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當今中國的一種新的文化角色 （北京）關水 提要；隨著中國社會向市場經濟轉型，曾經消失的自由撰稿人在九十年代迅速增 多。目前中國大陸的自由撰稿人的創作成果大致可分為大眾文化消費品、純藝術作 品、純學術作品、社會政治見解的獨立表達。基表達空間和傳播空間各不相同，受 到政治和市場的雙重制約。自由撰稿人雖然目前在中國社會的影響力還比較小，用 發展的眼光看，其意義不應低估。 一、中國自由撰稿人的消失與再生 自由撰稿人，英文ＦＲＥＥＬＡＮＣＥ，指未簽約的自由作家。在當今中國 ，這個概念具有特定的含義，主要指不隸屬於固定工作單位，沒有固定工資收入， 又以寫作職業和經濟來源的人。 本來，自由撰稿人都是一種正當的職業。在中國古代，雖然沒有自由撰稿人這 種稱呼，但文人無非兩種可能，一是入仕作官，二是在野為民。雖然士的普遍理想 是入仕，但隱逸山林的自覺者也不鮮見。還有不少文人入仕不成，於是舞文弄墨， 一吐胸中塊壘。如曹雪芹、蒲松齡等人筆下的千古不朽之作就是這樣產生的。但古 代中國還沒有形成在野文人買文為生的社會機制。曹雪芹文章寫得那麼好，仍然是 舉家食粥酒常賒。 到了二十世紀初，西風東漸，在上海等商埠，現代新聞業和出版業發展起來 。於是，出現了一批以自由撰稿人為生的文化人。其中從事通俗小說寫作者開了以 大眾文化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河，而以宣傳社會革命或社會改良、開展啟 蒙為主旨者則成為以精英文化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驅。現代商業書局和期 刊的出現，也使得文人有可能選擇自由撰稿人作為自己的謀生方式。吳福輝在一篇 討論現代期刊的文章中談到：「中國期刊的稿酬正式成為制度，據說始於《小說月 報》。該刊一九一零年創辦時，即首訂徵文條例：『凡投稿中選者，分四等酬謝： 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四元，丙等每千字三元，丁等每千字二元。』當時的 物價，查魯迅最早一九二一年的日記，《李太白集》一部四冊是二元，三人在廣和 居吃頓飯是三元，到日本醫院看病，初診費是二元，比較貴的是洋行的領結一個六 角五分、進口皮鞋一以五元四角。可見商務的報酬，足夠養育一勤奮的作家了。」 從新文化運動，一直到四十年代末，中國文化舞台上自由撰稿人一直十分活 躍。許多大文豪、大學者和著名報人都充當過自由撰稿人這種社會角色。從魯迅起 我們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當時民間的書局、報館可以合法存在。文化人只要 願意，並有一定資金，就可以創辦各種形式的報紙、雜誌、通訊社。國民黨政府雖 有新聞檢查，但畢竟從制度上沒有否定民間報刊存在的合法性。夏衍在他的回憶錄 《懶尋舊夢錄》裡談到，他當時從事的雖然是職業革命家的活動，但他自己的經濟 來源卻一直是靠自由撰稿。以至他擔任上海市軍管領導成員後，被問及每月從組織 上領多少小米，竟無法回答。 從五十代初起，政府逐步將一切有關新聞出版的機構全部控制起來，不容許 私人染指。所有文化人都被編入單位，成為報社的記者，出版社、雜誌社的編輯， 電影製片廠、電視台和劇團的編導，國家辦的各種研究院所的學者，文聯、作協的 專業作家、各類院校的教師，等等。雖然職業的名稱千差萬別，但有一點是共同的 ，那就是對於單位的人身依附性。工資從單位領，住房靠單位分，職稱靠單位評， 職務靠單位提，看病靠單位報，出門須單位批……總而言之，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全 部命脈掌握在單位領導的手裡，人首先是單位的一員，然後才是他自身。政權通過 控制知識分子的生存方式，控制了知識分子的行為方式和思想感情表達方式。只有 主動放棄工資的巴金和稱病迴避編入單位的無名氏等極個別的文化的在一定程度上 成為「單位人」的例外，但他們兒也不可能發表獨立的思想見解。自由撰稿人這一 社會角色在中國大陸上逐漸完全消失。從延安時代起就把知識分子當成資產階級或 小資產階級來改造的毛澤東，取得政權後終於找到了一種從整體上馴服中國知識界 的有效的社會組織形式。 自由撰稿人重新出現的萌芽要追溯到文革。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在紅衛兵運動 期間，曾經自發地辦了很多小報，其內容雖然多屬幼稚的革命狂熱，但也不無精彩 的文章。比如遇羅克的《出身論》就出發表在《中學文革報》上，而這張小報不過 是幾個青年學生自己辦起來的。青年人隨便辦報的好景並不長。大約一年多的時間 便被官方嚴厲禁止，但一代青年知識分子自由表達思想的衝動還在，他們在上山下 鄉等運動中被分散到農村、農場、工廠等非文化部門，於是在做工種田之餘，又拿 起筆來。其中一些人，只要能夠維持起碼的溫飽，便把這種自發的寫作當成了主業 。於是，產生了一批自外於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下文學、地下學術。楊東平在《城市 季風》中這樣描述：「前紅衛兵把他們的組織行為和活動方式也帶到農村。在陝西 、山西的一些知青點，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油印的知青刊物，相互交流和聯繫。知 青之間進行有目的的跨地區的訪問、串聯和考察。更大量的是通信交流，是在每年 冬天返回北京之時，在眾多家庭聚會中，他們討論交流各自的思想成果。大約在一 九七零年冬季，在北京知青的『政治沙龍』中刮起了所謂『張木生旋風』。張木生 是一九六五年自願到內蒙插隊的北京知青，他的『中國農民問題研究』大膽接觸了 當時的現實，他明確表示反對『學大寨』、鼓吹『三自一包』，後來被打成反革命 。這可能是這一代人中研究農村問題的最初努力和開端。在冬天的『沙龍』中傳播 過和引起重視的思想成果，現大多難以確知，據說，包括趙金星的《歷史哲學》， 以及徐浩淵進行的社會調查等。」多少年之後回過頭來看，其中一些作品竟成為中 國文學史、思想史上極寶貴的一頁。當然，這些作者當時不可能意識到自己已經是 一種新的社會角色自由撰稿人的萌芽。因為當時不管持什麼思想，都不可能通過撰 稿本身直接獲得經濟收入以維持生活，整個文革時期，取消了稿費。投稿甚至需要 加蓋公章，否則編輯部無法為不相識的作者承擔政治責任。 自由撰稿人重新出現始於七十年代末，當時出現的自發刊物的作者之中就產 生了一批具有自覺意義的撰稿人。這些自由撰稿人雖然數量不是很大，在當時也沒 有條件以自由撰稿為生，但自由撰稿人獨立的精神品質就是在他們身上開始再生的 。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是參與體制內的改革。因而那些在社會上威望較高 、影響力較強的知識分子往往寄希望於對政府的改革進程施加積極的影響，其存在 方式一般仍是在單位的角色規定內活動。他們的身份仍然是作家協會的作家、研究 機關的學者、大學的教授等等。他們甚至沒有與民主牆、民辦刊物中那些年青的自 由知識分子為伍的熱情。因為他們是老師輩，後者在他們眼裡至多是學生，並且認 為是不成熟的學生。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激醒了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獨 立意識。他們不再相信任何外在的承諾，而是越來越明確地意識到：我的價值由我 自己決定，我的存在靠我自己證明，我的命運由我自己掌握，我的前途靠我自己爭 取。在這種背景下，更多的文化人擺脫了單位的束縛，走上了自由撰稿人的不歸路 。 隨著中國社會向市場經濟轉型，整個社會生活開始了靜悄悄的卻是十分深刻 的變化。出版社、報社、雜誌社紛紛實行企業化管理，一部分實際上已經變成經營 文化的自負盈虧的企業。這些企業名義上有黨政機關主管，實際上擁有獨立的經濟 利益。原先主要服務於政治的意識形態工具逐漸變成主要受市場指揮的經濟細胞。 這樣，一些報社、出版社的作者的關係，就成為採購與供貨關係。即然是採購，主 要就看你生產的東西是不是適銷對路。至於你是誰，便退居次要地位了。如果你的 屬名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市場效應，哪怕官方不喜歡你，市場照樣對你表示青睞。 這樣一來，一些原先名不見經傳的年青人，一下子成為文化市場的明星，身價倍增 。許多老人看不慣，也無可奈何。尤其是隨著糧票證的取消，戶口的意義急劇減弱 。一個文化人只要擁有了市場需求，他就可以不受單位的制約，甚至不要單位了。 自由撰稿人在九十年代迅速增多，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政府對文 化人完全包下來的體制，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已呈大廈將傾之勢。在朝著市 場取向轉型的過程中，中國不論中央財政，還是地方財政，都日益捉襟見肘。報社 、出版社、雜誌社、電台、電視台被推向市場，自負盈虧，無形之中使一批文化人 服從市場的自覺超過了服從政府的自覺。而作協、文聯、社會科學院一類沒有企業 化的文化單位，繼續靠財政撥款為生，大多十分拮据，一般的只能發放基本工資， 而無業務活動經費，有的連工資也不能保證。這些專門管理文化人活動的單位已經 成為財政的欲以甩脫的包袱。這樣，政府就陷入一種兩難困境：又想讓文人聽從擺 布，服從控制，又拿不出大量經費投入文化事業以穩定軍心。這種局面同時使每個 文化人不得不思考一個十分現實、無法迴避的嚴峻問題：「皇糧」還能吃多久？於 是，原來的文化隊伍呈現出一種飛鳥各投林的紛繁局面：一部分文人不甘貧困，下 海經商：一部分文人腳踩兩隻船，半文半商、或半公半私；恪守國家公職人員角色 ，為政府輿論導向盡職，以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為榮的文化人為已為數不多。在這種 背景下，一部分知識分子毅然選擇自由撰稿人作為自己的社會角色，是很自己的選 擇。另一部分人，比如一些專業作家、一些大學教師、一些研究部門的學者，雖然 還在吃著「皇糧」，但他們的價值取向和主要精力投入方向、主要活動方式、主要 收入來源渠道，已經是獨立撰稿，所以可視為準自由撰稿人。一旦皇糧斷了，他們 馬上會成為完全的自同撰稿人。由此不難預見，隨著中國社會市場取向的進一步深 化，自由撰稿的人行列還將進一步擴大。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市場經濟是自由 撰稿人的催生婆。 二、自由撰稿人的表達空間、傳播空間和市場空間 自由撰稿人的生存，需要一定的表達空間。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存在自由撰 稿人的 達空間的。當時的輿論空間裡只有一種聲音，用當時的一句流行的口號來形容，那 就是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九億中國人，只有一張嘴有發言權，其他都是留聲機 。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否定了兩個凡是，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 一標準，進而否定了歷史上多次左的錯誤，這就從深層上粉碎了現代迷信和個人崇 拜，民間思想的閘門一旦打開，就不是那個領導人可以任意關閉的了。從對現代迷 信的信仰危機開始，中國人的思想空前活躍，價值觀走向多元化。自由撰稿人在這 種背景下得以公開走上輿論舞台。九十年代初，曾力圖將已經開放到一定程度的表 達空間重新縮小，但實行過程中已力不從心。過去一度統治精神領域的那種輿論一 律的格局，已經被覺醒的廣大接受者所唾棄。不論是評價歷史，還是評價現實，不 論是評價思想，還是評價藝術，都已無法退回過去的價值標準。如果說，五十年代 ，意識形態話語在文化上處於攻勢，把一切異已的思想觀點、學術思潮、藝術貝爾 格萊德和流派都一一打入另冊，並吸引了相當多的文人主動地為這口誅筆伐，鬥出 了一個罷黜百家，獨尊一術的局面；那麼，九十年代的意識形態語話則處於守勢。 其架式已經不是主動進攻，而是消極防範。比如限制報刊品種的增加，限制內部報 刊的發行範圍，規定出版社書號的數量，等等。在內容上，也只以不公開反對政府 ，不公開批評領導人，不露骨宣淫等最後防線為限。雖然也以口頭打招呼的方式限 制新聞出版的內容，但因不便公開宣佈，其約束力已經減弱。況且現代人的精神空 間何其廣泛，限制者總是防不勝防。這就為自由撰稿人留下了足以游刃的表達空間 ，在學術、藝術和大眾文化領域都是如此，當然，在政治領域表達空間還比較狹窄 。 自由撰稿人群體之所以能夠日益擴大，不止要依賴於一定的表達空間，更依 賴於一定的傳播空間。傳播空間實際上就是市場空間。據李桂海估計，全國現有二 千多種報紙，「一年用稿量一千二百億字。」如全國有二十萬從業記者，「一年也 只能寫五百億字的稿件，還有七百億字要依靠社會供稿。」李先生歸納，社會的供 稿者大體有三類：一是學者、專家和作家，二是先約記者和通訊員，三是所謂的「 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是稿件市場的產物。最早的自由撰稿人出現在江、浙 和遼東半島的一些小縣城，現在條件好的大多已地臨北京、上海、廣州等信息靈通 的大城市。他們多以寫報告文學和紀實新聞為主，對像以文藝體育明星為目標，有 的還購置了電腦，收集了某一方面比較齊全的資料，所以他們已經變成某一方面新 聞寫作的權威和專家。他們一般一個月能寫幾萬的稿件，投稿的命中率也較高，稿 費都在千字百元以上，所以一個月下來，也有幾千元的收入。」「報紙如果一年需 用外稿七百億字，按千字二十元標準計算，共需稿費十四億元，假如其中有十分之 一是自由撰稿酬人所寫，是一點四億元。按一個自由撰稿酬人一年平均三萬稿費的 收入，可以養活四千多自由撰稿人。如果再加上圖書與刊物的用稿，大約可以養活 萬人的自由撰稿人的隊伍。從現在看，全國以稿費為生的自由撰稿人估計不足千人 ，所以隨著圖書報刊業的進一步繁榮發展，這支隊伍還會擴大。」 目前中國大陸的自由撰稿人的創作成果大致可分為四類：大眾文化消費品、 純藝術作品、純學術作品、社會政治見解的獨立表達。第一類以大眾文化為基本取 向，後三類以精英文化為基本取向。 大眾文化消費品的表達空間是雖然還達不到隨心所欲的地步，但他的傳播空 間是和市場空間連意識形態話語也望其項背。由於作品的巨大市場效應，這些大眾 文化消費品的生產者靠自由撰稿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收入，同時因為接受者的空前廣 泛，對意識形態亦有無形的消解力。 以精英文化為基本價值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表達空間雖然並不狹窄，但其傳 播空間和市場就不能與大眾文化的生產者比肩了。目前，中國大陸以精英文化為主 要價值取向的自由撰稿人大致有如下幾條表達渠道。 一、出書。一些自由撰稿人已是擁有廣泛讀者的知名作家。他們的書雖然決 非大眾文化，但在市場上仍可盈利，所以出版者積極性很高。自己撰稿者也能獲得 相應的收入。 二、在精英文化圈子裡的刊物發表。這些刊物雖隸屬於官方認可的出版社或 群眾文化社團，但實際上官方的控制力已經減弱，因而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同人刊物 的性質。 三、在報紙的副刊、星期刊、週末版發表。這些報紙版面本身的性質是大眾 文化。但有一些有眼光的報社，哪《南方週末》，也辟出隨筆專版或其他專欄，面 向知識分子，用精英文化提高自身的品味，這在無形中也給以精英文化為主要價值 取向的自由撰稿人提供了傳播空間。 四、中國的改革開放，造成了許多國內外信息傳播的渠道。社會的變遷，已 經使知識分子不再視在海外發表文章為畏途。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一些報刊和出版機 構也需要和歡迎來自中國大陸的真實信息。一些自由撰稿人的文章由於超越了官方 意識形態的規範而難以發表但到國外刊物則較少障礙。掙國外的稿酬也成為一些自 由撰稿人衣食無憂的保障。 還有一些從事影視創作的自由導演，如張元、吳文光等，實際上也是自由撰 稿人。因為政府對影視的控制更嚴，所以影視界自由撰稿人還沒有獲得賴以生存的 基本的表達、傳播和市場空間。 當然，在中國大陸言論出版自由尚無實質意義的情況下，大陸的自由撰稿人 不同於嚴格意義上的西方社會中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在英語裡是ＦＲＥＥＬ ＡＮＣＥ，它主要強調的是不按團體的路線自由行動的人，是未簽約的不屬於任何 公司的哪些人這種自由撰稿人只有在已經完全實現言論自由的民主體政內才可能出 現。中國大陸自稱為自由撰稿人的知識分子目前還不具備這種外部環境，他們還需 要努力創造和爭取。 當然，為市場寫作並不等於自由。市場規律本身意味著另一種不自由。文化 產品的消費者有自己的口味，完全不照顧消費者口味的文化產品是沒有市場的。因 此，為市場寫作本身潛伏著驅使撰稿人媚谷的誘惑。有一位自由撰稿人曾這樣表達 自己的選擇：「我是一個好作品主義者，絕不願意生產讀者讀了就迅速忘記或者根 本就讀不下去的『文字垃圾』。我寫每一部小說是抱著極認真的態度去寫，這是因 為我確實特別喜歡干文學，而且深深覺得文學是我目前的一切！我要是對文學不認 真，我就是徹底背叛自己了。我純粹是要吃飯才寫作，而且不但自己要吃飯，還要 靠寫作養一個今年要讀一年級的女兒，附帶還要養老婆，因為老婆工資很低。所以 我很勤奮，必須每天寫，都會有飯吃。我沒有工資可拿，我的每一分錢都是面對電 腦幹出來的，哪裡稿費高，我就往哪裡跑。」金錢的壓力會使許多自由撰稿人為了 賺錢，於不知不覺中放棄精神王國的跋涉，而滑入對大眾文化消費潮流的拚命迎合 之中。這對於以大眾文化為價值取向的撰稿人來說順理成章，但對於以精英文化為 價值取向的撰稿人來說，卻無異於失去自身。從目前來說，主要的自由障礙還是政 府對輿論的嚴密控制。有些文化產品即使具有良好的市場前景，但只要有某種不利 於統治者利益的因素，都會遭到毫不留情的查禁。但從長遠看，對自由撰稿的制約 因素將主要來自於市場。 三、中國大陸自由撰稿人出現的文化意義 自由撰稿人在中國大陸的出現和發展，有如一隻報春的燕子。雖然他們在當 今中國社會的影響力還比較小，但用發展的眼光看，其意義是不能低估的。 第一，自由撰稿人主動掙脫單位和政府意識形態的束縛，對於整個新聞出版 的變革是一種促進力量。自由撰稿人的出現使官辦輿論的從業人員有了潛在的競爭 對手。隨著不斷的實力較量，自由撰稿人的行為方式的思想觀念將對官方輿論的從 業人員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民間的挑戰可能促使政府對新聞出版的管理方式作出 改革或讓步。 第二，自由撰稿人目前多是在政府控制力較差的領域運作，比如非黨報刊。 這在無形中增強了非黨報刊的影響力，無形中使這些以娛樂、消費、實用或某一專 業為宗旨的報刊家逐步承擔起一部分社會輿論的職能，演變成民間的傳播媒介。在 一個嚴格控制輿論的環境中，自由撰稿人天然地將充當民間聲音的代言人，因為他 不對某一具體單位負責，這種相對自由使他們有可能代表更廣泛大眾的聲音，以對 公眾和道義負責的精神表達自己願意表達的觀點，一些官方有意隱瞞的信息就有可 能通過自由撰稿人傳播出來，從而結束輿論一律的局面。 第三，雖然目前自由撰稿人中有一部分是求職不如意的年青人，他們成為自 由撰稿人有一定的被動性和盲目性。但隨著社會發展，這個社會群體將發生變化， 被動的成員將轉為主動，盲目的成員將轉為自覺，一些有成就有名望的學者、作家 、記者和編輯也會主動放棄官方提供的待遇，而儕身於自由撰稿人的行列之中。自 由撰稿人的精神魅力之所在，正是自己獨立的思想見解。因而，隨著社會的變革， 這個群體中很可能還將產生出一批新型的社會活動家、政治家和輿論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