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亂世之胎： 當代中國私營業主及中產階級的出現 陳奎德 一、風雲際會 破土而出 今年秋天，似乎同開足馬力宣傳十五大的官式媒體相媲美，北京城內小民們 的政治笑話也沸騰喧嘩，催人噴飯。其中的一則是：柯林頓、葉利欽、江澤民三位 大總統各自駕車，先後抵達了一個十字路口，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柯林頓連轉彎 燈也不打，一溜煙向右轉去；葉利欽豈甘落後？不踩剎車也不打燈，尾隨柯林頓右 拐而去。輪到江澤民時了，只見他左顧右盼，掏出小梳子對著後視鏡把頭刮了幾下 ，然後轉身問後坐的鄧小平：「我們怎麼走？」鄧的回答很簡短：「打左燈，向右 轉。」 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一九九七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就洋溢著這種令人眼花繚亂的「特色」 。在國營經濟病入膏肓，無可救藥的嚴峻形勢下，中國的「駕駛員」不得不忍痛割 愛，出演「霸王別姬」，終於端出了的最後一道「主菜」---國有企業股份化。即： 實行「抓大放小」，把全國十三萬家國企拋向市場，任其「優勝劣汰」，而只留下 五百十二家大型企業仍為國有。 就目前所知，股份化方案大體上有以下諸種：經營狀況好的國有企業股票上 市，其他則實行多種所有制，包括私有(出售給私人)、職工所有(職工分享企業的股 份)、租藉以及合資經營直至宣佈破產。但對與經濟生命線有關的公司股份，政府要 求擁有控制性股份。然而在其他股份分散給各個股東後，政府的股份可能低於百分 之五十。 還有另外一類，就是已經存在多年的所謂股份合作制。它是鄉鎮企業的產權 變革的一種方式。其典型表現在東南沿海一帶。它的最具特色之處是設立了所謂「 鄉鎮政府股」，即，使地方政府免費變成合法的股東之一，把地方政府過去對企業 的領導關係變成了經濟夥伴關係，使雙方的經濟關係明晰清楚，具有了可計算性。 實際上，這是權錢交易的方式之一，它使得過去的「進貢」規範化和制度化了，具 有免於政府干預的作用，也即為經營自由付出的代價。同時，它也是對過去政府投 入的回報，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政治投資。 關於以上種種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一系列舉措，如果按照江澤民所說必須 由國家掌握控股權的話，則必定不可能真正按市場的方式運轉，仍是假的「股份制 」。而即使大部分企業在碰壁之後，不如此設限了，也還有諸多困難有待解決。譬 如：如何解決由此產生的大量失業(下崗)工人的生計問題？怎樣解決破產企業工人 的基本保障問題？以及分散股份如何集中？股份持有者如何產生真正有權力的董事 會，並選擇企業的經營者和決定經營方針？....等等。上述諸項問題，顯然非常重 要，但不是本篇文章討論的主題。 本文所關注的，是上述風起雲湧的產權改革已經帶來或即將導致的眾多社會 後果之一：中國的私營業主增長速度的加快及其影響的擴大。 一九七八年以來，中國大陸自從實行鄧氏「新政」以後，城鄉實際上就開始 出現了私營業主。這是大陸幾十年來未有過的「異數」，也是其正統意識形態的「 異類」。十五大股份化浪潮之後，他們的規模必將迅速擴大，可以預期，其勢頭將 對中國大陸社會結構產生深遠影響。 當前，中國大陸的私營業主基本上可以劃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城鄉個體工 商業者，第二類是私營企業家。前者以個人及家庭勞動為基礎，從事個體工商業生 產加工，規模較小，設備簡單。後者以雇工經營為基礎，規模較大，有相當數量和 規模的資金、設備和生產經營場地。 按北京規定，私人企業指資產屬於私人所有， 雇工八人以上的盈利性經濟組織。 值得注意的最新趨勢是，個體工商業者(即個體戶)近年來有分化的跡象。前 兩年，由於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乃至壓抑，在1996年，個體戶已歇業三分之一。其 中大部不再經營，小部分則升格為私營企業家。這一動向顯示了資本兼併擴張的固 有邏輯，同時，也預示了未來的搖擺不定的前景。目前的新特點是，以股票為企業 集資的最重要方式，開展企業經營。這一動向的後果是值得仔細觀察的。 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大體包括六種類型：1) 靠承包或租賃原民辦集體或社隊企 業發展起來的私人企業家，2) 個人或家庭獨資經營的私人企業家，3) 合夥經營的 私人企業家，4) 集股經營的私人企業家，5)掛集體招牌的私人企業家，6) 中外合 資、合作經營的私人企業家。 除這六種人外，還有些並不規範的「私營業主」，如，把自己的資金轉到國 外或港、台的親戚朋友賬下，然後再「投資」到國內辦企業，從而享受外資優惠待 遇的，如此等等。 不難預期，在十五大之後，以上各類中的集股經營的私人企業家將會迅速崛 起，成為數量最大的私營業者。 二、不三不四 力爭上流 實際上，中國私營業主在一般特徵上與其他國家的同行並無二致。作為資本 的人格化體現，他們都具有強烈的利潤慾望；都表現出超出一般水準的現實主義和 功利主義，厭惡意識形態，厭惡國家干預；他們往往是所在社會的最富有的階層之 一，其收入常超出企業員工的十倍乃至數十倍。只不過，中國私營業主的行為特點 更相似於西方早期資本主義時期企業家而已。 然而，畢竟中國大陸目前是個歷史上從未存在過的怪胎___一個體制混雜、名 不副實的社會。鑒於大陸當前的特殊國情和社會狀況，由這種特殊的生態環境，也 造成了當代中國私營業主與其他國家相應階層的一些不同特點。 人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當代中國私營業主的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的不對稱 性。 當代中國私營業主在經濟上的成功，並沒有導致他們社會地位的相應提高， 這是很多人都觀察到的一個明顯現象。大多數當代私營業主仍然被很多人，特別是 官員和知識分子在內心瞧不起。這裡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因為這些私營業主在 過去的體制中基本上是邊緣人物或底層人物，社會地位不高，沒有「鐵飯碗」。實 際上大陸的流行諺語所謂「不三不四賺大錢」，就是指斥他們為「不三不四」的人 。即使在今天，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中的「資本家」，他們仍處於「國教」中受貶斥 的地位。此外，由於他們在過去的地位低下，因此受教育程度不高，相應地影響了 他們的道德水準、文化水準及言談舉止，因此在部分知識分子和官員的內心，他們 不過是一些「暴發戶」而已，不能登「大雅之堂」。對私營業主更為實際的不利， 是在他們申請貸款、土地使用權、能源及原材料供應上，他們都受到諸多限制和歧 視，其競爭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同時，他們也沒有國營企業職工都享有的公費醫療 ，勞動保護等社會主義福利，處於兩套體制甚至兩種文化的夾縫之中。這種經濟地 位與社會地位的不對稱性是我們在其他國家看不到的特殊現象。 鑒於以上所述的地位不對稱，這些私營業主對當前的制度環境沒有安全感， 對自己所獲得的財富沒有法律意義上的保障感。他們深恐共產黨在什麼時候突然把 政策變了，自己的財富就會在一瞬間化為烏有。因為共產黨畢竟姓「共」，它從未 諱言它的最終目標是消滅私有制。雖然目前它信誓旦旦地聲稱其政策幾十年不變， 但由於它過去在歷史上缺乏信用，由於它的制度本性，私營業主是不可能相信其承 諾的。 有鑒於此，這些私營業主的行為都是短期行為。他們賺一筆算一筆，不願作 長遠投資，對建立長期的企業信譽和商業信譽缺乏興趣。而在生活上，則盡量及時 揮霍財富，及時行樂。這一方面可以彰顯自己的富有，從而滿足自己業已進入上流 社會的虛榮心，提高自己想像中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過分地揮霍，本身也是對 於自己財產權利能否有長期保障缺乏信心的典型表現。此外，還有一項典型的制度 性不信任感，則是轉移財富的內在衝動。在中國的私營業主中，千方百計設法把自 己的財產向國外轉移，這早已不是什麼秘密，而是無時無刻普遍存在的現象了。當 然，由於他們並非權力當局，轉移財產要比官僚資產者困難得多，風險也大得多。 不過，也有少數有眼光的私營業者作長期打算，甚至到海外股票市場上市融 資(見九月二十六日世界日報載大陸私營企業「亞洲電子」在紐約股票市場上市)。 他們深信，中國這個市場與世界融為一體的趨勢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的，包括共 產黨。但目前這批人還是少數。 中國私營業主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幾乎都致力於與政府有關部門和官員建 立特殊關係管道，不惜調動各種手段甚至非法手段去從權力當局獲取優惠。這本身 就反映了當前中國的制度格局：法治體系尚未確立，權力當局在市場經濟中仍有舉 足輕重的巨大作用。而中國的私營業主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也培養出了相應的行 為方式：缺乏法治觀念，能鑽空子盡量鑽。而且少數既得利益分子希望凝固目前這 種不合理局面，害怕追求民主和公正的力量打亂了當下秩序，破壞了穩定，摧毀了 他們的「關係網」，損害了他們的既得利益。因而具有過分保守的特點。 這就充分表明，中國社會目前的社會關係主要還是建立在特殊性上，而非普 遍性上。由於契約觀念尚未普遍化，因而才有賄賂行為的普遍化。這一點，同時也 與中國近代以來的官商勾結的傳統有直接關聯。 三、千金易擲 一言難暢 雖然有前面所說的種種弱點，但是，不可否認，中國的私營業主已經逐步在 形成一個社會階層。誠然，還談不上有某種成熟的、自覺的統一的階層意識和利益 表達渠道。但是，他們的利益直覺仍是相當準確的。 目前在中國大陸，私營業主已經開始有了自己的圈子。當然，公開的組織是 眾所周知的。那是指帶官式色彩的「工商聯」、「個體勞動者協會」、「私營企業 家協會」以及作為「民主黨派」之一的「民主建國會」等。由於這些組織都受到官 方的嚴密監控，大多數私營業主只把它當作形式去敷衍，並不重視它們。相反，對 一些帶民間色彩的諸如大款俱樂部等，卻相當熱衷。這些俱樂部要繳極高的「會費 」，因而成了富翁圈子，變成富人的身份象徵。私營業主通過此類俱樂部相互交往 ，確定共同利益，尋求基本共識，協商共同行動，從而逐漸建立了本階層的自覺意 識和自主性。 當然，在價值觀上，當代中國私營業主充分表現出了以利益交換為中心的功 利主義，其關係圈子基本上都源於相互之間的物質利益，彼此重業務緣分，重財緣 ，從而代替了重親緣，重地緣的傳統。他們根據需要決定交往，一旦需要不復存在 ，交往亦隨之中止。 私營業主的圈子所發出的聲音，大體上可概括為：對政府的要求，減少攤派 ，除去不合理的負擔；對制度的要求，確立法治，保障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對 改革的要求，要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使自身的政治地位與經濟地位相平衡。 這裡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如何尋找政治代言人的問題。 從傳統的「中國特色」看，中國歷史上的政治代言人除政界人士外，還有知 識界人士。 這也就決定了中國私營業主尋找政治代言人的基本途徑。 首先，是用經濟滲透方式影響政客，藉以密切與官僚的關係，達成傳統上就 難分難解的"官商關係」，甚至達到「官商一體」即與政治代言人融為一體，使之完 全代表自己的利益。這是中產階級的第一個「中國特色」。 其次，是對現代化和民主取向的知識分子提供經濟支持。這類知識者的訴求 與私營業主有很大的共同點，他們急切地呼喚中產階級的出現，私營業主的直覺也 準確地意識到這點。因此，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他們才大量捐款，與知識分子結 成了共命運的關係，這以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先生的表現最為典型。而1989年之後 ，在中國大陸，一部分私營業主們又向異議知識分子提供了經濟保護傘，有的私營 公司甚至成了自由知識界的「蓄水池」。在異議知識分子被開除公職，丟掉飯碗之 後，私營企業把他們收留了下來，結成了相互借重的關係。其實，研究現代社會轉 型的政治學家亨廷頓(Huntington)先生早就說過：「中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可能會 經歷好幾個階段，一般地說，最初登上社會舞台的的中產階級分子，是兼具傳統遺 產和現代價值觀念的知識分子。」我想，在重視教育的亞洲國家，尤其如此。這就 揭示了在中國，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的血緣關係。它是中產階級的第二個「中國特 色」。 但是，要中產階級象西方社會中的同行一樣，自我組織，自行參政，自己組 成中產階級政黨，恐怕還需要有相當長的歷史過程。 四、未立恆法 焉有恆產？ 一般認為，經濟改革的實施，使中國開始出現中產階級。這裡的問題是，他 們主要分佈於哪些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目前的狀況如何？ 在當代世界各國，中產階級的一般涵義，基本上以收入的高低衡量，與本人 是否是實業資本家並無太大關係。然而在中國大陸，如果我們著眼於作為一個行為 主體的階級來看，則大陸國家單位中的較高收入者，如，國營企業的管理者、政界 官員等，由於他們受到政府很嚴厲的控制，既不具有自己的組織，甚至連橫向聯絡 也沒有，其行為和思想方式很顯然不可能具有一個獨立的階層或階級的姿態。因此 把他們稱為中產階級並不恰當。 人們注意到，除了上述國家單位中的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外，十幾年來國家 體制溢出了一些自由流動的社會空間，在其內部出現了一個社會中間層，雖人數目 前還不多，但其獨立性更大。如自由職業者和私營業主等。 其中私營業主顯然具有更大的經濟力量，因而也是更大的社會力量。它已經 成為中國中產階級崛起的主要標誌。自然也是本文何以集中考察他們的原因。 如前所述，當代中國私營業主目前尚不是一個成熟的社會階層，更不是社會 學所說的成熟的中產階級。所謂成熟的素質，是指在行為規範、獨立性、文化水準 、職業道德等方面而言的。一般說，指在市場法則及其法律規範下的獨立經營者以 及自由職業者。獨立謀生，自主經營，公平交易，遵紀守法，維護家庭，承擔責任 。他們是社會秩序和主流道德倫理的主要支撐者。是社會的穩定性成分。這與他們 擁有一定的財產關係很大，因此渴望保障產權的法治社會。 中國的私營業主目前顯然尚未達此標準。因此，有學者認為，既然中國當前 缺乏民主秩序的主要支撐者____中產階級，所以在中國實行民主的條件未曾成熟。 筆者曾經指出過，上述「中產階級預成論」是不具有歷史感的。這裡有一個 中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階段的問題。事實上，一個成熟的理性的中產階級不可能在 某一天突然出現，它總有一個逐步成長成熟的過程。試回想一下巴爾扎克所描寫的 當年西歐那些行為粗俗的「暴發戶」們，他們並不比今日中國的私營業主好到哪兒 去，但正是他們，連同其他社會力量一起，推動了現代民主秩序的確立。特別是， 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確立了相當完備和穩定的法律體系，形成了現代法治社會，從 而在此互動的歷史過程中演變成了今日那些守法競爭的中產階級。 況且，就社會轉型而言，中產階級並非必要條件，試看蘇聯東歐的歷史大變 遷就清楚了。當然，現代民主制度若要穩定下來，推動並維護法治的中產階級的出 現恐怕就是必要條件了。 鑒於上述原因， 當前中國社會迅速地分層，私營業主的崛起，他們的壯大對 中國社會結構的影響，特別是對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對法治的形成，無疑是有重 大意義的。 參考資料： 1.江澤民十五大政治報告 2.《中國現階段私營經濟探索》，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 3. 「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及其變動的系統考察」，謝志強 著，《社會學與社會調查 》，1991年第2期 4. 《社會學研究》，1992年第6期 5. 《社會科學研究參考資料》，1992年第2期對國有企業股份化的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