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熔基的經濟難題 陳破空 九屆人大除了意料之中的高層人事變動外，引人注目的便是經濟問題。有關 經濟問題佔了大會議題的一半多。在當前的形勢下，已經不需要高喊「以經濟建設 為中心」，大會上下都不得不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問題。鑒於中國經濟的深層次結 構與東南亞各國存在相似的問題和缺陷，亞洲金融風暴向中國推進的可能性遠遠沒 有排除；同時，國企虧損，工人下崗、失業，農民負擔過重，外資減退，出口減少 ，生產減速，經濟淡靜……等等話題，應有盡有。 新組成的國務院領導班子號稱「經濟內閣」，由被鄧小平稱為「中國唯一懂 經濟的人」的朱熔基掌舵，長期抓外經貿工作的李嵐清和在上海灘摔打出來的吳邦 國為其左右，各部部長也大都擺出「經濟技術官僚」的陣勢，大有內行代替外行的 趨勢。 儘管大會開得「熱烈、隆重」，在嚴密的戒備下，仍然有幾起因下崗、失業 而瀕臨絕境的工人或其他人士到會堂外請願、喊冤；會議期間，表徵經濟指標晴雨 表的滬深股市大體上依然故我地節節下滑。 人民幣的貶值與升值 在這次大會上，中共領導人和大會發言人信誓旦旦的聲稱：保持人民幣不貶 值，是保持應有的大國道德。人們不禁疑問，以「厚臉皮」著稱而從來不怕國際輿 論的北京當局，什麼時候變得如此慷慨大方和嚴於律己地遵守起「國際主義」來了 ？其實，行內人士無人不知，那句「大國道德」的大話不過是順水推舟，順手牽羊 ，是北京政府在亞洲金融風暴震撼下採取不得已手段的自圓其說。 亞洲刮起金融風暴之後，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紛紛貶值。東南亞各國貨幣 至少貶值50%以上，台灣的新台幣也貶了兩成。在強大的貶值壓力之下，香港特區政 府死守聯繫匯率制度，雖然表面上保住了港幣的幣值，但卻付出了沉重代價：股市 狂跌，樓市慘淡，出口業、零售業、服務業和旅遊業等遭受空前打擊。於是，人們 的目光開始普遍關注中國大陸的人民幣。人民幣不管升值或貶值，不僅對中國經濟 ，而且對整個亞洲經濟，乃至全球經濟都構成不可忽視的影響。 如果繼東亞各國之後，人民幣也相應貶值，在自由的市場經濟環境下，這實 際上是一種正常的情況，其好處是，至少可以繼續保持中國大陸在區內的出口競爭 優勢，保持外資流入的良好勢頭，從而維持國內生產總值的高增長和較好的就業狀 況。目前黑市上所反映出來的人民幣貶值，其實恰恰就是市場經濟的合理反饋。 然而，看起來，中國政府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幣的貶值。他們的顧慮是：第一 ，人民幣一旦貶值，必然連累港幣也貶值，港幣一貶值，香港的穩定就難以保證； 港幣貶值，也使大陸國營企業通過在香港發行上市的紅籌股進行集資的計劃成為畫 餅。第二，鑒於下崗和失業工人與日劇增，國內兩極分化日趨嚴重，生活在貧困線 上的人數越來越多，一旦人民幣貶值，這部分老百姓的日子將更加難過，很容易引 發社會動盪。第三，人民幣貶值，將加大中國對外貿易中的順差，尤其是中美貿易 間的順差，使本來已經矛盾叢生的中美貿易關係和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更趨緊張 。第四，中國政府也擔心，人民幣貶值，會進一步導致與亞洲周邊國家的矛盾和沖 突。一九九四年的人民幣人為貶值，已經令周邊國家和地區非議，甚至有人將這次 亞洲金融危機與九四年的中國人民幣貶值聯繫起來，部分地指責中共是亞洲金融風 暴的罪魁禍首。 維持人民幣不貶值，是中國政府當前的政策和一再宣示，如此，就意味著人 民幣的相對升值，不管是為了盡「國際義務」還是為了保持國內的「穩定」，中國 經濟實際上將付出更高的代價。一方面是外貿出口和外資引進的下滑，另一方面是 國內經濟增長的減緩，因為，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就是外貿出口和外 資投入，一九九七年，外貿出口佔了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18.5%，在8.8%的經濟增長 率中，外貿出口佔了一半；在三千二百億美元的外貿總額中，外資企業的貢獻占47 %。而在同樣支撐著中國經濟半壁河山的外資中，有70%的外資來源於香港、韓國和 東南亞國家，這種外資結構中的傾斜性隱患，更是不言而喻。 隨著經濟增長減緩的，將是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副效果：市場需求不足，生產 能力過剩，資源浪費，失業率大幅攀升，等等。所以，無論人民幣貶還是升，都各 有利弊，但比較之下，為中國老百姓著想，人民幣貶值，還是比不貶值要好，更比 升值好。 朱熔基的「當選」和他面臨的經濟難題 九屆人大按照預定方案，「選舉」朱熔基為新一任的國務院總理。 雖然所有領導職務的所謂選舉，都是事先內部安排的結果，但大會代表們的 選票仍然反映了一些人心所向。在國家領導人一級的投票中，朱熔基所得到的選票 最高，甚至超過江澤民，李鵬雖然被內定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但他得到的選票是 最低的，共有兩百多選票反對李鵬擔任這一職務。中外媒體普遍對朱熔基的當選予 以積極和肯定的評價，這多少反映了民間對朱熔基堅持改革和實幹作風的讚許。在 中國的經濟改革正處於十分關鍵的時刻，中共由朱熔基擔當大任，算得上略慰人心 。 然而，擺在年屆七旬的新總理朱熔基面前的，是一大堆經濟難題，尤其是當 他在記者招待會上當眾公佈了他的施政綱領之下。在這個施政綱領中，朱熔基慨然 提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並大膽宣佈了要達到的具體目標數字， 如：要保證今年經濟增長率達到8%，通貨膨脹率低於3%，三年內使國營企業扭虧為 盈，三年內完成金融體制徹底改革，等等。 敢於提出極短時間內的具體數字來保證自己的施政效能，在中國共產黨內， 朱熔基堪稱第一人。這無異於要讓廣大老百姓、甚至全世界來監督他的工作和政績 。至少在三年後，他就必須對公眾做出交代。所以，有人為他叫好的同時，也為他 捏了一把汗。畢竟，時下的一大堆經濟難題，實際上非同小可。 首先是機構改革，這個在趙紫陽和李鵬任內都是老大難的老話題，實行起來 殊非易事。尤其是李鵬當總理時，一邊口口聲聲喊著精簡機構，一邊卻導致機構急 劇膨脹，人員編制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愈來愈大，各項政府支出漫無邊際。機構改 革等於放空炮。而今，朱熔基要將國務院原有的四十個部門減少為二十九個，人員 裁減近一半，一開始就受到各部門官僚們的強烈反對，說客盈門，牢騷之聲不絕。 原電子工業部部長胡啟立，因為個人同意裁掉電工部，就引起部下強烈不滿，紛紛 對他進行指責。對「國家體委」的整改也遭遇強烈反彈，到實施時不得不以部級的 「體育總局」收場。使結構改革方案一開始就「走樣」。可見，單單要通過機構改 革這一關，就決非舉手之勞而可得。 除了機構改革這個棘手的問題之外，國營企業和金融體制改革，大批工人失 業下崗問題，宏觀經濟連年疲軟問題，以及如何防止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如何穩 定人民幣匯率等等問題，都十分複雜而艱巨。一絲半點的輸失，都可能導致功虧一 匱。甚至得不償失。 另外，身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的江澤民，把持人大的李鵬，以及黨內其 他保守派人士，又都隨時可能從政治上對朱熔基予以牽制，使他不得大伸其志，大 展其才。至少不會讓他獨領風騷。一旦經濟上出現什麼問題，保守派們必幸災樂禍 ，而完全嫁禍於朱熔基頭上。如果出現這種局面，朱熔基雄心勃勃的所謂經濟「新 政」，就難免不隨其主人的命運，呈凶多吉少，或半途而廢。 農村鄉鎮企業面臨困境和農民負擔繼續加劇 雖然在改革、開放之初，大陸農民不僅從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嘗到甜 頭，一度欣欣向榮的鄉鎮企業，也使農民連續好幾年揚眉吐氣。在全國鄉鎮企業的 發展中，曾創造出令人稱道的浙江「溫州模式」、江蘇「蘇南模式」、廣東「珠江 三角洲模式」、四川「廣漢模式」，等等。 而今，連續幾年的「宏觀緊縮」和當下繼續實行「適度從緊」的宏觀金融政 策，不僅使中國國營企業和城市集體企業面臨資金短缺和市場萎縮的困難，而且也 使分佈在廣大農村的鄉鎮企業陷入困境。同樣是資金緊缺，同樣是市場冷淡，使全 國農村鄉鎮企業普遍出現生產過剩，產品積壓，人員富餘等一系列危機。在擁有職 工人數達一億三千五百萬的全國二千三百萬家鄉鎮企業中，產品積壓的企業目前已 經高達95%。 原先主要依靠「三來一補」或原材料初級加工而走紅一時的中國鄉鎮企業， 素來存在技術落後和人才稀缺的內在問題，與三資企業和國營企業相比，具有競爭 力偏弱的先天不足。如今，整個宏觀經濟局面的不景氣，以及亞洲金融風暴影響導 致鄉鎮企業出口競爭力嚴重削弱，使中國鄉鎮企業的狀況雪上加霜。 一個多月前，當局曾為此發出號召，要求鄉鎮企業推廣實行聯合和兼併，組 成大的企業集團，以增強、提高與三資企業的競爭力。其實，不管聯合還是兼併， 都是有條件才可為之的事情，基本的條件就是彼此的優勢，或者技術優勢，或者人 才優勢，或者市場優勢，等等，然後彼此取長補短，創造聯合或兼併後的規模效益 。然而，縱觀大陸鄉鎮企業，絕大多數處於初級狀態，並不具備明顯的優勢，盲目 聯合或者倉促兼併，將如一些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硬把小舢板焊接成航空母艦 」，使企業資源分散，機體笨重，喪失原有的靈活性。弄巧成拙，得不償失。 鄉鎮企業的困境引發著大陸經濟的其他問題，或者與這些問題相輔相成。比 如，鄉鎮企業的裁員問題，將使更多的農民流向城市，與城市工人的下崗失業成惡 性循環。作為農村經濟的一個主要來源，作為容納全國農村高達兩億多富餘人口的 一個關鍵渠道，鄉鎮企業的困境也使廣大農民的負擔更趨沉重。使多年來對各項苛 捐雜稅和亂攤亂派不堪負荷的農民們，勢必更加叫苦連天。 根據一九九七年的有關統計，大陸農民的納稅負擔正加速增長，遠遠超過同 一時期的現金收入增長。截止一九九七年上半年，農民的納稅、集體提留款、和提 留攤派三項負擔的增幅，已經是人均現金收入增幅的三倍。其中還沒有包括其他攤 派費用。農民的實際收入因此大大縮水。另一種反常的現象是，愈是貧窮的地區， 愈是低收入的地區，農民的負擔愈是沉重。一九九六年，在大陸東部、中部和西部 三地區，僅由國家正式向農民徵收的人均稅費負擔，就分別是104.2元、141.21元7 2.64元人民幣，佔這些地區農民當年純收入的比例，分別是3.94%，8.01%，和5.64 %，相對說來，中部農民負擔最重，西部為次，東部排末。這些數據和比例，還沒有 包括各地方「土政策」下自作主張而劃定的地方稅費和亂攤亂派。按照中共當局的 規定，農民負擔不得超過其純收入的5%，而廣大農民，尤其是貧窮的中、西部地區 的農民負擔，卻大大超過這一指標。這不僅進一步惡化了城鄉差別，也進一步惡化 了地區差別。 毫無疑問，日益加劇的農民負擔，繼續成為當今中國大陸突出的社會問題之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