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核心」還是新的個人崇拜？ 解龍 隨著中共「十五大」塵埃落定，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也江漲石落，江核 心露了崢嶸。這位戴眼鏡、踏著「六四」烈士的血跡、畏畏縮縮爬上權力頂峰的前 任工廠主，似乎很懂得營造個人形象，到處搔首弄姿，甚至組織學習江澤民理論， 儼然以毛澤東、鄧小平的繼承人自居，企圖建立新的個人崇拜。江澤民似乎已經實 現了獨裁，但江澤民真的能把中共引向富強民主之路嗎？ 坐了十八年共產黨黑牢的魏京生剛到紐約就預言，靠「六四」屠殺起家的江 澤民不可能給「六四」平反，正如靠民主牆起家的鄧小平不可能給民主牆平反。 中國現代史表明，以個人崇拜為基礎的僭主專政，不論是北洋軍閥還是共產 黨專政，都是血跡斑斑，都無法帶領中國走出朝令夕改的社會動亂，進入法治國家 的長治久安。反過來看，民主政治的權威與個人崇拜之間，應該不應該發生關係？ 如果不該，那又如何建立民主的政治權威？ 一、個人崇拜的緣起 為此，首先需要回顧一下中國近代史。漫長的社會失控狀態，在政客貪婪、 軍閥割據、黨派戰爭、外國入侵下的中國民眾，變得日益飢不擇食，誰能結束中國 的社會混亂，使這泥足巨人哪怕依仗一隻枴杖（如僭主毛澤東）站立起來，誰就仿 佛正義的化身。這種形勢彷彿授權，使得集權一身的鐵腕，竟然也能得到認同。如 亞里士多德所說，「相傳米利都僭主斯拉敘布路派人問計於科林僭主伯利安德，伯 利安德正站立在田地中，默不做聲，但以手杖擊落大的穗頭，直到所有的穗頭齊平 為止。使者不懂他的用意，只好這樣回報主人，但斯拉敘布知道，這是伯利安德勸 他削除邦內傑出人士。」（《政治學》第１５５頁）其實，這種消滅優秀人物的努 力，往往埋下民族的災難的因子，但卻被走投無路的社會大眾所默認。 在民族命運攸關的「最危險的時候」，意識形態的裝潢和尋常道德的推理， 實際上已經退居次要位置了。也正因為如此，現代中國的僭主如毛澤東、鄧小平和 現在的江澤民之流，其行為雖然無異於刑事犯罪，卻也能受到包庇縱容甚至碑文歌 頌，為什麼？正如《義勇軍進行曲》說的，因為這是民族絕境中發出的「最後的吼 聲」。它吼的是什麼內容，已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吼出來了，這好像表明它的 處境雖然危險，但還是有希望進行抵抗的。決定勝敗的已不再是傳統的道德與規範 ，而是能夠召喚在社會失控後為一盤散沙的群眾，進行奮鬥的某種力量（其嚴酷程 度到了「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地步）；這力量牢牢抓住的政策、策 略、宣傳、社會組織力，成了真理的化身。以這種操作性的玩意兒為包裹，意識形 態之藥得以讓病得厲害的社會機體，輕鬆地吞嚥下去。這就是僭主政治運動群眾的 伎倆。正如不久前在慶祝香港回歸的政治作秀中，我們又再次體驗到某種類似一九 六九年「全國人民慶九大」那樣的感覺。 考察一下中國現代史，像中國共產黨這樣漏洞百出的意識形態，之所以能對 社會進程與事變，產生決定性影響，關鍵不在於它的理性，而在於它的藥性，當然 這往往也就是某種毒藥性。在於它不僅投合了時代的心理，還塑造並推出某個「有 感召力的人」，作為「藥引」。說穿了，散了架的中國社會與人心，所真正期待的 並不是某種意識形態的真理，而是這個善於利用意識形態的藥物來麻醉社會痛感的 超強人格。這人格不僅要充當社會人心之傘的傘柄，還得填補社會組織上業已空缺 的那個軸心。 個人崇拜的基本趨勢，在主軸潰散之後的中國現代史中日漸增強，儘管一九 一六年袁世凱死和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分別導致退潮一次。有關這兩位死期相距 整整一個甲子的僭主之得勢過程，很難僅用「封建殘餘」去解釋。事實上，這與社 會凝聚力在混亂後重新強化的趨勢，是孿生的。十分自然，在失去了社會向心力（ 向心，也就是環繞著權力軸心）的困惑中，人們渴望指引方向的「太陽」，尋找並 隨時準備把自己托付給任何充當太陽的人格。這不僅是父輩文化的劣根性，也是當 下的社會結構存在的必要性。 但無疑的，袁世凱、毛澤東這些僭主，無不辜負了民族的期待、違背了社會 轉型的要求。其結果正如古代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得在他著名的《政治學》一書中 曾經總結過的：「僭主單獨一人統御著全邦所有與之同等或比他良好的人民，施政 專以私利為尚，對於人民的公益則毫無顧惜，而且也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可以限制他 的權力。」（《政治學》第２０３頁）袁世凱奉行血緣主義，企圖把權柄私相授給 他的崽子，一如中國的流氓皇帝；毛澤東彷彿好一點，斷子絕孫，但還是企圖把權 柄私相受給他的「繼子」（如劉少奇、林彪、王洪文、鄧小平、華國鋒等「政治騙 子」），一如古羅馬的軍事家愷撒。儘管兩千年來，中國人已經習慣於這種流氓與 官僚制的結合；但時代畢竟不同了，個人崇拜與社會的奴性雖然融為一體，但卻不 能幫助中國擺脫現代的困境。「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可以限制他的權力」的僭主，可 以在古代調動行之有效的社會體制、心理習慣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全部上層建築，以 其社會組織、經濟基礎等強大慣性為支持，但無法說服新一代的中國人，追隨他前 進，義無反顧。如中共獨大和失控的官僚體系，淪為純粹的社會枷鎖，比傳統社會 中的前輩，更冷血、更自私、更缺乏教養。而失去社會仲裁（如「好皇帝」，即公 正的仲裁）和摹仿對像（如「清官」，即人民道德的楷模）的社會大眾，也失去安 分守已的傳統美德。這時所謂的「非道德狀態」，竟然成為個體自救的必要方式。 二、共產黨專政的僭主性格 共產黨專政，是適於造成個人崇拜。個人崇拜的強化，要通過官僚機器而實 現的，如目前江澤民正在故伎重施。但個人崇拜卻終將反過來打擊官僚機器，打擊 那使他誕生並羽毛豐滿的力量。因為沒有任何機構可以限制僭主的權力，正如，「 中央文革」無法限制毛澤東的權力。 「僭主必須禁止會餐、結黨、教育，以及禁止一切使民眾聚合併產生互相和 足以培養人們志氣的活動。此外，僭主也須禁止文化研究和類似目的的任何會社。 總之，他應該用種種手段使每一個人同其他的人好像陌生人一樣。……僭主還要使 住在城裡的人民時常集合於公共場所，時常彙集在他的宮門之前，這樣僭主既可以 藉機窺探人民的言行，也可以由此使大家習慣奴顏婢膝的風尚。」（《政治學》第 ２９２頁）請記住，這是將近二千五百年以前說的，但彷彿就是指著毛澤東、鄧小 平和現在的江澤民說的。這種僭主作為，與從來不知希臘為何物的毛鄧江，奇妙相 似。毛澤東不是要求人民經常集合於他的宮門前廣場嗎？鄧小平不是禁止集會、結 黨、教育、文化研究嗎？江澤民不是正在千方百計地摧毀人民的志氣、自尊和互助 精神嗎？並不遺餘力地腐蝕中國社會道德嗎？ 三、僭主是動亂之源 有學者以為中國共產黨培育個人崇拜是出於「封建殘餘」，是中國傳統劣根 性。但我倒更傾向於同意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觀點：沒有現實功能的舊習慣， 是不可能如此頑強地一再表現的。更何況，在中國傳統中，並沒有崇拜某某個人的 慣例，皇帝不是以其個人魅力受到崇拜，而是作為一個制度化的象徵受到尊敬的。 在這種制度下，人們崇拜的只是人化的皇位，而不論坐在皇位上的人是誰。所以在 中國傳統裡，皇帝更迭不會導致國家動亂、政策翻覆。新領袖的調適行為，一般說 來幅度不大，不須改變社會制度，不必反對前任來確立新的權威。 共產黨僭主的個人崇拜與傳統皇權的上述區別，原因並不複雜。新皇帝出台 ，哪怕只是一介童子，只要坐在皇位上，大臣們就得跑去叩頭、效忠，因為他們選 擇領袖的餘地很小，必須在皇族裡尋找，不能到官僚隊伍裡尋找。因此無法注重皇 帝的個人能力，而更多強調皇帝的身份的正當性。他們無須推行個人崇拜以結黨營 私，而是推行制度化的統治。職位崇拜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不僅制度化了，且有一套 嚴密的理論作為指導原則。 中國共產黨則反之，一個領袖人物下野或去世，整個國家的航向就要改變。 為什麼？就因為這基於僭主的個人崇拜，而非制度化的職位崇拜。但個人崇拜並不 穩定。以蘇聯史作鏡子看：列寧是反對斯大林接班的，但列寧死後斯大林幹掉了托 洛茨基和老布爾什維克們，奪取了政權，改變了列寧的政策。斯大林死後，接班人 馬林科夫穩不住局面，被赫魯曉夫趕了下來，並開始反斯大林主義。後來赫魯曉夫 又被勃列日涅夫而代之。然後是幾乎照章辦事地開始一場清算赫魯曉夫的運動。事 情遠未到此結束。勃列日涅夫死後，安德羅波夫上台，又反其道而行之；安德羅波 夫死後，契爾年科上台，再反其道而行之；契爾年科死後，戈爾巴喬夫上台，又再 反其道而行之……多麼奇特的一出「否定之否定」的連台大戲！ 中共也是如此，鄧小平不反對毛澤東不行，徹底否定毛澤東也不行，因為他 是從毛僭主的「繼子」華國鋒手中搶班奪權的「假繼子」。接班人制度因而是不穩 定的，不僅因為它對領袖能力的要求特別矛盾，而且因為它建立在殲滅社會有生力 量、壓制一切優秀人物的逆淘汰過程上。而在前任僭主的統治下，富有尊嚴和自由 意志的強人，受到排斥、壓抑甚至放逐、殺害。那些唯唯喏喏的繼子如江澤民，又 哪有足夠的能力，在老僭主死後還能壓倒群倫、一枝獨秀呢！這裡永遠存在一個悖 論。所以，它對接班人本身的要求，是「矛盾」的。難怪歷史一再證明：很少有成 功接班的繼子。僭主的繼子，若無其權力養父的威望、手腕、人事關係等，就無法 完全繼承其權力；而僅僅繼承一個名義上的職位，是無濟於事的。模仿政治養父的 衣服式樣、髮式甚至舉止、言談，也不能保證權力的延續。因為沒有相應的理論和 習俗來支持他。說到底他只是官僚一僭主，並非神授君權的象徵。要獲得權威，就 得靠個人競技。詭計不夠就得靠邊站，以便空出位置來。 在傳統社會中，皇帝的處境並非這樣。皇帝領導不了，官僚可以領導。象徵 物坐在那兒，天下太平；只要支柱穩定，整個權力之傘就撐開了，可以垂拱而治、 南面而王。在這樣政治模式下的首領更迭，費用並不昂貴，甚至比美國總統競選費 用還低，如一九八八年美國大選，僅杜卡基斯與布什決戰這最後一役，就花費美元 近一億。而像中共僭主政治的權力更迭，甚至僅僅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繼子 更迭」，由於走上「陰謀加暴力的全民（包括動員兒童）競選」的歧途，浪費的財 富不知幾十億美元，所造成的社會創傷更無法用統計數字顯示出來。至於使得江澤 民登基的「六四」大屠殺所損耗的社會資源和招致的國際制裁，費用更在百億元之 上。 僭主朝代的個人崇拜，要求權力核心（如「軍委主席」）不僅是象徵性的， 而且必須具有實權。結果就是一個權責不分的僭主人格的出現，他須支撐官僚機器 ，且要獨力撐開人際關係。他明明不能勝任，也得強裝勝任，結果只能沐猴而冠。 沐猴而冠的僭主，終於把中國社會的發展，引入一個實際上無法控制的歧途。這就 表明，僭主崇拜代替不了皇權歷史上的作用。靠僭主的能力、魅力和權力，建立不 了社會主軸的穩定作用，更無法保證官僚體繫在僭主死後依然對之保持制度化的效 忠。 四、個人崇拜危害法制建設 個人總會死的，個人一死，整個社會就動亂，就天地翻覆，這個代價太昂貴 了，任何正常社會都是償付不起的。在傳統社會裡，至少在一個朝代內部，這個軸 心是穩定的、制度化的。只是當改朝換代之際，發生一個換軸運動，稱之為「改朝 換代」、「鼎革天命」。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換一個皇帝並不要來一次政變，來一 次政策的大變亂。因此，個人崇拜即使與皇權相比，也是無制度與有制度之分。 「僭主的慣例就是永不錄用有自尊心和獨立自由意志的人們。在僭主看來， 這些品質專門屬於主上，如果別人也自持尊嚴獨立行事，這就觸犯了僭主的尊嚴， 因此僭主都厭惡這些妨礙權威的人們。」（《政治學》第２９４—２９５頁） 以個人崇拜充當軸心，整個官僚機器和社會秩序實際上無法持續性地撐開， 亂成一團的構件之間的碰撞，日甚一日；支架重疊、傘面皺折，勢不可免。高耗與 低效現象的實質在於：還沒有足夠強大的精神能力和穩定的社會能力，可以充當傘 柄，把傘撐開。而僭主崇拜還是典型的理論違背實際，這種內在矛盾勢必削弱它的 合法力量，以致引發體制化的社會混亂。中共的理論是人民創造歷史，甚至是「奴 隸創造歷史」；但在社會實踐上卻是十足的僭主創造歷史、玩弄群眾、領袖一言堂 。這種反理論的實踐，造成巨大的社會危害，在相對制度化、理論與實踐合一的「 封建政治」模式中，也並不存在。傳統政治模式之所以能造成持續穩定的大一統局 面，實在得益於此種內在的協調一致。 政治核心，必須發揮精神支柱的功能，見物不見人、服人不服心的共產黨「 核心」，是不能持久的。非制度化的個人權力、非哲學化的個人崇拜，無法凝聚社 會，所以必亂無疑。 在未來的法治中國，恢復傳統的皇權顯然難以想像，因為古老的傳統在中國 已經斷裂了。那麼，民主的政治權威應該不應該與個人崇拜發生關係？ 我們的回答是：決不應該。 那麼，又如何確認民主的政治權威？ 我們的回答是：在未來的城市變革，必須以法治權威代替人治權威，必須徹 底終結秦始皇政治的陰魂！ 個人崇拜，不可能在中國建設法制，軍委主席江澤民逼迫立法機關人大委員 長喬石退休，是非常富於典型意義的。 不錯，在共產黨僭主專政潰滅和法治國家誕生之間，還有過渡時代，也許中 國還需要某種個人權威以為過度形態，但是這種個人魅力僅僅是工具性的，他必須 服從民族的目標，而不是像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那樣，以自己為核心。以致無 法無天的可恥僭主如毛澤東，彷彿夏桀要充當干烤中國大地的「太陽」。 民主政治的領袖則懂得限度，並充分理解自己只是中國民族棋盤上一粒棋子 ：他也許是「將」，也許是「帥」，但決不是「王」。他必須遵循建立法治國家必 須遵循的規則，而不能踐踏規則，否則他就會淪為共產黨僭主那樣的輸家：贏得了 一時的權力卻輸掉了歷史的地位，只做了秦始皇政治的尾巴，而做不了新中國的靈 魂。他無論如何都應該避免，狗尾續貂的毛氏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