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楊尚昆書 論「一國兩制」 金堯如 楊尚昆先生台鑒： 向如識荊之緣，至以為憾。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工作，自抗日救亡始。勝 利後派往台北參與建立中共台灣工委，任常委兼職宣傳部長。一九四八年遣調到中 共南方局香港工委新聞戰線工作，直至「八九」愛國民運遭暴力鎮壓乃向黨告退。 現已耆年七十有五，避居美國，筆耕糊生。然耿耿此心，愛國愛港，無時或釋。這 是你所理解的。 是以聞楊老訪港，親來視察香港於九七回歸之後「一國兩制」是否真正落實 ，「五十年不變」是否信而有徵。回京後可給第三代領導人以指點和策勵。這是一 件大事，實為港人所期盼者。我亦借此機會略抒鄙見，以表野叟獻曝之忱。 「九七」香港回歸前後，中共高層常頌讚今日「洗雪百年民族恥辱」。竊以 為鴉片戰後道光皇帝割讓香港給英國，是為滿清封建王朝統治者之恥，並非我民族 國家之恥。香港經英國殖民者經營一百五十年，從一個漁業小島發展成現代金融貿 易的國際大城市，屹立於發達資本主義世界之林。而我們國家同在一百五十年內， 從滿清的封建社會到國民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直到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社會， 有哪一個城市從北京、天津到上海、廣州，其在經濟繁榮和民主自由兩個方面居香 港之上？國家整體更不待言。這才是我們民族國家的百年恥辱。 當然，這並非英國人比中國人聰明，或者香港人比上海人聰明。這是一個不 同社會制度產生不同社會進步的問題。正如馬克思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所寫「論大 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兩篇雄文中的結論：大不列顛的殖民主義者懷著侵略和掠奪 的目的到印度，但卻不自覺地把自由貿易和蒸汽機帶進了印度。這就在印度把農業 和手工業的村社制度摧毀了。這就完成了一次最大的社會革命。馬克思又說：英國 在印度要完成雙重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 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馬克思所謂「西方的社會」就是當時的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社會。從一百五十 年前起到去年止，英國在香港不也完成了為馬克思所說的同樣使命嗎？ 英國資本主義制度對香港的生存和發展之重要性，實際上周恩來總理五十年 代早已發現。一九五七年五月初，我們香港工委的宣傳和統戰兩條戰線上的負責干 部到北京中央外辦開會。陳毅副總理兼外交辦主任特別指示廖承志副主任首先傳達 周總理四月廿八日在上海關於香港問題的談話。當時共產黨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 主義改造剛剛完成，上海工商界人士提出疑問：在香港的私營工商業要不要改造， 何時實行改造。 周總理在座談會上講道：「香港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不能社會主義化， 也不應社會主義化。香港要完全按照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 們是有利的。我們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 礎，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現已收入中共黨史出版社的《中國共產 黨執政四十年》和《周恩來年譜》等書）。 由此可見，周總理早就肯定資本主義制度對香港的重大作用，由此可見，「 一國兩制」的發明權不屬於鄧小平。我於八十年代後期有關發表在香港報紙上的評 論中已經指出。但今天中共中央高層是不記得或不知道周總理五七年的這個談話， 還是一再強調是鄧小平創造性的偉大構想。這是完全違背歷史的政治造作，違反馬 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和精髓。我希望楊老回京之後向第三代 領導人指正。 我之所以如此重視周總理這席話，因為他第一，否定了馬克思、恩格斯發表 於一八四八年的《共產黨宣言》的結論：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了盡頭，歐洲已經是無 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第二他也否定了列寧在一九一六年發表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 義最高階段》一書中的結論：資本主義已經到了腐朽垂死的階段。第三，他實質上 承認資本主義制度還有很強的生命力，香港還有很大很長遠的發展前途。實行「一 國兩制」是中國的必需。第四，他也否定了社會主義必定取代資本主義的論斷。因 此社會主義絕不能，也絕不應搬到香港去。如果搬到香港去，周總理說：那一定要 失敗。中國的實踐證明，馬列的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了，必須實行改革開放，那就是 走資本主義之路。香港便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基地。 因此，我以為今天如果中共中央確實遵照周總理的思想，真正落實「一國兩 制」，讓香港完全按照資本主義制度辦事，使香港經濟進一步繁榮，使香港的自由 和民主進一步發展，使香港繼續成為現代資本主義世界先進的和發達的大城市，那 才是真正洗雪百年恥辱。反之，如果香港在回歸之後，無論經濟發展和自由民主都 不斷倒退，都不如在英國經營管理之時，那才是我們「民族國家的恥辱」。 我在這裡不能不指出，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發展，同言論自由、新聞監督和 民主法制是絕不可分割的。香港回歸半年，後三者已明顯地在逐步削弱和倒退。這 是香港資本主義經濟能否發展的一大隱患，也即：「一國兩制」是否能真正落實並 繼續發展的一大隱患。 楊老是今日中共第一代元老中碩果僅存之一人，謹希望楊老在港能度聽民意 ，度聽不同意見。回京之後，有以指點並策勵中央第三代領導層正確貫徹實施「一 國兩制」，以利中國的進一步改革開放，以利為解決台灣問題而率先垂范。則善莫 大焉！ 此頌 時綏！ 一九九八年元月六日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