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地下民運組織的可行性 ──關於中國民運策略的若干思考 高 寒 （一） 海外民運公信力的降低，儘管原因可以找出許多，但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原 因應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它卻並未交出漂亮的成績單！一個戰績平庸的球隊，是 不可能獲得（更別說持續地獲得）公眾的喝彩的。而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人們已 經提到過的一些方面──這些方面無疑是十分重要的──諸如民運領導者的道德操 守外，更重要的，還應當從民運的基本戰略、策略，從民運組織的內部運作機制等 等上找原因了。 無疑，今天凡是打算深入地思考一下中國民運策略的人都會首先想到胡平的 《中國民運的反思》這本書；凡是打算要與之嚴肅討論中國民運的策略的人都會首 先想到胡平先生。儘管胡平書中關於非暴力抗爭的理論並不邏輯地直接引向否認非 法的地下鬥爭，但是，起碼他的基本論述重心不在於此。 胡平的那本書，至多也只是談到了「本應怎樣做」或「應當怎樣做」，但卻 沒有去談（忽略？未及？）「由誰來這樣做」，或「只有由誰來做，才有最大把握 導致某種預期的良性（選擇）結果」。須知，當民運的高潮到來時，由平時就「時 刻準備著」的地下民運組織來做與由臨時湊合而成「菁英群體」去做，絕非同一碼 事。換言之，胡平的書只涉及了棋譜而未涉及到棋手（隊）。然而忽略了這後一環 節，與那種棋譜、棋手兩個環節一概不講就要上場去與「專業棋隊」對抗的賽事， 就其對弈結局而言，並無什麼兩樣。可見在一個人民的結社、出版、言論等權利均 被剝奪殆盡的集權社會裡，對於一場大的群眾性街頭抗爭來說，其臨時性指揮機構 的背後有無民運地下組織的強有力的影響和運作，其結果會是大不一樣的。俗稱：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倘將此話中的「看」改為「干」，即：外行乾熱鬧（干 得歡），內行干門道，那就可說是一語道破了八九民運進退失據的真諦。 有人認為「胡平的理論缺乏可操作性」，其實，這個判斷未免失之太籠統， 因為除非此結論被嚴格地限制於這樣的前提下才談得上意義，即：「在那種其背後 並無有力的民運組織活動其間、且因突發事件引燃的群眾自發性民主運動中」。換 言之，在我看來，胡平的所謂「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八字訣並非一般地不可操 作，但前提是你必須得有一個平時就訓練有素的堅強民運組織。然而倘若民運組織 的建立，只能是如多年來一些民運團體、民運人士所一再聲明的那樣要以「合法性 」、「公開性」為前提（其代表性主張可參看楊周「民主運動必須公開化」，分別 載「北春」九五年一月號和《中春》九五年十二月號），那麼，在可以預見的將來 ，這種「民運組織」在大陸就只能是「無」了；如此一來，即使歷史再給我們十次 民運高潮的機會，運動都仍舊只能是大夥兒「跟著感覺走」，從而難逃失敗的厄運 。 八九民運之所以失敗，儘管人們已經論及了許多緣由，但當機遇降臨時，以 一支臨時湊成的業餘棋手去挑戰一支訓練有素的專業棋手，恐怕應算一重要原因。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那時在大陸內部民運方面可說是並無專業棋手隊伍，這當然與 中國民運本身在當時的成熟度有關。因此，相對於胡平的結論，我認為，八九民運 的失敗，更深層的原因恐應為：沒有自覺的民運地下組織來領導這場運動。質言之 ，在一九八九年，中國的「體制外」民主運動還未成熟到以非法鬥爭去促進合法斗 爭這樣的自覺程度（請回憶一下六四以後的流亡菁英們對民聯的「疑慮」；更何況 ，即使是民聯本身，似乎對「地下組織」、「地下鬥爭」也不是毫無「疑慮」的） 。別說89年，就是在今天，大陸民運的主流部分難道對此就有所共識嗎？ 從這個角度來審視那多年來幾乎已成了時髦詞兒的「民運低潮」，難道不可 以認為導致這持續「低潮」的諸種因素中也有民運自身的一份責任嗎？難道不可以 認為正是由於我們被自己的那些個以為離開了干「建設性合法反對派」外便無事可 做的心態束縛了手腳、從而使民運失去了好些歷史機會嗎？其實，政治高潮＝客觀 危機＋主觀準備。從這種意義上講，民運高潮是要靠民運組織積極有效地去促成才 可能到來的。因為儘管政治危機的積聚常帶有其內在的必然性，但它的爆發則往往 又帶有極大的偶然性（譬如八九年春，誰又能料及胡耀邦會猝然辭世呢？）。更何 況歷史的機遇往往還可能是稍縱即逝的，民運組織倘若沒有靠平時多年積蓄、操演 練就的捕捉政治危機的敏銳素質，沒有遍播於中國大地的民運種子，屆時那就很難 做到登高一呼應者雲集，那就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事後扼腕歎惜了。民運組織的這種 基本素質與形勢需要的巨大反差，有理由讓人擔心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會又一次失 去歷史的良機。遠的不說，起碼去年夏秋的保釣運動，多麼好的一次本可大發動的 機遇，就因民運在國內其實並無有力的組織──而這類組織在今天實際又只能以地 下狀態存在──準備，我們就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它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流失了。 歷史的機遇，對於有準備者和無準備者是大不一樣。八九年胡耀邦的逝世， 一下觸發的驚天動地的八九民運，這和此前民主力量借胡、趙多少予以容忍的一些 公共活動空間而所作的準備有關。然而六、四以後，中共也在作「中國專制的反思 」。從中它大概也總結出了個「八字訣」，叫做：剿滅萌芽，封死空間。問題的要 害並不在於中共控制的收緊，而恰在於，中國民主力量似乎只會跳一種舞步，它不 能及時地隨著場景的轉換而自如地改變步幅。但倘若民運再這樣自我設限下去，即 使有一天中國突遇什麼偶發事件，那麼，我們仍有可能會像去年驟然升起的保釣運 動那樣坐失良機的。如果說八十年代中國民運的排拒地下組織，最終導致了八九民 運因不能進退自如而失敗的話，那麼，倘九十年代我們再繼續排拒地下組織、地下 活動，中國民運就很可能在大陸因既失公共空間又無秘密空間而難有落腳的根基了 。 今天的中國民運有一個十分弔詭的現象：一方面，無論是國內國外，民運都 倍感勢單力薄、孤苦無援。一些海外民運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將其組織現今存在的意 義已縮減到「旗幟不倒、隊伍不散……」（萬潤南），或「三十七計撐為本」（徐 邦泰），就足見其窘境了。而另一方面，國內民眾的自發地抗爭則此起彼伏、延綿 不斷。請看看大陸各地時有所聞的工潮、農潮、抗捐、抗稅……，特別是今年五月 以來湘鄂皖贛連續發生的有五十萬農民參與的抗爭和四川綿陽以及武漢工人的大示 威，等等，都可說已在預示著另一波民運高潮之機的降臨。然而，倘民運不去同這 些與老百姓日常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有著相當廣泛階層的參與、且已發展到一定 的規模、已使中共焦頭爛額的人民自發的抗暴鬥爭相結合，它又怎能獲得大陸民眾 的認同？又怎能不感到底氣不足呢？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若探究起來，我以為甚至可追溯到與中國民運自七九 民主牆被鎮壓後就一直被一種「沙龍化」的傾向主導著有關。該傾向的一個最主要 特徵就是鄙薄民眾，傲視民眾，尤其是視最下層的工農基本群眾為群氓；只看到民 眾盲動的破壞性力量，看不到民運本應植根於其中的深厚偉力。那些大聲呼喚著「 中國應造就一大批中產階級」的朋友，似乎忘記了當年西方各國的那個與封建貴族 作鬥爭的新興資產階級，之所以能扭轉乾坤、改變世界，其實際上是背靠著比他自 身寬泛得多的第三等級，實際上是作為整個第三等級的代言人而叱吒風雲的。因而 這些朋友的眼睛大都只盯著自己的那同質性小圈子，盯著上層或國際，即將民運組 織的運作，多局限於知識分子群；將中國民主變革的希望過多地寄托於中共上層的 權爭和國際民主力量的奧援，而忽略了本應花大力氣、下大功夫去作的對國內民眾 之自發抗爭的引導和昇華。 然而，政治畢竟是實力的較量，倘若自身沒能積聚起足夠的實力，中共上層 的改革派憑什麼願將自己的命運押在你幾個如流亡小團體般的民運組織身上？同理 ，外界（台灣、華僑、世界民主勢力）又憑什麼要向你提供源源不斷的援助？可見 ，中國民運得首先設法靠自己的力量立起來。自己都站不起來的人，別人是無法幫 、也幫不了的；沒有相應的實力，也就談不上有吸引同盟者的資本。那麼若問中國 民運應該從何處去聚集起自己的實力呢？在我看來，除了那遍佈中國大地的老百姓 ，我們又還能從哪裡去發掘到那既深且厚、能讓中共專制勢力望而生畏、聞風喪膽 ，且可以持續地吸引到外界認可你、支援你的實實在在的力量？所以，民運要走向 高潮，就必須從「沙龍」的清談中走出來，通過地下民運組織去與國內工人的罷工 、農民的抗捐；與幾乎任何公眾場合都能聽到的對中共官僚之控訴、聲討的「牢騷 」和「幽默」；與廣大人民群眾身邊每日每時都在發生著的對中共專制制度的自發 的不滿與抗爭相結合，才能獲得中國人民的認同，才能造成應有的聲勢，才能對中 共當局造成足夠的壓力，從而也才有可能結出民運的果實。 在我們的民運隊伍中，並非無人明白政治是實力的較量，並且是較量的藝術 ，但卻少有人清醒地意識到：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我們不進入地下就談不上醞釀、 產生、保存和擴展民運實力；不用非法鬥爭去推動合法鬥爭，也就談不上較量的藝 術。大陸民運要作長期的韌性打算，就應考慮以地下鬥爭為枝幹、以合法鬥爭為枝 蔓；實行「長期潛伏、廣泛交友、伺機而動、逐步推進」的方針，開始還應特別注 意防止急躁盲動。民運要結合各個階層切身利益、思考方式而開展靈活多變的宣傳 攻勢，包括深入淺出、因地制宜地介紹非暴力抗爭的各類技巧；要建立各個層次、 各種梯度的形形色色的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外圍組織；要抓住機會，用目標有限、范 圍有限的罷工、抗捐、集會、示威、上訪、控告、訴訟……等各類合法、半合法的 行動來爭取中間的群眾，包括黨內健康力量；還要借力打力，利用矛盾解決矛盾， 適時地抓住那些在一個時期內民眾情緒、社會輿論的焦點，諸如對日索賠、保釣、 外資企業中的工會建立、地方差額選舉、農村白條、苛捐雜稅、嚴重環境污染…… 等等，等等，去將中共的軍，去遍地開花地與中共打一場大小不拘、範圍不拘、層 次不拘、色彩不拘的形形色色的──如胡平所言──最終將積小勝為大勝的「有限 戰爭」。 可見，我（們）與那些盲目崇拜「合法鬥爭」、「公開鬥爭」的朋友們的分 歧，絕非在於：要不要合法鬥爭，而在於、也只在於：民運是否應自我設限止步於 「合法性」、「公開性」。 恰巧，今年第七期的《北京之春》卷首，刊有胡平一篇號召民運應積極投入 即將到來的新一屆縣區人民代表直選的評論，題為「展現民意 重建自信」。評論對 民運應自覺地抓住這種合法鬥爭的機會，「打破僵局，發起新一波民主化攻勢」， 藉以「演出一場有聲有色的民主大戲」作了很好的論述。我十分欣賞胡平的這種為 得大海、不棄細流的的認真精神及前瞻風範；對文中的建議也毫無保留地支持。但 遺憾的是，與往常一樣，胡平在此仍舊只論及「棋譜」而不去正視「棋隊」。在文 末，胡平似乎也朦朧地意識到這點，他寫道：除非我們事先廣泛動員，否則選舉活 動也很難搞出規模，搞出聲勢，很難取得什麼成效。然而由誰去動員呢──「我們 」在此究竟指誰？在這個實在本該深入地大加議論一番、且當用大寫字符醒目地標 出的「誰？！」的問題面前，作者卻嘎然止步了。他筆頭一轉，所羅列出的各類具 體事項又多以海外民運為限。可是，海外民運畢竟只是「民運後方」，而中國民運 要獲得成功，怎可能迴避「民運前線」的有組織的力量這個大問題呢？時至今日， 我想，倘若民運仍舊不正視國內民運「專業棋手」隊伍的建設，質言之，即不下決 心走入地下，組建民運的進退有序的地下鬥爭組織，那麼，中國民運就很難說已走 向成熟；胡平們的號召，也就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停留在紙上了。 （二） 常常有人問：在今天這個時代，建立強有力的地下民運組織是可行的嗎？在 我看來，答案絕非是否定的。 誠然，中國民運今天面對的是當今世界上最頑固的一個專制堡壘，因此民運 要有意識地、自覺地轉入地下，並自如地縱橫捭闔於地上和地下、合法與非法兩棲 世界，便除了要解決地下民運組織建立必要性、迫切性外，還不能不瞭解地下民運 組織建立之可行性和操作性。 一般地說，無論控制多麼嚴密的社會，它都有其薄弱環節，都一定有空子可 鑽。特殊地說，今天的這個已遭商品經濟大潮沖刷的中國大陸，可供地下民運組織 生存、活動並游刃有餘的空間已較過去寬泛了許多，且這個勢頭還會繼續下去。 應當承認，中共對政治反對派、對民主勢力、對任何異議運動的鎮壓是異常 殘酷的。而且，隨著國內民運地下活動的開展，隨著中共專制與人民矛盾的激化， 其鎮壓的殘暴性還極可能有增無已。不過，儘管中共近年來手中用於鎮壓的武器越 來越精良，手段也越來越先進，其不僅與過去毛澤東時代不能同日而語，即使與八 九年以前也難相提並論，然而它對整個社會的控制卻不僅沒有因此而強化，卻反而 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譬如，六、四後大批遭全國通緝的政治要犯一批又一批地 成功大逃亡，尤其是劉剛、王希哲竟然在中共特務的眼皮子底下成功地出逃就是實 例。像這類「重大失誤」，在毛澤東時代幾乎是絕難想像的。原因何在呢？其實就 在於今天的中共已經無可挽回地失去了它那「專政機關」以外的「人民專政」的外 圍力量了。過去，它的基層黨組織、團組織；它的工、青、婦；它的學生會、居委 會、乃至少先隊，等等，都無一例外地是其黨警察的耳目；而今天呢，不僅這些其 名義上還繼續存在的組織之「耳目」功能幾乎已喪失殆盡，而且甚至在它的「專政 機關」的內部，從上到下，對民運的同情者也大有人在。中共今天對於社會的控制 ，已是越來越僅僅局限於依靠其專門的特務部門了；已是越來越依靠利益收買而非 意識形態吸引力了。在基層，它甚至還不得不靠金錢去網羅一些地痞流氓來維持「 治安」。這便是中共今天無論擴充多少警察、武警、國安特務，無論進口多少高精 尖的特務器材，其控制能量仍大不如前的深層原因。 從理論上講，凡是中共社會控制的薄弱環節，便均可成為中國大陸異議地下 運動、民運地下組織所賴以生存的空間。事實上，這些年大陸的各類地下組織、地 下活動已空前活躍，有的甚至已發展到相當的規模，且組織也頗為嚴密。即使一次 又一次地遭到中共的鎮壓、破壞，其仍然生生不息。可惜的只是它們多屬宗教、行 幫、乃至黑社會性質。但這至少表明，那種認為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已不可能有或很 難有地下組織、地下活動馳騁的天地的論斷是十分膚淺的。問題在於：對於這諸多 中共已無法控制或無法徹底控制的社會空間，沒有民運組織去開展工作，就勢必會 有其它有組織的社會勢力，諸如宗教、幫會等等去佔領了；面對今日中國那昏天黑 地的官場腐敗，面對社會底層那諸多叫天不靈的民間苦難，你民運不去伸出援手、 凝聚民氣，給出答案、指出出路，那就只好讓宗教、讓幫會乃至黑社會去「替天行 道」了。 誠然，海外民運中的一些朋友，之所以往往避談開展國內民運地下鬥爭這一 議題，如下心態的困擾也是原因之一：自己身處安全、舒適的環境下，怎麼好意思 鼓吹別人去冒風險、受苦難？！應當承認，這當然是一種非常善良而可敬的情懷。 然而，我們的一些民運朋友因自己的種種主、客觀原因──毫無疑問，這些原因都 是可以獲理解甚至被尊重的──不可能直接投身於國內民運地下鬥爭的第一線是一 回事；而據此將這種「不可能」抽像泛化為一種民運手段的最佳、最高選擇則是另 一回事。這些朋友們往往忽略了這麼一個事實，即：無論國內國外，實際上都有著 一批甘冒個人的任何風險而鐵心與中共專制政權作不屈鬥爭、包括地下的秘密鬥爭 的志士。因此，當我們的一些民運組織的負責人或一些知名民運人士有意無意地、 公開私下地無視、批判、鄙薄、奚落民運的地下鬥爭手段時，他們實際上是在不經 意地推開一支彌足珍貴的民運骨幹力量。 我同意胡平的下述論點：我們不能靠浪漫的情懷去過高地評估民眾的政治風 險承受力，在涉及到有一定規模的民眾的抗爭運動中，應當注意將風險控制在一般 民眾所能承受的限度內，以期保存民眾的持續參與熱情。然而，對此的肯定並不必 然意味著對民運組織、民運人士可以而且應當勇於承擔較大的政治風險的直接否定 。這裡的關鍵只在於：應當讓行為人在充分意識到其行為之可能導致的危險後果的 前提下自行作出取捨。換言之，對於民運中的一些高風險工作，譬如地下鬥爭，當 採用自願者機制。 所謂自願者機制是指：活動的組織者應當將活動的目的、方式、手段、後果 、風險、責任、義務、利益……等等，事先毫無保留地告訴申請參與者；並通過適 當的程序確認其參與真是基於對上述各項的瞭解與認可，且純屬自覺自願；然後在 此基礎上形成隊伍，開展活動。 請看今天中國的一些地下幫會組織，尤其是一些跨縣、跨省的地下宗教組織 ，它們之所以能發展到那樣大的規模，擁有那麼多的「信眾」，無論你說它是靠的 迷信也罷、欺騙也罷，但有一點你卻無法否認：它對其成員的吸引力絕非來自錢財 利慾的力量。其實從中我們應當獲得某種啟示：即使在今天這個物慾橫流的世界， 那些我們似乎已經久違了的非物質的力量，諸如精神的力量、正義的力量、道義的 力量、人格的力量、自我犧牲的力量、慷概赴義的力量，等等，在一定的範圍內， 仍然是有著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不能將它們統統讓給宗教、幫會。 海外民運組織的「墮落」（請原諒我用這個詞），中國知識界的「痿化」─ ─陽痿化──（請原諒我生造這個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近二十年來我們在 吸取歷史教訓時，往往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實利主義氾濫，個體利益至上 ；將個人奉獻、個人犧牲一概歸之於毛時代的愚人哲學，而對政治倫理、歷史責任 則統統視之如敝屣。有人說，海外民運組織甚至還不如一些黑社會組織。話雖說得 重了點，但也值得我們反省。海外民運公信力的重振，喊了好多年，至今收效甚微 ，就其原因，多屬言不及義，即大都未去涉及問題的要害恰是整個海外民運界本應 大張自我奉獻和自我犧牲精神。多年來，在中國知識界，犬儒主義、實利主義盛行 ，而中國民運界也不能脫其俗。海外民運組織這些年來，之所以地盤（影響力）越 戰越小，人員越戰越少；不僅對國內外民眾已銳減其感召力，而且對相當大一批異 議人士也毫無吸引力，在我看來，不能說與此無關。因為問題非常明瞭：在今天不 講犧牲不講奉獻的個人或團體，明天人民又憑什麼相信你們在政治舞台上會為他們 某利益呢？ 為了替這種犬儒主義辯護，這些年來，我們看到在批「革命」、倡「改良」 ；反「激進」、贊「緩進」的風潮中，從文天祥批到岳飛，批到譚嗣同，更批到孫 中山，幾乎批遍任何一種「英雄主義」。我在此，絕非又要回到另一種極端，去反 「改良」、反「漸進」，而是想說明：即使搞改良、搞漸進，也少不了奉獻、少不 了犧牲、少不了英雄主義！若這個問題不挑明，不解決，民運的地下鬥爭──它有 著更多的風險、更多的奉獻、更多的犧牲──就當然無從提起。當各個民運組織的 內部，追逐有限的利益資源竟然成了一種「時尚」，這不僅構成對「奉獻」、「犧 牲」精神的沉重打擊，讓民運界內外的有心人士望而止步，而且，該組織也就自然 喪失其號召成員去奉獻、去犧牲；號召人民去響應、去支援的資格了。別說民運組 織現在手中已幾乎被玩得沒錢，就是有錢，民運也不可能單靠金錢去建立一支地下 民運隊伍。須知，坐牢、殺頭──這往往是地下鬥爭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絕非用 金錢可買到；民運的隊伍也絕難可以靠僱傭而形成！ 毫無疑問，面對當今之世最頑固的一個專制獨裁政權，中國的民運鬥士們，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為中國的民主、自由而戰，也無論其是從事合法的還是非法 的鬥爭，他們首當其衝要面對的便是自我犧牲的問題。小則犧牲時間、精力；中則 犧牲機會、錢財，大則犧牲自由、家庭、乃至性命。事實上，那些為民主自由而倒 在中共槍口下的英烈、那些為民主自由而至今身陷囹圄的志士，那些為民主自由而 在國內、在海外與中共專制正進行著不倦鬥爭民運健兒們均已經、或仍在繼續地作 出自己或大或小的奉獻和犧牲。一個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每個人的生存壓力也千差 萬別，但是，既然你、我、他走到民運中來，那就應當是為奉獻而來、為犧牲而來 的。民運人士當然也要吃飯，也須掙錢，也有家庭；因此他們當然也可以有自己的 產業、自己的生意、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助學（研）金，但是，當他們干民運時， 其決不應是將民運事業當作什麼商業項目來作、決不應是將民運籌資當作自身的生 財之道、也決不應是將民運組織當作派發工錢的「老闆」。其實，要掙錢，可以到 別處去掙，可千萬別打民運的主意──這就如許多人禮拜天上教堂絕非是去圖利、 而要圖利則應到別處去圖一樣。 因此，民運一定要高揚自我奉獻、自我犧牲的大旗，要靠這面旗幟來凝聚骨 干、形成隊伍。甘地是靠的這面旗幟而所向披靡，蔓德拉也是靠的這面旗幟而終成 大業。我們應當明白，民運決非一項產業，它的公式應是：民運隊伍＝民主理念＋ 奉獻犧牲。 在國內，民運組織應當向任何欲參與民運地下活動者事前說清楚：沒有工資 、沒有報酬、甚至也不保證有活動經費；但卻有紀律的約束，有極大的風險；即使 民運日後成功，也不保證誰自然能「當官」──那得由民眾來挑選；倘若因民運而 遭不測，民運毫無疑義將傾全力救助，包括其家庭。應當承認，這樣去「招兵買馬 」，條件是極為苛刻的。別以為這是目前民運幾近無米之炊時而設的權宜之計，即 使有朝一日民運經費充盈，此條件也必須保持其必要的苛刻，原因很簡單，民運要 的就是只接受這些苛刻條件者！ 在國外，民運組織要改變那種將大量民運捐款作為工資用到人頭上的狀況， 其日常運轉得靠民運人士的義工來維持。民運捐款中的主要部分應當用於建立國內 民運人士及其家庭的救援基金；其次，則應用於國內地下鬥爭所急需必備的物資器 材。因此，海外民運應提出這樣的口號：不吃民運飯，要干民運事！民運組織內從 「主席」到「清潔工」，其職務都應由義工來擔任。能抽身出來為民運打義工者， 才具備參與競選民運組織內各職務的資格。而且原則上應是所負責任越重大、職位 越高者，所幹義工越多。各人可根據自己的具體情形自己決定其每月或每週為民運 打義工的時間長短及其方式。民運總部或各分部辦公室的工作之一，便是根據當地 民運人士們所預報的義工時間，參照個人的專業特長，結合民運的各項日常工作進 行安排調度。國外民運人士儘管沒有國內同事們的坐牢、殺頭風險，但也可用這種 方式來為民運組織所須臾不可或缺的有效率運轉作出自己的奉獻和犧牲。 固然，人皆有邪氣和正氣。然而，海外民運這些年來的內鬥，嚴格地說，與 其應主要地從個人品德上找原因，倒不如更應著眼於民運組織的運作模式、運轉機 制上的問題。良性的系統機制，應當是讓正氣去競爭，而非邪氣去逐臭。中國大陸 目前讓一切有識之士憂心如焚的通體腐敗，固然當屬後者，但是，倘若中國的民主 運動，不能帶給中國一股清新的社會風氣，中國的民運組織，不能靠自己成員的自 我奉獻、自我犧牲精神來作為今日腐敗中國的消毒劑，那麼，中國民運的成功將是 遙遙無期的。故我以為，質言之，在今天，只有將民運組織搞成一個於成員無利可 圖的團體，海外民運才有可能根絕其多年不止的內鬥；也唯其如此，中國民運才有 資格和可能成為對中共專制政權作戰的正義之師！ 應當承認，中國民運在今天的處境是極為困難的，尤其若與民陣成立之初其 所獲之令人暈眩的巨大支持相較，反差尤為明顯。若說中國民運辜負了海內外民眾 的熱切希望，我想此說並不過分。無須諱言，我們損失了不少時間、錯過了若干機 會、浪費了很多捐款，至今還拿不出漂亮的成績單！然而，歷史是需要證偽的。倘 若中國民運中的「唯合法性」、「唯公開性」這條路走得通，我想大約今天也無人 來提這地下民運；倘若民運組織中那種把民運當作一種產業來做的方式還進行得下 去，今天我們大約也不會去向宗教組織借鑒其運作方式。這就如同倘若干「體制內 」可行，「體制外」今天也不會聚集有如此多的黨內外英雄豪傑一般。 當然，這種以自願者、義工者機制來運作民運組織的模式是否可行，仍有待 實踐的檢驗。對此倡議，有心者亦可評頭品足。不過，我想指出，無論台灣、還是 香港的各類民間組織都有著較為成熟的調動義工機制；各國的宗教團體、慈善機構 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靠自願者、靠義工來維持運作的，它們的經驗，也值得我們 去整理、吸取。 （三） 民運地下活動的運作，除了組織機制的問題外，還有秘密工作的許多技術性 問題。我們的民運組織，這些年來由於一個勁地強調合法鬥爭，故在這方面的準備 還幾乎尚未起步；即使是必要的資料搜集整理，也幾乎還是一個空白。因此，倘若 中國民運的主流已就在大陸開展地下活動、建立地下組織等問題取得共識，那麼， 就應當盡快地彌補上這一盲點，並在必要時召開專門的會議詳加探討。這包括：中 共情治系統運作機制；中共地下鬥爭的經驗；國府的情治戰經驗；各國的情治系統 ；東歐民運中的地下鬥爭；西方情治系統在東歐巨變中的作用，當代情治活動的技 巧和特點，中國異議地下活動的經驗教訓，等等。 眼下，起碼可考慮盡快選擇一個突破點，把地下工作開展起來，把民運的士 氣鼓勵起來。突破點選擇的原則是各打各的長處，以己之長、克敵之短。我們實在 不要被中共當權者那表面上的氣勢洶洶、氣壯如牛所嚇倒，它已經不是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的中共了：它已經渡過了它的上升時期；它已經耗盡了它的民意資源；它 已經沒有多大的欺騙性；它已經是一隻地道的紙老虎了！從表面上看，它的經濟上 去了，軍事也上去了，在國際上已開始學著擺出點霸權的架式來了，其實，它已是 風燭殘年、弱不禁風。中共現在最大的短處是說話無人聽、無人信；不僅老百姓不 信，就連它的黨員、它的高級幹部、它的核心成員、乃至說話人自己都不信。別看 它香港回歸時搞得熱熱鬧鬧、歌舞昇平，其實那不過是浮華表象而已，不過是中共 所慣於製作的「萬民擁戴」之世紀末版本而已。君不見當初「公私合營」、「人民 公社化」時的載歌載舞、鑼鼓喧天？！君不見當年「十年大慶」、「慶賀『九大』 」時的不夜天？！我們都是過來人，如果說當年的中國老百姓對中共還或多或少有 點如夢如癡的「戀黨」情懷的話，那麼，在今天則大都不過是逢場作戲罷了。中共 硬要將他人的愛國之情作「愛黨」來解，除了突現其自作多情的造作和強要人愛的 醜態外，還能有什麼呢？ 儘管民運眼下似乎啥都比中共弱，且內部問題也不少，但最起碼有一點我們 比它強，那就是它說理說不過我們，它根本就怕和民運辯論！民運可以在自己的刊 物上登中共的任何文章，它中共今天有這個膽量嗎？昔日中蘇兩黨大論戰，中共還 敢將蘇共的文章一字不漏地公開刊出，可它現在還有這種自信麼？別看鄧力群們一 個又一個的萬言書拋將出來，其實他們的「理直氣壯」、「大義凜然」是建立在鄧 小平的理屈詞窮、掛羊頭賣狗肉的半吊子改革上的；實際上，即使按所謂經典的的 馬克思主義，也可以把鄧力群們所堅持的「社會主義」、「歷史正義性」駁得體無 完膚：因為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一定要代替形形色色的集權專制制度，這恰恰是標準 的馬克思主義！ 是的，若從表面上看，民運與中共相較，簡直弱勢得不成比例：中共有幾百 萬軍隊，它有武警、國安、公安，法庭、監獄，它已武裝到牙齒，它有原子彈，連 美國都得讓它三分；而眼下的民運，則不外幾個秀才、一幫草民而已。但是別忘了 ，中共什麼都有，就缺民心。而整體的中國自由民主運動，即使現在什麼都無，卻 有──可以有、將會有、一定有──民心！中共過去不是喜歡說「精神原子彈」嗎 ？是的，現在中國民運手中就有著人權、自由、民主、法制這四枚挾歷史正義的雷 霆萬鈞之力的「精神原子彈」。我們就是要用民運宣傳品的「精神原子彈」，去轟 炸中共，轟炸它的黨、轟炸它的軍、轟炸它的一切國家機器，摧毀它的所有專制防 線！ 過去民運不是沒有作這方面的工作，譬如《北京之春》、《中國之春》等民 運刊物，乃至香港的一些獨立政論期刊如《前哨》、《爭鳴》、《開放》等等，還 是有少量進入大陸的。但問題是：1）民運的主體並未將對中共的宣傳攻勢，提升到 戰略進攻的高度；2）它在質上尚未形成縱深爆破，量上則未形成應有的規模；3） 尚缺乏針對不同階層、不同的族群，譬如中共的基層黨員、離退休老幹部、現役軍 官、離休將領、黨政機關幹部等等的鼓動性宣傳材料，尤其缺乏直接面向廣大中、 下層民眾，諸如工人、農民、士兵、警員、市民、「盲流」……的深入淺出的鼓動 性材料。4）未將傳播非暴力抗爭的「全民抵制、全民不合作」技巧作為一專項戰役 來打；5）由於無國內地下民運組織的強力運作，民運宣傳品的傳播範圍極為有限。 但是我們今天畢竟已處在信息時代，日新月異的信息傳輸高科技手段可說是 一切專制制度的天敵。中共若離開了對信息傳播的控制和封鎖，它就一天也混不下 去。是的，他可以干擾短波電台、鉗制衛星天線、截斷電腦網絡、查堵民運書刊； 而我們則可以用磁盤、光盤、傳真、網絡等一切現代化的傳播手段，大撒「電子傳 單」，與中共展開一場電子游擊戰。我們要通過國內外民運組織的有效配合，尤其 要通過國內地下民運組織的強有力運作，採取編發在外，複印在內的方式，以親朋 之間互相傳、一傳二、二傳四的接力、輻射途徑，一步一步地把民運的「電子傳單 」撒向全國各地、撒向各個階層。我們的民運隊伍中有的是電腦專家，我們就是要 在電腦網絡上與中共玩「捉秘藏」、「打游擊」，讓它防不勝防、堵不勝堵。 我們的民運宣傳品，要有陽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現在網上現成的資料 已數不勝數，我們可一方面利用現存的網上材料，同時也公開徵集，以類似過去國 內編輯古文精品的「中華活頁文選」的方式，精心編選「中國民運活頁文選」（電 子版），並偷運或傳送到大陸去散發，向中共發起一場持續的電子宣傳攻勢。選編 的標準當然是以現在大陸的禁書、禁文為限。從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到胡風的「 文藝上書」；從五七年右派的大鳴大放材料到彭德懷的「萬言書」；從遇羅克、張 志新、王申酋、陳光第的遺稿到魏京生、陳子明、王希哲、胡平、劉賓雁、郭羅基 、阮銘……等人的華章；從民主牆時期的民刊到現今海外的各民運、獨立政論雜誌 ，從索爾仁力琴的《古拉德群島》到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生活回憶錄》、從波蘭 團結工會史，到東歐當年反對派們許多精彩篇章，…等等，等等，無所不包。同時 ，民運還尤其應針對國內當前的現實，針對國內各界各層次人士，寫一些深淺有度 、針對性強、情理並茂的「喊話稿」，並通過民運地下組織堅韌不拔地運作，逐步 地、「由點到面」地在國內推行對中共的「全民不合作」運動，以促使中共的分化 、促成其黨內改革派的重新上台，從而迫使中共接受政治體制改革，一步一步地實 施憲政民主制。□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四稿於布達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