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傳統就是自由主義 （北京）劉軍寧 值此北京大學誕生一百週年之際，我的心情是十分複雜的，可以說是一半的 歡欣，一半的歎惋。歡欣是是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會上對其傳統是什麼卻莫衷一 是，半個世紀以前的東西，今天在大家和我看來卻仍然是那麼的新鮮，仍要來舊話 重提。 早在三十年代，中國著名的人權活動家，並為人權事業獻身的楊杏佛先生說 過一句很沉痛的話，「爭取民權的保障是十八世紀的事情，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二 十世紀裡還是不能不做這種十八世紀的工作」。在世界範圍內，人權不過是自由主 義之樹上的一個重要的果實。在西方，尤其在英美，自由主義及其人權之果早在兩 個多世紀以前就結出來了。在中國，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前半葉曾做過一陣子培育 自由主義之樹和人權之果的事情。現在看來，恐怕中國人到了二十一世紀還得重操 這份未竟的舊業。 今天的中國正面臨一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回顧北大的傳統是一件特別重 要、特別有意義的事。 什麼是北大傳統？ 若說北大傳統是革命的傳統，中國近現代經歷了兩場性質根本不同的革命， 而且看不出北大與這兩次革命有特殊的聯繫，也從未有被公認為能代表北大的人物 聲稱北大有這一傳統。若說北大的傳統是愛國的傳統，愛國是幾乎中國每一所學校 的精神，我們又如何把北大與其他學校區別開來？若說北大的傳統是傳播馬克思主 義，北大在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上的確發揮過重大的作用，然而，在中國，曾傳播馬 克思主義的學校又何止北大？在延安曾有馬列學院，在全國各地，還有那麼多的黨 校。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能說傳播什麼，其傳統就是什麼。況且，近現代中國的 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文化守成主義 、進化論思想、虛無主義等等，都是以北大為重要的中轉站和發祥地才進入中國社 會的。 研究北大的傳統，其實就是研究北大的獨特性，即使北大成為北大的那類東 西。我們不妨聽聽那些公認為北大精神和傳統化身的人物是如何界定北大的獨特性 的。蔡元培、胡適、蔣夢麟、傅斯年這四位北大校長，對北大傳統的結論是：北大 的傳統是自由主義的傳統。除非他們的代表性有疑問否則他們的結論就應該成立。 談到中國近現代的種種思潮，不能不談到自由主義；談到自由主義，也不能 不談到作為自由主義重鎮的北大。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不僅使一代代北大人引以自 豪，而且也得到了一代代華人學子的高度認同。著名華人學者劉述先先生曾這樣寫 道：「我由中學到大學，接上了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劉先生中學是在上海和台 灣上的，大學是在台灣大學上的。一個與北大「無關」的人，何以接上了北大的傳 統、而且是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原來，他的父親是北大畢業的，而傅斯年先生及 其朋友又把北大傳統在半個世紀前帶到了台大，使得劉先生能在青少年時起接受北 大自由主義傳統的熏染。自那以後，台大也成了台灣島上自由主義思想和自由派的 重鎮，學生們爭民主要自由的運動的策源地。這段插曲證明，北大的傳統不僅是自 由主義的，而且是超越北大的。 北大和自由主義的淵源 如果說自由主義傳統是百年來一成不變的北大傳統，顯然與事實不合。但若 說自由主義的傳統是北大前五十年的傳統，大概不會有大的偏差。一九四九年後， 對北大自由主義傳統的持續的、徹底的、大規模的「肅清」和「思想改造」恰恰證 明瞭這一傳統的存在，北大也因長期被當作重點改造對像而成為極左思想的重災區 。 北大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可以找到自由主義的地方，而經過革命風暴和大規模 思想改造的滌蕩，在過去的五十年幾乎蕩然無存。正因為其弱小、正因為其消失、 正因為其命運多舛，也正因為它曾帶來那麼一點點暗淡的曙光，今天我們才有必要 重新正視它。 北京大學與自由主義的密切聯繫是有其特殊淵源的。在很大程度上，北大本 身就是學生運動的產物，是中國青年知識分子追求個人自由、實現中華振興的產物 。在一百零三年前，康有為等一千三百多名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聯名向光緒帝上「 萬言書」（即著名的《公車上書》），要求變法維新，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廢 除科舉，引進西方教育制度，興辦現代學校。此後，康有為本人又以奏折形式敦促 清帝盡快在北京建立京師大學堂（即北大前身）。從歷史大背景看，北大先是中國 變革與開放的產物，繼而成為變革與開放的推動者。可見，從其誕生的第一天起， 北大的命運就是中國變革與開放的脈搏，後者強，前者旺；後者弱，前者頹。開放 使自由主義進入北大，變革使自由主義深入北大。又可見，北大站在東西文明的交 匯點上，而任何文明的重要生命力的源泉之一就在於同其他文明的密切交流。文明 越先進，其所融入的其他文明的優秀遺產就越多。 蔡元培的人格平台 自由主義，儘管有其特定的價值傾向，但卻是一切「主義」中最為開放的主 義、最能寬容其他主義的主義，是唯一允許甚至提倡反對自己的主義。所以，「寬 容」也罷，「兼容並包」也罷，在性質上都是自由主義的。當然，「寬容」並不等 於「贊同」。蔡元培先生把各種思潮都引入北大，完全不意味著他對各種主張都實 行「等距離外交」，他還是能夠尊重持不同主張的權利。這使我想起了自由主義的 一句口頭禪：一個自由主義者可能反對你的觀點，但堅決維護您持反對意見的權利 。 北大自由主義傳統中，最為人們津津樂道、傳為佳話的就是蔡元培先生的「 兼容並包」。校長蔣夢麟先生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 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著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的老先生與思想 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謔。教室裡，座談會上，社教場合裡，到處討論著 知識、文化、家庭、社會關係，和政治制度等等問題。」由此可見當時在靠蔡先生 的人格力量所搭起的人格平台上，各種思想、各種流派、各色人等翩翩起舞的盛況 。然而，這一平台又是極其脆弱的，因為它是建立在蔡先生個人的人格力量上的。 一旦這種人格的力量消失，這樣的平台難免要出現裂痕，乃至最終崩塌瓦解。 在自由主義制度上了軌道的西方大學裡也許出不了像蔡元培那麼偉大的教育 家，其原因是那裡的兼容並包的平台是建立在整個國家的的自由主義制度上的，是 靠自由主義的制度支撐的平台。不論准做校長，這種制度平台的寬容性質也許有搖 擺，但不會有徹底的改變。可見，蔡元培先生的貢獻既是北京大學和現代中國自由 主義的驕傲，其中也隱含著一種悲哀，即他所提供的平台仍然是人格的平台，而非 制度的平台。要想使兼容並包成為北大、乃至中國所有大學的辦學方針，今天的自 由主義者就不能不關心如何把過去支撐兼容並包的人格平台變成將來不隨人格力量 而動搖的制度平台。否則，即使再次出現建立在人格平台上的「兼容並包」局面， 在歷史的長河中，仍將是曇花一現。 今天，我在這裡回顧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並不僅僅是為了懷舊，而是為了這 個傳統不被世人忘卻。實際上，我們更關心的是這一傳統的復興。復興當然不是復 制，而是重建與發展。其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在北大、乃至在整個社會中建立起一個 「兼容並包」的制度平台。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可能變成一個自由、寬容的社會。 在一個自由社會中，思想的市場當然也是自由的市場，各種思潮都應有其一席之地 。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當然也不例外！ 回顧歷史，北大從其孕育時起，就與中國自由事業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沒有自由的時候，北大的使命是爭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時候，北大的使命是捍衛 自由。這不僅是北大傳統的使命，而且也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使命。 對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作正面的肯定，並不意味著這一傳統已經十全十美、 不可改動、不可逾越。對這一傳統持絕對化的態度是有悖於自由主義精神的。相反 ，若是對這一傳統持一種建設性的反思態度可能更有助於加深對這一傳統的理解， 有助於我們認真消化這一傳統在形成過程中的經驗得失。 剖析北大傳統，我們不能不注意其中存在著若干重大的緊張關係。之所以稱 之為「緊張」，而非「矛盾」，意味著我無意去斷定誰是正方、誰是反方，誰對誰 錯。在一對緊張關係中，也許每一方都有一定的道理。 按照多元真理觀，特別是在價值領域，兩個互相衝突的東西可能是同時有道 理的。例如，是要尊重傳統還是要全盤革新，在自由主義內部，以及在自由主義思 想與其他思想之間都有很大的爭論。激進和保守的對立在北大、在中國近代思想界 一直都存在。又如，對學生來說，如何處理讀書與參與之間的關係，這在北大，從 五四時代開始，就一直存在著緊張。 蔡元培和胡適等師長心情也很矛盾。他們既想要學生好好讀書，更不願壓制 學生們關心國是的熱情。對他們自己來說，也面臨著為學問而學問，還是用自由主 義來議政論政的困難抉擇。胡適本人就長期處於這一困境之中。他一方面誓言不問 政治，另一方面又寫下了大量的政論文章；一方面聲稱願意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 ，另一方面又以自由主義的旗手著稱於社會。蔡元培挑戰軍閥政府與胡適挑戰孫文 和蔣介石的勇氣表現了真正的的自由主義者必須具備的現實的關懷。大家都知道， 北大是中國近現代自由主義思想的搖籃，但同時，擁護自由主義和反對自由主義在 北大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在三十年代中，民主與獨裁的爭論再次反映了北大學人自 由的多元傾向，而且論戰的雙方多為自由派。 半途起步的插班生 除上面所枚舉的許多緊張關係中的一部分外，以北大為主要代表的近現代中 國自由主義傳統，在今天看來，還有一些重大的失誤和偏差。比如說，中國知識分 子對自由主義的學習和引進是從自由主義的半途中開始的。除嚴復等少數人外，都 是自由主義課程的「插班生」，而不是從自由主義的根本處——以洛克、孟德斯鳩 、休謨、斯密、柏克、洪堡、貢斯當、托克維爾、阿克頓等人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 義開始的。即使是嚴復也是懷著「先天下後個人、先強國後富民」的中式士大夫的 使命感，而且對自由主義抱持工具主義的態度。胡適的自由主義的思想淵源多半是 來自杜威。杜威是實用自由主義者，而非古典自由主義者。而像張君勵、儲安平的 自由主義思想淵源多半是來自英國的拉斯基，這個人與其說是自由主義者，不如說 是民主社會主義者。 由於中國的自由主義一開始就是從半途起步的，思想根基就難免膚淺，因而 難經風浪。比如說，早期的自由主義者們無法在英美的自由主義傳統與以法國為代 表的歐陸的自由主義傳統之間作出區分。他們輕視光榮革命，青睞法國革命，先是 以盧梭的思想為自由主義的正宗，後又以具有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的新自由主義為 楷模，因而極易受到各種偽自由主義的誘惑。那些被哈耶克視為通向極權主義的道 路，被中國自由主義者們看作是通向自由社會的坦途。這種基本辨析力的缺乏就已 預示了後來中國自由主義者命運的結局。有鑒於此，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已經 開始自覺地去補上被先輩們漏掉的古典自由主義那一課。 「經濟」未獲相稱地位 由於上述的缺陷，近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唯理主義、科學主 義、平均主義的成分和排斥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徵。其中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 對經濟自由主義的系統的忽略。在近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譜系中，經濟自由主義始終 未曾獲得與之重要性相稱的一席之地。自由主義者們通常對經濟問題緘口不語，要 麼是「均富」、「計劃」、「第三條道路」等反經濟自由主義的常談。連胡適這樣 的大牌自由主義者在談到經濟模式時，也會對蘇俄的計劃模式讚賞不已，幾乎是清 一色的民社派，高揚「均富」和「混合經濟」的旗幟，稱頌被哈耶克斥責為通向奴 役之路的東西。這一通病至今未有治癒的跡象，輕視財產權與經濟自由的偏差至今 仍未得到匡正。 對比之下，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如洛克、斯密、柏克等人）一開始就是從經 濟角度（財產權與經濟自由）切入自由主義的。洛克的自由主義政府學說就是建立 在以保護財產權和經濟自由等基本人權為政府的根本目的這一命題之上的。同樣， 二十世紀有重大成就的自由主義者（如米瑟斯、哈耶克、弗裡德曼、布坎南）無不 以其經濟自由主義學說為依托。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在所有制與經濟體制問題上的立 場一向是旗幟鮮明的。 與現實社會基本脫節 據我觀察，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喜歡自由市場經濟、不願意研究財產權與經 濟自由的原因，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受「君子不言利」的遺訓的影響；二是 一些自由主義大家認為經濟問題膚淺，學問含金量低，不值得一談；三是自由市場 經濟有缺陷、不是完美無缺；四是經濟問題不如政治問題和文化問題那麼重要、那 麼緊迫。況且，二十世紀曾是左與右的極權主義瘋長的世紀，這也使得中國的自由 主義更加無法擺脫極權主義的誘惑。而聲稱能徹底超越貌似滿目瘡痍的自由市場的 那類極權主義思想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就更有誘惑力。 這樣的自由主義更多地親近於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義，而不是古典自 由主義。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著近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傳統在根基處的鬆軟。從自 由主義脈搏絡上的半路出家，導致自由主義傳統的半途而廢。自由主義及其擁護者 們一旦失卻了經濟自由主義的內核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依托，其下場和結局是可 想而知的。中國的自由派堅持的是文化自由主義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義。中國的自 由主義始終與現實社會基本脫節，從未真正屬於過中國的普通民眾，基本上只屬於 象牙塔裡的知識分子。這也意味著，只要自由主義還停留在北大這樣的大學圍牆內 ，它就不會有重大的作為。它或許可以成為一種思潮，卻不能兌現自由主義的根本 意義，因為自由主義在本質上是關於「實踐」的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