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能「安內而息外「？ ——三人談解構北京「放魏」心結 田 文 【編者按】魏京生因治病而被放逐來美後不久，在自由亞洲電台的《中國透 視》專題節目裡，本刊主編胡平、中國人權主席劉青應邀與該節目主持人陳奎德一 起，從中共統治方式變遷、人質外交政策的走向以及魏京生面臨的前景等角度，座 談了此事所蘊涵的意義。以下是該座談內容的概要。 「人質外交」走向模式化？ 公元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系獄十八年的魏京生，突然出獄，登機赴美 ，入院治療，飛抵紐約，頻見記者，贏獲頒獎，會晤總統……，這一系列令人眼花 繚亂的發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以及一陣媒體發熱。 無論是國際社會還是中國人群體，對此消息的反應大體上是一則以喜，一則 以憂。 所喜者自然是基於人道立場的考慮，對於魏京生本人而言，出國總比在獄中 繼續受苦受病且得不到有效治療好。此外，對於北京與國際壓力的互動而言，中國 大陸的人權狀況因應國際壓力總算有所反應有所緩和，無論如何，也是一項正面發 展。 所憂者則是，經過北京仔細考量的流放魏京生一事，會在某種意義上達成中 共人質外交的目的，甚至可能使人質外交走向模式化。 無疑，北京的算盤是打得很精的： 鑒於魏京生事件的象徵意義和典型性，放魏將緩解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 的壓力，改善北京的國際形象，也算對柯林頓的要求有了回應，從而有助於北京從 國際社會獲得政治與經濟利益。 北京試圖通過放人出國，磨損魏京生的道德形象，減弱其號召力，從而消除 魏京生在國內的影響和凝聚作用，鞏固中共在國內的權力。 在「捉放魏」的背後 然而，為何這次是流放魏京生，而不是王丹或其他眾多的良心犯？其中北京 顯然是有其特殊考慮的。 劉青認為，此事應算是柯林頓與江澤民高峰會談的一項不成文交易。對救援 魏京生，美國政府除了一般的道義責任外，還負有特殊的直接的道義責任。眾所周 知，一九九四年美國助理國務卿夏塔克先生訪華，在與北京政府談判之前，首先主 動約見了魏京生先生，仔細地徵求了魏先生的意見。北京當局得知此事後，惱羞成 怒，加以申請主辦2000年奧運會未能成功，因而在夏塔克見魏幾天後，迅速重新秘 密拘押了魏京生。可以說，這次拘押是夏魏會談的直接結果，美國政府對此是知情 且有歉意的。因此，在與北京打交道的時候，美方屢屢提出釋放魏京生的要求，這 次柯江會談更是如此。 胡平則指出，這幾年來，國際社會對魏京生的呼聲很高，例如連年被推為諾 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這讓北京政權感到很頭疼。據傳江的一個幕僚曾進言說，若 長期讓魏京生留在獄中，總有一天諾貝爾獎要被他拿到。為了防止這一「中共惡夢 」的實現，唯一的辦法是趕緊放人。 陳奎德對江澤民的算盤有如下解讀：不難理解，在鄧死後，江澤民為建立自 己獨立的施政形象，需要急於擺脫鄧的包袱。實際上，一九九五年對魏京生判的十 四年刑期，除了對申請主辦奧運失敗對美國的報復外，另一方面也是江澤民向鄧小 平示忠，是表態性的。重判魏是判給鄧看的。因為鄧對魏京生，如所共知，除了「 公仇」，亦有「私恨」。鄧對他是多次放話點名的。但是在鄧去世後，江澤民完全 已經沒有必要替鄧背這一「包袱」了。而且，從宗教史和政治史都可以看出，信仰 者為其信念所受的苦難之大小，是與其道德感召力和領導魅力成正比的。魏京生系 獄愈久，中共實際上為他積累的政治資源就越豐厚，他作為「民主殉難者」的形象 感召力就越大。因此，對江而言，擺脫這一對他來說是夢饜式的前景是合乎邏輯的 。 是否有後續效應？ 人們當然不止是孤立地關注這一單個事件，他們更關心的是中國大陸整體的 人權狀況。即是說，人們想瞭解的是，魏京生保外就醫放逐來美一事的處理方式， 是一次偶然性事件還是人權政策(逐漸緩和)轉向的先兆？是一次性交易還是具有判 例性的預後的意義？照目前的趨勢和傳聞，是否有形成某種固定模式的兆頭？ 劉青的判斷是，魏京生的被放逐，基本上仍是一件個別性事件，它並不表明 中共人權政策的緩和，不可因此事而預估一個較為寬鬆時期的來臨。 胡平亦認為它當然不是象法律上的「判例」一樣具有嚴格的示範效果，北京 將來處理此類事情，仍然要根據具體情況權衡得失甑別處理。然而既然有類似情況 ，如果將來其他一些政治犯如王丹等人受到相似的處理，我們也絕不會奇怪的。 其實，緊接著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大批逮捕關押異議份子的浪潮過 後不久，中共迫於國際輿論和經濟制裁的壓力，從九一年開始，已開始採納佞臣何 新向中共高層上的政策奏折建議，竭力設法把異議份子流放出國，並以此作為換取 來自西方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條件。陳奎德指出，後來，以對王軍濤等人的處理開 始，這種「保外就醫」的方式就愈來愈頻繁地演出。北京認為施行此類人質外交手 段，如前所述，既「安內」又「息外」，可以一石數鳥。他們設想的「錦繡前景」 是：在把異議份子流放出國後，所有國人中的反抗者和頭腦複雜者都變成了「化外 之民」，因此，中國將成為一個清一色的順民國度，「天下從此太平矣」！ 但是，這一「錦囊妙計」的漏洞在於，獻計者完全忘記了中共的極權制度正 是一隻不斷地下「金蛋」的母雞。所生出的「金蛋」，就是「異議份子」或「民主 運動人士」。只要制度未變，無論取走多少「金蛋」，「金蛋」仍然會源源不絕地 再生產出來的。此所謂「不平則鳴」，基本人性是也。 當然，如前所述，北京急功近利，苟且偷安，並沒有看得這樣遠。因而目前 北京仍認為流放異議份子是一箭數雕之舉，既然如此，則某種類似性的後續動作自 然是可以預期的。當然，為了顧及「面子」，北京可能會採取某些略有差異的措施 ，或事前放人，或事後流放；或「保外就醫」，或「居住監管」；……如此等等。 因此，雖然不能說這種流放已經形成了穩固的「政策性慣例」，但其中依稀還是有 某種脈絡可循的。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流放」：對付反抗運動的一個最後階段 以「流放」為主的統治術，究竟意味著什麼，是統治者的自信還是虛弱？陳 奎德特別把流放作為專制政權對付反抗運動的一個階段，放到其統治史中去考察。 一般來說，歷史的考察告訴我們，現代專制政權或極權政府鎮壓反抗者的手 法，大體上呈現如下「四部曲」式的變遷順序：公開殺戮——暗殺(或秘密處決)— —關押——流放。 開初，在政權上升時期，獨裁統治者依恃著較大量群眾支持和意識形態的自 信，對反抗者的鎮壓手段是很殘酷血腥公開的。(前蘇聯斯大林大量消滅富農時期， 中共的鎮反肅反及文革開始時的殺人吃人時期等) 之後，統治漸顯敗象，社會的懷疑增長，先知先覺者起而揭露，鎮壓的方式 演變為嚴厲控制新思想和聲音，採取暗殺或秘密處決以消音的手法。他們自感在道 義上已開始居於下風。(如蘇聯斯大林秘密處決軍事將領、暗殺基洛夫和其他政敵， 中共秘密處決思想者遇羅克、王申酉等人，中國當局在四八、四九年左右威權統治 時的李公樸聞一多被暗殺事件) 再後，鑒於殺人恐激起更大反抗並迫於國際壓力，統治者退而以逮捕和監禁 反抗者為主要鎮壓手段。(如前蘇聯五、六十年代「古拉格群島」極盛期，中共在「 六四」後和九一年之前的大搜捕和監禁，台灣對付自由中國運動的六十年代「綠島 」囚禁時代等) 最後，則是道義力量徹底喪失，統治力愈益衰落，完全呈現守勢，不得已而 採取「流放」為對付反對派的主要手段。(最典型的是七十年代前蘇聯流放「異議份 子」的大風潮：譬如流放薩哈洛夫去邊陲、驅趕索爾仁尼琴出國門；以及台灣對異 議份子或台獨人士如彭明敏、許信良等被流放異國；最大規模的，則是當前中共對 眾多異議份子的流放了)。 胡平也認為，考諸「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流放」是作為共產政權對付 反抗運動的最後一個階段而出現在歷史上的。而且它常常標誌著極權政府在民間失 去了輿論上的優勢，在國內外失去任何道義力量時採取的防守性措施。它反映了統 治者意識形態的全面崩潰，標誌著其統治手法從攻勢轉向守勢。事實上，前蘇聯實 行流放政策就是其政權道義衰落的反映和最後崩潰的先聲。至於說到流放的效果， 胡平指出，鑒於被流放者的個人素質不同，以及各國政治生態的差異，被流放者最 後的政治命運是各各不同的。有的人後來成了本土政治反對運動的領導者，有的人 則成為故國精神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另外，也有一些原先名氣很大的異議人士被放 逐後漸漸沉寂了下去，回到本土後也不見有什麼大的作為，等等，很難一概而論。 總之，流亡生活是一種新的挑戰， 我們必須認真對待。 劉青指出，對統治者來說，流放雖然能得逞於一時，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因為被流放的祗是極少數，大量的各種不同思想的人士仍將留在國內，是不可能放 逐乾淨的。再說，正如前面指出的，由於中國當下的制度環境具有一種產生異議人 士的機制，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你絕對不可能使偌大一個中國徹底 鴉雀無聲。因此只有從根本上改革制度為保障每個公民思想、言論和歸國權利的憲 政體制，才能最終解決問題。 「人質外交」：中共當局的面孔 當年蘇共流放和驅趕薩哈洛夫和索爾仁尼琴時，陳奎德記得自己心中就曾暗 自聯想，何時中共也「進化」到這一步呢？並暗自推算這一過程大體需要多少年。 二十年後，中共終於大規模地重蹈覆轍，步了蘇共的後塵。雖然這比他當年推算的 來得晚了一點，但仍然證實了極權國家統治手法大體相似的「四部曲」。 大概是吸取了先輩的經驗教訓吧，中共玩「捉放」不同政見者遊戲的技巧似 乎比當年的蘇共更純熟了，並且因為他們比當年蘇共多了一個(經濟市場)的大誘餌 ，因此在西方大國軟弱的人權呼籲面前，似乎更顯得予取予奪，莫我予毒。 但是，北京自以為得計的「人質外交」行徑，究其實質，無非是以本國公民 做人質去勒索國際社會，通過放逐本國公民出國而從西方國家索取自己政權的政治 經濟利益，並消除國內政局隱患。 這種行為倘偶一為之，也許可視為對國際社會外部壓力的正面回應，尚不會 導致人們深思其實質。但是若多次重複故伎，恐怕就大謬不然了。因為人質作為籌 碼，是有限的，因此必須源源不斷地再生產。這就意味著不斷逮捕異議人士，以儲 存作為籌碼。即通過：捉——勒索——放——再捉——再勒索——再放…….這種「 人質的循環再生產」來獲取政經利益。 有論者業已指出，雖然曾經有過一國政權以他國公民為人質，向外國政府進 行勒索的先例，但以本國公民為人質向他國勒索，則顯然無人敢與北京比「美」了 。因此，說它已開創了(無恥的)世界歷史記錄，恐怕是並不為過的。 而上述的「人質的循環再生產」的「生產線」一旦形成，則該政權(在國際社 會印象中的)無恥恐怕是雙倍的無於倫比和史無前例的。 事實上，北京正是這樣做的。 目前，從北京的政策動向看，他們也許對自己造成的國際印象之惡劣尚未充 分估計到吧，我們權且作這種與人為善的假設。 以平常心看待魏京生 魏京生飛抵紐約了。除了鮮花與掌聲，等待他的是什麼？ 從極權社會的十八年黑獄，驟然降臨到西方的自由天地，空間相距幾萬里， 時間相差幾十年，這種時空轉換的衝擊，沒有健全強韌的神經是絕難承受的。一系 列陌生的問題、事物與人物，紛至沓來，眼花繚亂，應接不暇，沒有清明的理智， 恐怕就難免會慷慨激昂，放言高論，離題萬里。特別是，作為中國的「民主殉難者 」，魏京生成為公眾輿論的聚焦點，因而生活在顯微鏡、放大鏡和揚聲器的包圍圈 中，一言一行，動輒得咎。因此，三位座談者都認為，就像長途旅行者都需要一段 「時差調整期」一樣，魏京生先生也最好有一段「時空差調整期」，一方面養病休 息，一方面多觀察，多傾聽，多思索，少發言，特別對敏感複雜的問題，不必急於 結論。事實上，劉青與胡平去底特律迎接魏京生時，就已經以老朋友的身份對魏京 生作了以上建議，從魏京生抵紐約後的言談舉止看，該建議的正面效果是明顯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魏京生應變成一個謹小慎微、縮手縮腳的「君子」，放 棄自己的基本責任。有些道義所在之事，只要認定了，「雖千萬人吾往矣」，坦坦 蕩蕩，義無反顧。 這裡的關鍵是，我們應當剔除某種「全能性」的期待，擺脫「完美主義」的 陷阱。人就是人。以一顆平常心看待魏京生，也許是化解一些不必要誤解的簡單辦 法。倘能如此，則魏京生幸甚，民運幸甚。 人們知道，近年來，爭取中國民主的海外的反對運動和人物，遭受過很多挫 折，也受到過眾多責難。三位講者認為這裡需區分我們面臨的兩種不同的困境。 其中，有一類是客觀上不可避免的境遇，非人力所能控制，不是個人素質的 過錯，屬於基本人性，普遍皆然。即使偉岸如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其組織 內部的問題和糾紛也如一團亂麻，盤根錯節。只是革命的勝利，才抹掉了其中之大 部。此類情勢，想來魏京生先生亦難化解。對此，海外華人和國際社會想來不會苛 求，也不應苛求的。 另有一類，則是取決於主要中堅人物的個人素質的。賢劣智愚，人各人殊， 導致的結果截然不同。這就是主事者不容推諉的責任了。 魏京生面對的新課題 當然，座談者也指出，確有一些真正重要和實際的問題需要魏京生認真考慮 。 作為一位有影響的政治人物，如何在動輒得咎的新環境中揚長避短，選擇自 己的最佳道路？怎樣使北京(對他在海外的)預期破產，這對魏京生的政治智慧和精 神境界無疑是新的考驗。 大家並深入討論了如下幾個重要問題，諸如： 如何使海外的人權民主活動與中國大陸民眾的實際利益接上軌？ 如何善用國際支援推動中國的演變？ 如何把自己的理念持續不斷的傳播到國內民眾中？ 如何爭取眾多海外人士返回母國的基本人權？ 如何面對他人特別是過去的朋友的尖銳批評？ 由於篇幅限制，這裡只想談談座談者對魏京生所受到的來自朋友的批評的看 法。 劉青指出，批評須實事求是，不要無中生有。他認為魏京生是能夠有風度地 看待對自己的各類批評的。有些複雜的歷史恩怨，不必深究，專注於你目前要做的 事，假以時日，誤解自會煙消雲散的。 胡平的看法是，在自由社會中，每個人都可能遭受批評，任何群體都免不了 內部的爭鬥，這是正常現象。但正常的不等於都是正當的。因此，我們要積極建設 起一種健康的政治文化，鼓勵理性的爭論和批評，反對意氣用事，反對個人攻擊。 陳奎德認為當前的緊迫需要，是確立一些基本的「遊戲規則」，即競爭的規 范。從而使大家能各展長才，出現一種生氣勃勃的局面。 三位座談者說，這些都是眾所關注於魏的，希望魏京生好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