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運的現狀與展望 （武漢）秦永敏 自從我國政府簽署經社文公約，自由工會問題就正式提上中國社會政治生活 的議事日程。海內外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的自由工會應走波蘭之路，我意以為，那 既無好處也無可能，本著以《和平憲章》昭告世人的良性互動、和平轉型主張，我 覺得中國工運的路途應是撇開政治是非，不受政治利用，在要求政府制定自由工會 法的基礎上，由工人自己組織，為工人的權益和利益服務。 儘管在要求實行以民主憲政為導向的改革，要求充分保障人權的活動中，工 人運動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並必然具有某些政治色彩，但這實在只是成 立自由工會的基本權利與中國公民的其他權利一同被政府剝奪所至，一旦工人能依 法組織自由工會並且獲得集體談判權，它就應以具體地維護工人的權益與利益為宗 旨。否則，自由工會運動勢必走上脫離工人利益和要求的邪路。 一、中國工人過去、現在與將來的基本情況。半個世紀來，所謂「以工人階 級為領導」的中國，實際上是一個等級森嚴的身份社會，到改革開放前，工人大抵 可分為三等，中央直屬的大型企業職工是工人貴族，工資較高，待遇也好，地方國 營企業待遇就差一些，至於集體企業，工人不僅工資低，幾乎根本就沒有待遇可言 。改革開放後，集體企業大都已經解體，地方國營企業今天則正在全面崩潰。原中 央直屬大型企業許多也面臨深刻的危機，即使效益尚好的部分，一旦中國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也有很大一部分難以支撐。目前，中國工人中困難最大上街示威最多的 ，正是地方國營企業，例如，武漢市橋口區綜合制材廠這樣的老大難單位就是典型 代表，原中央直屬國營企業中效益不好的單位，經濟實力相對薄弱的單位則以武漢 的第一冶金建設公司、鞍山的第三冶金建設公司為代表，發不出退休金已使這些單 位的退休工人相繼走上街頭。大部分大型國營企業的出路是股份化私有化，在這一 進程中，勞資矛盾要發生一個根本轉變，即從工人與以國家名義佔有資本的政府的 矛盾變為工人與企業家之間的矛盾。所有這些企業只要還存在，就有官方工會在其 中運作，總的來講，這些工會並不能代表工人利益，但今後卻可能向這一方向轉變 。 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外資、合資企業，相對於一般中資企業而言，其特點是高 收入低福利，民營企業情況比較複雜，既有少數高收入高福利的，也有少數監獄式 的血汗工廠，但大多數工資稍高於地方國營企業，卻沒有福利可言。這些工廠完全 沒有工會，成立自由工會對政府而言從長遠說有利無害，因為工會能把工人的問題 在工廠範圍內（也就是在工人與企業主之間）解決，而不至於形成影響社會乃至危 及政府的問題。因此，僅僅是為了政府的利益，簽署經社文公約也是必要的，而據 此允許依法成立自由工會，當然應在江澤民智囊團的考慮之中。 二、當前中國工人集會示威的性質和我們的態度。的確，近年來全國各地工 人集會示威事件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這種情況或許激起了海內外一些人想讓 中國的自由工會走波蘭之路的各種想法，但仔細分析一下實際情況便知大謬不然。 首先，我們要指出今日中國上街遊行示威的，第一是拿不到退休金的退休工人，第 二是破產企業的失業工人，第三是下崗工人。其中尤以前兩種情況為主，因此總體 上說，工人們通常是在企業本身走投無路，他們自己的生存受到直接威脅時，才被 迫上街要求政府出面解決問題讓他們活下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問題從全社會 說不具有普遍性，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的事情，在社區範圍內不具有擴散性，因此當 地人對他們的集會通常只是內心略表同情，絕不會聲援支持，如果持續時間較長， 還會感到厭倦和氣憤……因為賭塞交通的遊行集會示威使廣大市民都會蒙受一些損 失。對於退休工人而言，唯一問題是拿不到工資就無法生存，他們和工廠的關係只 剩下贍養費的問題因而不存在引導向自由工會的可能性，更不用說波蘭之路對於破 產企業的失業工人而言，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也不存在導向自由工會乃至波蘭之路 的可能性，至於下崗工人，純以他們為主的集會示威並不多見，眾所周知，發達國 家工人運動在早期通常是讓未下崗（未失業）的工人組織起來，才可能確保被解雇 的工人的利益，因此把自由工會運動的希望寄托在下崗工人失業工人身上實在是無 稽之談。目前，幾乎所有中國人，只要不危及自己的利益，絕不會出來說話，更不 必說和單位和政府抗爭。因此，幾年來，還從無聲援退休、失業、下崗工人的任何 事例出現。面對這種情況，當各地有人建議我們將工人示威事件引導至政治方向上 去時，我們只能基於以下原因而不予考慮，第一，任何示威發生當局都會立即派大 量警力去將之與社會隔絕，外人也就插不進去，第二，當局事後必然作全面調查抓 黑手抓組織者領導者，因而使引導之的打算不具有可經營性，第三，當事人示威僅 僅是因為生存無著，我們既無法解決他們的問題，也無力予以有效的經濟幫助，插 手進去對他們有害無利，此外，事實上也不可能依靠他們來一般地推進民主進程。 顯然，對於退休、下崗、失業工人的靜坐示威，並不屬於導向自由工會的范 疇，正確的方法只能是要求政府盡快制定遊行、集會、示威法，從而一方面充分保 障社會弱者呼喚世人關注其生存問題的權利，另一方面通過政府的有效控制，將游 行、集會、示威的負面影響——對公共生活的破壞作用減至最低限度。 只有當工廠能夠維持運轉，工人與廠方的對立情緒達到群情激忿的程度，其 中覺悟最高者有籌組自由工會的要求與能力的情況下，自發的自由工會才可能突破 當局的控制得以出現，而不論這種工廠是私營還是國有的。像陝西漢中趙常青競選 人民代表的八一三廠，因為廠領導集體嫖娼貪污受賄，致使全廠大部分職工義憤填 膺，就使成立自由工會的基礎具備了幾分（當然，趙常青沒有向此方向努力而去競 選人民代表也是對的，因為形勢只為他提供了這方面的合法機會，而且，從地方當 局對他的打擊報復情況看，即使有一些工人凝聚在周圍開展自由工會運動，也必然 會遭到嚴厲的鎮壓）。 三、當前國內工運方面的呼聲和我們的看法。自發層面必須和自覺層面聯繫 ，自從當局簽署經社文公約，我們也發出呼籲工人籌組自由工會的「告書」以來， 各地朋友已經有了一些響應乃至嘗試，例如安徽蚌埠工人王洪學首先表示支持，上 海著名民運人士楊勤恆也提出了相應的看法，長春工運人士唐元雋、冷萬寶、李維 均發表了意見，山西大同的李慶喜甚至乾脆走上街頭刷出標語海報，並因此被當局 判處一年勞教，廣州的譚力、蘇閩石，李文生為籌組工會和要求紀念二七大罷工不 僅被禁止，而且多次遭當局傳訊並作了「不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因而違憲」的結論， 至今還得定期向當局作「思想匯報」，此外，福州的林信舒還曾建議由我們自已先 成立一個全國性的總工會。 顯然，基於八十年的經驗教訓，成立空頭的全國性自由工會是不可取的，今 天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包括自由工會運動已進入一個微妙的操作階段，歷史需要我 們不斷充實具體內容而暫時不要講求形式，就自由工會而言，首先應認識到誰也不 可能充當救世主，工人的權益只能靠工人自己權利意識的覺醒，靠工人的自覺聯合 來保衛，同時，全國性的自由工會也必須建立在一批有草根基礎的地方性乃至大企 業內的自由工會的基礎上。任何時代，群眾代表都有脫離群眾的天然傾向，工會領 袖脫離工人的教訓尤多，以波蘭為例，共產黨自命代表工人，團結工會也直接從工 人中產生，但像哥穆爾長一樣，瓦文薩當總統後也絕不可能代表工人，因此，工會 必須有嚴格制度確保其組織和領導真正為工人服務，而空頭的全國工會，從形式上 說就必然使其自身的利益與普通工人的利益完全脫節。由於我國目前僅僅是簽署了 經社文條約，並未制定出相應的工會法，中國工人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也就和其 他社團權利一樣處於抽像肯定（而實際否定）的狀況，如果某工廠的大批工人自發 要求成立自由工會，我們應大力支持，但對與我們一樣浮在社會上的民運人士來說 ，目前應做的卻是要求政府制定自由工會法，即使一起去向政府申請成立自由工會 也行，但切忌走上街頭，切忌未經允許自行成立，總之應像從事民運活動一樣，一 定要堅持合法原則，不做授人以柄的違法舉措，同時，在當局違法時要予以大力揭 露，讓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迫使當局改弦更張依法辦事。 四、駁斥社會轉型需要犧牲工人利益的謬論，對當今中國工運來說，此點具 有極大的重要性。的確，經濟學研究只講什麼是必要，什麼是必然，什麼是不可避 免的。但社會生活中需要的不僅是經濟學，還需要社會學，還需要公平正義。今天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企業走向市場，裁汰冗員是歷史的需要，但今天 中國工人的生存困擾卻不是歷史的需要而是幾十年共產制的可恥失敗造成的，政府 也有責任為他們解除困境，退一萬步說，即使不是這個政府造成的，政府也有責任 為他們排憂解難。正如《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所規定的：「人人有權享受為 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要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 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的控制情 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顯然，人們的這些權利只能通過政府來 實現。具體地說，今日中國的退休工人一輩子都在為以國家的名義佔有資本的政府 幹活，多年來，企業利潤均全額上交國庫，而中年工人在國企中生活一、二十年， 工奴的地位使他們像籠養鳥一樣剝奪了在市場經濟的廣闊天地裡翱翔的自由和相應 的能力，政府要犧牲他們豈不像強盜一樣蠻不講理？何況中國的共產制失敗後，並 沒有象俄羅斯那樣，把本屬於公民個人的充公財產（國營企業的全民所有制財產） 歸還他們個人，本身就已經公然搶劫了包括工人在內的全國人民！所以，無論從歸 還工人勞動成果的角度，還是從現代政府責任的角度說，犧牲工人利益都是極大的 犯罪，儘管這並不是說不應裁汰冗員，不是說企業無權解雇工人。 正是基於這一情況，中國的自由工會運動在這一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必須 大力要求政府對這一問題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並加以全方位的統籌解決。 五、對官方工會的分析。儘管今天中國的官方工會從總體上說並不能代表工 人的利益，但未來中國自由工會的人才無疑很大部分將來自官方工會，同時，一旦 自由工會法出台，許多地方和企業中的官方工會必將成建制地獨立出來，即使屆時 殘存的官辦工會本身，也必將極大地改變作風，盡可能地為工人辦事。因為在競爭 條件下，官辦工會不這樣做就只有死路一條。基於這些考慮，今天的自由工會運動 從總體上說對官方工會應採取有鬥爭有團結的方針，在指出其成績和問題的基礎上 反對它出賣工人利益的行為，盡可能地爭取官方工會中的成員加入自由工會陣營， 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將官方工會轉化為自由工會，並從整體上推動官方工會自由化。 當然，只有盡早成立合法的自由工會，才能迫使官方工會轉變立場轉變作風，這也 正是自由工會運動的歷史責任之一。 六、中國工運的前途繫於合法、合作。說到合法，就必須有一個能夠確保自 由工會的立法，激進派會說我們癡人說夢，但前面我們已經解釋清楚，中國政府已 將擺脫直接控制企業從而無法提高效率的困境，因而大部分企業都會私有化。讓工 人組織的自由工會與企業主協商解決問題，對國家對政府有益無害，它何樂不為？ 正因此，簽署經社文條約就是為此開道，江澤民必將力圖使自由工會在可控範圍內 合法化。應當指出，我們必須從善意的方面去理解當局的這一意圖，並在此基礎上 開展自由工會活動。因為任何社會政治經濟利益集團及其政治代表要維護自身的利 益都必須與其他方面折中妥協和衷共濟。因此，自由工會的使命從本位說是捍衛工 人的權益和利益，從宏觀角度從全社會說卻是為了勞資合作與社會協作，否則何來 和平、繁榮和社會安寧可言？固然，今日的中國政府還是一個集權專制政府，但它 卻也是一個基本符合現代要求的有效率的政府，是一個基本能夠解決中國社會一般 問題的政府，我們需要對它加以民主化法治化改造，同時，它也開始表現出願意進 行這種改造的意向。在這種情況下，暴力的乃至非暴力的劇烈方式都將欲速而不達 ，造成更加嚴重的惡果。所以中國的自由工會運動必須迫使當局制定與經社文公約 精神一致的工會法，並以此為基礎合法運作，與政府與資方與社會各界廣泛合作， 共同開創民主、自由、繁榮、和睦的新局面。 七、最後順說說我本人與中國工運的關係。我本來就是武鋼冷軋廠的一名熟 練工人，在投身社會活動時，卻走上了一條政治化的道路，這種情況也許與中國工 運的落後不無關係，因為嚴格地說，當代中國自由工會運動是遲至一九八九年才起 步的。作為工人出身的社會活動家，我當然高度關注中國的自由工會運動，並在政 府簽署經社文公約後率先發出了《告全國工人同胞書》，指出從法律形勢上說，中 國工人已有籌組自由工會運動的權利，如果形勢需要，我願意為中國的自由工會運 動作一些工作，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從我的個人經歷，我的現狀和我所能看到 的自己的歷史責任來說，恐怕我的主要精力還得放在另外一些方面。 （本文是應工運人士韓東方邀請，在《自由亞洲》上進行的對話的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