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炬在心中永遠燃燒 ——訪著名詩人黃翔 亞 衣 黃翔，中國著名現代詩人。在中國「民主牆」時期曾經是民間刊物《啟蒙》雜誌 和貴州民間社團「啟蒙」社的主要創辦者。在受到中共當局的長期迫害之後，一九 九七年十月與夫人張玲一起旅居美國。日前，黃翔在他紐約的寓所中接受了記者的 採訪。 逆境中開始的詩化人生 亞：自從您來到美國之後，這裡的民運活動中似乎多了一個「節目」，就是您的詩 朗誦。您的詩歌與激情的巨大震撼力感動了聽眾。人們希望知道您是怎樣成為一個 詩人的。 黃：你說的「節目」這個詞最好改一下，我覺得我的詩歌朗誦使得海外民主運動多 了一種運作方式。從「民主牆」時期開始，我就把我的詩歌創作與朗誦作為參與民 主運動的一種方式，這是文化運作方式，而不是文藝表演的節目。 一九四一年底我出生在貴州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父親原是國民黨軍官，一九五一 年被共產黨秘密槍殺於獄中。這樣的家庭出身使得我從小倍受歧視。記得我九歲的 時候看到一口井中有一條死魚，想把它撈上來，不料農會主任誣陷我「蓄意投毒」 ，「想毒死貧下中農」。一九五二年我小學畢業後，鄉村領導不准我考初中。當然 ，這種獨特的處境也使得我形成了與一般人在洗腦式環境中所不一樣的思想，這對 我的人生可以說是一個意外的收穫。從這一點上，我還得感謝我的父親和我這樣的 家庭。我父親遺留下來一大堆藏書，這是我有一天在家中閣樓上偶然發現的。在一 個皮箱裡，我看到了用紅綢包著的「蔣中正先生委任狀」。還發現一本文藝日記， 使我看到了父親的詩人氣質。日記中有許多人的語錄，比如愛默生、惠特曼、華盛 頓、林肯、馬克思、蔣中正的，還有老子、莊子的。其中尤其是惠特曼的詩句對我 的感動實在太大：「青春是美麗的，而老年是更美麗的。」我幼小的心對此很是敬 畏，從此朦朦朧朧地對智慧充滿了一種崇拜。還有筆記本中那蔚藍色的畫——朦朧 的晨曦中一艘小船駛向對岸——下面幾句詩，簡直把童年的我激動得滿面紅光：「 ……光明的追求者呀，你趕快往前推進吧，偉大的太陽正從深色的地平線上漸漸升 騰!」這是詩歌對我最早、最強烈的影響，詩歌的熱球開始在我生命中升起和運轉， 越滾越大。 艾青的詩對我童年也很有影響。有一次我到縣文化館看到一本《艾青詩選》，裡 面的「太陽、火把、黎明……」激動得我冒著膽子把詩選偷拿回家。還有，我考上 初中的弟弟也不斷從中學圖書館為我借書。托爾斯泰、契可夫、屠格涅夫、肖洛霍 夫的小說、散文，普希金的詩選。後來又陸續讀了政治哲學書籍，對我影響最大的 是休謨與貝克萊，還有尼采和叔本華。我傾向於尼采的激進，也不拒斥叔本華的悲 觀，同樣是生命意志，兩者的綜合才是完整的人生。我的詩化的人生就這樣展開了 。 亞：特殊的家境導致了您自小就是一個「反叛者」。可是您在五十年代末期開始發 表的詩作最初卻是發表在官方雜誌上，並且得到了官方的某些認同，您本人是不是 還加入過作家協會?對於這一點，您是怎樣認為的。 黃：我參加過作家協會，是在一九五九年。但是剛參加沒有幾個月就被送去「勞動 教養」了。五十年代的時候我才十多歲，整個世界觀還沒有成熟，我的作品開始是 作為一種投稿。記得有一首詩是民歌，寫的是「白雲上面有人家，白雲下面有莊稼 ，萬把鐮刀刷刷響，噴香谷子從天下。」(亞：好像在歌頌「大躍進」。)還有寫大 煉鋼鐵的高爐的，有「朵朵爐火映山紅」等句子。這些小東西說不上是故意粉飾現 實，只是一種幼稚的摸索和極不成熟的習作，我後來也羞於提起這些，參加文學創 作會議和作家協會的事情我也羞於提起。 亞：您說的「勞動教養」，是什麼原因? 黃：一九五八年我發表詩作的時候是在貴陽五金廠當車工。我當時覺得自己整個生 命變成了機械，夢幻般的熱情在共產黨的文化體制下無法適應，就想獨自尋找自由 的天空，那時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高峰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歡迎你到青海來」，於是 我就幻想到青海去當一個勘探隊員，煉油工人，希望有一個穿紅衣裙的姑娘在草原 上飄然而至來到我的身旁。青春的夢幻和衝動促使我把自己的工作證、工會會員證 全部留下，帶了幾本書，還有父親的文藝日記，坐上火車，來到青海。但來到青海 不久，我就被從貴陽原來單位趕來的保衛幹部宣佈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畏罪潛逃」 ，從此失去自由，又被押送回貴陽，在一個叫豺狗灣的地方勞動教養。因此我被作 家協會除名，從此我的作品也就開始受禁。 亞：您的創作也就從公開的、「地面上」的轉入到「地下」? 黃：在中國，作為群體活動的地下文學是在文化革命的六十年代開始的，但是就我 個人來說，在一九五九年，在我被勞動教養之後開始的，這是無可奈何的一種選擇 。那時候就有一種「公社田」與「自留地」的說法，前者是地面上的，後者是地下 的——就是自己願意寫作，哪怕不能發表。說實話，如果讓每個人作一個選擇，都 會去追求出版和發表，但是為什麼會作出另外一種選擇呢?人的反叛有性格上先天的 一面，但是主要是後天逆境的逼迫。「迫害出思想家」，「逆境出詩人」。一個人 如果得到官方的認可，可以不斷發表作品，也許就會沿著這種道路發展下去；如果 受到壓抑，長期處於被壓制狀態，就必然會起來抗爭。這是無可奈何的被迫的選擇 ，有先天的反叛性格，但是沒有天生的反叛者。自覺的反叛源於智慧的穎悟和思想 的提煉。我寫詩也追求發表，也想成名，但是社會不容許發表我的作品，不讓我成 名。我不能出版、發表自己的作品，但是我又有壓抑不住的生命衝動和人生感悟需 要表達，只好承擔不甘心被湮滅而奮起反抗的悲劇角色。為什麼後來在中國會有民 刊出現，會有民主牆出現，這是因為同樣的道理。我最早的一首詩「獨唱」，最能 反映我這種心情。就如貴州的黃果樹瀑布氣勢宏大，但是在高山阻擋下誰也聽不見 它的聲音。 我是誰 我是瀑布的孤魂 一首離群索居的 詩 我的飄泊的歌聲是夢的遊蹤 我的唯一的聽眾 是沉寂 從「野獸」到「火炬之歌」 亞：就您的經歷來說，一開始並不具有某種預設的政治目的，只是作為一個詩人對 藝術的追求或者一個年輕人對自由的嚮往而已，而這種追求和嚮往卻與專制制度發 生了衝突，於是您變成了一個堅定的反叛者。 黃：對，您說得太對了。不過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詩人不僅是思想者，也確實應 該是一個反叛者，因為他不能迴避社會現實，應當置身於社會抗爭的前列，不能以 種種借口掩蓋自己的軟弱、妥協、退縮。詩人也是人，在極權社會裡面，他的詩的 精神反叛和行動反叛是一致的。 亞：如此說來，在一個比較公平民主自由的現代社會中，也許就出不出好詩人了。 黃：當然不是絕對的。一般說來越是黑暗的地方，智慧越是深沉。 亞：六十年代您參與的文學沙龍的活動情況如何? 黃：勞教結束，一九六三年我流落到高山大嶺中的湄潭茶場，那兒有許多從遵義、 貴陽來的知識青年，其中有一些是文學迷，我們形成了一個小圈子，大做文學夢。 這就是我們最初的自發性文學沙龍，他們中的佼佼者幾乎都是出身不好而被發配的 飽讀詩書之士。後來在「文化革命」前的「四清」運動中，這個文學沙龍的主要成 員被打成「反革命集團」，我被作為首犯嚴加監禁，手骨被打斷，手掌被打裂，牙 齒被打落，至今遍體鱗傷，胸口有裂痕，腳上有因血管破裂縫針的傷疤。這種經歷 促成了我一九六八年的一首詩「野獸」： 我是一隻被追捕的野獸 我是一隻剛捕獲的野獸 我是被野獸踐踏的野獸 我是踐踏野獸的野獸 一個時代撲倒我 把腳踩在我的鼻樑上 撕著 咬著 啃著 直啃到僅剩下我的骨頭 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 我也要哽住一個可憎朝代的咽喉 亞：「文化革命期」間，當許多人還揮動「紅寶書」，沉浸在「紅海洋」之中的時 候，您已經在「火炬之歌」等作品中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發出了尖銳的抗議：「為 什麼一個人能駕馭千萬人的意志，為什麼一個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鄭義因此稱 您為「先知先覺者」。可不可以回顧一下這個思想過程? 黃：一九六九年八月，我在貴陽一個廢棄的天主教教堂的頂樓寫下了「火炬之歌」 。那時我在貴陽針織廠當工人，沒有資格參加文革，只是一個批鬥對象。記得那天 教堂下面整條大街上都是戴籐帽、持長矛的「文攻武衛」的人流，我孤身在頂樓觀 望：頭頂上是燥熱的天空，腳下是吼叫的人群。我像一頭關在籠子中的野獸在房間 裡面串來串去，突然有一顆火星在眼前爆開，我把窗子關好，打開用黑布圍起的電 燈，讓燈光在桌子上投下一個光圈。我揮筆寫下了「火炬之歌」，一口氣寫來，剛 好一百行。坦率說，我寫詩不僅用思想，用心靈，還用整個身體參與，於是有半個 月我都平靜不下來，逢人便想朗誦。那時在詩人啞默家中有一個沙龍，他家原是大 資本家，保留有深宅大院。每週在那裡定期聚會，來是都是省城青年中的詩人、畫 家、演員、音樂工作者，這個沙龍被我取名為「野鴨沙龍」，因其主人在鄉下教書 的地方叫「野鴨塘」，我強調的是野性的意義。那天我去沙龍朗誦，滿屋子是等候 的人，我一去就把燈關掉，點燃自製的一根蠟燭，當火光在每一個人的瞳孔中飄散 的時候，我開始朗誦。後來人們告訴我，所有聽我朗誦的人此時全部的感覺是毛骨 悚然，又很過癮，大家都被鎮住了，朗誦結束了，很多人還沉浸其中沒有「醒」過 來。啞默當時寫了一首詩，凝成六句：「你不是詩人，你是暴徒；你不是詩歌，你 是生命的吶喊；一個人的血墨，寫下了人類渴望之永恆。」我弟弟也隨意吟出了兩 句：「火炬百行詩朗誦完了，而眼淚卻還在流著。」 要說我在文化革命中能夠產生這種藐視聖靈，反對偶像崇拜的思想，寫出包括「 火炬之歌」在內的「火神交響詩」組詩的原因。一個是我前面說過的出生在那麼一 個家庭，在童年時代留下的傷痕；不過僅僅從我的家庭出身來理解，還只是一種表 象，更重要的是後來痛苦的人生經歷，所受到的迫害使得我對這個社會有一種深痛 的瞭解。還有是我所接觸到的人類的智慧，那種不同於共產黨規範的文化。所以當 人民三呼萬歲，沉浸在一片紅海洋裡面的時候，我感覺滑稽又憤怒。文化革命中我 也揮舞過「紅寶書」，跳過「忠字舞」，唱過「語錄歌」，但是我總是想笑。在我 看來，毛澤東來自韶山沖，本質上是一個農民，滿腦子是一種想當皇帝的農民意識 ，我們為什麼要把他當做神一樣?中國人最致命的東西是總要一個偶像來支撐自己， 而不能自己支撐自己，我覺得荒唐。 三上北京寫《啟蒙》 亞：您的老朋友劉青曾經說過，無論從七十年代民主牆運動的角度還是從詩人的角 度，您都佔有重要的地位。作為詩人的成長過程和作為專制制度反叛者的生活歷程 在您身上是怎樣和諧地交織起來的? 黃：詩人比較自信。我以為自己在民主牆和那一代詩人當中，不僅是重要的，還是 最重要的。我有一次在北京新聞學院演講的時候，有人提問「是誰最早表達了整個 社會意識的覺醒。並以詩的形式傳達一代反叛者的聲音?」我當仁不讓地說是我黃翔 ，這不能謙虛。從作為一個詩人的超脫性來說，我不願意捲入名利的爭論；但是作 為對歷史的尊重，我覺得要承認黃翔實際的歷史地位。詩人和反叛者在我身上和諧 的交織是因為我一直反對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妥協性、依附性與軟弱性，他們致命 的實惠人生哲學和對可能到來的禍害的恐懼，對權貴的順從與對抗爭的迴避。我之 所以敢於抗爭是我對人生虛無的解讀。 亞：您是貴州民間組織「啟蒙社」的發起人，並創辦了民間刊物《啟蒙》，啟蒙社 據說是民主牆運動時期第一個民間社團。請說一說當時的情景。 黃：在前面說到的「野鴨沙龍」中，我們經常在一起談論政治、文學、哲學、藝術 ，對法國的啟蒙運動和《人權宣言》以及美國的《獨立宣言》，美國歷屆總統的就 職演說特別感興趣。這種秘密聚會我們持續了十年。一九七八年粉碎所謂的「四人 幫」，大批人去北京上訪，要求解決冤假錯案。我當時認為，即使解決了個別人的 冤案，但整個社會體制絲毫沒有受到觸動，又有什麼用?重要的應該是提出和解決中 國的自由、民主、人權問題，首先應該反對毛澤東的偶像崇拜和個人迷信，否定所 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長期的思考中，一九七八年十月的一天，我突然 有一種神秘的感覺，覺得一種瞬間已經出現，我要把它抓住!我馬上鋪下紙，把一直 不能發表的「火神交響詩」抄寫出來，抄了一百多張。這個時候畫家尹光中來了， 給我的詩插圖，畫了一隻鮮血淋漓的手。我帶上這一百多張紙，決定冒天下之大不 韙，約了朋友李家華、方家華、莫建剛一起上京張貼大字報。我還將自己動手刻印 的第一期民刊《啟蒙》帶上一起張貼和散發。行前我把手稿交付給啞默，拜託他關 照家屬子女，帶著「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壯決心上北京。啞默說，你只要把第一 張大字報貼出來，讓人看見就成功了，怕的是在你正在張貼和散發的時候，脖子後 面伸過來一隻手突然把你的衣領提起來！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報》門前巷口和巷內兩側， 一百多張大字報一長溜排開。兩個籮筐大的字《啟蒙》在一支火炬的背景上出現， 跳入人們的眼簾。人們一下子圍擠了過來。應人們要求我即興朗誦了我的「火炬之 歌」等六首詩，總稱《火神交響詩》。人們手挽手地將我圍在中間保護起來。當時 有人挑釁地問：「你所指的偶像是誰？」這個人被圍觀的人群打得口鼻噴血。我帶 的幾十份油印刊物朝人群中一撒就沒了影。我還領頭高呼口號「現代皇權應不應該 打倒?」「應該!」「精神長城應不應該撤除?」「應該!」當天晚上整個北京全城戒 嚴，中央召開緊急會議，華國鋒以為要發生匈牙利事件了。後來貴陽宣傳部的人告 訴我，我們四個人的檔案用三叉戟飛機送到了北京。那時中共中央內部鬥爭還很激 烈，有人堅持兩個「凡是」，有人要擺脫毛澤東及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鄧小平巧妙 地利用了當時的形勢和民間的力量。 亞：作為民間組織的「啟蒙社」的成立是在什麼時候? 黃：第一次到北京，我們以詩的煽動性使得毛澤東頭上的靈光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這在平時理性的條件下是需要許多的政治清理工程才能做到的。當我們「闖下大禍 」之後，索性來到天安門廣場，四條漢子全解開褲子，光天化日之下朝毛澤東像撒 了泡尿。也許當時鄧小平這個新獨裁者在坐穩屁股之前還要利用民主牆，這樣就為 我們繼續留下了一些活動的空間，我們回到貴陽竟然也沒有被抓。於是我們第二次 上北京，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時在天安門廣場，公開宣告成立民 間民主社團「啟蒙社」。我還爬上樓梯，在面對毛澤東紀念堂的一排木板釘成的牆 壁上刷下了兩條大幅標語：「毛澤東必須三七開！」「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 」這次「大逆不道」的行動還嚇瘋了我們一起上北京的一個夥伴。 亞：除詩歌創作，您還寫過一些直接介入政治的文章，包括一九七八年的「致卡特 總統」的信。您的這些活動的出發點何在? 黃：我在地下沙龍活動的時候就接觸到一些西方國家的人權文件，這對我很有影響 ，使得我對美國自由有一種嚮往。所以在我們第二次上北京的時候，我就以「公民 」的筆名寫了「致卡特總統」和「論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作用與反作用」。我之所以 與卡特談中國人權問題，是想如果不把中國人權問題曝光到國際社會上，就不會受 到有效的監督和普遍的關注。後來我在中國內部刊物《參考消息》上果然看到鄧小 平訪問美國的時候，卡特向他問過中國人權問題，鄧小平否認中國有人權問題的消 息。「論歷史人物對歷史的作用和反作用」一文則是直接批判毛澤東及其所發動的 一系列政治運動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此文強調指出毛澤東把歷史拉向倒退 ，特別是發動偽「文化大革命」的反作用。我的這些詩和文論收入了美國漢學家黎 安友教授所著的《中國民主》及司馬晉教授等人編輯出版的《第五個現代化——一 九七八——一九七九中國人權運動》及《毛以後的中國》（均為英文版）等書中。 我們第三次上京已經是七八年年底了，北京已出現了魏京生、路林他們的《探索》 ，任畹町他們的《中國人權同盟》，徐文立、劉青的《四五論壇》，王軍濤、周為 民的《北京之春》，胡平他們的《沃土》，趙振開（北島）、姜世偉（芒克）的純 文學刊物《今天》等。全國範圍內出現了一百多個社團，北京還成立了啟蒙社北京 分社。魏京生寫了「是民主還是新的獨裁？」之後，我在民主牆前即興寫了一首「 民主牆頌」。 亞：八十年代在北京發生的「詩歌大爆炸」是怎麼一回事? 黃：鄧小平出於策略考慮，借助和利用民間力量掃清了自己的政治障礙；他一上台 就在全國大開殺戒，幾乎所有民主社團的中堅人物都被捕，寫文章直接批評他的魏 京生受害最為慘烈。啟蒙社所有成員受到嚴密監控，最後我們只秘密派出一個人， 帶上一幅橫標最後一次去了北京，獨自在天安門廣場貼出巨幅橫標「民主啟蒙運動 萬歲！」啟蒙社主要成員在獲得釋放後全部被開除公職。貴州與北京及沿海城市不 同，消息被嚴密封鎖，我們長期與外界失去聯繫。我後來多次入獄，外界也一無所 知。啟蒙社的活動也迫不得已轉入地下，從政治訴求轉為對文化的關注。繼《啟蒙 》之後，我們繼續創辦和參與了《崛起的一代》、《中國詩歌天體星團》、《大騷 動》等民刊，以反文化專制對抗一黨文化專制，以自由多元的意識形態對抗和消解 唯我獨尊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就是說這個時候我們的重點從政治轉入了文化和詩 學領域。一九八零年十一月，我在《崛起的一代》編務座談會上發言，從更新民族 文化的角度向詩人艾青挑戰，並陸續寫了「致當代中國詩壇泰斗艾青」，「致中國 當代詩壇的公開信」，發表在《崛起的一代》第二、第三期上。一九八二年我還就 艾青的「否定的藝術」一文寫了詩論「藝術的否定」，在當代詩學界產生了廣泛的 影響。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北京大學首界文學藝術節」邀請我參加，並為我安排 一個文學講座。但是後來我的講座被官方取消了。我率領一批年輕詩人參加北大的 文學藝術節，即興寫作了「當代詩壇俯瞰——中國詩歌天體星團說」，書寫了黃布 大標語「中國詩歌天體星團星體詩人大爆炸」及詩傳單「中國星體詩人大爆炸」和 「致北京大學首屆文學節——一九八六年在北京大學首屆文學節上一封未得以宣讀 的信」。我還寫了專題講座的演講稿「大爆炸!大爆炸!直面中國當代文化」。這樣 我就率領一群詩人在文學節開幕前夕，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 、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和魯迅文學院分別舉行了「詩歌大爆炸」。其實這所謂「爆炸 」活動只是一些詩歌朗誦演講活動而已。但是這是官方所不容許的，而且還認為我 們這個大爆炸引發了這一年年底的學潮，於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將我逮捕，關押八 個多月之後由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我三年徒刑。 並不朦朧的「朦朧詩」 亞：到了九十年代，您的處境似乎有所改善，比如一九九三年當局也容許您應邀訪 問美國，在一九九三年、九五年、九六年在一些公開的出版物中也收入了您的一些 作品。 黃：在現代這個開放世界裡，中國鐵幕下的信息難免會露一些出來。我的名字被收 入英國和美國的《名人傳記》之中。一九九三年我應邀參加在美國舉行的第二十屆 世界文化藝術交流大會，期間還應哈佛大學邀請在那裡舉行了詩歌朗誦和演講會， 我也是朗誦了「火炬之歌」，還有一首「梵高」，我還在雜誌上發表了一首詩「聶 魯達」。當局容許我出國是為了爭取奧運會的主辦權而作出的一個姿態，不過回國 之後我仍然受到監控。在中國長期生活的人都瞭解，共產黨沒有規則，政策多變， 而且在國際社會和人民反抗的壓力下有時也不得不採取一些「讓步政策」，共產黨 內的一些開明人士也會作一些順應潮流的事情。比如我原來一直在工廠鍋爐房裡面 干笨重的體力活，一九八零年在當時擔任貴陽市委宣傳部長的朱厚澤的干預下，被 調到辦公室作「以工代干」的辦事員，算是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吧。在民主牆被鎮壓 之後，當局也曾經希望我「改惡從善」、「脫胎換骨」，接受「招安」，「重新做 人」。他們準備在報刊上發表我的詩作，派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 、《文匯報》、《中國青年報》記者對原來「啟蒙社」成員採訪並組織座談。《人 民日報》的特派記者還對我進行了專訪，擬同時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發表專訪 文章，但這篇文章後來只在《內參》上發表。當時胡耀邦甚至還提出讓原「啟蒙社 」成員全體上京，搞一個中外記者招待會，答覆中外記者提問，事先讓我寫一份書 面文章表態，接受並擁護「四個堅持」。結果我出於傲骨，不識抬舉，交上去一篇 「我站在中國的大門口說話」，堅持民主理念，不改初衷，從此又被打入地獄。於 是我只有繼續秘密寫作，十餘年來完成手稿十餘卷，其中包括不同時期的詩歌、詩 論、文論、詩化哲學、散文、隨筆、長篇小說和回憶錄等，包括《北京之春》曾經 刊登過簡介的長篇半自傳體小說《逃》。 亞：台灣出版的《中國大陸新詩評析》中收入了您的「火炬之歌」與「民主牆頌」 等作品，並給以相當高的評價，這似乎不難理解。不過在一九九三年至九五年之間 ，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在相繼出版的《百年中國文學經典》、《 當代詩歌潮流回顧》等書籍中，也收入了您不少民主牆時期的作品，不僅放在顯著 的地位，還稱您是「在黑暗與光明際會時刻的詩人的代表」。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 這種現象的。 黃：這些書籍的主編者包括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謝冕，他還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 學所所長，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我以為民主牆時期所提出的那些社會理念和 對理想的追求，在這麼多年之後出現在正式出版物上面，而且還被放在相當重要的 位置上，並不是共產黨文化政策或者專制制度有了什麼變化，而是中國的思想界、 學術界、文化界和知識分子對當時的理想和追求的一種認同，是有識之士的普遍覺 醒。當然，共產黨也自覺不自覺地在意識形態上面有所放鬆，再要像過去一樣禁毀 我幾十年，在今天說來是不容易了。當我知道這個出版消息的時候我也很吃驚，國 家安全和公安部門知道消息想查封這些書已經來不及了，而且這些書又完全是以一 種文化學術面目出現的。 亞：您認為文化界的這種認同，是僅僅在作品的思想社會意義上面，還是包括了對 詩歌本身藝術價值的肯定?既然放在「中國文學經典」之中，就是說從藝術的角度， 黃翔的詩歌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相當的地位。 黃：對，應該包括思想和藝術兩個方面。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的《當代詩歌潮流回顧 》還是「寫作藝術借鑒叢書」中的一部。我這樣的詩人畢竟與被官方承認的共產黨 作家不一樣，對我從藝術上肯定，可能還好說一些。 亞：接著我要請教的是，為什麼要把您的詩作歸類於朦朧詩?我覺得您的作品一點也 不朦朧。 黃：這是一個好問題，我正想多說明幾句。在民主牆整個被鎮壓之後，中共當局曾 經網開一面，在一定的時期裡面容許所謂的「朦朧詩」出現，這是共產黨想向外界 顯示自己有政治民主與藝術自由，是在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連得 這種以前聞所未聞似是而非的「朦朧詩」都可以出現。這是專制主義制度的策略和 意識形態導向的需要。在這個時候他們最早也找到我，試圖在相對開放的情況下， 把民主牆時期的黃翔作為落實政策的一種顯示。《詩刊》、《人民文學》、《人民 日報》、《光明日報》都準備發表我的作品。光是《人民文學》一次就準備發表十 七首。後來為什麼又不發了呢，大概後來覺得我黃翔還是不能容忍的。朦朧詩可以 ，反叛詩還是不可以。這樣一來，也吸引了一些無聊文人大寫「朦朧詩」。《當代 詩歌潮流回顧》等書的主編者把我稱為「朦朧詩的先行者」，我並不贊成，我從來 不朦朧地對待極權主義，而且我的全部詩學也決非「朦朧」這兩個字可以涵蓋。也 許編者們這樣做的考慮是減少公開出版的阻力，總不能出版一部「反叛詩卷」吧。 如果是這樣我很理解，也感謝編輯出版者。 亞：三年前本刊曾經發表了您控告作家出版社沒有按約出版您的詩學選集的來信， 請您再說一說事件的詳情。 黃：正如我前面所說，對我這樣的反叛詩人，共產黨最終還是不能容忍的。一九九 五年我與作家出版社正式簽約由該出版社出版我的詩學選集《黃翔：狂飲不醉的獸 形》。開始出版社估計書的銷路會很好，就答應出，印刷費還要我先墊上，待銷售 後再給我。可是這本書在印好之後被當局下令禁止發行。我對官方明目張膽剝奪我 的言論出版自由，封殺我的書的非法行為表示抗議，上告法院，與作家出版社打官 司。開始法院也不知道政治背景，接受了我的起訴。後來我接受許多報刊採訪，包 括香港英文版的《南華早報》，事情一下子公開了，弄得當局很惱火，法院在壓力 下駁回了我的起訴，公安部門把我與夫人張玲一起半夜被秘密抓走，送進北京昌平 收審站，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備受摧殘。張玲曾經兩次絕食絕水，我也差一點死掉 ，後來被押回貴陽。 詩是直接抵達生命之物 亞：作為詩人，您是否可以對中國詩學界作一個評論?比如誰是您心目中最有成就的 中國現代詩人? 黃：我覺得中國當代新詩界普遍存在兩個弱點，從詩學的角度，多半是援引或者搬 用他人的思想和詞語，沒有自己民族獨特的詩學體系。另外一點是詩人的社會人生 歷程比較單薄，缺乏個人的精神體驗和對生命的深層感悟。評價當代詩歌成就，我 只能說，詩人的作品要對社會歷史進程曾經產生過作用，還要有詩人獨立的詩學體 系，真正的大詩人也是一個大思想家，還應該有其他題材的作品，比如散文、隨筆 、詩論等，不是僅僅幾首抒情詩就夠了。在中國當代詩人中，艾青是一個比較傑出 的，有自己完整的詩選，有比較飽滿的思想。而在現代青年詩人中，我最早覺得最 有才華的是江河，這個人甘居清淡，很寂寞，現在正在一個角落默默從事耕耘和精 神的探索，他是一個純粹的詩人，不工於心計，更不具有政客的手段。(亞：我知道 他躲起來很久了。)對詩人來說最要緊的是純粹，最令人厭惡的是心計。對整個中國 詩學界或者對詩人個人作評價，都要把這個標準考慮進去。我還發現另外一個似乎 才華畢露的是楊煉。開始楊煉也難免有一些故弄玄虛，但是在朝一個精神深化方面 進行探索。我們不能要求這樣的詩人擁有很多讀者，有很大的知名度。北島的東西 精神容量比較有限，從一開始就似乎更加偏重於形式和技巧。有一些詩人只關注語 言而疏離生命，拒絕反叛和挑戰，甚至覺得詩歌不是生命自身和詩人所處之時代的 外化或者表達，其實這不過是重複他人的論調。 亞：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還有一個可能使得詩人們聽上去不太舒服的問題：就社 會精神或者文化生產的供求關係而言，中國的詩人是否太多了? 黃：(張玲:有人說中國的詩人要比讀詩的人還多。)我早就抨擊過這個現象。我以為 一個時代的詩人不會很多，美國幾百年才出了一個惠特曼，中國的詩人則多如蝗蟲 ，把生活的青綠都啃光了。我有一組文章叫做「偽文化批判」，有些人寫的詩自己 都不感動，又如何去感動人家?特別是有些寫詩的人偏要模仿外國詩人，朗誦的時候 作出某種姿態，這種生硬的造型傳達不了生命內在的衝動。我認為朗誦是一種全生 命的投擲，不是一種戲劇化的表演。我現在朗誦的許多詩是幾十年前的作品，但是 我一旦朗誦，就是全身的投入。而有些人從寫作到朗誦，都在做作。 亞：您的文章中使用過很多所謂「詩的哲學」，「詩化哲學」等名詞，可以解釋一 下嗎? 黃：詩化哲學相對于思辯哲學而言，以詩表達一種哲學的意蘊，融詩歌哲學甚至宗 教為一體。古希臘、羅馬時期，詩是一切學科的通稱。後來學科的分門別類發展得 很細緻，文學中就有詩歌、小說、散文等題材的區分。我覺得現在任何一種形式都 無法表達現代人豐富的生活和感情，必須走向新的綜合，這樣，詩就不是原來文學 分類意義上的詩，而是一種「大詩」，是包括人體宇宙哲學、宇宙宗教在內的「詩 」。它消解了學科的分類，是直接抵達生命的新型的詩的哲學或詩化哲學。 亞：在專制制度的重壓下，您與您的夫人張玲(秋瀟雨蘭)之間的相愛成了一個浪漫 苦濕的故事，如果您不反對，請您介紹一下你們所經歷的磨難。 黃：我原先結過婚，妻子樸實勤勞，我們育有子女。但是如同中國許多家庭一樣， 我們的生活平淡而麻木。一九八三年全國詩會在貴州遵義召開，一些人攻擊我向老 詩人艾青挑戰太「狂妄」。列席會議的當時貴州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張玲遇到了 我這個狂妄詩人，認為是她「在想像中一直期待的那個人」。而我也遇到了自己真 心的相愛者。一個四十多歲的反叛詩人與十七歲紅色家庭出身的純情少女的戀愛故 事在中國只能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於是我被作為刑事犯罪分子立案，關押在看守 所，甚至還準備「從快從重」處置。張玲被押回河南老家，公安機關要求她揭發我 的「罪行」。張玲不答應，從河南逃回貴陽，後來被大學勒令退學。我在關押半年 之後被釋放，最後我與張玲終於生活在一起。 亞：現在流亡國外，您在詩的創作上有什麼計劃? 黃：這次出國我帶來了在國內寫作的作品，因為都是手稿，需要整理。作家出版社 曾經答應出版的那本書，我已經把所有當時被刪節的地方補入，由「天下華人」雜 志出版，即將印好。現在我計劃第一步把詩學和文論性的東西整理出來，第二是把 長篇小說整理出來，有一百多萬字，這是一部自傳體作品，其中貫穿詩化人生和宇 宙宗教。也許我會到紐約莊嚴寺去感受人生新的東西，同時我也不會迴避參加任何 有關中國民主運動的活動，我不會參加任何派別，但是支持一切活動，用自己獨特 的方式從事民主運動。政治也是一種文化，我把民主運動實際上理解成一種新文化 運動。文化是一種深層的政治，對我們民族的影響更加深遠。 亞：所以您覺得自己從事的活動要比民運更寬廣，更深刻? 黃：也可以說是更孤寂。 亞：謝謝了，祝您與張玲在美國生活愉快，並希望早日讀到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