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面對「Ｘ世代」 ——新春雜想 蘇　煒 「不合時宜」然也，「四面楚歌」卻未必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於我是這樣引發的：一個我從小看著她長大、並一直 對我尊重有加的親戚孩子（就簡稱她小Ｄ吧），最近從中國大陸到美國來留學。見 面不久就要跟我這位「叔叔」辯論「民主」問題，向我真誠而激烈地重複著海外耳 熟能詳的那些「理論」：人權就是生存權。中國人的吃飯問題比人權、民主重要得 多。西方民主與中國文化的價值是相衝突的。中國人口多、文盲多，根本不適合提 倡民主。我們不知道「六四」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在乎「六四」的真相究竟 是怎麼回事。反正魏京生、王丹應該被抓、被判刑，因為他們是破壞國家穩定的罪 犯。哪一個國家的政府不是奉行「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的？釋放魏京生，是因為 美國想借人權問題打壓中國。江澤民訪美所代表的當然就是中國，共產黨現在代表 的也是中國，在美國抗議江澤民訪美，就是反中國，就是漢奸。「六四」不可能平 反——至少十年內不可能平反。你們所主張的自由、民主、人權，只是在作西方「 遏制中國」的馬前卒、應聲蟲，在中國社會根本沒有市場，誰也不會再把你們當一 回事兒。你們想在中國要搞民主，根本沒有希望…….。 　　「叔叔」畢竟還是一位經歷過些場面並且略具涵養的人。這場辯論倒不至於鬧 個不歡而散。甚至她用銳亮的高音調說到「漢奸」等等刺激字眼的時侯，我還輕輕 笑了起來。末了我只是告訴她：你剛到美國，先不忙下結論，多讀讀、多看看再說 。但是結束談話以後，她的「純真堅定」的面容卻久久烙在眼前，灸得我心中隱隱 作疼。跟耶魯一位友人談及此事，他驚詫異常：你怎麼這麼遲鈍？你們這些「自由 派」、「民主派」早就「不合時宜」並且「四面楚歌」了，你難道一點「自知之明 」都沒有？你別以為你的那位親戚孩子在美國呆幾年，就會自然而然改變看法ˍˍ 你沒看見現在電腦網絡上那些最激烈的「親共」、「反民主」的言論，都來自那些 「資深」留美學生嗎？這幾年在國內引領「反美」、「反西方」的「說不」風潮的 ，不恰恰正是幾位有頭有臉的「留美學人」嗎？這位友人還提起：一位近年「轉型 」成功（從准「異議知識分子」變為北京官場紅人）、因為在國內屢屢發表「反美 」「反帝」高言而聲名大噪的留美「某教授」，一點也不在乎他在美國的專業同行 對他的側目以視。他說：我知道我在海外會挨罵。可是我聽到的國內支持聲音更多 ，越年青的人越支持我的看法。我代表的是今天中國年青一代的民意多數。云云， 等等。 　　我倒不至於「愚鈍」至此。「不合時宜」然也，「四面楚歌」卻未必。應該說 ，從八九年春天踏上反叛不歸路的那一刻起，自己就作好了即便可能免於牢獄、也 需要面對長程寂寞的思想準備。近些年來，一方面是「海外民運」的自亂陣腳，人 氣聲望越走越低；一方面是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的一片榮景，知識界「淡化政治」、 「淡出現實」的聲浪越來越高；身邊的熟友、老友也一個個相繼「棄甲而去」，掉 轉頭來說各種風涼話的更是大有人在。說「荷戟獨彷徨」有點太酸，但民主作為一 條寂寞長程，被放逐與甘於自我放逐的異議者所需要面對的零余感、孤獨感以至無 力感，自己則不但是感同身受，而且也是時有切膚之痛的。我對「小Ｄ」的平靜， 是因為我並不缺乏基本的自信。雖然不必說「雖千萬人，吾往矣！」之類的豪言， 但執著於人權、自由、民主、法治普適性的基本信念，守持自己的知識良知與獨立 批判立場的自主能力，卻還是綽綽有餘的。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可以對身邊遭際發生的一切變化、喧攘的一切聲音 ，「略而不論」——這些年來，更確切地說，自九十年代市場化、商品化大潮高漲 與「文化熱」、「政治參與熱」急驟退潮以來，自北京申辦奧運落敗所引發的中國 大陸重新勃興的民族主義風潮以來，對「後極權」、「後八九」、「後鄧與鄧後」 之世態輿情的急劇變化，我們ˍˍ這個「我們」可以包括海內外自由派的中國知識 分子，多多少少是採取駝鳥式的「略而不論」的態度的。 面對——「失語」、「失憶」與「失傳」　　　 　　此刻提筆「論」之，卻仍舊有一線掩抑不住的悲哀：信息資訊的封鎖隔膜，實 在是專制政治的殺手鑭。其中的輿論一律、新聞管制更是鋒險的刀刃，閹割、扭曲 了不止兩、三代人的心智靈魂。記得八十年代初到美國留學，每一次和來自台灣的 室友發生「兩岸問題」的爭論，或是在學校修讀中國研究課程展開的討論，總是聽 到這樣的譏諷：無論抗戰、韓戰、內戰、大躍進、文革等等，除了《人民日報》和 官定教科書上的說詞，你還知道說一些別的什麼話嗎？一下子就能把我問住。在當 時的知識閱歷裡，除此以外，我們確實無話可說。沒有想到，整整十五年過去，同 樣話題、場景，又出現在我和小Ｄ的那次不動聲色的辯論上——我聽她說完，慢吞 吞問道：你說的話我很熟悉，大多都是我們「江總書記」剛剛說過的。除了這些， 你可以說說你自己的看法嗎？她反駁我：除了這些看法，其它看法都是西方人、美 國人為了打壓中國製造出來的！我說：有沒有可能存在「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 西風壓倒東風」之外的、自己獨立思考出來的想法和說法呢？……. 　　和小Ｄ的爭論之所以讓「叔叔」再也坐不住，是因為直面了一個人們無以迴避 的尷尬事實：社會上廣泛的「政治失語症」的流行，源自於「歷史失憶症」的深久 錮疾。由於資訊的封鎖與政治鉗制，所有歷史的真實和現實的真實，都被片片斷斷 地刪改了、切割了、扭曲了，人們賴以獨立思考的真實土壤被抽離，歷史賴以傳承 的信息媒介也便變得支離破碎。雖然「八億人只用一個腦袋思考」（李一哲語）的 時代早已結束了，但十二億人只能用一張嘴說話，卻仍然是中國大陸老百姓無以掙 脫也無以睽避的現實。因此，民主，無論作為一種社會運動、政治文化或是生活方 式，近幾十年代，在中國大陸都是缺乏歷史的累積性和承繼性的。每一代人都要「 重頭再來」（崔健歌詞），都要「啟蒙」、「重寫」（學術流行語）一遍。 　　六十年代初，中國大陸學術界曾經發生過一場文化傳統是否可以「抽像繼承」 的爭論，即：是否可能超越傳統的「階級內容」和「歷史局限」而使幾千年歷史的 中國文化傳統可以在共產革命之後的中國得到香火傳承。這是在當時環境下，中國 讀書人對革命專政下已經發生的歷史斷裂、「道義失傳」發出的警世憂慮和委婉抗 爭。共產黨人中的清醒分子如鄧拓等，在當時則直言要用棒打「歷史健忘症」。其 結局，自然是受到「革命當局」一陣劈頭蓋臉的文字圍剿以及隨後文革的「火燒」 、「埋葬」與「自絕於人民」。ˍˍ以粉飾過的現實強化遺忘、摧毀記憶，從來是 專制者維持官方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不二法門。歷史的傳統與道義因之泯滅了，維繫 失語、失憶的「革命法寶」卻變成了一種新的「傳統」ˍˍ此即「學雷鋒」、「主 旋律」、「三個一工程」等等之所謂也。生活在這樣一種從「失憶」、「失語」到 「道義失傳」始終綿延不絕的現實之中，我們能怪今天Ｘ世代的小Ｄ們，不知道、 也昆不在乎那個曾經那樣震憾世界的「六四」，連人權、民主的ＡＢＣ都沒弄懂， 就跟著官方調門鸚鵡學舌麼？回想「六四」當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以及絕食 群體們，不是同樣不知道魏京生是誰、「民主牆」何物，更不可能知道李一哲、遇 羅克等等為何方神聖麼？同樣道理，其實，今天的魏京生、王丹、劉曉波們已經關 進大牢第二回了，北京王府井、上海外灘照樣卡拉ＯＫ、鶯歌燕舞，各種「學術沙 龍」、的「侃大山」依舊熱火朝天，誰又為此想「知道」一些什麼，「在乎」一些 什麼了？ 　　忽然想到當日，魏京生關了整整十年，整個大陸知識界似乎為著刻意配合「鄧 改革」，對魏京生案從旁觀、沉默到漠視、冷視甚至側目以視的全過程（直至到八 九春天的「六四」血案前夕，才因歷史因緣的偶合與集體性的羞愧所激發，作為群 體發出了微弱的抗爭）。知識界的冷漠，其實最有效地實現了官方對為「魏京生」 消音的意圖，也加快縮短了這種從「歷史失憶」到「社會失語」再到「道義失傳」 的循環週期。今天，身在海外自由環境，筆者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地想過，如 果此刻身在中國大陸，自己也一定會是這個冷漠群體中的一員ˍˍ不作「紅朝」的 幫兇便實屬不易，幫閒的角色恐怕在劫難逃。我一定也會振振有詞地為自己辯護： 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也莫非「黃土」。刺秦的荊軻幾人能當？拎著的頭顱幾人 肯擲？趨利避害是人性的選擇而非政治的抉擇。要求大家都成為拍案而起、臨危不 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鬥士猛士烈士，合情麼？合理麼？可能麼 ？必要麼？一個需要英雄、烈士的時代甚至是「英雄」、「烈士」輩出的時代，究 竟是中國的大幸呢還是中國的不幸？……. 　　——身在中國現實之中，此乃讀書人無奈無助卻也有理有據的一番「由衷之言 」也！筆者時時為此黯然怵然：「失語」－「失憶」－「失傳」的週期性循環，果 真是中國人無以擺脫的「民主宿命」麼？ 面對——「民意真實」背後的諸種「恐懼」 　　　　 　　細細追究，專制政治的鉗制，以及對於政治鉗制的恐懼，當然是其中很根本的 原因。在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之中，恐懼，是一種形而上的終極性籠罩，一種類似 陽光空氣一樣無所不在、也「不可或缺」的時空存在。所以西方政治學中便有一個 「專制統治即是恐懼統治」的經典性命題。筆者在此想特別指出的是：「恐懼」是 可以拆解的。首先需要拆解的，是支撐在諸種「恐懼」背後的，那幾層意義繁複卻 常常容易被人們「略而不論」的「民意真實」。 　　第一層「民意真實」已經被史家論者一再指出過：由國家機器全力營造出來的 「波瀾壯闊」的「民意基礎」，是在專制政治中相當常見的一種社會奇觀。從文革 中動輒百萬人、數百萬人的「打倒劉、鄧、陶」、「批林批孔」、「反美反修」大 集會、大遊行；多少年來各種崇毛、崇鄧、維護「江核心」的「紅海洋」、「致敬 電」、「表忠會」等等；一直到北韓父傳子嗣而淚眼盈國的「慈父領袖」、「主體 領袖」，海灣戰爭中伊拉克的「聖戰之海」ˍˍ「全民抗敵」與「全民皆兵」等等 ——在這裡，「民意」即是「朕意」、「黨意」，也即是統治者的「國家意志」本 身。在「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固有格局之下，「黨國」之間，「國 家」、「民族」與「人民」之間，所有利益與權利的關係早淹壓成為一片，其間是 沒有任何真實的人民自由選擇的意願可言的。民意欠卻了隨意性，便只剩下了定型 化、定量化的刻意性，成為一種可以由為政者之手任意捏塑的東西。這種虛假的「 民意基礎」，於是既成為政治鉗制的結果，更成為這種鉗制合理化的「原因」。如 此「雞生蛋、蛋生雞」式的因果相淆，正是今天北京為政者不著痕跡卻刻意經營的 著力點所在，也正是今天「轉型成功」的「某教授」們或是如小Ｄ一樣的「Ｘ世代 」們，相當自信地認為「代表基本民意」的全部心理支撐點所在。常常聽到一種批 評說：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缺乏「草根性」，魏京生得不到廣泛的民意支持。在資 訊封閉管制的大環境下，無論魏京生王丹或是民主自由人權，「缺乏民意支持」， 似乎共同成為朝野雙方都可以拿得出台的拒斥理由。俗話說：「蒼蠅不盯無縫的蛋 」。這種如假包換的「民意」，於是成為專制政治這只「大蒼蠅」盯在中國這個「 大蛋」之上，能夠歷經文革、六四與蘇東崩潰而緊咬不放並且「長盛不衰」的那道 功能巨偉的「縫」——「民意」之「縫」。 　　但是，一個「虛假的民意」論斷，並不能將我們的思考輕輕打發過去。今天， 無論是將「穩定壓倒一切」作為「民意」的外殼也好，「富民強國」或「民族主義 」作為「民意」外殼也好，在理念的層面你可以指出它的虛假成分，但在現實的層 面，它卻是有著某種不容置疑的、「鐵板釘釘」的真實性的——這，就是今天海內 外眾多「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往往容易對此「略而不論」，因而常常被世人批評為 「脫離中國國情」的癥結之所在。 今日中國之「國情」——所謂「民意主流」，是什麼？ 　　大體言來，反映反映中國大陸「民意主流」的，有這麼幾種聲音： 　　「蘇聯、東歐式的社會大崩潰把中國人嚇怕了，現在最怕亂的其實不僅是北京 當局，更是好不容易從多年的窮困中喘過一口氣來的老百姓，以及總算稍稍可以關 起門來作一點學問、少過問一點政治的知識分子。」此之謂「安定論」也。 　　「現在確實是中國社會進入近百年難得一見的繁榮時期，政治不算修明但經濟 卻堪稱昌盛，過小康日子已經不是老鄧『翻兩番』的理想，而是一個逐漸落實下來 的現實。你要記住中國人是一個被『中庸之道』、『知足常樂』與『及時行樂』熏 陶了幾千年的民族，這種時侯，你很難再想真正讓他們改變一點什麼。」此之謂「 小康心態論」也。 　　「蘇聯垮台了，中國變成了唯一可以和可以和美國抗衡的超級強國。所以美國 就要和西方聯手，圍堵、遏制中國的發展，北京爭辦２０００年奧運失敗已經充分 顯露西方的這一陰謀。面對這樣的『世紀大陰謀』，中國人別無選擇，只能跟政府 站在一起，為實現強國夢，堅決與西方抗衡到底。」——此之謂「民族大義」論也 。 　　「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有不同的時代話題。在今天，八十年代式的憂患意識、 社會參與意識、文化批判意識，西方思潮熱等等，都統統過時了。九十年代流行的 後現代、後殖民等等『後學』的要旨，就是要解構、顛覆一切中心話題。民主、自 由、人權作為西方價值的中心，也就成為『西方文化霸權』的變奏聲部，當然應在 解構之列。」——此乃近期在知識界「後主」們中風行一時、而與官方意識形態有 合謀合流之嫌的「民主自由即西方文化霸權」論也。 拆解幾個不同層次的「恐懼」 　　以上略略舉出的諸「論」，過濾下來，其實基本上是由兩種不同的「恐懼症」 構成的：「動亂恐懼症」與「列強恐懼症」。無論是怕變怕亂、祈求小康的自足， 或是強國為上、恐懼西方的遏制圍堵，我們並不難從近百年來列強環峙、內亂不已 、血火交集的中國歷史中找到它們的淵源出處。這一「淵源出處」及其在現實中所 投射的巨大陰影，其真實性是無庸置疑的。非常微妙的是，籠罩並掌控在這樣兩種 真實的社會民眾心理恐懼之上的，是執政黨另一種更為真實逼人，時有燃眉之急的 恐懼——即：經歷過文革、六四、蘇東崩垮之後的「亡黨亡國」的恐懼，其中包括 政權合法性的恐懼，以及「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恐懼。自八九年以來，北京為政 當局做得最漂亮、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將上述維護「官人」們私己利益的「權 力恐懼」即「江山恐懼」，巧妙地轉換、嫁接、化入到關係「草民」（普通民眾） 整體利益的「權利恐懼」也即「飯碗恐懼」之中去，從而有效地營造出另一種「深 具昆民意基礎」的「大恐懼」ˍˍ「自由即混亂」、「民主即動亂」、「是西方價 值造成了蘇聯、東歐今日的亂局」，「在中國鼓吹自由民主即是中了西方搞垮中國 、重蹈蘇聯、東歐覆轍的陰謀」……，等等等等。其中，又以成功地將蘇、東共產 陣營崩潰的當下政治危機，轉換成「紅旗一倒國家解體、暴民遍野、人頭落地」之 類的廣泛的社會心理危機，最見「我黨」以恐懼愚民的功力。這些不同層面的「恐 懼」混為一體，又全都罩上了「民族大義」的光歡，於是，朝野之間虛實莫辨的諸 種恐懼構成了一個邊際模糊的「大民意」，一下子全然服膺於專制政治得以行時的 那個「大恐懼」ˍˍ從前以「真理」、今日以「民意」建構其合法性的「恐懼統治 」。於是，執政黨在六四血案後失掉的正當性、合法性找回來了，顫巍巍的「鄧大 人」和笑瞇瞇的「江核心」重新控制了八九後嚴重失序的中國大局，使一度岌岌可 危的政權實現了政經、輿情的「軟著陸」。 面對——不同的利益交集與轉換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個層次的恐懼——社會民眾心理的「權利恐懼」即「飯 碗恐懼」，執政領導層的「權力恐懼」即「江山恐懼」，還有巧妙混同交織而籠罩 其上、遍被國中的專制政治的「恐懼統治」，之所以可以在「後鄧」與「鄧後」的 中國實現有效的「合流」，成為整個「後鄧－鄧後」時代的危機支撐點，其實，與 另一種更重要的「合流」ˍˍ社會各種階層群體不同利益的交集與轉換，是密切相 關的。 　　至此，我們可以進一步逼近那個「Ｘ世代」話題的「關鍵字」——關於「利益 」了。 　　人是利益的動物。以人性而論，如果把出於高尚動機的奉獻與犧牲稱為「善」 ，而把謀求、維護私己的利益與慾望視為「惡」，現代民主政治及其經濟制度—— 資本主義及其市場經濟，正是建基於對人性「惡」的承認——對個體利益、權利的 基本需求的承認之上的。這本來是民主的ＡＢＣ，卻又每每是受「大公無私」的共 產革命理論熏陶了幾十年的我輩「民主派人士」所容易淡忘的。（最常聽到的誤讀 是：「搞民主首先要犧牲個人利益」。）將近二十年的大陸社會政、經改革，已使 中國大陸社會各階層民眾，與執政黨的現政權與現行政策建立起一種深刻的利益關 系。這確是中共體制內部發生的一場深刻革命。與以往共產黨推行的諸種「深刻革 命」不同：以往的革命，是以「崇高」的名義從靈魂到肉體實行對民眾權益的徹底 剝奪（所謂「全面專政」），受損害者永遠是多數人而得益者永遠是少數人；近二 十年代發生的這場以「鄧改革」為標記的中共內部革命則不然，雖然鄧的改革目的 最根昆本是為著鞏固政權——「永保紅色江山」，但這一場改革，從根本上卻是以 承認人的私己利益可以成為社會公共發展動力作為其出原初發點的（從最早推動的 農村「承包制」，已對這場革命的「資本主義性質」作了基本的界定），這就使得 「鄧改革」成為共產革命以來，第一場以社會民眾個人的物質利益為依歸，「讓一 部分人先富起來」從而也使大部分人真正得益的革命。就這一個意義而言，「鄧改 革」確實「姓資」而不「姓社」是無庸置疑的。作為民主派、自由派人士，不能簡 單地以「專制政治之下無好果」的邏輯，武斷地否定一切中共「體制內」的改革； 而中國大陸老百姓今日「怕亂」、「惜福」與「知足」的心態，也正說明：社會廣 大民眾在改革中確實成為普遍獲益的多數，他們的利益理應受到任何意欲推動社會 進一步改革的各方力量的尊重，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正如北京為政者近年來精於在「恐懼」上作混雜文章一樣，他們也 喜歡作「利益」的混雜文章ˍˍ刻意將社會的諸種利益群體的不同利益需求淹為一 片，把「黨領導一切」的黨私之利，與「十二億人口的飯碗問題」混為一談，從而 將「紅旗一倒人頭落地」之類的唬人大話，變為「穩定壓倒一切」的法理註腳。在 這種利益混淆之中，中共政權內部以權獲利、利益分贓、貪污腐敗的驚人事實被淡 化、掩蓋了。以至人們常常忘記：自八十年代改革以來，中國老百姓的獲益與為政 者的得益是非常不均衡且完全不成正比的。中共權貴與各方諸侯充分利用改革的縫 隙「跑馬圈地」，多年來已經成為國有資產明火執仗的的鯨吞者和掠奪者，並且隨 著改革深入，越來越成為民眾業已取之改革利益的剝奪者，這已經是相當顯明的事 實。今天各個虧損的國營企業高達數千萬工人「下崗」，並不影響那些侵蝕了「國 企」資產、需要為虧損實際負責的主事高官們，在外國銀行的私人帳戶存款數字的 節節攀升。最近的亞洲金融風暴已經為此拉響了預警警報：由病毒纏身的政治體制 所主導的經濟增長，隨時孕釀著深刻的危機。被政治腐敗所攪亂蝕空的金融體制、 運作規則和決策系統，如果不及時在政治體制上作出根本性改革，終至要釀成經濟 大衰退和政治大雪崩，這，就將成為一切「怕亂」、「惜福」和「知足」的社會大 眾的真實夢魘了。 「代際」歧異：利益選擇與問題意識 　　當今中國大陸社會各方各層的利益分際模糊，有主政者刻意使然，也有所謂「 代際」使然。 　　這裡面首先確有一個「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之別。八十年代，改革伊始 ，一切利益的參照物都是「十年文革」與「文革前十七年」，所以社會各階層的無 論情感趨向或是政策取向，陣營都很鮮明，「左派」與「右派」、「保守派」與「 改革派」甚至「精英」與「大眾」，其利益的指代關係都是很清楚鮮明的。九十年 代則大大不同了。由鄧小平所推動的改革已進入第二個十年，隨著改革的深化，使 得原有的利益關係也發生了巨大的、甚至根本性的變化。比方，原來從恢復「崗位 責任制」中得到「多勞多得」真實好處的工人階級，成為推行股份制後紛紛「下崗 」因而利益盡失前途茫茫的一群；過去處在價值重建、文化啟蒙「中心」位置的「 精英」階層，被潮湧而來的「大眾文化」擠到「邊緣」去而不知所措；更重要的變 化其實發生在執黨內部。以往圍繞政治決策，「改革」、「保守」的營壘分明，今 天改革開放已成不可逆轉的「既定方針」，處在「鄧後」權力交接與再分配之中的 各方政要，保權、固權、攬權的利益已大大高於意識形態派系的利益，即如檯面上 的江澤民、喬石等人，過往的「改革派」、「保守派」等名頭已經很難對他們作「 約定俗成」的分類了。比方，據報道，在台灣問題上，以往被「想像虛擬」為「改 革派」的喬石，其態度就遠比江澤民僵硬；在釋放魏京生的問題上，高層的幾派反 江力量曾經聯手抗衡，以往被認為「中間偏左」的江澤民，近來又被視為「親美」 、「親西方」而備受腹背了。這些，都是超出以往社會民主力量的「政治想像」的 。 　　「代際」之間，還有一個純粹由不同年齡層所帶來的「利益選擇」與「問題意 識」的大異其趣。仍以小Ｄ為例。「六四」發生之時，小Ｄ只是一位小學畢業生。 當八、九年過去，她作為一名自費留學生到美國修讀研究生學位時，她已經成長為 一個思想活躍、能量充沛的人物。這一代人是真正「吃改革的奶水長大的」（與「 老三屆」常常自稱「吃文革的狼奶長大」截然不同），他們是中共改革的直接得益 者，經歷中少有前幾代人的陰暗面，也從未受過任何舊式理想主義的熏陶，他們對 切身擁有的利益有著更為直接也更為功利的感受。今天，小Ｄ她的同輩朋友們已經 站到了社會舞台的聚光燈之下，他們確有權利、也有資格代表自己的一代人的利益 發言。而且他們這一代的人的利益、關心的話題，其具體內涵並不見得與「六四」 、與民主、人權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比方：從「卡拉ＯＫ」、「ＮＢＡ」、「ＣＶ Ｄ」的流行到「王朔」、「葛優」、「四大天王」與「辣妹」的流行，從「股票」 漲跌、「面的」加價、「桑塔拿」減價到「瘦身減肥」無價，都與「八十年代人」 或「上一代人」的「熱點」話題無涉。ˍˍ如果在史家筆下腥風血雨的文革十年浩 劫，成為王朔、姜文們真實感受中的「陽光燦爛的日子」，你又怎麼可以要求小Ｄ 這一代人，需要為「六四」血澤的消解，承擔一點什麼道義責任呢？ 結句：Ｘ世代、「世紀末」、「新新人類」及其它 　　本文不是提供答案，只是提出問題，以及面對問題的可能方面。 　　民主是需要理想的。但推進民主的進程卻不是傳統的「理想主義之旅」，更不 是「格瓦拉」式的「純粹革命」，它不存在任何超越社會具體利益需要之上的「烏 托邦」色彩。既然以維護個人的、多數人也包括少數人的利益與權利作為自己理念 的出發點，民主運動又怎麼可以無視、低視甚至蔑視今天大陸社會一般民眾維繫自 己「小康」利益的基本要求呢？實現民主的目的之一，既然是為了爭取民眾個人「 免於恐懼的自由」，執著於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民主人士，又怎能迴避今天社會 一般民眾存在的諸種真實與虛幻的「民意恐懼」呢？ˍˍ民主力量，應該如何破解 專制政治行之經年、「一抓就靈」的「恐懼統治」呢？如果不能從這些瀰漫一切的 「現實」與「真實」出發（無論是否加上「引號」），民主，確實就真的成為「隔 山買牛」的「空中樓閣」；今天已被輿論大多變為貶稱的我輩「民運人士」，在本 來已經夠艱辛、夠寂寞的奮鬥長程中，就難免更容易添上幾抹供時人閒言絮語的滑 稽色彩了。 　　筆者，雖處在「民運」邊緣久矣，但從不以成為「我黨」及時人眼中之「反派 人物」為悔為憾。但是，在那一場與小Ｄ的談話之後，筆者卻生出一種由衷的危機 感：民主，如果不能面對「Ｘ世代」的「新新人類」，面對「世紀末」與「新世紀 」的諸種新課題；不能確立自己全新的「問題意識」，仍舊是「千人一腔，千部一 面」，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就一定還會延怠多年。今天積極投身民主運動的這 一輩人，恐怕就真的要留下「世紀之憾」了。故不揣淺陋記下雜想，以就教於各位 前輩與同輩「方家」吧！□ 　(九八新春於耶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