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星還是災星 ——從統計數字看毛澤東功過 甄士 人既不是天使又非禽獸，不幸的是，誰想做天使，誰就做了禽獸。 帕斯卡 對毛澤東這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在不同的族群和利益集團中有明顯的差距， 有人捧之為偉人，是中華民族英雄；有人則貶之為中華民族的罪人，是鬼非人。真 是見仁見智。但無論如何毛是個歷史人物，他統治中國大陸二十七年，是中國大陸 中共開朝人物，對一些既得利益者，自然捧之；但對人民來說，儘管他利用人們的 信仰、奮鬥和犧牲竊得神器，卻需要看他統治時帶給人民是什麼？這必須由歷史事 實作定論。鄧小平接棒後，除了維持一黨體制及輿論統一外，在具體施政的政策上 廢除毛式公社制以耕者有其田；廢止製造人民分裂、內鬥不止的階級鬥爭理論，階 級成份劃分，平反冤獄，停止逼害知識分子；除了在社會科學某些方面，基本上結 束了毛澤東的謬論代替真理，無知踐踏科學，毀滅中華文化的大鬧劇，承認科學技 術是第一生產力；實際上終止毛氏劃地為牢的戶籍制、單位制，使城鄉人員和單位 人員可自由流動，推動了人們創造性勞動的能動性；農村城市化大有進展，如果計 入進城打工的流動人口，實際城鎮人口已佔全國４０—５０％；基本上推行市場經 濟以及打開國門，引進外資、允許鼓勵私人經濟發展，從而開創了中國大陸新局面 。但由於當時的政治需要怕否定毛澤東也否定中共本身和或多或少牽涉鄧自身前期 所為的評價以及鄧的時代限制，毛的面貌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而在一九八九 年「六四」那樣大的民主運動，僅在北京大學三角地見到一篇北大哲學所一付研究 員寫的批毛大字報。許多年輕學生在那裡可以大批特批大罵特罵當時的當權派和鄧 小平，但對近代中國的禍源，始作俑者，自由、民主的頭號敵人毛澤東的真面目一 點沒有去認識、揭露，有的人還進行了塗抹，正是不知有魏晉。在中國大陸，毛式 宣傳、教育方式尚未無根本性的變化，許多人還受毛澤東式的思維定勢影響。「六 四」後，有的人對毛的粉飾，絕不比近鄰日本對在二次大戰中罪行粉飾來得遜色， 這看看許多中國大陸近幾年出的回憶錄和一些「左」的表演就可見一斑。更何況鄧 後，個別掌權者的需要，配合上毛澤東時代的一些遺老遺少，或多或少地會重彈毛 曲，就不定如張勳一樣，還會死灰復燃一下。因此，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看， 我們都必須站在歷史角度對毛在中國大陸所作所為預以評價。由於毛統治中國大陸 二十七年，其作為和言行影響是廣泛的。但有證據表明，有些毛的見不得天日的東 西早已燒燬，毛的許多所言所行，還不予公開。本文僅就個人所收集到的資料對毛 澤東統治下的人民物質生活水平進行歷史的縱向比較，看毛帶給人民怎樣的生存物 質條件？是帶給人民溫飽、進步、，還是相反？他是如５０—７０年代大陸『憶苦 思甜』鬧劇所演示的救人民於「火坑」，「他為人民謀幸福」，還是把人民推向更 深的十八層地獄？是人民的「救星」還是「災星」？這是因為人類至少應有生存權 、享受溫飽和不挨餓權。在很長歷史時期內，人類爭取這一權利是人類與天奮鬥， 與地奮鬥，與人奮鬥主要動力和目的。馬克思、恩格斯及許多共產黨人也是一生孜 孜以求於此，大概沒有人公開反對這個權利。而且人們能否達到溫飽和生存物質環 境的好壞是公認的一個主權政府治國好壞的主要批標之一。 考慮到中國特殊的國情，清末的腐敗黑暗和喪權辱國，民初並不減緩反而愈 演愈烈，軍閥混戰，炮聲隆隆，直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佔東三省，內 戰的槍炮聲不絕於耳。從一九三二年後，內戰主要限在國共之間。雖然當時蔣介石 政令在國內並不統一，各地方行政長官各行其是和懷有異志者不在小數，且小打小 鬧不斷，大規模弄刀舞槍也只是沒有打成（如一九六三年「兩廣六一事變」），日 本侵華日甚，軍費開支占當時國民政府財政支出大部。從現有資料看，即如上所述 情況，從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間各地方經濟建設多少都有所發展，工業發展開始 起步，只是日本的侵略打斷了中國工業化的進展。由此結果中國大陸近乎半個世紀 後工農業才真正開始發展。從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九年，中國許多地區都處於戰亂狀 態，國土糜爛，民不聊生，無法進行經濟建設，國家和人民的無數財富都在熊熊戰 火中化為灰燼。對其進行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歷史比較毫無意義可言。就我 們現有資料所知，二次大戰的主要參戰國除美國外，戰爭中和戰爭剛結束時全是缺 吃少穿的、衣食有虞。更何況我國國勢積弱，大戰後又內戰不止。由於戰亂的原因 ，到一九四九年止，農業上與一九三七年前全國最高產量比，糧食減產２５％，絕 大多數經濟作物產量減產５０％以上，有的達８０％以上；工業上主要工業品比一 九四九年前的最高產量約減少２５—８５％。因此，四十年代中國人民生活自然苦 不堪言。戰爭結束後，國家經濟生活理應很快恢復到戰前水平。但和平「建設」二 十多年後，把戰亂時人民的生活做為中國大陸毛澤東統治前人民生活的參照系，說 當時人民生活水平如何、如何，進而進行「憶苦思甜」，感謝「大救星」的「德行 」，只不過是為了鞏固統治者地位而愚弄治下的子民玩弄的手法而已。所以我們的 歷史的縱向比較指標主要是與一九三七年前（即全面抗戰前，本世紀２０—３０年 代）中國國情進行比較。由於是歷史事實比較，並在可能範圍內盡量用量化數值作 比較，故數據、表格較多，文章有些枯燥；因條件的限制，一九三七年前有的統計 數據缺少或未查到，我們採用了當時一些社會調查者的調查材料和一九四九年後資 料作說明和推斷。又因毛澤東統治時的許多檔案材料在種種原因下至今還未公開和 一九七六年前後統計數字的缺少，毛澤東統治時代的一些社會經濟數字是取自七八 年的統計數字為比較指標的依據，後者明顯比一九七六年社會經濟狀況好，這一點 請讀者注意。 下面的比較分二部分，一、人民消費結構的比較；二、人民基本物質生活的 比較。人民物質生活比較食的部分較充實，住和衣的方面一九三七年未見全國調查 數據，個別樣本調查也不多，只能根據一些統計數據結合典型調查資料和一些作者 的估計做推斷、比較和說明。行的方面主要是描述性的比較。 一、人民消費結構 上一世紀中葉，德國統計學家和工程師恩斯特·恩格爾（Ｅｒｎｓｔ. Ｅｎ ｇｅｌ）對歐洲的英、法、德、比等國的一些居民家庭的收入與食物支出間的關係 研究後指出：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其總支出中用在食品上的 開支比例越來越小。這就是恩格爾定律。從長期的變化看，各國人民的消費結構幾 乎都遵循這一規律，除了個別年份因特殊問題而偏離規律情況，我們也不例外。近 幾年中國大陸也常常以大陸人民消費結構中的恩格爾係數變化來說明人民生活狀況 的改善。從生活經驗來說，首先保證餵飽肚子，生存下去，才能談論其他，故有「 民以食為天」和管子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而吃飽喝足了，自 然就把錢花在其他地方，這樣食品上的開支比例自然就少了。因此從消費結構的變 化可以看到人民生活的改善與否。下面是陳正謨給的本世紀２０—３０年代我國勞 工的生活水平的調查資料（《我國人口研究》１９９３年《統計月報》ＮＯ.１３第 ４１頁）。 表１.１ 我國勞工生活程度 （表中為每家庭中各類生活費用支出的百分比） 上表中中國勞工的生活程度各種數據乃是本世紀二十年代不同單位、個人和不同時 間、地點對不同的勞工對像調查結果的平均。數據表明，當時的工人生活比農民好 。為了進一步說明當時工人、農民的生活狀況，我們從王子建「中國勞工生活程度 」（１９３１年《社會科學雜誌》二卷二期第２３４—２４３頁）一文的六十九個 例子中取出調查取樣樣本較多的二十四個，重新編排成如下表１.２。表中平均每家 等成年人數項是把家中十七歲以上男成年費用計為１，十七歲以上女的費用折成男 成年的費用０.８，８—１６歲男女小孩費用折成男成年費用的０.７，７歲以下小 孩折成男成年的費用０.４（應指出，大體上毛澤東統治時期等成年數方法還可用， 但在七十年代後期，由於中國大陸計劃生育的執行，兒童的生活費用就不是上述的 比例），在該項下括號部分為家中實際平均人數。在食品、衣服等各分項下括號數 字是它們各自所佔的百分數。費用數是當時的貨幣。各類工人有工廠工人、有技能 工人、手藝工人、無技能工人、苦力、車伕等；鄉村勞工有農夫和鄉村苦力工人（ 即雇農）之分。表中空白格系原文無數據。 表１.２ 全國勞工家庭全年生活費實數（元）和各項所佔的百分數（％）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本世紀２０—３０年代中國的工人和農民生活的消 費結構中，食物所佔的比例一般在５０％—６５％，少數超過７０％，不同地區有 差別，特別是南北方差別較多，但平均值如表１.１表示：中國工人為５４.１６％ ,中國農民為58.19%，工人比農民低四個百分點。從總體看，工人的生活壓力比農民 來得小，生活狀況比農民好。這從該文中引用的一九二七年調查的勞工食品費用的 分配上可看出，即食品中米、面類的費用和其他食物費比。據當時的調查，一九二 六年，北平工人上述比是８０：２０，北平農夫是８４：１６；１９２７—２８年 上海工人上述比是５３.２：４６.８。由此也可看出工人的食的水平不會比農民差 。當然有例外，如表１.２中，一九二六年調查的北平各類工人和苦力食物的消費比 北平掛甲屯的鄉村工人和苦力來得差，但讀者請注意掛甲屯就在舊燕京大學（現址 為北京大學）邊上和頤和園附近，農忙幹農活，閒時可干城市的活，種菜產值高， 有的家庭中人可能就是燕京大學工友。並且是那個錢多幹那種活。這是城近郊區特 有的優勢，也是地區差別的一種。但總體情況是同一等級的工人生活狀況比農民高 ，如無技能工人比農村苦力生活好。注意表中工人部分職業收入和支出差額較大， 估計家中還有做其他事的非職業收入。下面，我們來看毛澤東統治時中國大陸人民 的家庭消費結構。這裡的表１.３、１.４、１.５資料取自《中國消費結構學》（林 白鵬等１９８７年 經濟科學出版社 第８２—８３、９８—１０１、１０６—１ １３、１５１—１５５頁）。其中，表１.３重新編表只取各類工薪家庭的人均消費 結構。這裡的表１.３、１.４、１.５還是採取前面編排的項目，即取食品、衣服、 房租、燃料、雜項等分類。各項內的括號中數字表示該項佔全部的生活費用的百分 比。表１.４中是把原文中用品及其他項、文化生活服務支出合併為雜項，改生活消 費支出為總計。毛澤東統治時１９５６—５８年職工生活調查中燃料沒有單獨列項 ，與其他項混在一起，所以該項數字可能有出入（即買非燃料商品被計入），但衣 食品、衣服、房租應是正確的。另外，表中職工是廣義的，包括各層次的人們，表 中數值是他們生活水平平均值。由於手邊沒有１９７６—８０年職工家庭生活的消 費結構資料，表中是以一九八一年作為九六年參考值。同樣，表１.４中因無１９７ ６—７７年資料，我們以一九七八年為毛澤東統治最後一年（一九七六年）的參考 值。可以肯定的是一九八一年大陸職工平均生活水平比七十年代生活水平高，一九 七八年農民生活好於一九七六年。表中括號數值是各項費用所佔的百分比。 表１.３ 毛澤東統治時中國大陸職工家庭若干年份生活消費結構 （全年每人平均，單位： 元） 表１.４毛澤東統治時若干年份中國農民家庭生活消費結構 （全年每人平均，單位： 元） 如果我們把表１.３與表１.４比較，就會發現，至一九八一年止，中國大陸 的職工生活消費結構還不如一九三零年的中國工人的生活消費結構，與２０—３０ 年代的農民生活消費結構相似，把更多的收入用於食品支出上。而且，前者的職工 中還包括了比工人層次高的各收入人員。比較表１.４和１.１，就明顯看到，在毛 澤東當政時，農民生活幾乎就是為了一個肚子而活著，比２０—３０年代的農民家 庭生活消費結構水平差多了（這裡是就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五十年後多數年份農 民家庭生活中的食物消費竟比五十年前多支出８—１０個百分點。不僅如此，如就 實際生活水平而言，毛澤東統治時期農民生活水平結構比表１.４所列的還差，食物 消費比五十年前多支出１３—１５年百分點以上，理由如下： １、毛澤東統治時期大多數年份中是用糧票，每斤糧票市場價格通常年份大 約２—３角以上，像毛澤東造成的三年人災時期每斤可達２—３元。當時一般成品 糧（也稱商品糧、貿易糧）每斤糧價在１０—１４分之間。這就意味著，按市場價 ，每斤成品糧值３—５角，在毛澤東統治時農民口糧一般是４００—５００斤原糧 ，折２８０—３５０斤成品糧，按市場價約１００元左右，加上非主食花費，食物 費用更高。這就意味著食物支出在生活消費結構中可占７０—８０％以上。 ２、表１.１所列的數據是２０—３０年代的調查數據，當時大多數的中國農 村農民生活還是處於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況。農民從市場購入用品 有限。如根據一九三五年全國二十二個省調查（除東北各省、新疆、西藏、內蒙、 台灣外），全國僅有２９.９％的農戶購買進洋布，３４.１％農戶購入肥皂，肥料 也只２６％農戶購入，甚至煤油購入也才５４.２％的農戶（見《農情報告》１９３ ６年四卷八期 第２０１、—２０３頁和馬宇平等編的《中國昨天與今天》１９８ ９年 解放軍出版社 第２９８頁）。注意，這裡許多農戶購入數量僅是補充自產 用口或代用品的不足，有的則是補充當地市場的土產品不足。可以肯定的是，二十 年代中期，農民自給的程度更高。也因此較少受到商業利潤影響和工農的剪刀差。 更何況當時是市場經濟，許多工場式的土產品價格受價值規律的作用，工農業剪刀 差較少，當時的生活消費結構基本上是在合理的價值規律範圍內計算出。而在毛澤 東統治時期中國大陸統治者以國家壟斷方式把農民生產的各類農副產品以超低的價 格用統購統售形式搜刮走，如棉花、油料、糖料、糧食等；經過加工，加上其他日 常生活用品、生產資料用品、工業品以及超高的價格售給農民（這些只要比較一下 當時的國際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就可知，也正因此工業生產才有超高利潤上交國庫供 毛胡來）。此種差價實際是「隱稅收」，這種極高的無形「隱稅收」把農民的勞動 血汗搾乾淨，生活只能徘徊於維持生存水平附近。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可以回顧一下 ，二十多年中，農家幾乎家家家徒四壁，多數農戶年年超支，家中幾無存款可言。 至一九七六年全中國大陸農村農民人均儲蓄４.７７元，是毛澤東統治時農民人均儲 蓄的最高值。至一九七三年為止，大陸農村人均儲蓄額沒有超過四元左右（國家價 格）或１００斤不到（黑市價格）。衣、食、住以一貧如洗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而表面上似乎對農民沒有什麼稅，甚至反過來卻稱對農業作了多少多少投入。由於 長年勞動而衣食尚且有慮，這是農民不願在農耕地裡賣力（包括技術投入），年年 抓農業，年年農業上不去反而萎縮的主因之一（其他因素有毛式集體化等）。據統 計，在毛澤東統治時期，每年國家的財政收入４０—７０％（不同年分百分比不同 ）就是來自農民的價格剪刀差和農業稅，由於有巨大的價格剪刀差這個隱稅收收益 ，農民已被刮得差不多了，公開的農業稅越來越無足輕重（一九五零年，公開的農 業稅占國家的財政收入的２９.３％，一九五六年１０.３％，至一九七六年僅３.８ ％），外表看似乎農民負擔很少。也因此，上述的生活消費結構中，如按中國２０ —３０年代相對真實的市場價格給出的生活消費結構計算，其生活消費結構中食品 消費的百分比更高，至少應高出５—８個百分點以上，即農民家庭生活消費結構中 食品消費率在毛澤東統治多數年份中應是７３—７６％以上。由於剪刀差的作用， 消費結構中的衣服等商品費用雜項的費用也就應更低。 表１.３中職工生活消費結構同農民一樣存在同樣的問題，農產品價格偏低（ 因此才能維持職工的低工資）工業品價格偏高，因而消費結構中食物消費費用顯得 低，實際比例應更高。而表１.４中１９６２、６３年農民生活消費結構中食品消費 突然降低，燃料消費上升。一方面是因為１９５８—６０年毛澤東搞的人災造成的 食品短缺還未恢復，無太多食品可消費，食品消費受到抵制。從後面表１.７可看到 ，１９６０—６３年全國糧食人均產量不及五百斤，農民消費更少得多，不少人在 這期間因缺糧而喪命。無糧食可吃，糧價又以國家價格計算，自然食物費用支出下 降，這不是恩格爾係數所說明的是人民生平提高結果，而是中國式專制制度的怪胎 ；另方面大躍進時大砍樹木煉鋼，各地多是光禿的冊頭，農村燃料奇缺，其費用自 然上升，這也是為吃的結果。直到毛澤東死後幾年，新的領導給人民以生息，人民 生活逐漸好轉，一九八五年中國農民家庭生活消費結構才與本世紀２０—３０年代 農民家庭生活消費結構水平相當。與毛澤東統治時的工薪階層的生活消費水平相近 。表１.５是毛死後的幾年資料。從中可以看出毛死後，大陸農民的生活變化。我們 有理由相信，毛澤東如果不死，中國大陸絕大部分農民至今還得過著瓜菜半年糧的 生活，而不是現在不到５％的貧困人口。 表１.５ 毛澤東死後若干年份中國農民家庭消費結構 （全年每人平均，單位： 元） 當然，這裡只是生活消費結構的比較。這個比較的結果是：毛澤東在中國和 平統治二十七年，中國人民的家庭生活消費結構比本世紀的２０—３０年代，即近 半個世紀前的中國人民家庭生活消費結構，沒有改善，反而變差了。在家庭消費支 出中，每個家庭比以前更重視肚子的溫飽問題，更多的錢花在食品消費上。在這裡 我們僅進行生活消費結構的比較，對一些讀者可能比較抽像，後面進行更具體的物 質生活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