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幫助計劃 ——奉獻精神的結晶 劉 青 我刑滿離開監獄後，不顧陝西警察的威脅阻攔，於九零年初返回北京。那時 ，「六四」屠殺的血腥味，在北京似乎還可以嗅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情緒，誠可謂 人神共憤同仇敵愾。對於八九民運陷獄的人、遭受清洗追查的人，對於「六四」中 的傷殘者和死者的親屬，人們大多有由衷的同情和尊敬。而且不僅僅局限於私下裡 和口頭上，很多人都敢於挺身而出，在屠殺後的清洗恐怖中保護他人，或是提供各 種幫助。 人們也在回顧和追溯已往，思索民主牆的歷史意義和貢獻，因而這些同情和 尊敬，還有從物質到實際事務方面的幫助，因民主牆而遭受迫害的人也同樣得到。 有一些回到北京後新結識的朋友，年節時甚至將單位分的雞蛋、食油等提來送我， 那份真誠和關愛令人深受感動。從國外也不時有一些錢款，通過各種越洋渡海的渠 道，飽含著僑胞、國際朋友的關注和情義，輾轉送到我們這些政治受難者和死者親 屬手中。 我出獄後即陷入中國警察佈置的另一種迫害，難以在北京居住和沒有收入。 這些物質上的幫助，使我得以免於饑寒困厄；而對於我精神上的慰藉，更是難以言 喻。但是很遺憾的一點是，由於中國政府對信息的封鎖和壓制，這種物質的幫助和 精神的慰藉，分送非常不均勻。名氣越大的總是得到越多，而許多國際上知道瞭解 不多的人，或除了相熟的人難以知道瞭解的人，則根本得不到任何幫助。我耳聞目 睹了許多這種情況，深知對他們的幫助，哪怕只是象徵性的幫助，也很必要，對他 們的精神大有益處。我在監獄中度過無數痛苦乃至死亡的危境，其中一個精神鼓舞 和慰藉，便是我得知了國際社會的幫助和救援。我與幾個常來往的朋友多次談到過 這些，大家都認為讓那些外界不瞭解的的人也能得到幫助和安慰，是富有意義和情 義的。 一九九一年夏季，日本的焦柏固與我聯繫。當時，焦柏固是民運團體「在日 中國人團結聯合會」的重要成員，負責司管「在日中國人團結聯合會」的社會捐款 。據說，那些款項主要是八九民運中所獲得的，焦柏固和其他幾位朋友屢屢提議， 要用來幫助「六四」中死難者的親屬、受傷者、政治受難者及他們親屬。最初這一 提議未獲通過時，焦柏固等幾位朋友便自己捐款出來，輾轉送往國內受迫害者及親 屬手中，才逐漸帶動了「在日中國人團結聯合會」向國內轉送捐款。焦柏固將一些 這樣的捐款交給了我，其中有援助我的，也有援助其他幾個有名的政治犯或家屬的 ，請我代他們轉交。 九二年夏季，焦柏固的姐姐焦蓴薏與女兒凌凌一起，從重慶到北京找我。我 是被警察嚴密監視控制的，焦蓴薏一到我家也立即成了警察的監視對象，有了一些 永遠甩不掉的尾巴。焦蓴薏卻很有定力，不像一般沒有見過這種陣勢的人那麼慌亂 ，依然敢於將要做的事進行下去。她告訴我，焦柏固從日本方面托人帶過來七十萬 日元，是「在日中國人團結聯合會」給國內的捐助款。她告訴我的分配方案是這樣 的：十萬日元給我，十萬日元給南京郭羅基，十萬日元給徐文立，其餘四十萬日元 是幫助任畹町家屬購房的錢款。 任畹町的妻子張鳳穎與女兒去南京期間，任畹町原屬單位以他判刑後不屬於 單位了為由，將單位分配給他的住房查封了，焦蓴薏所說的購房款，就是為了幫助 張鳳穎解決住房問題。不過當時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由於眾多異議人士和同情者 的支持幫助，國際輿論的關注和譴責批評，北京公安局在郊區已經為張鳳穎找了一 處臨時住房，並答應今後為他們正式解決住房。 所以我覺得，這種分配方案，也許不是最緊迫需要的方案。我有一些不同的 想法，將這些錢分給處境困難而外人難以瞭解的人，會更有價值和意義，也更為公 正。我通過電話與焦柏固商談，將所知道的情況，以及我的想法和建議都告訴了焦 柏固。焦柏固基本贊同我的建議，但他說還要與其他人商談商談。大約過了一兩天 ，焦柏固通過電話轉告我，日本方面接受我的建議，這些錢全用於更困難且外界了 解不多的人，並由我負責尋找這樣的人和分配這筆錢，但要有記錄和手續向他們交 代。 焦蓴薏交給我錢時，只有六十萬日元了，她來北京之前已先行到達南京，交 給了郭羅基十萬日元。郭羅基當時正在打官司，向法院控告國家教委、南京大學黨 委等，因為這些黨政衙門隨意剝奪了他教學和指導研究生的資格，還剝奪他出國訪 問的權利。在控告的同時，他還拒絕領取不合理的工資，所以他實際上已經沒有工 資收入。而且郭羅基雖然名氣很大，卻沒有得到過什麼幫助，那十萬日元給他符合 我們送款的設想。 就在這個時候，中國外交部的劉華秋在陪同江澤民接見美國的副國務卿時， 通知美國方面，我和韓東方可以離開中國赴美訪問了。美國及國際上一些民主國家 ，多年來反覆向中國提交一份名單，要求允許名單上的異議人士出國訪問，我倆就 是名單上頭一批得到允許的人。果然，我這次很順利，護照等手續很快就辦好了， 出國的日期也決定了。但是交給我的日元，一時還不能找到合適的對象分發出去。 對於出國，我也有一個想法，就是要做幾件對國內人有幫助的事情。其中我 最希望做的，就是到國外盡量找些捐款，設法轉回國內給最需要的人。我想交給我 分送的日元，正好啟動這一工作的運轉。要做這件工作，當然需要國內國外都有些 人共同來做。因此在我出國前，找了六七個朋友一起商量，其中有目前已經出國的 侯曉天。 我們這次會議很成功，大家都認為這個主意很好，願意為此做些事情。當場 作了一些決定，如我們不算一個組織，都是個人行為，是自願做這件事情的個人， 他們與我之間的關係是朋友間的聯繫；我負責到國外努力籌集捐款，並設法轉交給 他們，他們則瞭解收集需要幫助者的情況、名單，並和我協商後分送到具體的個人 ；送幫助款的對象，確定為國內外知道瞭解不多、並且沒有得到過什麼幫助的受迫 害者或其家屬；他們要保存原始的資料和收據，通過安全的渠道將原件轉交給我， 我則向捐款的組織或個人交代；我們大家不僅義務來做這件事情，而且送款之中的 花費，如聯絡、通訊、旅行、住宿等費用，如果不是特別需要的情況，基本也是個 人自己負擔，算是對受難者的奉獻，等等。 在這次會議上，按照我們商量的辦法，我將交給我的六十萬日元當場拿出來 ，分交給三個朋友保管。侯曉天說自己不負責保管，但知道一些非常困難需要幫助 的人，她可以商談妥當後參加送款工作。 我七月中旬到美國，十月份就加入了「中國人權」組織，並擔任主席。我在 中國人權最關心並首先開始做的，就是如何籌集捐款轉送國內，將我們在國內商談 的這件有意義的工作，開展起來並延續下去。經過反覆商談，我們將這件工作正式 定名為「人道幫助計劃」，並制定了送款的原則和方式。由於國內外共同合作的人 ，至少在這件事情上很熱情真誠和具有奉獻精神，建立了詳盡清楚的手續，接受美 國財會制度的監督審查，所以得到了許多組織、基金會和個人的信任、贊同、支持 和捐助，使這件工作很快具有了一定的規模，並長期持續下來。 有一些組織、基金會和個人給予這件工作的支持，是十分重要和感人的。例 如全美學自聯在幾年的時間裡，在自己的經濟並不寬裕的情況下，給予「人道幫助 計劃」的捐款達十二萬多美元；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基金會，一次性將四萬多美元捐 給「人道幫助計劃」，並且當年就將大部分款項送到了受迫害者或家屬手中；世界 著名歌星司定的夫人通過李錄的介紹和推薦，長期支持幫助「人道幫助計劃」每年 一萬以上的美元；人權觀察、國際特赦、筆會、記協等等許多組織或基金，每年通 過特殊申請、發獎、困難幫助等等形勢，給予了「人道幫助計劃」數千甚至數萬美 元支持。還有許多組織、基金會和個人，因為不便於一一列舉，這裡就不具體寫出 了，但並不表示他們的支持和幫助少一些或不重要。 正是由於這些支持幫助，使「人道幫助計劃」自九二年以來，開給國內的支 票一千張以上，還通過直接匯款、現金轉送等方式，將動則上萬的美元交給了國內 的受迫害者或家屬，以及幫助了初到美國難以生存的異議人士。可以說「人道幫助 計劃」是成功的，而且從精神到物質給了需要幫助的人以及時有效的援助支持。如 已經出國的王希哲、傅申奇、張林、黃翔、鮑戈、楊周等等難以一一列舉的許多人 ，從國內直到國外，都多次得到過幫助，總數少則幾千多則數萬美元。 當然在送幫助款之中，也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中國公安警察不顧國 際的銀行規則，多次查扣款項，甚至迫害這些急需幫助的人。有極個別受到幫助的 人，甚至冒領支票；有些人或家屬不敢領取支票，我們當然十分理解和同情；而有 極個別的人或家屬，將支票兌領成現款，轉手送給公安警察，期望警察因此而能放 松一馬，或是減少縮短迫害，將極其艱難籌集並轉送的錢派如此用場，令人感到痛 心和遺憾。不過，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盡善盡美，與「人道幫助計劃」的作用和意義 相比，這些小小不如人意的地方就微不足道了。 這些後來的成績，可以說都是從「在日中國人團結聯合會」焦柏固等朋友同 意支持轉送的七十萬日元開始的。所以在一九九三年第一、二季度所寫的人道幫助 計劃專題報告中，我著重寫了這件事情：「這一計劃的籌劃始於1992年下半年，是 由全美學自聯、在日中國人團結聯合會、國內的一些朋友和中國人權協商發起的。 正式開始運作是1993年一月份。」在具體籌款的說明部分，又寫到：「在日中國人 團結聯合會前後給這一計劃撥款二次：第一次700000日元，第二次580000日元。第 二次日元折換成4344.20美元。」這份專題報告，九三年即發給了中國人權的所有理 事，相關有聯繫的組織和個人，包括也給過捐款的《北京之春》(當時為《中國之春 》」。而且，後來在好幾次相關的報告中，都寫明了「在日中國人團結聯合會」最 初捐款的貢獻。 當然，更主要的貢獻是國內冒著風險、賠上自己的錢和時間、無私熱情奔波 這件事情的朋友。本來，國內的朋友是不公開的，焦蓴薏的名字就不應該公開，可 是由於有些人在這件事情上所起的用意不清的作用，她的名字已經不能保密了。焦 蓴薏是應該得到感謝和讚揚的，她用自己的時間和金錢，做了大量事情。她對有些 意外事情和人，因為時間緊迫特殊，如發生傷亡意外等，在打電話徵得我的同意後 ，自己四處借款籌錢先行墊上。在她做這些事情的同時，她先生已經患有癌症，並 且終於不治身亡。 還有一位起了重要作用的朋友，付出大量的心血、時間和金錢，卻由於各種 各樣的關係和心態，遭到過不公正的對待和猜忌。目前這位朋友在警察的嚴重監視 騷擾下生活，婚姻因此曾經面臨紅燈，工作和生活被攪得一團混亂，但現在還不適 宜公開他的姓名。 不過侯曉天的情況該可以向大家介紹。她在人道幫助計劃中，主要參加了轉 送六十萬日元的工作，後來因為出國和忙於其他事情，對「人道幫助計劃」的介入 不多了。侯曉天拿著六十萬日元的一部分，風塵僕僕的奔波於山西、陝西和湖北等 地，大約給十多個家庭送過款項。而這所有的奔波，不論食宿還是交通費用，基本 都是她自己掏腰包的，有時住宿是當地朋友安排聯繫的。至於電話信件聯繫和其他 難以計算的費用，肯定有，我們卻無法估摸了，當然更談不上給報銷補貼。而且侯 曉天和其他人轉送款的手續都十分清楚，包括郭羅基十萬在內的七十萬日元，全部 都有收款人的簽名收條，並且按照當初的約定，早已交給了與我聯繫的「在日中國 人團結聯合會」焦柏固等朋友了。 侯曉天在最近給我的一封回顧信中說：「當時在北京的這些一起做事的朋友 ，是在為一個理想做事」，「因為這是國內的受難家屬需要的，而且這項工作在國 內進展的很好，劉青才看到有把(這)些事進行下去的必要，而且我們參與的人也通 過與受難者家屬的接觸，有同樣的看法。這成為劉青出國後仍將此事作為一項使命 的起點。」 可以恰如其份的說，「人道幫助計劃」是人權和民運人士奉獻的結晶。正是 由於大家有理想有奉獻精神，所以才能長期做好這一與大宗錢款打交道的工作。在 社會風氣過度向錢看、許多人為攫取錢不擇手段扭打成一團的同時，「人道幫助計 劃」工作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實在是難能可貴，體現了人類高貴的精神和奉獻於 理想的原則。民運隊伍遭到國內外絕大多數人的不屑和垢語，除了民運隊伍未能建 立道德、規則、做事的內容和方式等民運文化以外，缺乏象「人道幫助計劃」工作 中所展現的奉獻精神，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我這裡沒有談肯定存在的中共特殊使 命那些人對民運所起的攪局破壞作用，那雖然是民運形象成為目前令人痛惜狀況的 一個原因，但不是我這裡想要探討的內容，我會在今後要寫的文章中再分析。不過 ，外在的攪局破壞只有通過內部的不健康因素才能起作用，我們不可以將一切歸咎 於對手行徑的不光彩。民運隊伍只有多一些奉獻的理想和情操，並且逐漸建立起能 夠規範風氣的民運文化，才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成為民眾、輿論和國內外社會同 情、尊敬和支持的事業。而「人道幫助計劃」至今仍然每年將數萬美元送往國內， 顯然是與這方面已經邁出了幾步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