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適合所有人嗎? (瑞典)阿馬克 金忻譯 在上個世紀，一些歐洲國家堅信他們負有神聖的使命去強行「教化」那些蒙 昧的民族。殖民主義列強憑借其文治武功而自認為高人一等。他們認為低等民族必 須向他們高貴的主人學習。 通過提高殖民國家的道德標準和知識標準，殖民國家的人民也在自己國家的 事務上逐漸被給予了更多的發言權。不過，這並不妨礙殖民統治司空見慣的殘酷。 帝國主義的理念之一就是:民主並不適合所有人，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作好了 實行民主的準備。 按照今日西方的說法，我們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有權享有自由，有權實行自治 。但是，這種信念究竟有多深的根基呢? 從六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在瑞典就此一問題展開了爭論，我寫了一本書參 與爭論。在這段時期，瑞典的觀點反映了不少西方國家的共同態度。最令我驚訝的 是他們對獨裁製度的容忍。 且以對毛澤東政權的態度為例。我國的若干意見領袖們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眼 花繚亂，對之心醉神迷。中國的文革是一場暴力的浩劫。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被 流放，成千上萬的家庭被分裂。知識分子到處被紅衛兵批鬥。 再說文革前的中國，從1958年到1961年!許多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都對所謂中 國經驗稱頌備至，他們說由於共產黨政府的智慧與計劃，中國已經克服了饑饉與災 荒。現在我們知道，就在這幾年間，由於毛澤東發動所謂大躍進，三千萬中國人被 活活餓死。 類似的情況也見之於三十年代，那時候，一些著名的西方作家們告訴全世界 ，說蘇聯正在建設光明的未來，蘇維埃正在創造一種新型的人，創造一條嶄新的經 濟增長之路，取代既不公平又沒效率的資本主義。就在他們對蘇聯的成就稱讚得最 起勁的時候，也正是斯大林及其僕從們大屠殺最殘酷的時候。 再以他們對卡斯特羅政權的支持為例!他們根本不管在古巴的監獄裡拘禁了多 少異議人士。還有東德，他們稱讚昂納克給他的人民以穩定和經濟增長。當一位瑞 典政府領導人在1975年和1984年正式訪問古巴與東德時，他對那裡的壓制迫害隻字 不提，卻大講特講為了和平與發展的共同目標與共同鬥爭。 換言之，這些在政界、藝術界、新聞界和著作界名重一時的知識分子們，一 直在稱讚極權主義政府或原諒他們臭名昭著的罪行。這到底是為什麼? 在那時，反共被許多人視為反動，被視為戰爭飯子的宣傳。反共被認為是對 「進步」事業不理解，被當作麥卡錫主義式的危險蠱惑。 反反共主義(anti-anti-communism)使得許多人——不僅僅是左派——對共產 黨的暴行採取了容忍、讚揚或視而不見的態度。 不過，我以為還有另一種更重要的解釋。在討論共產黨的問題時，我們常常 聽到一種論調，說我們必須根據共產黨自己的說法去接受這種政權。他們說，那些 國家本來就有嚴厲治理的傳統，他們的文化是建立在和我們不一樣的價值之上的。 對他們來說，西方的議會制度是資產階級的，是不公正的。 恰恰就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和十九世紀殖民主義哲學類似的觀點。他們極 力堅持的一點是，那些國家的人民和我們不一樣，他們沒有作好實行民主的準備。 當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殺害了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時，一位著名的瑞典作家在談到 波爾布特時說，我們不能用我們自己的標準去衡量別人。 這就是說，如果在歐洲發生了這樣的大屠殺，那當然是悲慘的，是該詛咒的 ，但要是在柬埔寨發生了這樣的大屠殺，那就不是那麼悲慘，不是那麼該詛咒。我 們必須對別人的意識形態信條抱寬容態度。這樣的「理解」實際上造成了可怕的偏 見。按照這種觀點，當中國的、柬埔寨的、古巴的、阿拉伯的或其他國家的領導人 屠殺了千千萬萬本國的人民，我們也無權譴責，因為我們不應該按照我們的標準去 評判別人，我們必須用他們的標準去對他們的行為加以評判。 我把這種觀點稱之為倒過來的種族主義。這種觀點貌似對其他民族格外尊重 ，其實卻是對其他民族充滿蔑視。它裝出對別人的價值格外同情的樣子，其實卻是 對大量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基本人權置若罔聞。 當然，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流行的寬容暴政的態度和過去的殖民主義是有所不 同的。但兩者的共同之處是，它們都對遙遠國家的獨裁專製表示接受或認可。歐洲 的帝國主義者認為，這些獨裁統治者屬於他們自己的國家或者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 。馬克思主義者常常不假思索地認定壓迫者屬於他們壓迫的人民。可是，當他們對 那些獨裁政權表示諒解時，他們都涉及到非民主的傳統問題。他們都拒不承認存在 著某些普遍的目標，例如法治，尊重生命，自由選舉，言論自由。 那些讚揚毛澤東、卡斯特羅和昂納克的西方人並不希望引進共產黨的恐怖政 策。誰要是想在西方國家引進哪怕是最輕微的對言論自由的限制，誰立刻會遭遇到 強烈的抗議風暴，而這些抗議者們卻很少會為第三世界國家的言論自由表示關心。 這就是說，壓迫別人是可以的，壓迫自己卻絕對不行。獨裁製度適合於別人，但不 適合於自己。 當然，我承認，有些國家的政治環境很可悲，以至於幾乎無法實行民主。但 是，這決不能構成為專制辯護的理由或借口。因為導致動亂的罪魁禍首常常就是專 制獨裁自身。 最後，讓我提及近年來的一些研究成果。在二十世紀中，究竟有多少無辜的 生命死於冷血的專制統治者之手?根據一位學者的統計，在本世紀的前八十八年中， 共有大約一億七千萬人在非戰爭狀態下被專制政權故意殺死。這是同一時期的戰爭 中死亡人數的五倍。其中，殺人最多的政權是蘇聯、中共和德國納粹。 也可以把問題反過來提:可曾發生過一個民主國家反對另一個民主國家的戰爭 麼?通過對兩百年來上百場戰爭的分析，歷史學家們一致確認，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之 間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戰爭。 如果你以為民主對第三世界國家不重要，那麼，請考慮如下的問題:在任何地 區的任何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中，可曾有過鬧饑荒的事例嗎?經濟學家阿馬亞.森(A martya Sen)回答說: 「人類饑荒史的一個重要事實是，沒有一次大饑荒是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 版自由的國家。饑荒發生在古代的王國，發生在當代的專制社會，發生在原始部落 ，發生在現代技術官僚獨裁的國家，發生在帝國主義者統治的殖民地經濟，發生在 專制統治或一黨專制的新興獨立國家。但是，在那些獨立的，實行定期選舉的，有 反對黨發出批評聲音的，允許報紙自由報導的和能夠對政府決策的正確性提出質疑 的，沒有廣泛實行書報檢查的國家，從來沒有一個發生過饑荒。」 這位哈佛大學教授證明了民主對於發展中國家是何等重要。在討論「普遍性 與特殊性」的問題時，我們可以承認有些價值是特殊的，但人權不在其內。民主對 一切人都是普遍適用的。□ (本文作者阿馬克(Per Ahlmark)曾任瑞典副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