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可能性選擇 ——兼談海外民運的角色困惑 （法國）安琪 對所有的人來說，九十三歲的鄧小平之死，實在是意料中的事。但是，這位 中國現代社會最後一個帝王生命的終結，同時也預示著強人政治的結束和共產黨專 制極權的解體。這樣一種迫在眉睫的政治結構的轉型，面對中國社會累積難解的各 種社會問題，貧富懸殊和官僚腐敗引起的民怨，價值觀的普遍喪失等等，就變得分 外沉重。不可避免的高層權力紛爭，增加了某種變數，對各種社會力量，特別是堅 持實現政治改革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和社會民主派來說，是機遇，也是風險。 但是，把握時機，不等於投機。參與政治，不等於介入權力。中國知識分子 如果不要被社會變革的大潮所淘汰，首先應該獨立其精神，昂揚其人格，從傳統的 「士大夫」角色中掙脫出來，以一種與權力中心保持一定距離的獨立的群體意識， 獨立的社會批判精神，參與中國的政治改革，承擔起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 子應有的社會歷史使命。 可以說，鄧小平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先是在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選擇，之後 又在胡耀邦、趙紫陽和鄧小平之間選擇，再之後胡死趙離任了，就在所謂代表改革 路線的鄧小平和代表極左路線的陳雲之間選擇，陳雲死了，又在鄧小平和陳雲的代 表者鄧立群之間選擇。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跳出共產黨極權制度下 所僅有的有限選擇的怪圈——如果我把它稱作選擇的話。到了「六四」後，這種選 擇更顯得尷尬，無奈。因為在鄧小平和極左派之間，本來就沒有根本的差異。從這 個角度講，鄧小平嘲弄了一代知識分子。 正是在這樣的選擇怪圈中，中國知識分子至少失去了兩次可以推動社會進步 的機會。第一次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當時中國經歷了粉碎「四人幫」，否定 「兩個凡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的領導，胡耀邦、趙紫陽出任國家重 要領導崗位，共產黨內改革派力量占主導，開始了經濟改革等重大變化，同時對毛 澤東時代歷次政治運動中冤假錯案的平反，特別是重提重視知識、重視知識分子， 使得全國上下意氣風發，出現了相對寬鬆的政治局面。 這時的鄧小平，由於自身三起三落以及累及兒女，愛子鄧樸方受害致殘的個 人體驗，他對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設不是沒有考慮，這在他當年的講話中就可以看出 。但在實際運作中，他卻比較被動，現出兩難之色。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改革頭十年 ，中國進入了一個逢單改革開放，逢雙反自由化的循環。分析這一過程，我們會看 到，這一循環不是惡性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雖然很慢，但是在向前走的。因為 每一次循環之後，自由化空間都會有所擴大。到了八九年，反自由化一詞已成為中 共極左派的專用名詞而不再被提及。當然，這種自由化空間都是人們爭取的結果， 但是瞭解中國政情的人都知道，如果沒有權力高層某種程度的默認，任何努力都只 能帶來更為嚴厲的控制。「六四」屠殺後的情形就是這樣。 致命的忽略 在這一過程中，以社會良心自稱的中國知識分子，原本是有機會表達進行政 治體制改革，爭取新聞自由、保障基本人權的訴求的。但由於中國知識分子並沒有 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群體，所以不可能有知識分子群體的聲音，零散的表達，形不 成壓力。至今為西方知識分子甚為不解的，是當年中國知識分子對鄧小平重判「民 主牆」活躍分子魏京生的麻木不仁。如果說這樣一種忽略可以解釋為被「勝利」沖 昏了頭腦，沒反應過來的話，那麼在之後的幾年裡，隔年出現的反自由化，清除精 神污染等政治運動，早該引起知識分子的警覺，團結起來，採用一種不介入黨內權 力鬥爭的、具體問題具體解決的方式，並訴諸解決問題的誠意。將問題提出來，解 決一個，再提下一個。有了這樣的獨立性和誠意，我想鄧小平也不是沒有可能被迫 做出某種讓步。事實上，鄧小平是第一個實施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並且帶頭退休的 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同時，他也提出過「權力不要集中在一個人身上」的警告。悲 劇在於，他自己並沒能走出共產黨政權封建家長制的舊巢。這種封建傳統政治的邏 輯特徵就是，即使你不想當「家長」，也會有人要你當「家長」。除了鄧小平個人 說了算的不自覺外，黨內極左保守派勢力與改革派的矛盾與鬥爭，改革派內部的矛 盾等等，都要鄧小平來拍板。於是乎，鄧小平便輕而易舉地繼承了「毛家長」的權 威。 這也是知識分子的悲劇。就像八一年代表社會黨的密特朗出任法國總統而消 融了認同社會黨理念的法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批判精神一樣，鄧小平初期的中國知識 分子，同樣喪失了本來就很弱的那麼一種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傳統的依附性再 度膨脹。「民主牆」時期黨內改革派和社會民主派第一次聯盟的歷史經驗，最終演 變為知識分子「精英」紛紛在黨內高層尋求政治靠山，黨內改革派則在知識分子中 尋找代言人和助手，當時的流行稱呼即「智囊團」。一些著名知識分子，一旦做了 誰的「智囊團」的一員，不管是真是假，好像都是在「替天行道」。不同的「智囊 團」和「智囊」又有自己不同的外圍圈子。風氣的蔓延使得一些一「沾邊」就跟沾 光一樣樂此不疲（至今恐怕連當事人也難以搞清「智囊團」的規模到底有多大）； 客觀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利益集團，並直接介入了高層權力爭奪戰。那些與權力中 心保持距離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民主理念與思想，他們的思考和貢獻，以及因此而 遭受的迫害，不僅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和正義的聲援，反而顯得勢單力薄，成為孤獨 的少數。「民主牆」時期的重要文獻《論言論自由》和它的作者胡平的長期被冷落 即是一例。直到「八九」後精英大逃亡，都成了流落它國的「持不同政見者」，情 形才有所改變。這種現象無疑是值得深思的。 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虛榮、戀權與不獨立，使他們的目光總是集中在權力的 中心，對全社會、對民生疾苦的關注幾乎等於零，從根本上喪失了作為「社會良心 」的基礎。發展到八九民運，知識分子的表現就更是可圈可點了。有的「文革」中 的造反派，這時也成了熱血沸騰的知識分子代表，不封自許地成了學運的當然「導 師」。豈不知他們身上那種難以掩飾的「造反有理」的精神留存，恰恰構成了對民 運的傷害。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在運動後期，我看到扶趙倒鄧的口號壓過了爭民主 、反腐敗的呼聲，將重心完全偏到了權力爭奪的一邊。而這一次機會的濫用或喪失 ，同時也削弱了知識分子自身的價值。 分析這一過程，我認為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僅僅在於知識分子選擇的錯誤，而 是知識分子對這種錯誤選擇的自覺性。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民運人士」的角色困惑 以流亡民運人士自居的知識分子又如何呢？ 所謂兼具民運人士和知識分子雙重身份者，至少包括三種不同的成分：一、 「八九」前即在海外從事民運活動的，主要指中國民聯及其同盟與支持者；二、「 八九」流亡者或原在國外進行訪問，因「六四」屠殺而與中共決裂滯留不歸者，這 部分人大多以當年的民陣為中心，後來的民聯陣和其他民運組織中也有一部分；三 、投入海外民運，但不介入民運組織的獨立活動者。在這三種不同成分中，又有體 制內、外之分，學者、作家之分，記者、自由撰稿人和留學生之分等等。細究起來 ，還有持不同政見者和民運分子之分。但因都是在海外民運的大範疇內活動，故沿 用慣「例」，統稱為民運人士。 從個體分析，他們中間的確不乏獨立思考者和具備獨立人格者；但整體看， 情況並不比在國內時好。角色的轉化，充其量不過是名詞的變換而已。在自由、民 主的口號下，掩蓋著與共產黨毫無二致的政治行為。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幾年 來，海外民運從發展到衰落的過程即是證明。其中，公信力的喪失是最大的危機。 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批評也很多，恕不贅述。 我想指出的是至今存在而不為人知、或「為人知」而「不為人說」的潛在的 危險，即那種對八九民運構成過傷害的、毛式鬥爭的、永遠有理的造反派精神。我 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這種潛在的深刻危險，直到今天仍在海外民運中繼續， 甚至並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警覺。這也是為什麼當我們對八九民運進行反思的時候 ，由於這種潛在的危險和非常「意識形態化」的所謂「民主意識」的影響，使得所 有的爭論都轉化為毫無意義的「口號之爭」或「人事之爭」。 我認為，就目前來說，跳出角色困惑，是海外民運面臨的首要問題。也就是 說，要準確無誤地瞭解民主到底是什麼？長時間以來，在角色混亂的民運精英中， 有的人很自然地把民主等同於革命，把民運的目標定為奪取政權。這種概念混淆， 無論有意或無意，都是有害的。道理很簡單，革命成功了，不一定意味著就有了民 主；以民運的名義獲得的政權，不一定證明就不搞獨裁。而且，把民運和獲得權力 連在一起本身就是荒謬的。這些問題搞清楚了，才能清醒地面對「鄧後」。從這個 意義上說，「鄧後」的來臨，對海外民運也是一次表達機會。在中國政治轉型的過 程中，仍一味地喊打倒，推翻之類的口號，顯然毫無意義。你講民主的大道理，共 產黨內的改革派也講政治改革的迫切性。實際情況是，經過紅色恐怖和經濟衝擊的 中國人，誰也不再輕易地相信什麼漂亮的語言修辭了。共產黨在政治轉型的權力鬥 爭中不得不考慮民意。海外民運要想真正在大陸發生作用，也不能離開民意基礎。 民意要求海外民運增強民主意識，重建公信力。民運精英的責任還在於，團結海外 留學生和華僑，拿出適合中國民主發展和民意的政治主張，表達爭取民主的誠意， 爭取成為一支真正的以自由、人權、民主為終極目標的民運隊伍，最終成為能夠制 衡政權的民主力量。反之，那種「鬧靈堂」式的抗議，不應該再是海外民運、特別 是知識精英的表達方式。 我的結論是，知識分子應該通過反思和總結，明確自已的目標選擇，對終極 價值，對社會正義應該有一種基本的認同和標準，並在同一理念下達成共識。對社 會不公和遭受迫害者，應該有一種聲援；同時，知識分子應當有甘當永遠的持不同 政見者的勇氣和品質，參與政治而不是介入權力爭奪，關心民生疾苦多於接近權力 中心，從事民運而不是為了滿足權欲，只有這樣，才能逐漸地形成一個不介入權力 鬥爭的、有獨立批判精神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如此，中國崩潰中的價值底線當得 以補救和重建，真正的民主意識當得以普及和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