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共向外資開放文化市場計劃


胡 平

      
      據報道，中共當局正在與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由江澤民決定作出有條件讓步
，計劃在未來數年內逐步向外資開放文化市場，預計三年後開放出版及期刊市場，
五年後開放報業，八年後開放電子媒體。
      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我們重視的信息。另外又有小道消息說，中共也打算在未
來幾年內允許公民自行經營出版業。應該看到，中共提出此類計劃，並不等於它已
經作出實行出版自由的承諾。不過，若和以前由政府壟斷出版業的情況相比，這仍
是一個有限的進步。
      我們知道，出版制度歷來有兩種，一曰預防制，一曰追懲制。預防制是指對
出版物在其出版之前進行干預和限制。預防制有四種形式。(1)檢查制：在檢查制下
，雖然允許公民自行經營出版業，但出版物必須經國家書報檢察機關審查通過後才
得出版。(2)特許制和(3)保證金製：要求出版社或報刊的開辦與發行必須預先得到
行政機關的批准認可，編輯人員必須經過審查許可後方許使用。如果報刊方面一定
要用國家不許可的編輯，國家則收取高額的保證金。(4)報告制：要求出版者事先報
告有關行政機關，出版後須將出版物呈送有關機關備案。關於追懲制，其意義有二
：一、政府對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和發行事先不加干涉和限制；二、出版物如有違
法行為則由法庭依據法律實行事後懲罰。不難看出，任何一種形式的預防制都是對
出版自由的否定。唯有追懲制才可能保障出版自由，但還需有兩個其他的條件：其
一是有關法律中不得有思想罪或意見罪，其二是對違法出版物的事後懲罰的機關只
能是獨立審判的陪審法院。否則，追懲制下依然無所謂出版自由。例如文化革命時
流行的大字報，有人稱為變相的出版自由，其實充其量只能算是追懲制。在當時，
法律明文規定有思想罪意見罪(所謂《公安六條》即為突出一例)，司法機關毫無獨
立性可言，所以根本談不上出版自由。以上分析表明，即便在未來數年內，中共兌
現了它的對外資開放文化市場的計劃，兌現了它的允許公民自行經營出版業的計劃
，那固然較此前不失為一個重要的進步，但很可能和真正的出版自由仍有相當的距
離。
      眾所周知，共產極權制度是古今中外最為徹底最為極端的專制制度。它對出
版自由的壓制也達到了歷史上的頂峰。如果我們把傳統專制下的書報檢查制度比作
屠嬰，那麼，極權制度下的書報檢查制度則有如避孕。長期以來，無數志士仁人為
了爭取出版自由而進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奮鬥。民主牆時期的民間刊物就是一次爭
取出版自由的偉大嘗試。當時，中共內部也有一批自由派人士積極努力，試圖給民
間刊物以合法地位。他們提出了制定出版法的要求，但遭到強硬派的堅決否定。陳
雲說：「不要搞什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鬥，就是利用了國民黨政府那個出
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來鑽我們的空
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
」民主牆運動雖然未能實現出版自由的目標，但人們並沒有放棄信念，放棄奮鬥。
在八零年的大學生競選運動中，許多學生都提出了出版自由的訴求，有人還擬定了
出版法草案。在八九民運中，出版自由更是千千萬萬參與者的共同呼聲。此外我們
也應看到，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國內的出版狀況也發生了某些微妙的變化。一些
准同人刊物式的出版物已經悄悄出現，還有人則以買書號的方式出版了一些未經官
方事先審查的東西。進入九十年代，上述狀況又有了持續的發展。尤其是在思想觀
念上，越來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了出版自由的原則。這對於出版自由的未來前景具
有決定性的意義。如今，中共提出了逐步對外資開放文化市場的計劃(或許還有開放
民營出版業的計劃)，未來是否實行尚有待觀察，但是，單單是中共作出此等表示，
那本身就已經表明一種趨勢，一種為專制者難以抵擋的趨勢。有鑒於此，我們更應
該堅定我們的信念，堅定信心，繼續堅持理性的、韌性的奮鬥。有些朋友只習慣於
在高潮的形勢下看到自由化的偉大勝利，他們很少注意到，就在所謂低潮的形勢下
，自由也在頑強地向前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