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九週年與民運的新抉擇 張偉國 「六四」九週年前夕，印尼局勢的巨變再一次對亞洲模式、中國特色之類的說 詞提出了質疑，而今春以來海內外形勢出現了新的轉機，令海內外民運需要作出新 的抉擇。 蘇哈托下台是對「六四」九週年的最好祭典 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愛國學生的民主運動，在「六四」被中共解放軍的坦克鎮壓 以後，東歐和前蘇聯等共產黨集權國家卻出人預料的發生了大規模的社會轉型或解 體，直接導致「冷戰」宣告結束，此後，又發生了南韓審判了曾參與鎮壓學生運動 的前總統全斗煥和盧泰愚的大事件，有人形容這是「牆裡開花牆外紅」。如今，我 們又看到了印度尼西亞獨裁者、執政了三十二年的蘇哈托總統，在印尼學生運動和 反對派運動的持續壓力下，終於宣告辭職下台。 蘇哈托當年是在軍事政變中上台的一位軍事強人，在鎮壓反對派和異己力量時 一向以強硬著稱，而在領導印尼經濟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也有令人矚目的成就，在 最近這次政治危機之初，有人曾估計他至少可以堅持一個半月；有的印尼軍方將領 甚至揚言不惜天安門事件重演，所以有人斷言抗議示威活動最終將被鎮壓下去，蘇 哈托就像過去度過歷次政治危機那樣依然維持住自己的權力。 蘇哈托在很多方面的確很像中國去年才去世的政治強人鄧小平，但是，出人意 料的是他沒有象鄧小平那樣下令軍隊開槍鎮壓抗議示威運動（或許是他的命令遭到 軍方拒絕），而是以自己宣佈辭職並請求人民對於他所犯過失的原諒，而使印尼幸 免於天安門事件的重演。失去權力，對於一個獨裁者個人來說當然是最大的不幸， 但是卻對整個社會提供了實行民主政治轉型的契機，所以蘇哈托的辭職，不管出於 什麼樣的動機，對於印尼人民擺脫專制傳統的努力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儘管現在斷 言印尼的政治局勢還為時尚早，但對於蘇哈托沒有象鄧小平那樣不惜用開槍鎮壓來 維持自己的專制權力，還是應該給予積極的評價。相信他日後就是受到未來印尼民 主政府的法律審判時，這也會成為他從輕發落的一個重要依據。 鄧小平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結果，雖然暫時維持了共產黨的集權統治，但是 也斷送了現政權的所有合法性資源，所謂瀰漫整個社會的「政治冷感」實際上就是 人民群眾從內心對共產黨政權感到絕望的一種寫照——哀莫大於心死。所以，這些 年中國在表面上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後，掩蓋著人民群眾的深深不幸，而鄧小平家族 和中共利益集團無法控制的腐敗，堪與蘇哈托家族媲美。中南海當權者以為，只要 快速發展經濟，掩耳盜鈴便能迴避政治制度上的弊端。近年來在經濟成就方面虎虎 有生氣的印尼——今天的局勢再次說明，政治體制的改革無論如何都躲避不了的。 何況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也已經問題叢生，國營企業的改造、大量的下崗失業工人 和社會盲流，令社會矛盾已經積壓到相當嚴重的程度，而且在短時間內除了朱容基 的許諾並看不到順利解決的前景，如果不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有效的釋放這些矛盾 ，星火燎原就剩下時間問題了。 蘇哈托下台時講得非常明白，他原想組成改革委員會、改組內閣，以滿足人民 對改革的殷切期望，但有關計劃得不到足夠的回應，不能實現，因此很難良好的履 行職責，只好辭職。這反映了一點，蘇哈托雖然也曾想通過改革的方法來力挽頹勢 ，但顯然錯過了一個最好的時機。如果在大選之前他就採取這些改革措施，甚至於 在本屆總統大選時就急流勇退，也許就不至於落到今天的地步。現在，對於已經被 外界稱作權力鞏固的江澤民，政治改革還算是有不少「好」的機會，越到後來這種 機會可能就越是少，如果一味敷衍、迴避，即便自己最後能夠倖免蘇哈托的下場， 把矛盾都推到了後任者身上，但對整個社會進程執政黨就可能有失去主導作用的危 險。 實行民主政治是當今人類文明的一項重要標誌，孫中山先生曾經講過，世界潮 流浩浩蕩蕩，順之者倡，逆之者亡。民主政治的潮流已經包圍了中國，比較和研究 印中兩國的學生運動、反對派運動、專制政治制度和政治領袖、軍隊在國內政治危 機中扮演的角色、乃至民族主義，應該是紀念八九民運、促進中國民主政治改革的 新課題。面對號稱不惜重演天安門事件的軍方恫嚇，印尼抗議示威運動更顯高漲， 結果迫令蘇哈托加速下台，如果講參加抗議運動的印尼青年學生可能對九年前的「 六四」事件記憶並不清晰，但從印尼軍方和蘇哈托本人及印尼的其他政治家們的表 現來看，他們對「六四」的印象，顯然是非常深刻的，這再次證明在八九年「六四 」事件中犧牲的民主烈士的血沒有白流，八九民運是中國人民對世界民主進步的一 大貢獻，而印尼學生運動取得迫使獨裁總統蘇哈托下台的勝利，也是國際社會對八 九民運九週年的最好紀念。 權力更迭需建立法制規則 印尼獨裁者蘇哈托在學生運動和反對派運動的持續抗議下，終於宣佈辭職結束 了三十二年的統治。目前由蘇哈托培養的接班人副總統哈比比，接替總統位置。雖 然這一安排被說成是按照憲法進行的，但是學生們和反對派卻因為哈比比與蘇哈托 千絲萬縷的關係，而對他報持不信任的態度，繼續進行抗爭：要求提前進行大選， 並對蘇哈托進行公審。可見印尼的政治權力危機依然沒有結束。中國與印尼在政治 制度上有某種相似性，這使我們對亞洲專制集權國家的權力更迭，有必要進行比較 探討。 政治權力雖然有其運行規則，但在本質上像人的自然生命一樣，也有新生和死 亡、興旺和衰敗的時候，所以也需要進行吐故納新，新陳代謝，這是不依人的意志 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希望自己的壽命越長越好，也是人的一種天性，千百年來各個 民族都有無數的尋求延養天年、長生不老之術的傳說。當權者更是因貪戀特權而挖 空心思想逃避這一規律，越是歷史悠久的國家，這方面的繁文縟節就越是發達，像 中國在封建社會中文武官員和天下百姓對皇帝要「三呼萬歲」，對太子稱「九千歲 」，對一些王親國戚則要稱「千歲爺」等等。由此也形成了封建專制集權的一個重 要基礎，當權者對權力的佔有是絕對的也是「永遠」的，即便當權者本人無法長生 不老，他也要「封妻蔭子」，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子孫、親屬，世世代代相傳下去。 然而，不管是帝王，還是聖賢，只要他是人，就無法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 ，而封建特權與當權者的共生性，決定了當權者自然生命終結時，大多都會伴隨著 一場充滿血腥的權力鬥爭，兄弟、子孫間為了爭奪繼承權，要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 拚殺……，這種情形貫穿了每一個朝代。封建社會集權專制對當權者的這種人生依 附性，也就是我們經常批評的「人治」。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當政以後，雖然自稱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卻還是讓老百姓呼喊政治領導人「萬歲」，到了文化大革命領袖人物更是「萬壽無 疆」，成了人民心中「永遠不落的紅太陽」，並且發誓要讓中共的紅色專政「千秋 萬代」永不變色。而政府權力也被當權者以「培養接班人」的名義私相授受，裙帶 關係盛行，「人治」全面復辟，「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成為中共官僚的處世哲學 ，腐敗成為這個時代的主要標誌。這種現象，揭示出中共政權與封建社會專制集權 的傳統，有著本質上的「血緣」關係，甚至就是封建傳統在二十世紀的一個變種， 所以也有人稱現代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主義」，中共近半個世紀的執政歷史，實 際上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逆流。 在實行人治的集權國家，除了軍事政變或者大規模的政局動盪（起義、革命等 ）權力的更迭是與當權者的健康程度和生與死狀況緊密相關的，這些因素往往會引 發政治危機和社會動盪，增加社會進步的成本，前蘇聯，北朝鮮和中國等以社會主 義為名的集權國家，每當主要政治領導人健康狀況惡化或者去世，就會引發內部高 層激烈的權力鬥爭，毛澤東去世以後四人幫被捕入獄，鄧小平去世時全世界都擔心 中國要亂，都非常深刻的揭示了這種人治傳統在日益現代化的社會中，越來越缺少 合法性基礎的危機。 事實上，當今世界進入工業社會以後，民主政治的先驅們按照政治運行的內在 規律，在將宗教與政治分離的同時，也把權力從對當權者的依附中解放出來，逐漸 建立了一套民主規範，使權力更迭在嚴格的法治規則中進行，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 「法治/法制」，在預防人治弊端的同時，也大大加速了世界文明的進步速度。 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南海當權者似乎對人治傳統的弊端有所醒悟，一 直高喊建立民主與法制的口號，但是不管是江澤民被選為第三代領導核心，還是胡 錦濤被當作跨世紀接班人，現實一再證明中共仍然未能擺脫人治的傳統，尚未建立 政治權力更迭的法制規則。印尼局勢的演變，也再次向中南海發出警示：如果不抓 緊包括建設權力更迭規則在內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共目前的權力合法性危機總有大 爆發的一天。 封從德新書《天安門之爭：「六四」的關鍵內情》 在「六四」九週年之際，明鏡出版社推出了一九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參與 者、目前流亡法國的封從德寫的一本新書，《天安門之爭 「六四」的關鍵內情》。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從越來越多的角度反思當年的那場民主運動，由此也形 成了各種各樣的評價，尤其是前兩年由卡瑪等人拍攝的紀錄片《天安門》上映以來 ，對於各個學生領袖在當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中扮演角色的作用，引起了激烈的爭議 ，這也成為封從德撰寫這本書的一個動力。 封從德，一九六六年三月五日生於四川。一九八二年考入北京大學地理系，一 九八六年被保送進北大遙感所，研究遙感衛星圖像計算機識別信息系統，一九八九 年五月獲波士頓大學遙感所五年博士學位獎學金，但因六四而中斷了原定六月的碩 士論文答辯。一九八九學運期間，他歷任北大籌委會常委，北高聯第三任主席，絕 食團和廣場指部副總指揮。六四後被中共通緝。一九九○年四月與妻子柴玲逃抵巴 黎，獲法國政府政治庇護，不久與柴玲離婚。因逃亡中對民間社會的體認，封從德 感悟傳統文化之價值，遂棄理從文，入讀法國高等研究學院宗教歷史系，潛心東西 方各宗教，於一九九五年完成碩士論文，次年九月通過博士資格答辯。現正撰寫博 士論文「明代國家大禮中的孔廟」。 封從德指出，經影片《天安門》的蒙太奇，再加某些記者和「民運理論家」的 編排處理，柴玲成了「讓別人流血，而自己逃生」的騙子。有人將《天安門》視為 「兩個女人的戰爭」，封從德不以為然，「作者沒有這麼偏狹。影片中我也出現， 採訪是在九零年七月，波士頓，卡瑪家裡。我還記得那個炎熱的夏日，卡瑪夫婦汗 流浹背地張羅器材。到了九五年五月，卡瑪還透過國際長途與我有數次探討。我也 不相信什麼『親共背景』，實際上影片的幾位中國問題顧問也被中共視為『反華份 子』。但是，該片也確實反映出美國的中國研究重骨架輕材料的傾向，我後來的批 評都是針對一些預設框架及材料不確有違史實之處。但這並不減我對他們的欽佩， 有關六四的紀錄片中，這確實是取材最為全面、剖析最為透徹的一部。在我幾篇批 評文章發表之後，卡瑪並未暴跳如雷，文章寄給他們也未見回應。歎服其冷靜之餘 ，也不無遺憾：我多麼希望能開誠佈公地辯論，以找到問題的癥結，好總結教訓鑒 示未來。」 該書的序言題目是「為了歷史的見證」，封從德坦陳「有一段時間，很想放下 『六四』，從心底放下。這段時間持續了大約五年。然後，我被驚醒，被《天安門 》所警醒。於是明白，只能直面，不能放下；心裡可以放下，手中不能放下。本書 記載的，即是放下前的反思和醒來後的掙扎。天安門之爭，就是這些掙扎。」 第一緝的標題「為柴玲辯護」，體現了作者的基本傾向，用作者的話來說「眾 所周知，我對柴玲也不會沒有看法。但我的文章基本上是同情與維護，因為從流血 那一刻起，她就注定成了替罪羊。她太天真，太輕信，也太不懂得政治的險惡。一 個天真輕信而又不知政治險惡的女子卻偏偏穿上了紅舞鞋，要在政治漩渦中旋轉不 止，還有什麼比這更無明？我的看法在此，我的同情與維護也在此，尤其是在她被 媒體構陷的時候。不錯，她曾在台上，但是，我敢說，她何曾留心過台詞。當編撰 台詞的人們要送她上祭壇的時候，我就不能緘默良知，要為歷史留個公正。」 封從德強調，鑒於八九民運許多基本史實的調查長期受到忽視、誤解乃至歪曲 ，建議有能力的民運機構，及有關史學研究單位，組織力量，趁大家記憶還未模糊 ，當事人都在的有利條件下，開始全面的研究，成立專業或業餘小組，逐步搞清六 四有關的重大史實，以防止諸如此次的歪曲。一個不吸取歷史教訓的民族，是一群 白癡，將在同一個坑裡跌兩跤。 明鏡出版社表示，本書凝聚了這位八九學運參與者的多重反思，是對該次運動 的深度透視和對媒體某些誤導的糾偏。這本書的價值還在於對八九學運一些關鍵內 情作了首次披露。作者力圖跳出任何預設立場，對自身及學運期間群眾組織的失誤 也進行了嚴肅的反思。在一年以前，該出版社出版了卡瑪《天安門》紀錄片中文版 解說詞，現在出版封從德批評《天安門》的新書，客觀上也有一種平衡的效果。 剛來美國不久的王丹，對於九年前親身參與的這一段歷史，似乎不忙於下結論 ，他主張，評價一個大的歷史事件，不應該拘泥於某幾個人或糾纏與某一些具體的 細節，需要以寬容的精神從大處著眼。而且他還堅持一條原則，在沒有釐清自己的 責任時，不對別人發表評論。他相信，對於歷史可能時間越長看得越清楚。 最惠國待遇討論新趨勢：制裁上海 一年一度的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討論，「六四」九週年前後又在美國國會與白 宮之間展開，雖然克林頓如期批准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以證明行政當局對華政策 的正確性，同時也為他計劃中的訪華行程鋪墊。但一般預料，原本去年江澤民訪美 時與克林頓達成的給予北京永久性最惠國待遇的「協議」再次遭到擱置，而且因為 美司法部正在調查北京向民主黨提供非法政治捐款、美國公司涉嫌向中國提供飛彈 技術，以及該公司被懷疑與白宮進行錢權交易，這些不但增加了白宮批准延續中國 最惠國待遇時的壓力，也對江澤民去年訪美時苦心營造的「形象」和兩國所謂的「 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也是一大打擊。 然而，最惠國待遇討論的核心問題還是中國的人權問題，在美國政界為了戰略 利益而對這一問題開始避實就虛的時候，海外人權組織和民運人士在這方面的遊說 工作仍然在繼續進行，如果說與往年有什麼不同的話，王希哲為正義黨起草的給美 國國會參、眾兩院的信，可以算是一個代表。王希哲表示，過去一年中國政府以「 保外就醫」名義放逐了中國著名異議人士魏京生、王丹，製造了「人權改善」的假 象，因為在此同時，人們看到，趁著國際社會人權壓力減輕之機，中共當局在國內 開展了新一輪的鎮壓．大批的政治異議人士和工人運動活動家被捕入獄，並未經審 判就被送去「勞動教養」．其中有上海的楊勤恆，安徽的沈良慶，王庭金，陝西的 趙常青，廣州的范一平，山西的李慶喜等。 王希哲特別強調，在中共這一輪新的鎮壓中，「上海市政府起了一個非常惡劣 的帶頭作用．他們首先逮捕了楊勤恆．僅僅以他在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發表了 關於中國下崗工人問題的評論，就不經法庭審判，判處他三年「勞教」。這種肆無 忌憚踐踏人權的行徑，為其他中國城市的跟進鎮壓，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榜樣．正如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上海市政府首先鎮壓《世界經濟導報》，為後來的全國 性鎮壓，開了頭一樣．直到今天，上海還是拘押政治異議人士最多的城市之一。」 美國之音五月二十九日報道，在上海，異議人士戴學忠和韓利發，計劃在外灘 集會悼念六四死難人士，但是，被公安傳喚十二小時後，仍然處在監視之中。早前 ，上海當局還在國內首創以「精神病患」的名義囚禁民運人士王妙根，並以此手段 威脅其他民運人士，而後北京也積極跟進，以同樣的手段處理了到天安門廣場紀念 「六四」的民運人士。所以，上海在控制和鎮壓民運活動中頗有「領先一步」的示 范作用。為此，王希哲請求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提出並討論通過制裁中國上海市政府 的議案，具體內容包括： １．暫停美國與上海市的經濟、文化交流；２．禁止上海 市政府官員訪問美國，直到上海市釋放全部政治異議人士為止；３．克林頓總統訪 華期間，不應訪問上海。據王希哲本人介紹，這封信已用電子郵件向美國參眾兩院 全部議員發出，也歡迎各人權、民主社團和個人向美國國會開展遊說工作，推動上 述提案的提出和通過。 前些年美國國會討論中國最惠國待遇時，有人提出要對中國企業進行區分，以 明令中國軍方企業、勞改企業等不得享有最惠國待遇，王希哲的這一建議，與此有 異曲同工之處。不過前者因為具體區分中國企業的技術問題而無法實際操作，後者 因為時間上比較倉促，今年未必就能成為國會的法案，克林頓屆時不但會去上海， 而且據報道他還希望能參觀代表上海風貌的舊式建築。 不過，上海作為中國計劃經濟的大本營，一九四九年以後一直與極左思潮有著 天然的聯繫，直到文革出現了四人幫；此外，上海因為是江澤民的發祥地，用江澤 民的話來講也就是他的「面子」，同時又是今日中南海當道的上海幫權力集團的後 院，被當作全國的「樣板」，如果其人權案件在最惠國待遇討論成為媒體的焦點， 用中共的術語來講，就很有「典型」的教育意義。最近加拿大電視台播放的上海公 安對嫌疑人犯刑訊逼供的鏡頭，可以預期對中國內部的影響要超過在國際社會的影 響。 隨著改革開放二十年的持續發展，各地諸侯的實際權力也有了相當的擴充，對 於執行中央政府的命令和實行全國性的政策，地方領導人靈活應變的空間越來越大 了，但享有權力和履行義務有一致性，同樣是對待持不同政見者或民運人士，各地 處置的方法又未必是完全一致的，八九年朱熔基在上海採取與北京完全的不同手段 ，就是一個例證。而且，隨著地方利益的發展，開始採用公共關係手段在國際上塑 造形象，並競相爭取外資，業已成為地方政府領導人的一個日益重要的施政目標。 如果國際社會對一個在意自己國際形象的地方政府，為某些具體的人權案例或政策 施加壓力，其效果可能比直接向中央政府施加壓力還要明顯；這就是捏緊拳頭和四 面出擊的關係，王希哲的建議信的意義就在於，國際社會需要調整對中共的人權較 量的策略：集中優勢攻其一點，在繼續與北京當局打交道的同時，也將側重點移到 與地方政府的交往上去，可能就比較容易見到成效！ 新近出國的王丹，認為應該延續中國最惠國，但是每年進行一次討論也是必要 的。這不但符合實際，也很富有啟發性。毫無疑問，如果中國人權有什麼變化進步 的話，是與美國國會每年一次關於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的討論分不開的。俗話說， 響鼓不用重捶，但願還沒有等美國國會通過制裁上海的法案，楊勤恆就已經獲釋， 上海的人權就已經得到改善，並真正成為一個「樣板」。 《北京早春的交鋒》：政治改革填補制度真空 人們在談到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時，常常用到「解凍」，「早春天氣 」等這樣一類詞；一九九八年開始，外國記者報道中國時局和政壇，又一次將其描 述為「北京之春」。北京的政治氣候真的進入「春天」了嗎？肆虐中國政治、經濟 和文化學術的寒風嚴霜真的甘心退走了嗎？即使真的進入了春天，又會有什麼新的 矛盾——解凍之後道路泥濘，雜草叢生，蚊蠅四起，會不會使人得出「春不如冬」 的結論？ 最近，中國局勢分析中心在其主編的《新聞背景》系列（4）《北京早春的交鋒 》中指出，北京現在的政治氣候，既是「早春」，又是「交鋒」。這本書的書名， 實際上就反映了作者和編者對北京時局的判斷。這對於研究今天中國的政治形勢， 不失為一種積極的參考。 有識者認為，比描述春天來臨的蛛絲馬跡更重要的，是解讀其背後所蘊含的意 義；比歌詠春天的萬紫千紅更為重要的，是剖析各種力量新的互動並預測可能的趨 勢。本書收入樂石筍全面論證中國大陸政治寬鬆種種脈絡的文章，和（文思詠）對 被官方高調宣傳的北京大學百年校慶這次盛典前前後後的全方位追蹤，以及由旅美 學者所組成的大傢俱樂部第三次討論紀要。 明鏡出版社負責人何頻認為，中國目前出現的早春氣息，原因主要是經濟改革 把政治體制改革逼上來了；江澤民權力鞏固後對自己歷史地位的企求；現在國內外 環境雖然問題不少，但中國處於改革開放以來最平順的階段；蘇聯東歐前共黨國家 崩潰以後，中國感到自豪：「還是我們的路子走得對」，但現在看到他們雖然經過 劇變大傷元氣，但解決了根本問題，已經逐漸走出了谷底。反過來看，中國雖然社 會穩定、經濟繁榮，但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從量變到質變這個過程中的質變還沒 有完成。亞洲金融風暴，使中南海當權者原來羨慕的「東亞模式」暴露了問題，這 也從另外一方面促進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願望。 目前在哥侖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的王軍濤表示，江澤民在政治上是不 成熟的，他有一種想迎合美國人的心態，想讓別人說好。從個性來說，江不喜歡靠 硬的，矛盾大了就退一步，過後再搞你一點小動作。在社會矛盾很大時，江要搞平 衡，一般不動用壓力手段。搞民主，一是靠理念，二是搞平衡，在妥協中就無形創 造了空間。此外，江朱矛盾可能造成契機。朱熔基看來要搞威權體制來完成改革， 但他又不想承擔全部社會責任：只在經濟領域中，粉碎官僚的反抗、地方諸侯的反 抗，但是不管大的社會層面，要江澤民提供政治保證－－不然你把黨權給我，我來 搞政治保證。現在朱熔基功高震主，江澤民如果心理不平衡，就會想，國企與機構 改革並進，搞到一大批人沒有飯碗，得罪人的事我做，你名聲那麼好、人大掌聲那 麼熱烈，便會去尋找自己的著力點：就可能要來推進政治改革。領導人這種矛盾， 往往就是政改啟動的契機。他自己想要想得分，也得選這個突破口。 從社會層面看，在中國有把政改提到日程上來的現實邏輯需要。中國破產法起 草人曹思源在哈佛作過一次演講，他舉了十個大的方面，指出到了必須修憲的地步 。這十個方面，都是現實發展與現行憲法相矛盾：要麼根據現行憲法將法制建設退 回去，要麼就得承認法制建設的進展而修憲。一旦修憲，當然就得根據憲法的內在 精神提出要求。其次，經濟改革的邏輯也把政治體制改革推上議事日程——要將政 治的遊戲規則調整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該書引用學者們的觀點提出，江澤民的遊戲並不在毛鄧時期的平面。毛靠運動 ，鄧靠政策；毛抓政治，鄧抓經濟，說到底都是人治、半人治，都是威權。江澤民 這方面不行，就要靠規矩治國，沒有規矩，就沒有合法性，沒有執政的依據。所以 毛鄧走了之後，強人政治不再，只有通過政治改革才能填補他們留下的制度真空。 海外民運面臨大轉變的抉擇 今春以來，中國因為政府換屆和北大百年校慶，知識分子的活動空間有些微鬆 動，相對於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長時間的萬馬齊喑局面，那些長期關注中國政 治的外國記者有些激動的稱之為又一個「北京之春」。暫且不論「六四」將臨、公 安再度對民運人士出擊等春寒料峭的種種細節，畢竟，春回大地的氣息已不是政治 制度和國家疆界所能鎖得住的。 已經沉寂了一段時間的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也沐浴到在這一陣春風，正在重新 萌動：嚴家琪、於浩成、王希哲、徐邦泰等五十多位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和民運人 士，在即將回歸中國的澳門齊集，最近舉行了一個名為「港澳與中國現代化」的研 討會，這可能是海外民運在離國門最近的地方舉行的一次活動，難怪中國當局如臨 大敵，不但強行阻止王希哲太太江蘇到澳門與丈夫會面，甚至令會後赴香港觀察選 舉的嚴家琪也不得其門而入，被香港當局遣返。 幾乎是在差不多的時候，「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第八屆和「民主中國陣線」五 屆，力邀在海外民運中有影響的人物，在加拿大多侖多聯合舉行「世界代表大會」 ，並且舉辦主題為「中國政治反對派所必須的政治，文化，心理與道德素質——海 外民運歷史反思」的研討會。組織者認為，形成一個成熟的政治反對派，是中國大 陸實現民主化的基本條件之一，也是海外民運存在的基本理由和目標，而一個成熟 的反對派有三個標誌，明確的政治綱領和公共政策，團結一致的組織力量，公認的 領袖人物。這次活動圍繞海外民運的種種問題，探討民運人士在各方面的素質上存 在的缺陷以及對之彌補、提高的可能途徑。 稍後，自稱獲得美國一些政治活動家支持的民運人士，於六月四日至六日在華 盛頓DC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和國會山舉行「中國運動團結會議」。議題是討論如何 促使中國民運成為中國乃至國際政治舞台上更加有效和重要的政治力量。團結會議 的目標是最終創立一個成型的自由中國政治運動，充當中國海外民運組織和個人的 聯繫網絡。團結會議將把有意傚法南非自由運動、波蘭團結工會和緬甸（昂山素姬 領導的）社會民主運動以建立一支具有強大政治力量的中國民運活動家,海內外僑胞 ，留學生和學者組織起來。這次活動的組織者計劃會議將簽署一份簡要的「自由中 國運動宣言」。 此外，自魏京生去年出國以來，風塵僕僕對歐美主要國家進行穿梭訪問，不管 人們對他目前的言論和思想觀點持什麼意見，也不管他的表現與人們對他的期望有 多少距離，他的這一系列活動在客觀上引起了西方民主國家和主流社會輿論對中國 人權問題和海外民主運動的重視。最近王丹在入學前訪問了美國一些地區，他的和 平理性精神以及特有的親和力，對於解釋海外華僑和留學生對民運的誤解，起了特 殊的作用。海外民運自有其寬闊的空間和充足的資源。 孤立的看，中國異議人士出國就好像是「獲得了天空，失去了大地」，而且山 頭林立的民運組織也在分散和消耗原本就少得可憐的民運資源……，在一個多元化 的自由環境中，這些都是要人們逐步適應的常態。如果從量變到質變的角度觀察， 海外民運的存在有其特殊的意義，而且如今已發展到「量變」的一個新的階段，有 人將其形容為「海外民運正面臨一個大的歷史性的轉變」，民運需要有新思維和新 的運動形式。與其陷入傳統的思維裡孜孜以求「大一統」，不如利用各種主客觀條 件，各盡所能的多做 一點具體的事情，通過不斷的「做事」來建立和發展民運的隊 伍。 與當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相比，目前的海外民運尚有待於將明星的個人行 為，或流於清談的種種「研討會」，上升到一種有明確政治目標的「政治行為」。 例如，王炳章的回國闖關行動，不管他個人的主觀動機如何，實行過程中有多少必 須認真檢討和糾正的錯誤缺點，他的確在啟發海外民運以此契機將一般的「做事」 可能變成一種「政治行為」——有明確的目標，不斷的組織人員以各種可能的形式 跟進，增加海外民運對中國政局演變的影響，並使海外民運漸漸走出谷底，這不是 不可以期待的。在紀念「六四」九週年的時候，人們看到了這種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