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
林牧
王彬彬先生在《天涯》雜誌發表了《關於自由主義》的讀書札記。他引證了
法蘭克福學派馬爾庫的論點，並以胡適為實例，闡述了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有
一種「必然的卻又是微妙的關係。」因為自由主義的自由，必須在一個井然有序的
法治社會才有可能實現，所以，它對以革命方式改造社會懷有深深的恐懼和反感；
每當社會發生無序和動亂時，恰恰是自由主義者急切地呼喚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一
個強有力的政府，重新賦予社會以秩序，使自由主義的「遊戲」能夠重新開場。同
時，自由主義對於調和社會各階級的利益衝突，採取的是一種非理性的自然主義的
態度，以求達到整體的和諧。
王彬彬，是一位有膽識，肯動腦筋的青年朋友，作者無意同他進行爭論。作
者只是覺得他提出的問題對於李澤厚、劉再復、王蒙等一批曾經是自由主義的知識
分子向遷就極權主義的保守主義轉變，可能作出了接近實際的說明，因而也就這個
問題講一些個人的看法。
作為希臘哲學的繼承者，西方學者對於他們肯定和歡迎的事物與原則，保持
著清醒的批判態度。他們不承認絕對的是或者絕對的非，而是在肯定和歡迎某一種
美好事物的時候，同時考慮到它們是否會發生異化，是否會導致另一種不美好的事
物。正是這種懷疑一切、批判一切的精神推動著西方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不停頓
地發展和創新。不過，正像我們不能把善和美的事物絕對化一樣，我們同樣不能把
西方學者對善和美的事物的質疑和批判絕對化，而應當看到那些質疑和批判，有的
正確，有的並不正確。
作為一種有系統的思想和制度，自由主義，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揚長
避短，補充修正，逐步形成了自我制約、自我調節、自我完善的機制。雅典人創造
了光輝耀史冊的民主制，但是他們沒有人權觀念，以致產生了兩大缺陷：一個是把
婦女、外邦人特別是把奴隸排除在民主制以外，不給他們以公民權；另一個是出現
了「多數暴政」，扼殺了暫時居於少數但卻代表真理、代表社會進步的偉大學者阿
那克薩哥拉（Ａｎａｘａｇｏｒａｓ ）、普羅塔哥拉（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和
蘇格拉底（Ｓｏｃｒａｏｔｅｓ）。盧梭（Ｊ.Ｊ.Ｒｏｕｓｅａｎ）創作了《社會
契約論》，提出了「主權在民」和「每個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光輝思想，但
他卻反對英法「啟蒙運動」所推崇的理性和科學，而且缺乏人權觀念。他提出所謂
「公意」和「集體主權者」之說，認為「任何人拒不服從公意的，社會全體就要迫
使他服從公意」。盧稜的狂熱信徒——雅各賓派首領羅伯斯庇爾（Ｒｏｂｅｇｓｐ
ｉｅｒｒｅ）就以「公意」和「集體主權者」的名義，在法國大革命中實行「恐怖
統治」，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殺害了近四千人，連革命家丹東都未能倖免，最後，羅
伯斯庇爾作法自斃，自己也被送上斷頭台。
經歷了以上這些經驗和教訓，在自由民主主義的鐵歷史上產生了三個經典性
的文件。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國大陸會議通過了美國《獨立宣言》，一七九一
年十二月十五日又通過了作為美國憲法修正案的《權利法案》，一七八九年七月十
一日，法國議會通過了《人和公民權利宣言》，簡稱法國《人權宣言》。這三個歷
史性文獻，以保障人權為核心和前提，解決了自由與秩序、民主與法治、政府與人
民之間的矛盾，成為自由民主主義的基本準則和現代文明的基石。
法國《人權宣言》在序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鑒於對人權的無知、忽視或
蔑視，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現決定在一個壯嚴的宣言中公佈天賦的
不可轉讓的神聖的人權。」美國《獨立宣言》首先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們的
造物主賦予他們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關於自由與秩序的關係，法國《人權宣言》第四條規定：「自由是指可以去做任何
於他人無害的事的權力；因此，行使各個人的天賦權利，只能以保證社會其他成員
也享有同等權利為界限。這些界限只能由法律來確定。」關於民主與法治的關係，
法國《人權宣言》第六條規定：「法律是公意的表現。所有公民都有權親自或者通
過其代表參與法律的制定。法律對一切人，無論是保護還是懲罰，都必須一視同仁
，在法律心目中，一切公民都是平等的。」美國《權利法案》第一條規定：「國會
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新聞出
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申訴的權利。」關於政府與人民的關係，
美國《獨立宣言》宣告：「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指天賦人權），人們才組建政府，
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變成損害這些目的時，
人民有權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法國《人權宣言》第二條規定：「
一切政治組合的目的都在於保護人的天賦的不可侵犯的權利。」
由上述文件的有關條文可以看出：自由主義所追求的秩序，是保障社會全體
成員都享有天賦的自由權利的民主的秩序，而不是任何一種極權主義的秩序。自由
主義所需要的法律，是所有公民都有權參與制定的法律，是保障全體公民信仰自由
，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申訴自由的法律，而不是不由人
民參與制定的，限制與剝奪人民的各項天賦權利的專制主義的法律。自由主義所要
組建的政府，則必須由人民同意和授權並且保護人的天賦權利，人民又有權力加以
改變和廢除的民主的政府，而不是不經人民同意和授權，不保護人的天賦權利又拒
絕人民改變它廢除它的極權政府。
這裡還需說明，法國《人權宣言》和美國《獨立宣言》及《權利法案》中提
出的基本原則，在聯合國成立之後，已經被聯合國憲章、聯合國人權宣言和其他國
際公法、國際公約加以吸收和發展。因此，它超越了國家的界限，成為世界各個國
家和地區共同遵守的普遍原則。任何國家，不論是西方還是東方，不論她們認識和
執行的誠意與程度如何，只要她們以「主權在民」相標榜，都在把這些準則作為她
們國家憲法的基本架構。
在上述自由民主和基本原則形成以後的二百多年中，我們這個世界連綿不斷
地進行著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激烈鬥爭。在這些鬥爭中，個別人、個別政治團體
由此及彼的轉變，是屢見不鮮的。但是，作為兩種思想體系、兩種社會政治制度，
二者之間是壁壘分明、不可調和的。不論在理論上或是歷史上，我們都看不出這兩
種根本對立的主義有什麼「必然的而又是微妙的關係。」
自由主義者力爭用和平的、節制的、改良主義的方式去建立一個既有自由又
有秩序、既有民主又有法治的社會。但是，當事態發展到或者放棄和平方式或者放
棄自由、民主的時候，自由主義者也不得不採用革命的方式。例如：英國由專制國
家變為自由、民主國家，基本上採用了和平方式，但是也經過了戰爭。法國的變革
就是十分激烈的。美國經過獨立戰爭建立了自由而又獨立的國家；經過南北戰爭廢
除了奴隸制。中國經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中、美、英、法、蘇聯合進行了反對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的世界大戰，等等
。由此可見，認為自由主義只贊成一點一滴的改良，絕對地排斥革命方式，是沒有
根據的。如果那樣，中世紀的神權王權統治就不可能打破，現有的自由民主國家就
不可能誕生。
每當社會發生無序和動亂的時候，自由主義者當然要重建新的社會秩序。但
是，自由主義者並不需要呼喚一個獨裁專制的領袖來建立一個極權主義的政府，而
是要呼喚一群民主的自由的戰士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政府。例如，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後，自由民主陣營在德國、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所呼喚的就不是新的納粹
主義、軍國主義，而是阿登納那一類自由主義者；重建的並不是新的極權政府而是
民主政府。至於中國在二十年代由蔣介石的極權政府來代替北洋軍閥的割據混亂，
那並不是人民呼喚出來的。當時中國人民呼喚的是孫中山而不是蔣介石，後來，孫
中山過早地去世，蔣介石因利趁便奪取了領導權，實行了法西斯的極權統治，並不
符合人民的意願，而蔣介石之所以能夠奪取政權並在中國實行極權統治，並不是借
助自由主義者的擁戴，而是借助於中國封建殘餘勢力的強大和自由主義力量的軟弱
。
自由主義者採用自然主義的態度來調和社會和階級、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
這是不是非理性的態度？顯然不是。什麼叫理性，尊重人性和人的良知就是理性。
什麼是人的本性和良知，熱愛個體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是人的本性和良知。所
謂自然主義，就是順應人類的本性和良知，自然而然而不是粗暴強制地調和社會各
階級、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和其他爭端。這正是理性的態度。反之，逆反人類的本
性和良知去激化社會各階級、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使他們鬥得你死我活。這才是
非理性的態度。
馬爾庫塞舉出意大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加入法西斯黨，王彬彬舉出中國自由
主義者胡適維護國民黨政權，來說明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必然聯繫。這種以個別
事例代替一般規律的方法，本來就是站不住腳的。何況，他們對於論證個別事例的
分析，也不夠確切。這裡，只就胡適先生講一些看法。
胡適先生確實是馬爾庫和王彬心目中的那一種自由主義者。他們「強調一點
一滴的改良，他們永遠要借助現有秩序，因此，現有秩序無論如何糟糕，不管怎樣
腐敗，都要先維持住它，都不能從根本上動搖它。」不論在大陸還是在台灣，胡適
都曾經對國民黨政權的專制和腐敗，進行過批評；他還參加過保障人權的活動。但
是，當國民黨的政權受到威脅，胡適就要「人權拋卻說王權」，就要站在國民黨政
權一邊，擁護國民黨政府去鎮壓革命，去剿滅共產黨人和其他革命分子了。
不過，有兩種自由主義者：一種是積極進取的自由主義者；一種是消極保守
的自由主義者。胡適的態度屬於後者。和胡適同時的積極進取的自由主義者，並沒
有和胡適持相同的態度。且不說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蔡鍔那些堅持自由民主信
念的革命家，只就溫和的知識分子來說，蔡元培先生才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
。蔡先生是辛亥革命在江浙地區的領導人之一。民國初期，他擔任教育總長時，提
出教育而超越政治而獨立，要使教育對像發展正常能力養成良好人格。他擔任北大
校長時，提出「兼容並蓄」的方針，倡導思想自由、學術自由。早在陳獨秀主編《
新青年》以前三年，他就宣傳和實踐民主與科學原則。他是「五四」運動的支持者
和保護神，一次又一次地營救被捕的學生和陳獨秀等民主人士。一九二八年，他創
建並領導中央研究院，網羅全國第一流人才，為中國的現代科學事業奠定基礎。一
九三七年，他又和宋慶齡、魯迅一起建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以反對國民黨政
府的法西斯統治，保護了一大批進步人士和民主青年。蔡先生的一生，始終如一堅
持人權、民主、科學、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標準，以保障個人自由、促進個性
解放為原則，以教育和科學為途徑，以社會改良為方法，為全民謀福利。他才是中
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楷模。除此以外，中國大陸的聞一多、李公樸、陳寅恪、胡
風、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台灣的柏楊、雷震等先生，他們身處逆境仍然堅持
自由、民主的立場。他們的人格和操守比之胡適先生不是更加光彩照人嗎？
在胡適先生去世的時候，蔣介石給他送了一幅輓聯，大意是：新文化的先驅
，舊道德的楷模。這個評價是比較中肯的。胡適先生二重人格的矛盾恐怕就在這裡
。他在傳播西方文化，發動文學改良以及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方面，不愧是先驅，
是功臣，是勇士。但是，他的深層文化心理仍然是傳統中國的一個儒生。他的婚姻
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的政治立場，是維護既存的秩序，依附現在
的政府，作「王者之師友」。儘管他對那種秩序、那個政府是很不滿意的。
寫到這裡，我想順便說一說對於「後工業化」、「後現代化」、「後資本主
義」等各種後字號的思潮的看法。
對於各種後字號的思潮，我們應當認真地加以比較和研究，擇其善者而吸收
之；但卻不宜東施效顰、盲目搬用。
產生於西方發達國家的各種「後」字號的思潮，其目的是為了克服後現代化
社會唯利是圖、過激競爭、過度消費以及對自然界的無限制掠奪所造成的精神危機
、資源危機、環境危機。可是，他們開出的藥方未必是對症的和有效的。一九九六
年，我國著名的學者於光遠先生對邢小群女士說：「我覺得廿世紀人類文明有四大
成就，一是自然科學與技術，二是現代市場經濟文明。人文科學、人文精神方面是
薄弱環節，包括文學、歷史、道德、哲學，等等。從這一方面看，把廿世紀同十九
世紀相比，未見得比十九世紀高明。」北京大學王瑤教授在臨終前也說過：「人文
科學一代不如一代。」
我很贊成於光遠和王瑤先生的看法。從社會總體和科學總體來看，從較長的
時間來看，進化論是有效的、正確的。從某一個局部來看，歷史有進步也有倒退，
科學文化有進步也有倒退，並不是一直向前、一直向上發展的。二十世紀，是一個
大進化的時代，也是一個大倒退的時代。在這個世紀中，人類發揮了前所未有的創
造力，把自然科學與技術，把市場經濟文明推上歷史的巔峰，創造了超過以往幾千
年的巨大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人類又發揮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力，把各種形式的
極權主義、霸權主義推上歷史的巔峰，發動了兩次世界大戰和無數次局部的內戰和
外戰、熱戰和冷戰，使用了殺傷力和破壞性超過以往百倍千倍的核武器、化學武器
、細菌武器、使數以億計的人死於非命；同時也消耗了最多的自然資源，造成了前
所未有的環境污染、生態失衡。二十世紀，人類的大創造、大進化當然是自然科學
與技術的成果，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成果；而人類的大破壞、大倒退，恐怕同人文科
學的倒退、人文精神的失落有著密切的關係。在人文科學方面，恐怕不能說那些標
新立異的「後」字號的學說都比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代的學說先進。社會黨國際
信奉著伯恩斯坦——考茨基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拉斯基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
新社會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可是，到了勃蘭特擔任社會黨國際主席的時候
，卻回歸十八世紀，宣告他們是以自由、平等、博愛、人道主義為信條的西歐啟蒙
運動的直接繼承者。這就是一個思想信念螺旋形上升的很好的例子。現在西方發達
國家不乏先進的富有遠見的學者。可是，她們的一些執政的領導人，常常為了謀求
本國的一時的商業利益而背離人權、民主、自由的原則，犧牲極權國家被壓迫人民
的利益，來討好反民主反人權的政府。這也是人文精神失落的一種表現。誰是今天
的華盛頓、林肯、羅斯福？！誰是今天的邱吉爾、艾德禮？！誰是今天的阿登納、
勃蘭特？！我們看不到。我們只看到一些目光短淺，急功近利，拿原則作交易的領
導人。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各種「後」字號的思潮，是為了克服西方後現代主義社
會的弊端。可是，中國目前還處於前現代主義社會。在中國，雖然由於經濟開放，
後現代主義的弊端已見端倪。可是，就總體來看，目前對中國危害最大的還是中世
紀式的專制、腐敗和愚昧。我們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到克服後現代化弊端這一方面，
就會放鬆了反對專制、腐敗、實現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和科學文化現代化的主
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