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後中國：一黨專政還是民主憲政？ 於浩成 鄧後時期中國局勢的發展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這裡所說的中國，指的是 包括大陸、香港、台灣在內的大中國。鄧小平是一代強人。鄧去世的重大意義在於 為中國提供了一個良機。便利被「六四」槍聲一度中斷了的民主化進程能夠重新繼 續下去。因而鄧的生命結束有可能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中國將開始一個民主憲 政的新時代。有一種看法認為江澤民已經鞏固了他作為鄧小平繼承人的地位。鄧小 平的一套路線、方針、政策將持續下去，不會有什麼大的改變。有人甚至預言，中 國將像六、七十年代的蘇聯那樣，進入一個長達十八年的勃列日涅夫時期，這種看 法是膚淺的，只看到中共現政權從表面看來似乎還算穩定、一切照舊的假象，不知 實際上中國已進入一個政治上不穩定，改革與反改革，民主與專制的各派政治力量 互相較量、爭逐的時期。 鄧在世時，中國就像被一塊巨石壓住，人們都不大敢動，他一死，各派政治 力量都活躍起來，如中共左派發出第三份萬言書《關於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若干 理論和政策問題》，作者為段若非。在六四時聲名狼藉的袁木也參加了。其後台則 是鄧力群。更引人矚目的是有兩份文件在大陸和海外流傳：一是所謂《鄧小平遺書 》；一是「趙紫陽三月五日給中央政治局和十五大籌備組的信」。雖然這兩份文件 可能都是假的，但卻反應出當前大陸政局的重要動向，即：為「六四」平反，為趙 紫陽翻案。（這兩件事是聯在一起的，可說是一回事）在鄧死後立即提到議事日程 上來了。這是關係到中國繼續維持一黨專政，還是進行政治改革，走民主專政這路 的重大關鍵問題。其事態發展頗堪注目。至於江澤民鄧中央當權派早在鄧去世後就 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國務院、全國政協和中央軍委於二月二十日聯名發表 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和江在鄧追悼會上所致悼詞等文件中表示： 中共將堅持鄧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鄧所確立的黨的基本路線。 據香港《鏡報》月刊今年六月號報道，江澤民目前對內、對外策略是將取「五不」 措施，即「六四」案子不翻，左右爭論不搞，台灣問題不急，香港內部事物不管， 中西關係不破。別據報導，江為使黨內明確知悉中央在鄧後的立場，曾於五月二十 九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這篇講話實即中共十五大 政治報告的基本架構。江在講話中表明今後將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但未提出明確的 政改方案），擴大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江將在十五大提 出的政治報告已基本定稿。對於政治體制改革，報告的基調是「不露聲色、審慎穩 妥」。主要路向是「三著眼」：一著眼於中共黨內監督制衡的制度建設；二著眼於 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構的制度建設；三著眼於加強人民群眾監督具體制度 的建設。對於這一基調和路向，高層人們強調，政治體制改革既不能像「文化大革 命」那樣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也不能像趙紫陽時期搞成人人關心的熱點問題，甚 至也不能像目前經濟改革那樣大張旗鼓，只是局限於有關人士去做，以免再出現大 規模的動亂。而「三著眼」，其實主要還是著眼黨內監督，並無意擴展民主改革， 尤其是絕對排斥西方的「多黨政治」、「三權分立」。北京政界人士評價說，與趙 紫陽的十三大報告相比，經濟改革相當進取，政治改革則十分保守，改革力度還是 往後退了。 根據上述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在當前大陸的各派政治力量中，以宋平、鄧力 群為代表的中共左派即保守派，雖然一直氣勢洶洶，多次發表什麼萬言書並控制一 批左派刊物，進行挑戰罵陣，妄圖使歷史車輪倒轉，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去。但中 國的改革開放局面已不可逆轉，他們畢竟已經成不了什麼氣候，只是根據中共一向 奉行的「左比右好」，「左是人認識問題，主觀上還是要革命的；右則是立場問題 ，已經站到敵人一邊」的處理原則，江澤民等中共當權派對他們仍然曲為優容，甚 至有意利用他們出面對民主改革派進行打壓，攻擊。當前大陸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民 主改革派能夠從「六四」鎮壓的挫折中恢復元氣，集結力量，重整旗鼓，藉著一代 強人鄧小平撒手而去的有利時機，重新爭取實現中國的憲政改革，將中國引向民主 化道路的問題。 鄧小平路線的實質是堅持一黨專政 中國是個古老的封建主義國家從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中被打敗起一直遭受 列強侵略，在中國人民面前一直存在反帝反封建這兩大奮鬥目標。也就是爭取國家 獨立和人民民主，對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兩大敵人的鬥爭是長期而艱巨 的。以君主立憲為目的的「戊戌變法」失敗了，辛亥革命也只趕走了滿清皇帝。袁 世凱、曹錕、段祺瑞等軍閥繼續勾結帝國主義者維持封建統治，民主主義領袖孫中 山迭遭失敗，走投無路之際乃飢不擇食，決心以俄為師，將國民黨改組為列寧式政 黨。抗日戰爭的勝利使中國贏得了真正的獨立，但民主的目標始終未能達成。中共 打著結束一黨專政的民主主義旗幟推翻了國民黨政府，把蔣介石趕到台灣，但後來 的事實說明，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名建立了自己的一黨專 政，其專橫暴虐的程度更遠遠趕過了蔣介石，比起斯大林在前蘇聯的極權主義專制 統治來也是青出於藍，有過之而無不及。毛澤東在其晚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以及他提出的所謂「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在思想文化領域對資 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理論和實踐，使得中共的一黨專政就其殘酷、荒謬、禍國 殃民的程度來說均達到了高峰。物極必反在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死去「文革」以「 四人幫」被捉宣告結束後，全國人民都在對「文革」這場空前巨大災難進行反思。 一方面是中共黨內：鄧小平在復出重新掌權後，於一九七八年底舉行中共中央工作 會議閉幕會上發表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講話。他 在講話中提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 被葬送。」宣告了改革的決心和必要性。在緊接著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擯棄 了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通過了將全國 工作重點轉向經濟建設並且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的方針。在一九七九年一至三 月根據三中全會決定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與會者批判了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 和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制度，認為這種制度沒有法治，只有人治，因而人民代表大 會制度只能流於形式。李洪林在會上做了題為「領袖與人民」的發言。提出「不是 人民應該忠於領袖，而是領袖應該忠於人民」的民主原則。嚴家祺則在會上提出廢 除領導職務終身職的問題，另一方面在黨外，早在「文革」後期廣州街頭即有《李 一哲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出現。一九七八年底在北京西單「民主 牆」上一些民運團體和個人也提出不少有關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方面的意見和 建議。如魏京生在《探索》第一期上發表的「第五個現代化」，提出「沒有政治體 制以及整個社會制度的變革，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無法實現。要想實現四化，必須同 時進行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貴州的黃翔在「民主牆」上寫道：「我們 的歷史被秦始皇式的專制極權統治得太久了，人民失去了行動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 力，這就是中國至今落後於其它國家的原因。」 然而，同廣大幹部和民眾的要求相反，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在理 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卻提出了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他在這次講話中一反兩個月以前講話的民主調子，大講專政的必要性：「發展社會 主義民主，決不可以不要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對於這一切反 社會主義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不對他們專政，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事 實上，魏京生就是在他講話的頭一天，即三月二十九日被捕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提 出，其目的顯然是為了維護中共的一黨專政，為人民堅決要求、國家迫切需要的政 治改革畫線定調。凡超出這一限度的不同聲音，就會被加之以資產階級自由化或反 社會主義的罪名。輕則予以批判，重則逮捕問罪。不過鄧在當時還只是為政治改革 設限，還不是根本取消。他於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 所做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是他在改革開放道路上走得最遠的 一次，達到了最高點。此後他就從那裡滑落下來了。最引人矚目的是他講到：「斯 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治，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在英、法、美這樣的西 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採取必要的措施，以後未 能避免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在這裡，鄧小平實際上承認了西方民主政治 制度的優越性。認識到缺乏對權力的制約乃是蘇聯和我國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的主 要弊病。但他在此以後卻一再對作為西方民主制度主要特徵的分權制衡提出批判， 並一再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說什麼：「我們講民主，不能搬出資 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他們實際上有三個 政府。」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後來的事實說明，他在這個問題上完全重蹈了毛澤 東的覆轍，親自導演了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那場悲劇。 鄧小平主持制定的一九八二年憲法，同毛澤東於一九五四年主持制定的我國 第一步憲法相比，並沒有多少新的內容。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總的指導思想寫進了憲 法序言。人民代表大會制與前蘇聯的蘇維埃制一樣，實質上不過是打著民主幌子的 中央集權制。由於缺乏司法審查制度，對人大立法沒有制約，加之司法獨立僅僅是 名義上的，法院審判經常受到黨政干預，因此，這部憲法與憲政主義（ｃｏｎｓｔ 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幾乎毫無共同之處（除了仍保留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 民，公民享有言論、出版等各項自由權利等條文裝點門面外）仍然是一部「無法治 制約共產黨專制的權力的憲法」。 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隨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 化運動的一再發動，政治改革基本上停頓下來。經濟改革也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 裹足不前。就是這樣，另大陸在八十年代進行的改革成了跛足的，即經濟上開放， 政治上收緊；經濟反左，政治反右。對外開放也只是在科學技術，經濟管理方面學 習西方現今國家，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則深閉固拒，抱殘守闕。這與晚清時期的「中 學為體，西學為用」如出一轍，成為「中體西用論」的現代翻版。只不過那時的「 中學」指的是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而今天則換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罷了。而這 恰恰是使中國現代化進程受阻的癥結所在。由於政治改革的停滯以及經濟改革只是 「半吊子」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並存，這就為錢權交易，以權謀私大開方便之 門。以致貪污腐化、投機官倒、通貨膨脹、國家財富大量流失，沿海與內地經濟差 異增大，貧富懸殊，苦樂不均等社會矛盾和危機逐漸凸顯出來並越來越嚴重。「八 九民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以胡耀邦突然去世為導火線而爆發的。 「六四」槍聲打響，「五四」以來最大的一次呼喚改革的群眾性民主運動遭 到血腥鎮壓。大陸從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遭到重大挫折，從這時起，政治改革完 全偃旗息鼓，再也無人提起。經濟改革也以「整頓」為名限於停頓，甚至出現從原 有的改革措施倒退的現象。新任總書記的江澤民於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慶祝中共建 黨七十週年的講話中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企圖以此代替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以來確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篇講話被一貫堅持左的教條的黨內保守派鄧力群 吹捧為「第二個共產黨宣言」。鄧小平深知只有繼續走改革之路，實現經濟增長， 才能使中共統治取得某種合法性而不至像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垮台。 於是乃有他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講話」，為他的「只經改、不政改」路線進行鼓吹 。他的這一被稱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正如劉賓雁所分析的，其實質 是「在政治制度不變條件下，由不變的政權以最有利於官僚資產階級的方式實行經 濟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官僚特權集團的存在恰恰是中國的萬惡之源。鄧小平 對這個集團的保護和維繫，是他改革生涯中最大的錯誤之一，人們常以『腐敗』二 字無意中遮蓋了它的巨大身影，沖淡我們對這一無所不在的龐大力量的重視，各級 官員的數量在改革中有增無減，經濟犯罪從個人發展為集體，從秘密轉化為公開。 數以千億計的國家資產被他們瓜分，僅轉移到國外的部分，已超過境外和外國對大 陸的投資總額。這些人及其子女是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同時又是改革的破壞者」。 「經過九十年代大規模房地產投機，股票投機，中外合資和海外投資中的賣國營私 和走私毒品與軍火等，官僚集團的勢力和資產已膨脹了多倍。」事情正像胡平所說 的：「現在中共領導人一方面宣稱不走回頭路，一方面又宣稱決不搞私有制。有人 以為後一句話只是掩耳盜鈴、虛幌一槍，我看未必，……道理很簡單，既然眼下這 種把『資本主義』混合在『社會主義』之中的半吊子狀態最對特權集團的胃口，實 在算得是官商的天堂，那麼，他們又何苦不繼續下去，而非要搞什麼真正的私產制 不可呢？」 實現憲政民主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毛澤東在中共建國前夕所寫《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斷言，隨著中國革命 的勝利，「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 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產。」現在，在毛澤東做出上述結論的半個世紀以後 ，情況整個反轉了過來。中國人民在中共專制統治下過活了五十年以後，特別在經 歷了「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大屠殺」這兩場驚人的大災難以後，在蘇聯和東歐社 會主義國家紛紛倒台以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以計劃經濟為特徵的社會主義經 濟制度和以一黨專政為特徵的社會政治制度，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產，共 產黨人於二十世紀在約占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強制進行的社會主義試驗已以失敗告終 ，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短暫的插曲。當前在中國大陸，計劃經濟消亡，公有制在解 體，中共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過徒有社會主義其名，所謂「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正如蘇紹智所說，其實乃是「堅定不移的封建主義和羞羞答答的 資本主義。」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以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為名的中共一 黨專政乃是中國一切災難的總根源，乃是阻礙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巨大障礙。中國的 唯一出路在於對政治制度進行根本性的變革，走全人類共同的民主憲政之路。當然 這裡所說的「根本性變革」，並非又要鬧一場革命，而是在現行憲法的基礎上以和 平方式進行漸進的改革，為此必須： 一、首先爭取言論自由 自由是民主的基礎，是民主的先決條件，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應是首先爭取將 已明文載入憲法的各項自由權利成為實有權利。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在大陸連公 開討論政治問題，即「議政」的自由都沒有，又如何能「參政」，真正當家做主， 即實現「民主」呢！胡平早在西單民主牆時期就寫了《論言論自由》，後來他在「 我為什麼寫《論言論自由》？」中解釋說：「誰控制了人們的思想，誰就控制了一 切；而誰控制了思想的表達，誰就差不多是控制了思想本身。」「解決言論自由問 題是戰勝極權主義第一步。」當代著名民主理論家喬瓦尼·薩托利在《自由政府能 走多遠》一文中講到：「民主作為一個政體是由兩個不同的因素組成的：因素之一 是使人民獲得自由（自由主義）；因素之二是使人民掌握權力（民主）。這也就是 說自由民主包括：一、保護人民，指的是人民免受暴政的壓迫；二、人民掌權，指 的是建立人民的統治。」「上面所說的兩個因素哪一個更重要？……從程序上說， 獲得自由（霍布士所說的外在障礙不復存在）和保護人民（自由憲政主義）乃是民 主本身的必要條件。因此，保護人民在自由民主的兩個因素中乃是不可缺少的，決 定性的因素。」 結社自由是指不受執政黨和政府控制的公民社會和政治上反對派的公開合法 存在的自由權力。這也是實現民主的先決條件之一。如果像當前中國大陸上那樣， 只允許中共及其政府們控制的團體存在，那還有什麼民主可言呢？當前大陸上得以 合法存在的八個「民主」黨派，都是在中共嚴密控制之下的，根本談不上對中共及 其政府進行制約和監督。他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的遭遇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當前除應爭取通過結社法和政黨法以實現公民的結社自由外，還應聲援大陸已有的 「民主」黨派中廣大成員擺脫中共控制恢復其獨立地位的要求，使他們成為名副其 實的民主黨派，真正參政而不再是裝飾品。 二、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 中共專制統治者總是以民主不適合中國國情或當前實行民主的條件不足為藉 口，拒絕或推遲實行民主，如鄧小平說：「中國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水準不高 ，要普遍地實行直接選舉，條件並不成熟。」「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 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我們姑且承認他們講的或 許有些道理。但是，如果我們提出是否可以先在一切有條件的地方開始實行民主， 看來他們就很難再堅持反對。趙紫陽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在中共十三大的報告中提出 ：差額選舉可先在黨內各級委員會中實行。後來就有人提出：既然鄧小平在經濟上 主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麼，在政治上「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又有 何不可呢！西方現今國家的民主也不是一下子就普及到全體民眾的。如美國的黑人 和婦女的選舉權是在較晚的時間才逐漸取得的。因此，公正和自由的選舉完全可以 先在各學術團體和大專院校中實行，立即改變當前在選舉領導人或學生會幹部時須 在選前將候選人名單報送中共黨委審批的反民主做法。再有，如果說農民中文盲較 多，農村居住分散，縣以上領導官員的競選還有困難，那麼在大中城市裡進行普遍 、直接選舉條件還是具備的。 三、按照憲政主義原則進行憲政改革 在中國大陸實施憲政改革並不是要摧毀共產黨，而是要求共產黨准許其他政 黨的合法存在和參政的權利。憲政主義，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憲法學家亨金教授闡 述，一共有以下九項特徵： １、政府權力應由憲法加以限制；２、分權制衡；３、人民主權和民選政府 ；４、建立憲法審查制度；５、司法獨立；６、警察應受控制；７、文官控制軍隊 ；８、保障個人權利；９、發生緊急狀態時堅持憲法實施。 參照其他權威論述，上述九項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一是限制政府權力；二 是保障個人權利；三是實行法治。按照以上標準，當前中國大陸雖有憲法，但無憲 政。距離憲政主義即民主政治尚遠。為此必須進行修憲活動：一是使人民代表大會 議會化。全國人大代表減至一千人左右。代表改稱「議員」，並為專職，均由全國 制選產生。全國人大即議會可分設上、下兩院。目前的全國政協可改組為上院。二 是成立憲法委員會中憲法法院以監督憲法的實施。對議會的立法是否司法審查。實 現司法對立法的制衡。近年來正是由於缺乏司法審查，對人大立法缺乏制約，「戒 嚴法」、「示威遊行法」、「國防法」、「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等違憲的法律才 得以通過並生效的。三是實現司法獨立。在憲法中明文規定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 受黨政的干涉。四是實現軍隊國家化，改變當前大陸的軍隊附屬於一人政黨的荒謬 現象。以上這些都可以對現行憲法通過修正案的方式加以解決。 四、只有大陸民主化，才能實現中國的和平統一 台灣的前途取決於中國大陸能否民主化。中共目前對台方針為一國兩制，台 灣方面認為這是把台灣矮化為地方政府，因此堅決不肯接受。已經實現民主的台灣 人民自然不願再處於中共的專制統治之下。鄧小平和中共現在的領導人主張和平統 一，但卻不放棄武力解決，即一個吃掉另一個的吞併辦法。如果大陸走上憲政改革 之路，台灣所取得中華聯邦中一個邦的地位，這是一個雙贏的方案，即在民主基礎 上真正實現和平統一，中共多年來一直聲稱：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是中國的一個省。但在三十年代，中共在蘇區成立中華蘇維埃政府並制定中華 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時，卻是另外一種說法，這一憲法大綱曾把台灣與朝鮮、越 南並列（原文為：「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即一切勞苦民眾 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種族（漢、滿、回、藏、苗、黎和在中國的台灣、高麗 、安南人等）、宗教，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 毛澤東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中共七大的政治報告（即《論聯合政府》中也曾主張聯 邦制：「中國境內各民族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織中華民主共和國聯邦，並在這 個聯邦的基礎上組織聯邦中央政府。」「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即在自願原 則下和漢族聯合建立聯邦國家的權利。」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宣言》也還宣佈：「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即自由加入中國聯邦的權利 。」但在中共建國以後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這些文字均被刪去。由此可見， 實行聯邦制不過是回到中共自己過去的主張，並非絕對不可考慮。西藏、新疆、蒙 古等少數民族地區，亦應本此原則解決民族自治和國家統一問題，在此有必要召開 各黨派、各市區、各民族、各界人士和海外華僑、流亡人士代表參加的新的立憲會 議，討論並通過新憲法，宣佈成立中華聯邦。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統一、現代 化國家將在亞洲東方興起！□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寫於美國麥迪遜市威斯康辛大學 （本文鄧後中國：問題與對策國際研討會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