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治季節」 ——北京「兩會」散議 張偉國 北京每年三月，按例要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 稱「兩會」），各地和各級的政要雲集北京，中共的人事或其它公共政策的腹案通 常在這個時候公開亮相，社會各界的種種訴求也趁此機會浮上檯面，近年來採訪這 一活動的國內外記者也常有兩千人左右，顯然也是外界想要瞭解一個新聞封鎖的專 制集權國家的一個窗口，這個時期也被視為中國政治上的敏感時節，有人則乾脆就 稱它是中國的政治季節。今年「兩會」因為有全國人大和國務院的換屆，有重大人 事更迭，所以被中南海視作一九九八年的頭等大事。 反對李鵬的聲浪重新高漲 也許因為李鵬在十五大上鞏固了自己的政治實力，卸任總理後被安排接替喬 石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緣故，中國今年的政治季節節氣較往年大大提前了 。儘管人大在中國還只是一隻橡皮圖章，但人大代表的民主意識隨著社會開放在不 斷提高，中國傳統的一黨專政與這種來自體制內部的變化越來越不適應了，從去年 底到今年初，中共當局為李鵬造勢的步驟越來越密集，顯然也是在為李鵬轉任人大 公關「拉票」。與此針鋒相對的是，二月二日，人民大學退休教授丁子霖等五十六 位「六四」死難家屬，發表致全國人大公開信，要求撤銷李鵬人大代表資格、為八 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平反。從一九九五年以來，丁子霖等「六四」死難家屬每年 都會上書全國人大，要求查明「六四」慘案的真相。 與往年在「六四」週年祭發表的公開信不同，今年的公開信他們選擇在三月 「人大」、「政協」兩會召開之前二月二號發出；在內容方面也增加了撤銷李鵬人 大代表資格的要求；參與簽署的人數也有了新的增加，據丁子霖教授介紹，在公開 信上簽名的難屬一年比一年多，九五年是二十七人，九六年是三十一人，去年是四 十二人，今年則增加到五十六人。據信，今年人數大幅增加，是因為痛恨李鵬「六 四」死難者親屬，都不希望他在三月的人大會議上接替喬石。丁子霖坦言他們這樣 提前發表公開信的目的，是希望趕在三月分的全國人大會議有更多的人和他們一起 抵制李鵬到人大任職。這實際上也是日益覺醒的中國民間力量通過對李鵬的反公關 所體現的對一黨專政的頑強抗拒。 與此同時，福建省的著名民運人士林信舒也曾發表公開信，呼籲不要安排李 鵬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林信舒說，他反對李鵬擔任人大委員長主要是基於 三個原因，「一個是他的身體、健康、年齡；第二是他的能力；第三是他在六四問 題上的錯誤。所以，他不適合擔任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領導人—人大委員長，擔任 十年總理就已經夠了，太夠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總理，是政府首腦，全國人大委員長職掌最高立法機構， 他們按中共的說法即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過去他們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十五大上喬石退出常委，外傳中共已經內定由朱容基接替李鵬出掌國務院，李鵬 則轉任全國人大委員長。這當然是中共的如意算盤，他們可以為此編織諸如：有利 於穩定政局、大家長鄧小平生前安排的跨世紀接班步驟等許許多多的「理由」，但 他們無法真正代表民意、社會正義和歷史的，因為中共實行的是反民主的一黨專政 。這一點已經為丁子霖、林信舒發自民間的獨立聲音，所再次證實。 與中共官方的立場截然不同，丁子霖向美國之音記者表示，「我們認為，李 鵬對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負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責任，他不僅不應再當人大代表 了，而且他在「六四」事件中的罪責應該受到法律的追究。對李鵬這樣的人，我們 認為，決不能以功過來論是非，他是雙手沾滿了六四鮮血的劊子手，他早已被中國 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牢牢地釘在恥辱柱上了，可是偏偏這樣一個人卻連任了兩屆 國務院總理。聽說，這次還準備讓他當人大委員長。我們感到很氣憤，因為這是對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褻瀆，也是對全國人民的嘲弄。」丁子霖強調，「我作為中國 公民，尤其是作為六四死難者親屬，不會忘記李鵬這個名字，正像全世界人民不會 忘記希特勒一樣。二戰已經結束這麼多年了，可是當年一些漏網的納粹分子，那怕 是逃到天涯海角也還是照樣被捉拿歸案。所以，像李鵬這樣極力主張對學生進行鎮 壓並且積極參與了這種鎮壓的人，不應該讓他逃脫法律的制裁。韓國的全斗煥和盧 太愚就是他的先例。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忘記自己身受的苦難了，更不能忘記那些制 造苦難的人。」 李鵬在「六四」事件上的責任、以及他在海內外的形象，用臭名昭著來形容 並不為過，只要他一天還是中國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中共對民意的強姦， 中國的國際形象就一天不可能根本改善。本來，在擔任總理屆滿之際讓李鵬退出政 壇，可以為中共創造一個建設性的轉機，但是人大代表資格委員會已經在二月六號 宣佈，資格審查工作已經結束，包括李鵬在內的代表資格全部通過。這表明，丁子 霖、林信舒等表達的民意，並沒有被採納。這一方面體現了中共的本質短時期內還 看不出改變的希望，另一方面也顯示這並非李鵬個人的問題，而是他所代表的中共 黨內鎮壓八九民運保守勢力依然十分頑強。 爭論應讓位於支持丁子霖的行動 丁子霖等「六四」死難家屬及國內民運人士發表致全國人大公開信，在關鍵 時候發出的呼籲，足以警醒世人，尤其是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大代表有特別的警 醒作用。真像英國《泰晤世報》評論員喬納森·莫斯基所指出的，中國傳統最偉大 的主題之一就是向歷史學習。丁子霖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她不但記住了歷史，而且 採取了積極的行動。這實際上也展現了日益覺醒的中國民間力量對政治民主化改革 的追求。可以相信，將會有更多的人站出來響應丁子霖、林信舒公開信的號召而共 同呼籲：人大代表順應民意，不要再投李鵬的票。最後，即便中共開動一黨專政的 機器確保李鵬到人大任職，但是丁子霖、林信舒通過他們的公開信不但表達出受官 方壓制的民意，而且代表中國的良知、伸張了社會正義，並將進一步凸顯中南海專 制獨裁政權一意孤行的合法性危機。 從以往全國人大會議的情況來看，台灣的王順興、香港的律師廖瑤珠等都是 勇於發表獨立意見、敢於舉手投反對票，開風氣之先的先驅者，雖然人數極少，但 在他們的示範下，近年在對三峽工程議案和吳邦國、姜春雲等人事任命案的表決時 ，反對和棄權票之多，已經顯示出足以令中南海震驚的社會民意。所以，在李鵬人 大委員長任命案表決時出現反對票將是必然的。可以這麼說，有多少代表看清李鵬 在「六四」事件中所起作用的真相、有多少代表瞭解了李鵬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 」對中國形象帶來的損害、有多少代表聽到了丁子霖、林信舒的呼籲、就有多少代 表會投李鵬的反對票！ 值此緊要關頭，海外民運由於前些時候王炳章回國事件爆發的激烈爭論，開 始對丁子霖的公開信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海外民運的紛爭乃至分分合合由來已久 ，雖然這次爭論按有的意見認為事關「海外民運戰略調整」之前途，或國內民運人 士之安危的大事，但是在對李鵬和「六四」問題上，海外民運與丁子霖等的立場意 見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現在如果海外民運因為自己不同意見的爭論，而把對丁子 霖的支持放在一邊，實在是「親者痛」的事情。為此，我曾在《世界日報》民意論 壇呼籲，海外民運人士應該把爭論讓位於支持丁子霖的行動，不管是主張回國的人 ，還是強調保護國內民運人士安全為優先考慮的人，在支持丁子霖、罷免李鵬、平 反「六四」問題上應該是一致的，所以在一段時間裡不能互相說服對方，至少也應 該求同存異。當務之急應該把目標對準李鵬，把戰場移到即將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 上來，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把丁子霖的公開信最 大限度的告知人大代表，鼓勵他們以選民的意願、社會正義和理性良知投下對李鵬 的反對票。其實，這不正是海外民運嘗試與國內追求政治民主化改革力量進行合作 的一次大好時機嗎！ 「公開信」的形式揭示政治弊端 其實國內外民運人士都是非常珍惜丁子霖教授等國內人士創造的時機的，自 從她們發表反對李鵬擔任人大代表和人大委員長的公開信以來，海內外各界的知識 分子、民主人士也群起響應，各種公開信一波接一波的層出不窮，其中規模比較大 的有在哥侖比亞大學深造的劉剛、王軍濤和洛杉磯《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吳仁華 等人，起草了一份「反對李鵬出任人大委員長致九屆全國人大公開信」，不僅獲得 五百多位海外各界人士的簽名聯署，而且海外的媒體也作了廣泛黨得報道，凸顯出 海內外反對李鵬被安排當選人大委員長的聲勢越來越大。公開信直斥「李鵬一向藐 視人大，蔑視民主、法制。由他來出任肩負民主法制建設領導責任的全國人大委員 長，是對人大的諷刺，也影響人民對民主法制建設的信心。……他在中共領導人中 最不適合當人大委員長。」「這樣的總理早該引咎辭職，更不該誤了行政再誤立法 。」 與此同時，社會各界也自發的行動起來，對人大會議的各種呼籲書和建議信 也像雪片一樣飛到北京，他們紛紛要求重新調查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追究 這一事件的真正責任者；呼籲人大會議批准中國參加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簽署《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切實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開放報 禁保障言論自由、加強輿論監督；推進包括黨政分開、司法獨立、直接選舉、集社 自由和「還政於民」的政治體制改革。其中頗有代表性的一些意見是，曾任職河南 省滑縣經濟幹部的王賓致函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廢除憲法中保障中共在政府中 享有主導地位的所有條款；軍方代表不得再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政協會議 、不得參與政府活動，「軍隊不能淪為政黨的工具，軍隊必須專心效忠國家和憲法 」；「國家元首理應透過普選產生」；「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逐步改革成為參議院和眾議院。」 武漢的秦永敏在給全國人大的九點建議中， 也包含了這些內容。 中共解釋自己的人大制度是這樣說的，人民代表大會是由人民選舉產生，代 表人民行使一切的國家權力，它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這一制度的核心是保證 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毫無疑問，丁子霖和所有這些發表公開信的人，都是人 民的一分子，他們表達自己的意見，提出自己的主張，是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也 是中國的人大制度在理論上賦予他們的權利。一個健全的民主制度，是完全歡迎不 同的意見，也是應該能夠包容反對意見的存在和表達。用一句中國的俗語來講，就 是集思廣益。並依照法律的程序來決定這些意見的最後取捨。 請想一下，丁子霖他們如果平時可以在新聞媒體上自由地進行公開辯論，或 者通過自己單位或選區的人大代表依照法律程序提出正式的提案，交付人大會議討 論表決，以切實履行人民的監督責任。如果這一政治機制是健康的話，丁子霖等海 內外人士反對李鵬的意見就無須用「公開信」的形式來表達的。但中共先是在人大 開會前為李鵬大張旗鼓造聲勢，後是通過組織手段為李鵬轉任人大保駕護航，把法 律和人大制度變成了一紙空文，這也就是人民群眾只有通過「公開信」、「建議書 」等現行體制以外的形式才能表達意見的原因。 現在丁子霖他們呼天不應，叫地不靈，最後不得不採用公開信的形式在海外 才得以發表，暫且不論人大制度的性質，至少說明人大在聽取人民意見方面出了大 問題，如果它一直保證了貫徹中共作為執政黨領導意志的渠道是暢通的話，在幫助 社會基層反應民情的渠道卻是不暢通的，所以這個通道充其量只是一個單向通道。 這對於追求社會穩定的領導人並不是一件好事。到底是原本制度結構的設計就出了 問題，還是在運作的過程中受到了人為的阻滯？何不藉回應丁子霖等公開信為契機 ，本屆人大就好好作一次反省呢？！ 北京當局對公開信和其它呼籲、抗議活動的反映：一邊是大肆拘捕國內參與 發表公開信的民運人士，據報道，安徽的沈良慶、馬糧鋼、福州的林信舒、西安的 鄭保、張鑒康、上海的楊勤恆、張汝雋、程凡、浙江的毛國良等人已經被捕，更多 的人則是遭到非法的「監視居住」、特務跟蹤或秘密監控，連日來在北京天安門廣 場拉布條抗議或進行上訪的民眾，都是當著外國記者的面被拘捕的；另一邊是在人 大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外國記者問，中國有異議人士抗議由李鵬擔任全國人大 委員長，這個意見全國人大會議是否會予以考慮。曾建徽竟回答說，你講的情況我 們沒有聽說。 北京著名持不同政見人士徐文立三月一日寫信給第九屆全國人大預備會議, 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責成地方當局立即糾正這種行為。他說:「一個國家的議會召開 換屆會議, 如果需要靠監視、軟禁、拘押持不同政見者、異議人士來保障大會的順 利進行, 豈不是貽笑天下嗎?」這些年，每到兩會或外國政要訪華的敏感時節，這種 嚴重侵犯人權的做法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共的慣例。為了進行粉飾性的宣傳，中共把 今年的九屆人大會議特點，概括為「擴大民主、改善會風」。如果把向人大提建議 和發表公開信的人抓進監獄，就是「擴大民主」的話，倒還不如講「加強中共的一 黨專政」來得更實事求是一點。 人大發言人曾建徽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負責人、中宣部的副部長，對不絕 於耳的海內外反對和抗議李鵬接替喬石擔任委員長的公開呼籲，竟然充耳不聞、熟 視無睹。如果他真的不知道，表示中共的耳目失靈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而中 共如果是根據這些失靈耳目提供的信息進行決策，焉有不犯錯誤之理；如果曾建徽 在此之前沒有聽說，至少經過外國記者這樣在大庭廣眾之下的提問應該已經知道， 為什麼不能立即回應呢？無獨有偶，十五大的記者會上，另一位中宣部副部長徐春 光也曾經對外國記者謊稱沒有收到趙紫陽的信。對曾建徽、徐春光的這種說法，如 果他心裡以為只要自己沒有聽到就好像事情沒有發生一樣，無疑是掩耳盜鈴、自欺 欺人了，更狂論在當今的信息時代取信於天下了。 總而言之，最近一個時期來圍繞著人大會議出現的這麼多「公開信」，不但 其表達的內容揭示了中國政治機制的嚴重弊端，而且從「公開信」的這一形式本身 ，也凸顯出中共政治體制尚無法容納不同意見的幼稚程度，也就是說中共堅持強化 現有的一黨專政體制，根本就沒有辦法整合社會上的不同政治力量，更不可能真正 擴大民主。常此以往，人民群眾與執政黨的矛盾就會更加激化，各種不同的政治意 見可能被「逼上梁山」變成街頭抗爭、或恐怖爆炸活動。這與中南海追求的社會穩 定目標不正是南轅北轍了嗎？！ 徐四民與胡績偉 中國大陸的人知道香港的全國政協常委徐四民，主要是他每年在全國政協會 議的大會發言，敢於針砭時弊，尤其是前些年對於中共政治體制的弊端及其官僚腐 敗的率直批評，道出了許多人想講而沒有講的話，像王順興、廖瑤珠一樣，給內地 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高參政意識、行使民主權利作了示範。今天的「兩會」如 果說有一些民主因素的發展，應該有包括徐四民在內的那些敢言港台代表和委員的 功勞。 知識分子和新聞從業人員對徐四民的瞭解，主要是他所辦的《鏡報》月刊。 在海外言論自由的環境看，這只是一本由中共支持的左派刊物，常常為北京高層的 權力鬥爭在海外「放氣球」，即使有對於北京的批評，也是效仿當年吳鼎昌、胡政 之、張季鸞所辦《大公報》「小罵大幫忙」的策略；但在大陸知識分子眼裡，卻是 一片「別有洞天」的空間，不但在該刊物上可以聽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而且也 客觀上成為一些黨內改革派和自由知識分子突破言論禁錮的一個難得的管道。 當年，欽本立在辦《世界經濟導報》的時候，就很重視這本香港刊物，報社 資料室內這是一本閱讀率最高的刊物。而且象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等這樣高 舉新聞改革大旗、積極倡導政治民主的代表性人物，也常在此發表文章。它不但在 六四事件中旗幟鮮明的支持愛國學生和趙紫陽等改革派，反對李鵬的僵硬政策，而 且在我印象中《鏡報》長期以來一直對國內新聞從業人員追求新聞自由的努力採取 支持的態度。獲得聯合國新聞自由獎的北京女記者高瑜，就是《鏡報》的特約記者 ，她被捕後，徐四民也曾與北京高層疏通。席揚事件他了作過同樣的努力。六四以 前，記得徐四民也在北京會晤了後來被中共稱為八九民運「黑手」的陳子明、王軍 濤等著名異議人士。 當然徐四民也得到共產黨豐厚回報，不但他辦的《鏡報》可以不受中共保密 條例的約束，經常獲得中南海高層的獨家新聞和來自北京的「專稿」；在政治上被 中共委以全國政協委員、常委，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 （他曾以此職銜提名香港大法官楊鐵梁與董建華競選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的重 任；在組織上一般認為他分屬中共僑務系統，早在中共一九四九年奪取大陸政權前 夕，他就在緬甸掛紅旗反對蔣介石支持所謂的「解放戰爭」，因此也被中共入選第 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後來緬甸的吳奴政府在軍事政變中下台以後，他成為北京的歸 僑，文革結束後亡命香港，在經濟上，長期也一直受到北京當局的關照，文革結束 時，徐四民初到香港每月得到香港新華社領取生活補貼，後來更是取得了福建華閩 公司片仔黃等中成藥在香港的獨家代理。 雖然如此，在香港徐四民並不算有錢人，並可能因為感到自己所得（享有的 政治或經濟特權）尚不及自己所付出的，所以他常常以代表普通平民利益的面貌出 現，批評中共依靠大資產階級治理香港的政策，為此有時也能聽到他與北京的香港 政策的不和諧聲音，但他這次開炮最主要的原因是，香港回歸以後，各個報刊等新 聞媒體中共已經通過經濟等各種手段使得其不得不自律了，唯有沒有經濟上後顧之 憂的香港政府電台卻還在堅持新聞自由，這是北京一直在尋找機會要下手的目標， 徐四民只是充當了一個衝鋒陷陣的代言人。 按理說，徐老先生的政治立場是開明的，對新聞自由也並不陌生，但是他最 近在北京抨擊香港電台的說法，顯示了他在言論自由立場上大大倒退了，但願這並 不是「香港大陸化」的預兆。因為，常常可以得到中南海高層獨家新聞的《鏡報》 老總，一般被認為是有「通天」的管道，所以他充其量只是在傳達北京當局的意思 ，或者是代為北京試探進一步控制香港輿論的行情。 同樣是八十多歲高齡的胡績偉，與徐四民一樣為中共服務了一輩子，也同樣 在新聞界縱橫捭闔、叱吒風雲，然而他們的晚年似乎正從相反的方向走去，就像是 「圍城」，在外面享受了新聞自由的徐四民拚命的要往裡面鑽，而在被剝奪了新聞 自由環境裡掙扎的胡績偉，卻通過倡導新聞改革奮勇突破禁區，對於言論自由的立 場卻變得越來越堅定，他的一個著名觀點就是新聞的「人民性」原則應該高於服務 政府的「黨性」原則。 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八十多歲高齡的長輩，其修煉理應到一種「 其言也善」的境界了。若把胡績偉和徐四民的觀點對照一下，把徐四民現在和過去 的言論比較一下，他批評香港電台的言論，到底是糊塗倒退仰或別有企圖，還是徹 底醒悟後的一種「善言」，讀者應該是容易區分清楚的。到是徐四民的這一番言論 令他晚節不保，實在為他有點「所為何求」的遺憾。 江澤民、趙紫陽與新書《北京政治突圍》 中共強人鄧小平去世後，十五大和香港回歸總算比人們預期的都還要順利， 所以在九屆人大舉行之際，人們似乎越來越相信江澤民在中國的權威已經完全鞏固 ，但任何事物都是相輔相成的，對江澤民挑戰的力量也不斷地在積聚，實事上也越 來越強大越來越公開，黨內有胡績偉、方覺等人公開不同政見；社會上有丁子霖教 授等人發表公開信反對李鵬出任人大委員長，而且海內外也有金堯如、嚴家其、徐 文立等著名人士正在聯合發起一個倡議：目前正被中共軟禁的趙紫陽為諾貝爾和平 獎候選人。 隨著鄧小平的去世，江澤民總算跨出了鄧小平的威權陰影，但他卻仍然沒有 辦法將鄧小平遺留下的大大小小包袱一扔了之。特別是「六四」事件，因為代表當 時民意的前任總書記趙紫陽「人還在，心不死」，只要一開口一動筆，就會給「江 核心」帶來巨大的麻煩，因此趙紫陽一直門禁森嚴，被剝奪了公民的基本自由人權 和作為一個中共黨員的基本權利。其實，哪怕趙紫陽本人不開口、不動筆，也有無 數他認識或不認識的人要打他的旗號；而江澤民為首的中南海當權者的尷尬之處還 在於：他們正在實行的恰恰又正是一條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難怪圍繞著被軟 禁在家的趙紫陽，接連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活劇。 中國局勢分析中心主編的新書《北京政治突圍》，為了讓讀者「看到新聞浪 頭之下歷史潮流的走向」，追蹤了趙紫陽公開信的來龍去脈，披露了趙紫陽的最新 動向，尤其是趙紫陽接受密友訪談所透露的高層內幕。主要內容還包括中共老黨員 批評社會變質，新一代期待政治變革。 此書的第一部份標題是「趙紫陽說；我老了，無所謂了！」，詳細介紹了「 趙紫陽訪談錄透露的秘辛」、「鄧為何斷言學運「是政治動亂」」、「除了鄧沒人 能下（開槍）決心」、趙紫陽「澄清「有意暴露黨內矛盾」說法」、「與胡耀邦有 矛盾但沒落井下石」（這實際上是對江澤民及其幕僚前些時候施行的「褒胡貶趙」 策略的一個回應）、「趙認為能抵擋左派的只有自己」，當時他「曾考慮請萬里出 任國務院總理」；他也回顧道「鄧小平曾說可以開放報禁」。此外也對外界所傳的 「趙紫陽的信究竟出自誰手」，為讀者綜合了各方面的信息和報道。提出中國現實 狀況是一個「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時代」、「趙紫陽的民意基礎對江澤民構成有力 制衡」。前不久香港的民意調查也證明，「趙紫陽依然是港人最愛」。第二部份則 以「各路好漢：我們正年輕，大有可為！」為標題，介紹了最近以「民主派改革綱 領」為名發表《中國需要新的轉變》，代表正在圖謀突破的中共新一代方的覺與各 方勢力的複雜關係、及其背後的勢力、他們對江澤民的形成的直接挑戰。北京黨內 民主派所尋求的突破內容是：啟動民主進程、加大經濟自由、承認多元文化、調整 對外政策、修正統一方針。與此相對應的是，這一部分也從中共老黨員、老幹部的 角度提出：「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老共產黨員」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 「黨面臨新的三叉路口」「對國計民生產生了什麼樣的嚴重危害」。書中附錄了老 黨員、老幹部的「向中央領導進言」：「當前的社會問題比八九年更嚴重」警告中 南海「不要犯「無法挽回的錯誤」」；以及介紹了當今中國的「反對憲法與保衛憲 法之爭」，號召「團結起來，保衛憲法」，並指出「責任在那些反對憲法的人」。 對於中南海來講，更深刻更本質更廣泛的「重圍」來自中國大陸轉型中的社 會深層矛盾，這些矛盾反映為各個階層彼此尖銳對立的主張要求。新一代官員期待 政治體制改革，有人並且號稱形成了綱領性文件；正統共產黨人「以憲法的名義」 要求走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高壓下的異議人士掌握了新科技手段發出抗爭的聲 音；流亡學生蛻變為海外媒體明星而後急遽分化；想探索新路徑的思想者卻又發現 迎頭撞上政治和思想的厚壁……這一切構成北京當局在這個世紀末所遇到的獨特的 包圍圈。 機構改革與中共的「異化」 這次九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國務院機構改革將是重頭戲，素有鐵腕強人 之稱的候任下屆總理的朱容基，也把這次機構改革當作他所謂「新政」的起點。但 機構改革涉及規模之大、時機之嚴峻，不僅會牽動中共統治集團政治格局和整個特 權階級的利益重新分配，而且對中國未來的走向和中共黨內各派政治力量的互動， 都將投下新的變數。 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以來因為實行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和計 劃經濟，行政官僚結構龐大影響工作效率、阻礙經濟發展、培育腐敗的溫床，弊端 叢生是世人共知的。八十年代初期，北京的圈子裡曾經流行過這樣的一個說法，美 國總統雷根把美國政府的十幾個部玩得團團轉，而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卻被蘇 聯的一百三十多個黨政部門玩得團團轉。所以在共產黨國家，當權者在剝奪了老百 姓的基本自由人權的同時，他們自己也深陷統治機器強大慣性，身不由己了。 當年，東歐、前蘇聯看到了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但他們的改革並沒有成功； 中共在二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鄧小平的主導思想也是要「克服官僚主義」、「提高 工作效率」，後來又幾次用撤並行政機構的改革，作為蒙騙群眾和搪塞輿論的「政 治改革」。但正是因為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葉公好龍，中國的機構改革事實上 長期以來陷在「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惡性循環中無以自拔。現 在，在排除對政治體製作根本性改革的前提下，這種精簡機構除了作秀，不過就是 再重複一次那種惡性循環。 中國政治存在著一個怪圈：中國共產黨是以標榜「為人民服務」起家的，但 大權在握以後它漸漸蛻變為一個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的特權階級，以「無法無天」自 稱的毛澤東曾經想要掙脫這個怪圈，早在延安時期他就提出了所謂的「精兵簡政」 ，執政以後他又提出反對資產階級法權思想，曾以「人民」和「繼續革命」的名義 ，把中央機關或部委稱作被資產階級和閻王老爺所把持，統統打倒砸爛代之以巴黎 公社式的「革命委員會」，弄得天怒人怨，使中華民族歷經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 劫。 鄧小平因為深受文革之害，一度信誓旦旦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但是 運轉了將近半個世紀的中共統治機器已經產生出一種巨大的「同化力量」，擁有清 醒改革思想入在滿懷壯志豪情進入體制以後，要麼被徹底同化，他自己成為了這架 機器的一部分，與體制共榮辱，鄧小平在六四作出開槍的決定時，實際上就表明他 被徹底同化了，對他曾經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無疑也是一種異化；而如果堅持 徹底的改革立場，結果就落得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下場，中國歷史也一再證明： 改革者並沒有好下場！ 在鄧小平之後的十五大所產生的中南海領導班子，自稱要堅持鄧小平理論繼 續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對此就像文革的時候「打語錄仗」一樣，立場觀點迥 然不同的派別，都可以從毛澤東的講話尋找到自己行為的依據。現在，江澤民要顧 及中共整個特權階級的利益，通過把國家體改委降格為體改辦，對慣性巨大的改革 開放踩了剎車，但他把自己的行為也解釋成是繼承鄧小平的遺志，如果真是這樣， 他所依據的就是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和「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而朱容基準 備大刀闊斧的裁減國務院部位機構，依據的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的主張。 鄧小平最後結果是自己否定自己。現在人們看到的局面是，江澤民以鄧的「 左手」正同代表鄧小平「右手」的朱容基過招，江澤民在本質上代表的是一個被異 化了的中共；而朱容基企圖跳出中共的政治怪圈，大刀闊斧的銳意改革，使得人們 把中國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一個人身上，甚至有香港媒體稱他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 的後裔，這就揭示了鄧後中國的一個悖論：走出強人政治的現代化趨勢與將黨和國 家興亡繫於朱容基一身的現實，足令世人警醒。 中國的政治集權體制已經是一種病入膏肓的社會癌症，有一句話形容得非常 貼切：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如此說，江澤民是在等死，朱容基是在找死。 而且，性格過於外向的朱容基，雖然在個人能力和獲得民意支持上擁有獨特的政治 優勢，卻也在限期消除國營企業三角債、賣糧打白條、解決國有企業虧損等重大問 題上無法兌現自己的承諾，暴露了他對政治體制局限性認知上的盲點。但是，無論 如何「找死」畢竟比「等死」具有更多的主動權。若憑藉全面市場經濟對政治民主 化改革的牽動，朱容基把握歷史的契機，以他推動的新政為起點，通過徹底的政治 體制改革，使中共蛻變為一個現代執政黨，也使他自己最後擺脫類似胡耀邦、趙紫 陽等中國歷史上改革者的下場，……當然這還是一個未知數，一般的說，擺脫不掉 是常數，擺脫得了卻是異數，這要看朱容基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