設「新的中世紀」時，對他們 的評價就超出俄國史的範圍而進入一個本文不可能涉及的領域了。在這個意義上或 許他們是「後現代」的先智。耐人尋味的是，像米留可夫這樣的正統自由派思想家 在後來的白俄文化中幾乎沒有留下痕跡，而尋神派卻超越白俄群體，影響遍及西方 ，這其中就有許多值得研究的東西。然而對當時來說，在自由主義運動衰落的這股 俄羅斯「國學熱」在學術上成就斐然，但對俄國社會生活卻絲毫沒有作用了。用別 爾嘉耶夫的話說：「二十世紀初俄國出現了真正的文化、宗教、哲學、藝術的復興 ，出現了對偉大的俄國文學與俄國宗教哲學思想傳統的回歸。」「俄國的文化上層 開始了精神文明的真正復興，有了獨創性的宗教色彩的俄國哲學流派，出現了俄國 詩歌的繁榮，在美學鑒賞力下降數十年後，強烈的美學意識復甦了。十九世紀初我 們曾有過的對精神領域的興趣甦醒了。」 然而作者在眉飛色舞地講了這些之後不得不黯然神傷地承認，這種「復興」 在當時的俄國卻已失去了土壤，「開始失去與社會革命運動的聯繫，越來越失去廣 大的社會基礎，形成一個對俄國人民與社會廣大範圍毫無影響的文化上層。」他們 「與世隔絕」，「如同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人民（至少在當時）已經把他們忘記 了。以至到一九一七年「激進主義」之潮鋪天蓋地而來時，俄國根本沒有人還記得 他們僅僅在八年前對「激進主義」作的那些陽春白雪式的批判。 二是馬克拉科夫主義或曰政治保守主義。《路標》發表，輿論為之嘩然，官 方歡迎，左派憤慨，而立憲民主黨內也對它深為不滿，或與之論戰，或表示唾棄。 許多人不願鑽入象牙塔去整理國故，仍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他們的姿態比起 一九零五年來也大為改變了。其中，以立憲民主黨中央委員Ｂ.Ａ.馬克拉科夫為代 表的一派實際上已成為秩序主義者，馬克拉科夫十分強調「法制」的必要，認為法 制在憲政上，為維護法制，就應當在任何情況下杜絕革命，「使進化過程成為統治 方式在『生活自身的壓力下』漸變的過程。」因此，他認為立憲民主黨應當給自己 下達「心理上的復員令」，以擺脫心理上的「戰時狀態」。 與《路標》的作者一樣，馬克拉科夫也嚴厲批評了自由知識分子在一九零五 ——一九零七年間的「激進」行為，不同的是《路標》的批評主要在哲學和形而上 層面，而馬克拉科夫則集中對立憲民主黨的政策進行了被後來一些西方史學家稱之 為「事後諸葛亮」式的批評。他認為，立憲民主黨犯了「最高綱領主義」即不妥協 主義的錯誤，先對維特，後對斯托雷平都採取了不友好的立場，而「他們本來與其 說應該成為敵人，匆寧說應該成為盟友。」立憲民主黨只知利用杜馬作為反對派的 講壇，而不知用它來進行「建設性合法行動。」而《維堡宣言》更是鑄成大錯：「 它基本上是個革命的行動。」 馬克拉科夫承認立憲民主黨其他領袖與他本人一樣既不希望革命也不相信革 命，但他覺得，他們與自己不同之處在於不「害怕」革命，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他 們並不相信革命勝利，或者說是相信革命會在它的最初階段就被制止，因此他們便 以革命來嚇唬政府：「由於革命的威脅迫使政府作了讓步，他便繼續打（革命）牌 ，而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玩火。」由此他實際上得出了與《路標》中的某些作者一 致的結論：「不希望」革命還不夠，還應當「害怕革命」；置身革命之外還不夠， 還應當站在革命的對立面，與政府合作來制止它。 三是米留可夫派，即立憲民主黨原方針的支持者。歷史學教授米留可夫在與 馬克拉科夫的論戰中為立憲民主黨在一九零五年風波中的做法辯護。他認為，黨並 不是「生活在抽像安樂椅中去進行老謀深算」的，它必須「和俄國的社會生活一起 」忽左忽右地變化，在一九零五年的巨大的社會情緒波動下，黨如果無動於衷，社 會就會將它拋棄，而那樣的話，「革命」還是照樣會發生的。為了使黨能在動盪中 「保持中心地位」，它就必須「被迫向它的許多追隨者的更為急躁的情緒作臨時性 讓步」。他指責馬氏「把捍衛法制與捍衛某一給定的法律混為一談」，認為馬氏的 主張實際上是為了戰術的需要而犧牲黨的綱領，「把手段看得比目標更重要。」而 米留可夫看來，立憲民主黨的綱領尤其是土地綱領，「雖然是激進的，但並不是烏 托邦的。」 米留可夫認為，在一定條件下一個自由派甚至可以成為一個革命者，因為， 人們不能要求自由主義的政治行為不但符合法制，而且符合任何統治者給定的任何 一道法律。如今我們不能不說米留可夫是有道理的，因為「法制」一詞在自由主義 語彙中實際上是「公民權利規範」的同義語，它當然不能等同於某些無視公民權利 的具體法律，比如說難道自由主義者的行為必須符合希特勒的屠猶法律，否則便違 背了「法制」嗎？ 顯然，米留可夫主張保持自由主義者的反對派立場，然而面對如此「徹底」 的斯托雷平改革，這一立場的基點在哪裡呢？當自由派仍在進行種種論證以說明應 該從公社的束縛中解放農民的時候，「大家長」們已經很不耐煩地一腳把農民從公 社「大家庭」裡踢出來了！你自由派的書生們還有什麼可說？ 這裡的問題也許在於能否堅持「公正的自由」的立場。如前所說，立憲民主 黨在一九零五年時之所以眾望所歸，原因在於它不僅主張「分家」而且主張「分家 」的方式必須公正。大家長不能獨霸家產而一腳把子弟們踢出大家庭了事。它的「 強制贖買」主張實質上與社會民主派的「收回割地」類似，都是要求索回被「大家 長」盜走的「家產」而後再公平「分家」的。然而在一九零九年米留可夫可以仍然 堅持「自由」，卻很難堅持「公正」立場了。因為這時被不公正的改革所激怒的社 會下層已經湧起了重建「公社世界」的反改革運動，而這與自由派的理念是格格不 入的。一邊是「改革的」專制政權，一邊是「復舊的」「民主運動」，一邊是不公 正的「自由」，一邊是反自由的「公正」，叫米留可夫們表個什麼態好呢？ 因此，米留可夫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時的無所作為，與其說是出於蘇聯官 方史學所稱的「軟弱性」，勿寧說更多地出於斯托雷平式改革中自由主義者所處的 尷尬境地。而另一個情況又使得米留可夫們的反對派立場更加模糊。這就是當時高 漲的民族主義情緒。 在傳統時代，以「公社之父」面目出現的沙皇，以「抑強扶弱」的「俄羅斯 獨特的公社精神」，作為凝聚國民的精神支柱。「寧可一切土地歸沙皇，只要不歸 地主」是俄國人忠君思想的現實基礎，斯托雷平改革摧毀了「公社精神」，使這一 支柱不復存在。為了填補這一空缺，斯托雷平政府的辦法是極力強化民族主義與大 國沙文主義，斯托雷平提出了「俄國是俄羅斯人的俄國」的口號，並一手扶植、建 立了鼓吹大國沙文主義的「民族主義黨」，他一向以「你們需要大動亂，我們需要 大俄羅斯」為號召，攻擊反對派企圖渙散俄羅斯民族。他還在其任內多次出征芬蘭 等地，親自主持強化俄國的殖民統治。而俄國的自由知識分子頗有些人很吃這一套 。於是隨著俄國在民族主義的膨脹中一步步邁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米留可夫他們也 在向右轉，而「馬克拉科夫類型的溫和派則在轉向更右。」終於使立憲民主黨逐步 淪為杜馬（斯托雷平的乖戾「選舉法」產生的第三，四屆傀儡杜馬）中諸保皇大黨 的小夥計，而整個杜馬又變成了沙皇與斯托雷平政府的小夥計。立憲民主黨正如米 留可夫自己在黨內論開展戰中一再提醒要避免的那樣，已經落入了一個圈套：「當 他們不可能對政府施加影響時，他們在人民眼中已經是政府的夥計了」。 於是，俄國自由主義作為一股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社會運動，在斯托雷平時 代逐漸從歷史舞台上「缺席」了。這倒不是說俄國不再有「自由派」。相反，由於 斯托雷平式的「分家」對傳統體制起著強烈的腐蝕作用，到一九一七年前夕這部貌 似龐大的統治機器已經「自由」得鬆鬆垮垮，所謂文官要錢不要命，武官怕死更愛 錢，個個都「自由化」得可以，仍然具有忠君報國傳統信念者已如鳳毛鱗角。但是 ，那種作為社會公正象徵的自由主義反對派，那種在變局來臨時「既能說服莊稼漢 ，又能說服小市民」的理性力量，卻已然消失。這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國與一九零五 年最大的不同之處。或許可以說，俄國那時就已差不多注定與自由憲政無緣了。 「保守化」的精英與「激進化」的大眾 無論當局還是反對派，人們都往往把知識分子的情緒等於「社會情緒」，而 把社會情緒的激進化歸結為某種精英的意識形態引導。這往往會引起一種幼稚的主 張，即只要知識分子放棄了「革命崇拜」，革命就不會發生。然而，俄國的情況卻 是：當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知識分子中激進情緒高漲時，社會卻十分「保守 」，尤其是農民，那時都還指望著沙皇的「抑強扶弱」。而當一九一三年前後知識 分子作為整體而言趨於保守化的時候，社會卻積累了越來越強烈的激進情緒。當年 的民粹派曾經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從「到民間去」到捨身 行刺，使出渾身的解數要發動「革命」而「革命」就是不來，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 ，「革命」卻在所有政黨，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都未曾去「發動」，甚至始料不及 的情況下突然降臨了！ 實際上，俄國知識界與社會大眾在這一問題上的雙向演進早已開始。十九世 紀的俄國盛行精英革命家，從貴族身份的十二月黨人到知識分子的民粹派。但到世 紀之交便起了變化，最明顯的指標，就是沙皇俄國司法部門統計的政治罪，即所謂 「反國家罪」的職業分佈中，工農比例迅速增長，而知識分子比例日益縮小。 從一八八四——一九零三年，這十年間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反國家罪」，由 知識分子行為到工農行為的演變。在這期間，受過大學教育的貴族、軍政公職人員 與自由職業者等知識階層在「反國家罪」「案犯」中的比重下降了一半，而體力勞 動者的比例相反地上升了一倍半，兩者的地位恰好來個顛倒：一八九零年時，「反 國家」的人中體力勞動者已佔五分之三，比知識階層高出一倍多。這樣的趨勢到了 一九零五年以後更加明顯，據一份統計，在政治性「罪案」中貴族、教士與富商所 占比例已由百分之四十九點一，下降為百分之十六點四，而下層市民（包括工人在 內）則從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增至百分之四十三點九，農民也從百分之十九點一增到 百分之三十七。 斯托雷平改革大大加速了這一變化。這一改革的具體操作過程本文無法詳述 ，但通俗地概括說是：在一八六一年「家長」偷走了一半「家產」的情況下，斯托 雷平又允許「子弟」們中的「兄長」放手搶奪剩下的另一半「家產」，並把「弟弟 們」一腳踢開，以此來完成「分家」並換取「兄長」對「家長」偷竊行為的支持， 最終達到一方面完成「分家」的變革，一方面又維護了「家長」統治的目的。 從「公社世界」到私有產權，從傳統村社經濟到近代農場經濟，這在經濟學 上無疑是一大進步。然而這種「分家」的方式是極不公平的，因此斯托雷平改革一 方面創造了「經濟奇跡」，一方面卻又在社會下層積聚了危機因素，而與改革前相 比，這時下層的不滿有幾個明顯變化： 第一，隨著沙皇的形象從「公社之父」變成「公社破壞者」，傳統皇權主義 的民眾心理基礎被破壞。因此，隨著改革的進展，精英層對沙皇的敵意在淡化，而 大眾對沙皇的敬意卻消逝得更快。 第二，一八六一年，農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束縛，而一九零七年後，農民 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保護。由於改革以權貴利益為本位，代價、風險與成果、機會 的分佈極不公正，因而大眾中積聚了強大的反改革心理。在皇權崇拜消失的同時「 公社崇拜」卻日益強化。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對抗改革的公社復興運動在斯托雷平 年代裡形成了社會下層日漸洶湧的暗潮，在平時它成功地抵制了改革的深化，而一 有機會，它就有可能泛及於社會表層，形成以「人民專制」重建「公社世界」的民 粹主義狂潮。 第三，斯托雷平的鐵腕固然使社會一時趨於「安定」，然而它畢竟與以「公 社世界」為基礎的傳統權威不同，在壓制反抗的同時也在消解權威。一九零五年以 前俄國的農村公社內部存在著較多的貧富差別，難於一致行動，而沙皇卻可以以凌 駕於貧富人等之上的仲裁者身份利用公社。斯托雷平改革後富裕者大都退出公社建 立獨立農莊。他們是改革的受益者，但處於一盤散沙狀態，不可能成為斯托雷平所 設想的政府社會支柱，「兄長」支持「家長」維持統治的希望落空。而公社本身卻 因富人的退出而變成了貧弱戶的均一化團體，成為絕望者採取集體行動的最佳組織 方式。到一九一七年，這種內部認同大為提高並且一致對外仇視富人的公社組織終 於成了「農村大雪崩」的巨大動力，而改革受益者完全不能對其形成制約。 斯托雷平改革對城市反對派運動的作用也十分微妙。如前所述，這一改革成 功地消解了自由主義反對派運動，但另一方面它卻使民粹主義反對派運動死灰復燃 。後者舉起了自由主義放棄了的社會公正旗幟，以反改革為號召，與下層的公社復 興運動迅速結合。民粹派的社會革命黨因而從一九零五年時微不足道的小團體一舉 成了一九一七年有百萬之眾的全俄第一大黨。「二月雪崩」之後，它不僅在農村蘇 維埃中一統天下，在城市蘇維埃中也曾有大半壁江山。與蘇聯官方史學的描述相反 ，當時沙俄流放地與苦役地中充斥的主要是這些民粹主義者，而布爾什維克（它的 成員主要是政治僑民）並不多。 然而改革的另一影響，是造成了民粹派與社會民主派的「雙向異化」。迄今 人們談到俄國革命，無論貶者褒者都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作用。其實如果就史實而論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在俄國反對派中的作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仍小於自 由派與民粹派。而且俄國的正統民主黨人的直接導師與其說是馬克思，不如說是那 時已日益的從革命黨向議會黨演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這些俄國人雖然從馬克思主 義中接受了社會主義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諸理論，但按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 階段論那都是資本主義發達後的事，而在當時的俄國，他們則要求發展資本主義與 議會民主，反對民粹派的「公社社會主義」與「人民專制」論。因此在一九零五年 以前他們在俄國現實問題上的立場更接近於自由派。 斯托雷平改革在使自由派陷於尷尬的同時，也給社會民主派與民粹派造成了 難題。對民粹派來說是「時間恐懼症」問題；原來傳統民粹主義把社會主義的希望 寄托於農村公社，公社解體，希望便渺茫了，所以民粹派歷來有「時間是革命的敵 人」之論，主張「馬上就干，否則就沒機會了」。而斯托雷平改革後公社眼看不保 ，民粹派的事業還能有希望嗎？面對這一窘境，以切爾諾夫為代表的社會革命黨人 對傳統理論作了重大修正，以「勞動主義」取代了「公社主義」。即認為只要是「 勞動者」，哪怕他不是公社社員而是私有農民，也是革命的希望所在，因此斯托雷 平改革對公社的破壞並不會使民粹派事業失去希望。這樣民粹派便逐漸承認了私有 產權，進而接受了政治自由原則，並把「公社主義革命」推到「勞動主義」勝利之 後的下一階段，實際上接受了正統社會民主派的二次革命。這樣，民粹派政黨便日 益社會民主主義化了。 而對正統社會民主派來說，斯托雷平改革帶來的問題是人民的反抗情緒日益 帶有抵制資本主義現代化、恢復傳統公社的「反動」性質，由此產生了「人民恐懼 症」。在這些書生看來，為富不仁的統治者可厭，「反動」的人民可怕，於是只好 獨善其身，做紙面上的「革命」者。面對這一窘境，以列寧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人 中的非正統派（布爾什維克）則從「奪到政權再說」的考慮出發，實際上把傳統民 粹派「公社主義」與「人民專制」之說變成了自己的理論，並轉而斥責民粹派留戀 「小私有」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時他們也與社會民主黨的正統派決裂了。這樣 ，在民粹派日益社會民主主義化的同時，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卻日益民粹主義 化了。這種民粹派與社會民主派的「雙向異化」使得民粹主義在取代自由主義成為 反對派主流的同時又存在著社會民主主義化的民粹派被民粹主義化的社會民主派擠 下去的可能。 總之，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國的反對派運動逐漸由自由主義運動變成了民粹 主義運動，由知識分子運動變成了工農運動。在工農心目中，知識分子的形象也由 公道與正義的化身逐漸變成了與貪官污吏類似的人，他們的道德感召力極度下降， 引導與影響公眾的能力也大為削弱，以至於運動一起便無人能加以約束，出現了不 「嘩眾」便不能「取寵」的態勢，「激進比賽」也就勢不可免了。 「革命」意識形態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與社會上革命（動盪）因素的增 加與躁動形成了強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僅造成了社會不公還削弱了社會忍受不 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強者」哲學與「官方個人主義」打碎了傳統道德秩序 ，也沖毀了公社精神、都會集體主義所烘托起來的沙皇作為共同體化身的形象，消 除了公眾對「皇權」的敬畏和期待它作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們不僅感到不公，而 且失去道德規範的耐力資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義失落的同時，「亂世心態」卻 在滋長，形成了某種一哄而起，趁亂髮洩的心理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往往並不是 什麼「激進主義」的宣傳造成秩序的解體，而是秩序的解體造成了一種譁眾取寵的 「激進比賽」，而這種比賽的終點線便是「公社世界」復興加上「人民專制」的確 立。 「雪崩」、「人民專制」 與自由主義知識界的末日 一九一七年初的俄國雖然處於世界大戰的艱難歲月，但從精英層面上看並沒 有什麼「革命」先兆。雖然蘇聯時期的官方史學極力描述布爾什維克如何精心組織 了「二月革命」，但實際上該黨當時不僅人很少，而且主要活動於海外「政治僑民 」中。就在這年的一月，身居瑞士的列寧還不無悲涼地寫道：「我們這些老年人也 許看不到未來的革命了。」看來此時年才四十多歲的列寧已在作終老他鄉的打算了 。然而只過了四十天，意外的驚喜便從天而降：革命爆發了！而且轉眼便勝利了！ 勝利之快使他甚至來不及回國，只好在瑞士連呼：「料想不到的奇跡」發生了！ 的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顯得那麼「突然」，從沙皇到列寧，從極左派到 極右派，無不感到大出意外。它起因於一件「小事」：二月二十三日（俄歷）彼得 格勒「由於運輸設備不足」使得商店裡面包脫銷，導致不滿的居民上街，很快便演 變成「自發性罷工」。沙皇懷疑杜馬參加騷亂的組織，於二十六日下令解散杜馬， 不料杜馬抗命不遵。次日便局勢突變：派去鎮壓騷亂的首都衛戌部隊有幾個團率先 嘩變，迅即引起全面倒戈。杜馬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調兵遣將卻無人理睬，終於被 迫在三月二日服輸，臨時政府同日成立。歷經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僅僅在幾 天之內便幾乎未經流血就土崩瓦解了！ 這樣的劇變令人頭暈目眩，彼得格勒著名的布爾什維克活動家Ｂ·卡萬史夫 後來說，「誰也沒有想到可以發生的革命會如此臨近」。事實表明，這次革命既不 是布爾什維克，也不是任何一個左派政黨有計劃地組織發動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姆斯季斯拉夫基回憶說：「革命來臨時，我們這些黨人還像福音書中熟睡無知少女 一樣。」而中派社會革命黨人晉季諾夫則說：「革命猶如睛天霹靂，不僅使政府驚 慌失措，也使杜馬與各個社會團體措手不及。對我們革命者來說，它也是一件十分 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興的事情。」正如蘇聯早年著名革命史作者Ｈ·蘇漢諾夫所言 ：「沒有一個黨直接參加了革命的準備工作」，「幾乎誰也沒有把二月二十三日在 彼得堡開始的那件事情看成是革命的開端」。反對派是如此，沙皇一方亦然。當尼 古拉二世讀完杜馬主席關於首都開始發生革命的電報後，他說了一句被載入史冊的 話：「這個胖子又來對我胡說八道，我甚至無需回答他。」 然而，誰也沒想到的劇變仍然發生了，而且一旦發生便一瀉千里，不可遏制 。從二月到十月，俄國社會幾乎是處在一個急劇「激進化」的連續過程中，不想被 大潮所淘汰的各種政治力量不管原來信奉什麼「主義」，此時都捲入了一場「激進 比賽」之中。正如盧森堡所說：沙皇的傀儡「最反動的」第四屆國家杜馬一夜之間 「突然變成了一個革命機關」。為了搶佔潮頭，這個右派比重很大的「黑幫杜馬」 不但抗旨逞強，而且竟在沙皇尚未退位時就宣佈接替沙皇政府，代行其職能，從國 家杜馬臨時執行委員會到後來的四屆臨時政府，俄國政壇八個月之內五易其主，一 屆比一屆更「左」，其主導力量從溫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變為社會民主派與革 命民粹派，最後在十月的冬宮之夜，後兩派中的最激進者（社會民主黨（布）與左 派社會革命黨）又推翻了兩派中較正統者（社會民主黨（孟）與社會革命黨）控制 的末屆臨時政府。當時人們對這一後來被稱為「十月革命」的事件並未感到過於吃 驚，以為不過是八個月來的第六次政府更迭罷了。直到次年一月立憲會議被解散， 六月左派社會革命黨被趕出政府，人們才恍然大悟：「人民專制」中更嚴厲的鐵腕 誕生了。 在這一大潮中，「個人主義」的斯托雷平改革一開始就成為過街老鼠，儘管 斯托雷平改革中俄國人（包括下層在內）絕對生活水平實際都有提高，但社會上的 不公正感在戰時困難的觸發下一下便燃起了清算的怒火，無論持何種「主義」的政 治力量，當時都在抨擊斯托雷平的「個人主義」，並許諾要重振公社世界之雄風。 臨時政府的最高土地委員會首任主席波企尼科夫在五月十九日該委員會首次會議開 場便譴責斯托雷平改革，斥責斯托雷平「為私人而對公有土地發動掠奪」並表示臨 時政府立即糾正這種「專橫的」不公正。在聯合臨時政府中任農業部長的社會革命 黨領袖切爾諾夫也宣佈，政府將在廢除斯托雷平法案之後，「在農村公社的深度與 隱秘之處找到（土地）法律的新源泉」，「新的改革將從這些深層生活中湧現」。 對改革的清算引出了「社會」對「個人」的專政，作為個人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 也厄運難逃了。 主要代表知識界的立憲民主黨，這時的處境與一九零五年判若宵壤。在既不 能「說服莊稼漢」又不能「說服小市民」的情況下，這個以「立憲」為名的黨一反 常態，力圖推遲立憲會議，因為它預感到這一會議將是法國大革命中國民公會的再 版，然而沒想到這個會議剛開場，就被比它更「激進」的蘇維埃所驅散。而蘇維埃 政府一建立，就宣佈要「肅清俄國土地上的一切害蟲」，其中最主要要求是「在哪 一個街區，哪一個工廠，哪一個村子沒有自稱為知識分子的怠工分子？」而「公社 和村莊」則應在「肅清」他們方面展開競賽。接著在取締了立憲民主黨後，又宣佈 把「近立憲民主黨」的知識界都列入鎮壓對象。列寧並為此致信高爾基，勸他不要 「為腐爛了的知識分子訴苦！」 沙俄改革與自由知識分子的歷史已經過去八十年，如今俄羅斯面臨又一次變 局，於是學者們又在討論：到底是狂熱的知識分子折騰了人民，還是狂熱的人民折 騰了知識分子？ 這個官司也許是永遠也扯不清的，但回顧這段歷史，我們至少可以知道： 第一，在社會大變動時期，理智與公正常常是互為因果的，只有成功地樹立 起社會公正形象，才有可能成功地呼喚理智。而這個形象自由主義者不去樹立，民 粹主義者就會去樹立，這恐怕才是自由知識界的厄運之源。 第二，在知識分子中否定「革命崇拜」是有學理價值的，但切不要天真地以 為，只要知識分子「告別革命」，革命就不會發生。一九一七年二月可堪為證。 第三，改革並非在任何時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歷史上 不乏其例。不少俄國學者認為沒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沒有二月「雪崩」，這不無道理 。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這場改革應當不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而這段歷史更基本的啟迪在於：知識分子不僅應當是社會的頭腦，更應當是 社會的良心，平時是如此，在大變動時期更是這樣。「良心」膨脹到企圖充當宗教 裁判官固然是可怕的；但「良心」萎縮到無視公正時，「痞子革命」怕也就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