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革命拯救苦難的中國 ——訪人權民主活動家張林 亞 衣 被美國《華盛頓郵報》稱為中國的「職業革命家」的安徽著名人權民主活動家 張林，因參與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被中共當局以「反革命罪」判處兩年徒刑，釋放 之後與劉念春一起從事「中國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活動。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六 日張林與劉念春一起被捕，被判處三年勞動教養，今年六月一日被釋放，十月來到 美國。在全力投入江澤民訪美期間的抗議活動之後不久，張林在紐約的寓所中接受 了記者的訪問。 少年的困惑：中國人為何如此苦難 亞:您一來到美國就連續參加了針對江澤民訪問美國的一系列抗議活動，我想請您先 說一說在這一方面的感受，這與您在國內參加的活動有什麼不一樣? 張：我覺得區別很大。在中國我們想搞抗議活動，但是由於政府的嚴厲壓制，根本 行不通。民眾的抗議活動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中國，我 們只有在一九八九年才有機會抗議示威。到了美國，可以自由地舉行抗議活動了， 但是沒有什麼人來參加。我在華盛頓、紐約都全力以赴參加抗議活動，可是似乎沒 有多少人注意我們，參加者太少，所以我有一種很難受的感覺。也可能因為中國人 在美國是少數，才造成這種結果吧。 亞:一九九四年《華盛頓郵報》在一篇報導中曾經把您稱為中國的「職業革命家」， 您是否可以把自己的經歷向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 張：我一九六三年生於安徽蚌埠，父母在城裡當工人，祖父讀過十多年私塾，有儒 家思想，但是在共產黨統治下只能在農村作農民，所以我的少年時代就交替在城市 和農村中度過。我也因此很早知道了中國工人和農民所過的悲慘生活，而且一直試 圖尋找答案，為什麼中國人生活得這麼苦。 亞:您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國所謂的「經濟困難時期」，安徽尤其窮困。 張：對。那時比我大一些的孩子很多餓死了。六零、六一年安徽餓死的人多達一千 萬。很多村莊餓得都沒有人了。我的老家，就是我祖父所在的地方有一個村莊，本 來有十一戶人家，其中七戶人家餓絕了，只剩下四戶。我祖父隔壁一家兄弟五人， 還有父母，全家活活餓死。我看到這種情況很難過，也很奇怪，就問祖父糧食到哪 裡去了?祖父說都給大隊的民兵拿槍押著，運到大隊的倉庫中去，運到北京給毛主席 去了。我問為什麼沒有飯吃的人不反抗呢?祖父沒有回答。我的父母在城裡做工，所 以我有時還有饅頭吃，而農村鄰居的小孩最多只能吃山芋湯。除了少數共產黨幹部 ，大部分工人農民都是很苦很苦的，而且一直提心吊膽，生活在恐懼之中。我從小 就喜歡讀書，在家鄉讀完了小學和中學，當我面對現實生活中苦難感到困惑的時候 ，中學裡那些被打成右派的老師們給了我深刻的影響。 亞:右派老師的影響?可不可以說得具體一些? 張：有一個老師是我的班主任，名叫郭良，他十九歲進入安徽大學，一九五七年被 打成右派，發配到農村當農民，備受歧視，二十年後才回到城市，當一名中學教師 ，教我們化學課。他對我比較喜歡，因為我在班級中年紀小，頭腦聰明。他跟我講 ，大家說社會主義好，資本主義不好，但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有肉吃，有汽車開， 我們這裡的人連稀飯都喝不飽。這些話非常真實，所以我對「社會主義」制度開始 發生了根本的懷疑，對社會科學的興趣也遠遠超過了對自然科學的興趣。我從此不 再相信書本上所說的假話。這位教師後來因為操勞過度而去世了。其他還有兩位右 派老師對我的影響也很大。一九七九年我考取了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在學校裡組 織過學生社團，離開學校後從事過工人運動，八九年民運之後被判兩年徒刑，釋放 之後我與劉念春一起籌建和開展「中國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的活動。一九九五年 五月二十六日我與劉念春一起被捕，被判處三年勞動教養。 青年的振奮：西單民主牆如黑夜的閃電 亞:既然您對自然科學缺少興趣，那麼當時為什麼還要報考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 張：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主要是搞核物理，是搞原子彈的。我從來沒有報考過這個 系科。因為我的考分很高，這個工程物理系有權優先挑選一些成績好的考生，就把 我挑上了。當時我在老師和親友們的動員下，勉強進入這個系讀書。只是到了大學 ，遇到了西單民主牆運動，我感到振奮，就像我在一首詩中說的那樣，這時在「漆 黑的夜空中劃過一道明亮的閃電」。我非常欽佩魏京生和劉青他們，因為這些人一 開始就對共產黨持批評態度，從來沒有讚美過共產黨。 亞:您在大學中參與過哪些政治活動? 張：我在西單民主牆看到了魏京生、劉青等人的文章，開始覺得這也許是解決中國 問題的一條道路，我那時經常到西單買一些民辦刊物，其中就有《北京之春》，我 自己看後就傳給同學看。遺憾的是民主牆不久就遭到鄧小平的鎮壓。正當我感到非 常失落的時候，大學校園的民主運動興起了，北大有胡平和王軍濤的競選，我們學 校也有一批學生參與競選活動。記得當時有一位同學叫姜迅生，是一個堅定的民主 派，還有吳潮光和趙國傑，他們首開清華民主競選。有一次同學們在等待當時的人 才學家雷幀孝到學校演講，想不到雷在半路上被中共的高官，國家科委主任和政治 局委員方毅截去談話，讓一千多名同學枯等了一個多小時，共產黨的官員實在太霸 道。在同學們等待的時侯，吳潮光第一個跳上講台，宣佈要競選清華大學的學生會 主席，開創清華民主選舉的先河，趙國傑也上台表示參與競選，並在第二天在校園 貼出了自己的競選綱領。他們兩人啟動了清華校園的民主運動。雖然我當時只有十 七歲，不夠參加選舉的資格，但是我非常熱情地參與其中，在學校裡面貼出大字報 支持支持學生民主派，反對官方指定的候選人。不過民間參選者很快失敗了。 亞:您後來在學校中組織了學生社團? 張：我後來在學校組建和創辦了「歷史地理學社」。我當時覺得清華的學生只顧自 己工程方面的學問，在社會歷史方面的知識非常缺乏，而大學生不能只像一個材料 一樣沒有自己的思想而被人利用。我們學社最多時候擁有一百二十多名成員，我是 社長。一九八二年我請北京大學一位教授來演講，我選擇的題目是漢武帝，因為我 從小討厭秦始皇，尊重儒家學說。 亞:據說您後來被迫休學，是什麼原因?後來有沒有重新入學? 張：在學校民主運動失敗的時候，我感到非常悲哀。面對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和被 他們愚弄的老百姓，我感到無能為力，常常到圓明園的廢墟上獨自吟頌陳子昂的詩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傖然而涕下。」我感覺到中國需 要巨大的變革，中共不可能這樣作，而我又看不到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承擔這種任 務。我曾經幾次想自殺，覺得生活的沒有意義。退學可以說是我自己的要求，也是 學校當局的意思，但是我家裡人反對，學校中許多教授對我也比較同情，不贊成讓 我退學。就這樣拖拖拉拉，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我才離開學校，學校還給了我一張畢 業證書，規定我享受大專畢業的待遇。我被分配到蚌埠市一個工廠的生產技術科， 什麼事情也不讓我做，光拿工資，想想也真有意思，共產黨通過這種方式來控制一 些人的活動 「亡秦必楚」：向專制制度開戰 亞:您在工廠的時候又從事一些組織活動，包括建立「沙龍」。 張：我在工廠無事可做，正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說，我的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從此開始。想想也真有趣，當我開始成為一個職業革命家的時侯，是共產黨為我提 供的薪水。一九八六年我開了一家咖啡館，叫「雲夢咖啡館」，我就在咖啡館內組 織了「雲夢沙龍」，這是一個民眾團體，主要是探討社會問題，傳播新的觀念。在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沙龍被公安局取締之前，一直是蚌埠的活躍的民運組織，先 後有兩千多人參與活動，有五十多名沙龍的骨幹，他們在八九民運中也是骨幹。在 經營沙龍的同時，我還開辦了「三楚事務所」。 亞:這個事務所主要有那些業務? 張：表面上是一些辦公事務方面的咨詢工作，實際上是一個反共機構，我擔任所長 。三楚事務所的名字是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俗語的意思，因為我早就具有 結束共產黨專制的決心，而且始終把共產黨政權看做暴秦一樣。事務所的這個名稱 為我帶來了許多朋友，《安徽日報》、《蚌埠日報》一些「心有靈犀」的知識分子 也乘機作文章，多次介紹了我們的事物所。 亞:一九八六年之後，您曾經多次準備泅渡到香港和金門，這是出於什麼具體目的? 張：我懷疑共產黨，也懷疑它所說的一切。我觀察到在中國除了共產黨外，還有一 支政治力量就是國民黨。國民黨究竟是不是一個被共產黨攻擊的腐敗專制的黨?我對 此表示懷疑，就試圖與國民黨取得聯繫。第一次是一九八六年 月，我冒險從蛇口 偷渡到香港，按照我收聽到的「中國之聲」、「光華廣播電台」所說的地址去尋找 國民黨，但是沒有找到。我就要求警察把我送回中國大陸，在廣東被關了三個月。 後來我又試圖從廈門偷渡到金門，想從那裡到台灣，也沒有成功。我對國民黨所作 所為也感到失望，我想在中國不知道有多少人為了與國民黨聯繫和合作而付出了沉 重的代價。 亞:在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中，您在安徽蚌埠主要參與了什麼活動?後來受到了什麼處 分? 張：蚌埠是一個小城市，但是竟然在動員之後有五萬人參加遊行，其場面極其壯觀 。我在八九年的運動中一直在第一線，因為我覺得這是難找的機會，自從一九四九 年中共控制大陸之後，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機會，此時不干更待何時?為了結束獨裁製 度，我死也願意。我覺得一九八九年蚌埠的民主運動的特點是反共堅決，北京的運 動那時以學生為主，蚌埠以市民為主。「學自聯」、「工自聯」、「絕食團」都有 ，還建立了工人糾察隊和學生糾察隊。六四鎮壓之後又從工人糾察隊中挑選一些人 建立了「敢死隊」。蚌埠是一個工業城市，在八九年運動中許多工廠的工人組織起 來，打了工廠的牌子參加活動。一九八九年六月八日我被逮捕，但是判刑比較晚， 是在一九九一年，拖了兩年，是在北京的學生被判刑之後參照他們的標準判的。一 開始公安局準備起訴我的罪名很多，有五條，都很可怕，有「破壞社會秩序罪」， 「破壞交通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陰謀組織反革命集團罪」以及「反革 命破壞罪」，這五個罪名都是置我於死地的。公安局認為我肯定是死罪，檢查院和 法院的態度似乎還比較好一些。我比較自豪的是在幾年的牢獄生活中我一直拒絕審 訊，從來沒有在什麼審訊記錄上面簽字，也沒有出賣過任何一個同伴。我本來想自 己必死無疑，一定要維護民運人士的形象。有一天幾個武警把我架了出去。在監獄 裡的人都知道，只有在執行死刑的時候才出動武警，一般武警是不跟犯人打交道的 。他們在架了我走了一圈之後我才知道，他們在拍錄像，於是我趕緊昂首挺胸，作 出一種大無畏的樣子，我當時認為自己死也要讓共產黨知道我們這些人為了中國正 義事業堅定不屈的英雄氣概。後來王丹對我說他在逃亡中從中央電視台新聞節目中 看到過這個錄像片段，覺得非常好。 亞:請說一下後來您與劉念春一起參與「中國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的情況。 張：我被關押兩年出獄後的當天，我就打電話聯絡朋友，第二天就召開了有二十多 人參加的會議，討論以後的行動。許多朋友對我說，張林啊，不要再搞了，你付出 的代價已經過高了，本來在清華大學讀書，有很好的前途。但是我已經不可能停止 我的戰鬥了。與劉念春認識是李海介紹的。李海這個人值得一提，他是中國國內民 運中做事情效率最高的人之一，他的足跡遍及全中國大部分省份。可以說中國每一 個省份的民運人士幾乎都在他那裡得到過資助。他做過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工 作能力非常強的一個。劉念春這個人很好，異常厚道，與許多人都合作得很好，可 以把許多不同想法的人結合起來，我覺得在民運隊伍中比較缺少這樣的人，許多人 都比較尖銳。我與劉念春主要是建立「中國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來保障普通勞 動者的應有的權利，這些權利以往常常被剝奪。 亞:您為此而再次被當局拘捕，而且還被送去「勞教」。 張：經過我與劉念春和其他朋友的共同努力，「勞盟」在全國已經獲得兩百多名簽 名者。北京和安徽的成員比較多，大多是比較秘密的。在上海我們與楊周他們聯繫 ，在浙江杭州、嘉興等地也做了不少組織工作。一九九四年六四前夕我們準備在北 京舉行一次大規模的紀念活動，我準備了一個計劃，在北京人群密集的地方，突然 舉行集會散發傳單，迅速形成人流衝向天安門廣場，劉念春也同意了這個計劃。但 是這個計劃還沒有實行，我們就被抓了。後來我們才知道公安人員盯住我們已經很 久，在柯林頓宣佈人權與貿易脫鉤的那天他們才動手。所以說中共當局是很卑劣的 ，他絕對沒有信用，從來不會以善來回應別人的善意。美國的決定顯然是善意的， 按照常理，中國政府也應當給於善意的回報，可是中國政府歷來以惡報善，總是利 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善良來得寸進尺，犯下滔天罪行。如果人民堅決一些，它 的罪行也許可以少一些。就像當年如果沒有英國法國當年的綏靖政策，希特勒對歐 洲的侵略也不會這樣得逞。中共之所以現在如此猖狂，跟美國的綏靖政策很有關係 ，尤其是一九七二年放棄中華民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是一個重大的 歷史錯誤。 魏京生和王丹：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亞:您曾經與魏京生和王丹有所交往，但是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面似乎有分歧。可不 可以介紹一下? 張：一九八八年間我經常到北京，在那時認識了王丹，我與王丹接觸比較多，王丹 年齡比我小，但是很穩重，考慮很周密，而我比較急躁。我曾經主張在魏京生被捕 十週年的時候發動示威集會，王丹不同意，說這樣做許多人準備不足，會使得他們 暴露過早，應當更加從容一些。我與他為此爭吵得很激烈。我也參加過他主持的一 些沙龍活動。在一九八九年初學潮來到之前，我在北京就遇到當局的追查，不得不 離開。我覺得王丹是一個很優秀的青年，他因為有一些人的指點，比如方勵之、李 淑嫻，這樣他的看法就顯得更加遠一點。他是一個很憨厚的人，態度比較溫和，容 易合作。在魏京生被釋放之後我認識了魏京生，我覺得他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 有俠義肝膽。相對說來魏京生的性格尖銳一些，是一個堅定的反共戰士，永遠不會 屈服。他付出的代價也很大，多年牢獄生活摧毀了他的健康。在我的心目中，魏京 生、王丹、劉念春是最傑出的，他們叫我做的事情我一定堅決去做。 亞:據我瞭解，從您的觀念的傾向來說比較熱衷於在中國從事地下活動，我很想聽聽 您在這方面的見解。 張：這裡有一個過程。我曾經長期在公開活動與地下活動之間痛苦地徘回。我從事 過很多公開的活動，但是公開的活動只能傳播一些信息，共產黨很快就會把活動者 送進監獄。實際上在中國，大部分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所進行的都是地下活動。準備 參加最終結束共產黨一黨專制的人非常多，而他們選擇的都是地下的秘密活動方式 ，三五個人的小組和團體，在中國可以說是多如牛毛。在軍隊中也有，只是沒有辦 法精確的統計。因為人們覺得與共產黨沒有什麼道理可講。公開的民主運動是在民 主政體前提下進行的，而在中國，公開的活動只能起到一些宣傳作用，但會導致很 多人被捕，而監獄中的摧殘又非常厲害，許多優秀人物被折磨得面目全非。所以我 認為要盡量少的人進監獄，只能採用地下活動方式。我知道很多人不贊成我的看法 ，記得在一九八九年初我離開北京之前見到過李淑嫻老師，她也勸我不要搞秘密組 織活動，說這樣太危險。她還告訴我幾天前有一個女青年告訴她，說丈夫被捕，下 落不明。李老師說，到時候隨便給你按一個罪名把你處決了或者長期監禁都有可能 。我知道老師的一片好心。 亞:這裡似乎有兩個問題要區分開來。在中共的專制體制之下，人民沒有公開表達自 己意見的自由，即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或者出版自由，因此只能在非公開的場 合下私下表達自己真實的意見，這是一種無奈的現實；而採取非公開的秘密活動方 式甚至非法的方式從事有組織的活動，則是一種政治活動方式的選擇。二者不是一 回事。比如，前面所說的「勞盟」的活動方式，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 張：是公開的，或者說是半公開。曾經試圖去登記成為一個合法組織，這不是我所 說的地下活動。「勞盟」實際上是一個證明我的說法的例子。當我們試圖公開註冊 ，進行公開聯絡的時侯，我們就被捕了。如果我們不向外界宣佈這些，我們至少會 多生存一些時間。我認為在中國，有組織的政治活動必須採取地下活動的方式。因 為公開的活動立即會遭到當局的禁止，成員遭到逮捕。對付中共就是要有一種突然 的，出其不意的方式，不能讓他知道你的計劃，畢竟它的手中掌握有強大的致命的 力量。 亞:有些人認為在中國現行的憲法和法律中，還規定有某些公民的自由權利等等，人 們可以利用這些法律，讓沒有實現的東西通過鬥爭變為現實。 張：原來很多人有這樣的幻想，實際上憲法或者法律規定的一些自由不過是共產黨 的一種謊言，它絕對不會在任何一種範圍和程度上容許人們享有這些自由。 亞:這幾年裡。在大陸經常聽到一些民眾，甚至是民運人士運用現有法律，狀告共產 黨政府官員或者某一個機構。郭羅基先生是這種合法鬥爭最初的嘗試者。儘管許多 人明明知道這樣民告官的後果很可能是「竹籃打水」，但是偏要試一試，因為這是 公民法定的權利。您認為這種做法是否具有自身的價值? 張：我認為共產黨本質上不允許這樣做，有些人利用共產黨在管理上的一些混亂， 有時也會取得一些效果。但總的來說，這些「鑽空子」沒有什麼根本的價值和意義 。現在在中國沒有人可能利用這些東西來建立一個政治社團，從本質上來說，這種 做法沒有用處。 武裝鬥爭：結束獨裁統治的最佳方式 亞:與這個問題相關聯的就是，您比較欣賞或者說主張民眾的武裝反抗運動? 張：我的思想發展可以追溯到一九八八年。那時趙紫陽說要在海南建立政治特區， 我就與幾個同伴懷著尋找自由家園的心情來到海南，一共有二十多人。我們在海南 的活動告訴我們，在中國要舉行和平的非暴力的活動幾乎不可能。我們進行集會， 警察馬上驅散；我們要示威，警察馬上抓人，打人；我們想辦報紙、雜誌，到省政 府申請，政府不容許。共產黨斷絕了我們一切表達聲音的方式。所剩下的唯一方式 就是暴力，事實上共產黨也只認得暴力。他現在之所以對美國尊重一些，就是因為 美國有強大的武力。當李鵬呼籲國際社會要平等對待中國政府的時候，他們從來沒 有在中國平等地對待過任何一個中國百姓，包括平等對待他們過去的親密戰友趙紫 陽和其他下台的中共黨員。在海南走頭無路之際，我偶然認識了台灣民進黨的一位 青年，姓陳，他在大陸生活了半年，就對中共的統治深惡痛絕，決心反對共產黨的 統治。我們一拍即合。我想在中國和緬甸的邊境建立一個武裝抗暴的基地，台灣的 朋友主要負責與國際社會聯絡及募集經費；我們主要是在國內各地物色一些有志青 年，聚集在一起作一番事業，建立一塊完全屬於自由中國人的土地。中國人民受到 的折磨太久，墮落得也太久。我們只有通過戰鬥才能找到自己的尊嚴，才能確立在 這個世界上的價值。一個曾經跟著共產黨喊口號並且助紂為虐而墮落的民族如果不 付出血的代價不會有前途，絕對沒有可能獲得新生。我們的計劃最後由於民進黨的 這位朋友被當局發現，倉皇出逃，我們也被發現、逃亡而告終。 亞:您在八九年曾經再度計劃武裝抗暴? 張：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學生遭到屠殺，看到共產黨已經動槍動炮，我們也別無選 擇，只能準備武裝反抗。我就物色了一批敢死隊，包括工人和學生，偵察了當地的 軍火庫，計劃先偷出一部分軍火，攻佔市政府、電視台和附近的派出所，炸毀橋樑 ，防止共產黨軍隊的援兵，然後全民總動員，組織幾千人與共產黨戰鬥完全可能。 遺憾的是我在六月八日被抓，整個計劃沒有來得及實行還有一個遺憾就是周圍的逃 兵在緊張關頭特別多。使我非常傷心。如果有條件，我還會這樣做。就是這樣的實 際經歷使得我認識到，面對共產黨，民運力量必須要有武裝。美國在這個世界上之 所以有發言權，就是因為它有強大的武裝力量。而民運之所以軟弱無力，就是長期 以來沒有力量，不僅共產黨藐視民運，它在全世界範圍內也得不到尊重。就是因為 它徹底放棄了武裝。有生命的東西總有自衛的能力，而民運不像是一個有生命的東 西，它缺乏自衛能力，所以共產黨可以殺我們，關我們，而我們只能喊叫幾聲。共 產黨是一個暴力犯罪集團，現在好多民運人士希望與共產黨對話，這是可憐的自我 安慰和幻想。共產黨從來沒有想要與民運對話。為什麼共產黨與美國對話，與俄國 對話，甚至與台灣，與達賴喇嘛對話?就是因為它感到對方是一種有力量的存在，有 反擊共產黨的能力。比如達賴喇嘛，中共如果做得過分，成千上萬的達賴喇嘛的信 奉者就會誓死戰鬥。毫不含糊。而民運始終缺乏這種武裝鬥爭的意識，所以共產黨 從來不把民運當做一回事。 和平演變：共產黨斷絕了這條道路 亞:這裡涉及到一個長期受到爭論的問題，就是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究竟是一個和平 演變的道路，還是一種人民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道路?哪一種方式對中國的飽受苦難 的老百姓更加有利? 張：我認為共產黨的和平演變絕對沒有可能。和平演變至多只能為暴力革命創造一 種機會和前提。如果有可能和平演變，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理性的政黨。 而現在的共產黨成了一個非常奇特的集團，名義上主張平等，事實上造成了歷史上 最嚴重的財富不均和不平等。中國成了世界上貧富最懸殊的國家。中共集謊言與邪 惡於一身。那些幻想共產黨會和平演變的人忘記了中國幾十年來共產黨罪惡與仇恨 的積累。結束共產黨一黨專制只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中共在邊境的戰爭中瓦解， 在西藏、蒙古或者周邊其他地區的武裝進攻中間瓦解；另外一種就是軍隊發生政變 ，像辛亥革命一樣。中共已經血債纍纍，不在乎再多殺一些人，它絕對不會接受和 平的道路。 亞:在我所接觸到的人士中間，您是一個比較堅定主張採用武裝鬥爭的方式來解決中 國政治問題，結束中國獨裁政權的人。這樣的人可能為數不多，所以願意與您多討 論幾句。您說和平演變不可能，那麼在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共產黨政權的前蘇聯，還 有東歐的一些原來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從八十年代開始了應當說是朝著民主 政治方向進行的根本性質的轉變。那裡的共產黨政權的和平演變，基本上已經成為 世界公認的事實。當然我這樣的比方性說法並沒有邏輯的必然的說服力量。 張：這個問題很好解釋。蘇聯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歷來不同，蘇共是一個工人階級 政黨，中共基本上是一個流氓無產階級政黨，像王震、朱德、彭德懷、賀龍以及毛 澤東都是典型的土匪。蘇聯的政黨領導成分與中共有很大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蘇 聯雖然有斯大林時期的殘暴，但是在很長的時間內則比較平和地在建設他們的「共 產主義」。蘇聯沒有中國式的反右運動、沒有中國式的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規模的 摧殘、屠殺和迫害。如果中國共產黨人也像蘇聯共產黨一樣採取政治改革的態度， 那麼中國也可能走和平演變的道路，如同胡耀邦、趙紫陽當年曾經試圖過的那樣。 但是這個機會被中國共產黨自己葬送了。鄧小平為了延長這個政權的生命。一方面 進行經濟改革，同時大量搜刮民間財富，貪污腐化達到了歷史性的高水平。蘇聯在 社會財富的分配中沒有中國這種程度的貧富不均。除開一些特殊的民族矛盾外，中 國的社會矛盾遠遠超過當年的蘇聯。這些矛盾通過改良已經無法解決。共產黨作為 一個犯罪集團，在政治上、經濟上與民眾絕對對立，雙方的矛盾已經不可調和，也 沒有其他社會調和力量存在。共產黨實在也不敢進行和平演變，他們害怕人民的審 判。確切地說，在八九年以前，或者說最遲在一九九一年以前的中國還有和平演變 的可能性，現在已經沒有了。美國人不瞭解這一些，同樣中國的民運人士，一直生 活在大城市或者大學校園中的知識分子也不瞭解中國廣大的工廠和農村，有些到達 海外多年的人也不瞭解共產黨今天與人民對立的嚴重程度。 亞:您對中共與蘇聯共產黨構成之區別的分析很有意義。可不可以從中推出這樣一種 結論，就是當中國共產黨領導集團的構成發生接近於當年蘇聯的變化時，也可能會 導致一些政策、路線，乃至大的戰略變動。西方媒體稱江澤民是第一個具有學位的 中國領導人。現時代的中共領導人與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都不一樣，在未來十 年或二十年內還會更加不一樣。技術官僚與您所說的「土匪」不一樣，就這一點來 說，會不會在某一個歷史階段也會到達類似與蘇聯開始變革的那個階段的態勢? 張：我認為這種可能性極小。我在勞改隊的經歷使我非常痛苦地發現，那些中專、 大專畢業的監獄幹部，在無故毆打監獄裡面守規矩的囚徒的時侯，與農民出生的干 警一樣殘忍，甚至更加厲害。這是因為制度迫使他們這樣。進步、文明、受教養的 本質在他們加入共產黨之後就被逐漸淹沒，加入共產黨越久，這種東西消失得就越 多，最後無影無蹤。在共產黨內，江澤民就是有十個博士學位也沒有用，最終他還 是一個農民。一個十足的流氓無產者。因為在共產黨那個體制下，只有臉厚、心黑 、手辣，像毛澤東那樣殘酷和欺詐，才能好好生存。 亞:我還想請教的是，您說您不止一次感到，每當需要有人堅定地出來抗爭的時侯， 總是有人退卻，有人停止，這讓您非常失望。既然實際情況是如此，那麼，您所選 擇的一般人不得不視為危險的畏途的武裝抗爭的道路究竟有多少現實的可能性? 張：當然，如果現在要組織一批人回到中國去戰鬥，這種可能微乎其微。但是我們 應當為即將到來的中國革命做好準備。我認為中國現在的社會矛盾極其尖銳，不排 除再會突然發生類似於一九八九年的那種狀況，一旦這種情況出現，民運組織應當 抓住機會，迅速地建立自己的武裝部隊，建立自己的力量基礎。我們應當從辛亥革 命中汲取養分，對一個不可理喻的政權，現在打不過它，一定要等待機會。在一九 八九年，如果有一支立場非常明確的軍隊宣佈向鄧小平開火，支持趙紫陽的話，也 有可能成功，如果台灣國民黨政權敢作敢為，派軍隊毅然切入，就有可能徹底扭轉 局面。 亞:這裡牽涉到的一個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所主張的民主制度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不是 為了人民生活的幸福??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武裝鬥爭所引發的戰爭和動亂，對大 多數百姓來說是否是一種難以接受的災難? 張：我認為在中國，任何一種結果都要比共產黨的統治來得好。共產黨人常常說他 們結束了中國的軍閥混戰，但是我們翻開歷史，就會看到中國的二、三十年代恰恰 是進步最快的時期。而在中共統治之下的中國，經濟上毫無進步，政治上徹底反動 、倒退。可以這樣說，在共產黨之前的任何時期都要比共產黨執政時期好；也可以 這樣說，中國未來的任何一種結果，哪怕是戰爭狀態，都將比人民在共產黨統治之 下作牛作馬的奴隸制度來得強。在戰爭時期，人們還有一種選擇權，現在則沒有說 話和選擇的權利，還有比這個更加痛苦的嗎?在共產黨統治底下，人們連得討飯的權 利也被剝奪。長達五年的囚徒生活使得我對中國有了深刻的瞭解。實際上整個中國 就是一座擴大的管理比較寬鬆的監獄，而監獄則是中國的縮影。我們要做任何建設 性的事情，必須首先拆除這座監獄。 堅定不移：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 亞:在我瞭解您這位職業革命家的經歷的時侯，曾經看到您的妻子及孩子的悲慘遭遇 。現在您個人的家庭生活情況怎樣? 張：我這樣一種職業政治活動者的情況，第一沒有資格結婚，第二沒有能力養活孩 子。所以原先我是不打算結婚的。我這樣從事危險活動的人，肯定要進監獄，不知 道什麼時候會放出來，沒有條件建立家庭，承擔責任，甚至什麼時候死都不知道。 可是有一個女孩子叫紀曉，很喜歡我，始終堅持要和我結婚，堅持要孩子。我至今 認為這是我的一個錯誤。當我們申請結婚的時候，我已經受到追捕，紀曉在去公安 局登記的時候，公安人員說只要張林來，馬上給他辦好登記手續，但是我怎麼可能 自投羅網呢，所以我們夫婦一直沒有領到結婚證書。在紀曉生下孩子的五天之後， 我就被捕。我多麼想在紀曉生孩子的時候陪伴在她的身旁!可是那時我正在北京準備 舉行紀念六四的活動。孩子五月二十一日出生，五月二十六日我在北京郊區與劉念 春一起被捕。我在監獄中的時侯，紀曉曾經帶了女兒來看我。小孩現在在我的家鄉 ，寄養在朋友家中。我的妻子因為與我分離的時間太多，非常艱難，導致精神崩潰 ，兩次企圖自殺，一次是在我出獄前的三個月，一次是在我出獄之後兩個月，因為 發表聲明支持四川綿陽工人示威運動而不得不逃亡的路途中。我現在與她失去了聯 系，正在尋找她，希望她來美國與我團聚。 亞:您到達美國有什麼計劃? 張：我的一生屬於中國的民運事業，我對生活的要求歷來不高。我不會固執己見， 但是我深信我會找到我的同志。只要思想堅定，總可以找到現實可行的方法。 亞:我欽佩您的勇氣，尊重您的信念，我祝願您與家人早日團圓，在美國生活愉快。 謝謝您接受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