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新聞體制的新觀察 金 楓 控制輿論和管制新聞是中共實行一黨專政的一塊重要基石，所以研究中國的 社會轉型和政治體制改革，觀察中共的新聞體制、新聞政策的演變就是一個重要的 指標。有報道說，中共黨內的開明人士呼籲加強新聞監督以遏制日益嚴重的腐敗； 又有傳聞說，曾經釀成「《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江澤民令其智囊放出風來，要 開放新聞言論的空間。柯林頓這次訪華，北京當局前所未有的三次開放新聞媒體實 況轉播，令期盼中國新聞自由的熱心人士受到不小的鼓舞，到底這是中國新聞改革 的先聲，還是江澤民玩弄國際輿論的權宜之計，尚需要時間予以觀察。 傳統制度和市場需求間的平衡 在中國新聞界，最近出現了一股辦「報系」，又稱「報業集團」的勢頭，它 的主要內容是以重新整合現有報刊機構、擴大其經營規模、調整其業務結構和人員 及其他新聞資源的配置。自廣東、上海出現了報業集團的組合以後，北京也出現了 《經濟日報》和《光明日報》兩家所謂中央級報紙的聯合，並有出版《北京早報》 的計劃，而屬於兩家北京地方上的報紙《北京日報》(包括《北京晚報》）和《北京 青年報》也針鋒相對將通過推出《北京晨報》露出了在競爭中進行聯合的端倪。 經濟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努力始終沒有停止過， 前十年中曾經湧現了《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週報》、《新觀察》雜誌和《文 匯》月刊等報刊，通過打「擦邊球」使得新聞改革一度出現了一個高潮，但是八九 年的「六四」鎮壓中斷了這一進程。在第二個十年中，中國新聞界採取了一種更加 迂迴的手法，將原來被定義為意識形態工具、黨的喉舌的新聞媒體，開始採用企業 化的手段來經營。即在經濟改革後，越來越多的報紙要在經濟上自負贏虧，新聞從 業人員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也和報紙經濟效益掛鉤。許多機關報在不能改變喉舌作用 的前題下只能夠操起副業，辦起各種副刊或小報，以開拓市場爭取讀者。尤其是一 九九二年以來，各類報刊呈現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執政以後前所未有的增長勢頭。 市場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當報刊數量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便要求各 種資源通過某種優化組合來實現規模效益，報業集團化也就應運而生。在這裡應該 明確的是，報業集團是一種報紙經營管理的結構形式，即是擁有多家報紙或多種報 刊的報業壟斷集團，說到底，它屬於一種外在的形式、手段，與報紙或報業集團代 表的立場、觀點和利益並不是一回事。一個報業集團也可能是一種封殺新聞自由的 工具喉舌；而一個堅持新聞自由立場的報刊並不一定非要是報業集團不可。 有人以為，現在台灣香港等海外新聞市場是由一些報業集團在主導，就誤以 為中國大陸有了報業集團以後就也會發展出海外的這種新聞自由。其實不然，目前 中國出現的報業集團，與其說是市場作用的結果，不如將其視為一種政府行政行為 ，或許更符合實際。且不說丁關根等中共主管意識形態官員在從中「拉郎配」，就 是中國大陸新聞媒體在根本上也並沒有擺脫作為中共工具、喉舌性質的羈絆，儘管 有些媒體在經濟上已經相當獨立了，但他們遠遠不是新聞市場上的獨立「主體」， 所以對根據市場的變化的需要來調整自己行為仍然是有心無力。在這一點上，那些 遭到當局嚴厲鎮壓的地下非法出版物似乎還更多一些市場的主體性的特徵。如果市 場的規律在報業集團的組合中真正起主導作用的話，我們就應該看到，不僅有同屬 印刷媒體之間的聯合，更應該有報紙與電台、電視台，即印刷媒體與電子媒體等不 同性質媒體之間的聯合，同時還可以有跨地區，甚至是跨國界新聞媒體的聯合。 其次，對於目前除了政治或敏感題材外的某種程度的媒體繁榮，在中共當局 眼裡卻是一種「失控」現象，或被稱作是氾濫。中共不但通過以「打擊有償新聞」 、「掃黃打黑」等運動加緊控制的力度，而且幾次三番宣稱要分批精簡或關閉占目 前總量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新聞媒體。只是一味採用傳統的強制性行政命令已不 合時宜，且也無法達到成的，轉而採用組織報業集團的方法，顯見中共此舉是立足 於在新的環境條件下加強管理與控制，而非促進報業繁榮實現新聞自由。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大陸的報紙正在走向市場，而且正在出現一個 由原來意識形態主導向市場需求主導轉變的趨勢，這實際上也是一個新聞媒體非意 識形態化的過程。在目前階段，不但有企業化管理的經濟壓力和人員下崗的社會壓 力，而且也有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必須開放信息服務業市場的國際壓力，還有國 際網絡勢不可擋的發展所帶來的高科技突破信息封鎖的壓力。對於在中國政府主導 下出現的報業集團趨勢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中共在管理新聞媒體方面，原有的管理 辦法已經無法繼續使用，但一時間又無法完全放棄；對市場支配的企業化集團化發 展前景又充滿了不確定性，而且發展的潮流又無法抗拒，目前的作為似乎正在尋找 一種傳統制度慣性和現實市場需求之間的折衷平衡。 新聞改革與新聞自由在中國大陸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相當一部分人認 為只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必然得到政治民主的果實，我們承認經濟與政治的 相互關係，但是新加坡等國家的實踐已經證明，經濟發達並不一定會導致民主政治 。可以這麼說，新聞媒體的企業化與集團化發展，在為掃除意識形態障礙方面創造 了條件，但是它未必就自然會實現新聞自由，如果中共不放棄現有的一黨專政，報 業集團甚至可能成為中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控制意識形態的一種新手段。 中共在對待新聞陸媒體上遇到的問題，與改革國營企業遇到的問題有某種相 似性，一方面要在學習和引進西方的管理方法的同時又要堅持所謂的公有制本質（ 即所謂的中體西用），一方面市場經濟內在規律的影響作用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 儘管中南海當權者可能不到最後關頭，他們都不會「還政於民」的，但一個開放的 環境如果能夠持續下去、中國大陸的新聞工作者與覺悟的人民繼續不斷地努力爭取 ，我們還是有理由對實現新聞自由抱持信心的。 中美兩國新聞觀念的碰撞 最近，參加美國「自由論壇」太平洋海岸中心帕維茵項目的八位中國新聞工 作者（其中四人來自新華社、四人來自《中國日報》），在舊金山「自由論壇」辦 公室與柏克加大萊新聞學院的師生和當地的新聞工作者進行了一次座談，這實際上 也是中美兩國新聞觀念的一次撞擊。 座談會上，中國新聞工作者問了一個經常縈繞在心頭的問題：為麼美國對中 國的報道大多都是負面的？其實這也是中國政府對美國和西方媒體所持批評態度的 一個心結。這顯然涉及兩國在新聞觀念上差異這樣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美國新聞研 究人員提問，關於中國的盲流、三峽等問題，美國媒體是否可以報道？新華社的倪 思怡（音）表示，當然可以報道，中國記者其實也在報道，只是方法非常不一樣， 因為中美兩國新聞媒體的同行對新聞到底應該起什麼作用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在美 國這樣的民主國家裡，社會結構是穩定的，一些問題都可以經過法律程序來解決。 但在中國的情況是很不一樣的，媒體說的東西會直接影響到公眾，然後公眾的感情 會引起大的問題，有的時候會是災難性的問題。因為社會結構不一樣，所以很難象 美國媒體這樣的報道，當然這種情況也正在改變。 柏克萊加大新聞學院教授卡羅琳.魏克曼(Carolyn Wakeman)說，如果西方媒 體報道了關於中國三峽移民的問題，中國可能就認為這個消息是負面的消息，而且 對中國是批評的！倪思怡感到外國媒體可以報道這些，但是多數中國人並不知道外 國媒體的這些報道，實際上也不會對中國的政治產生什麼影響。在中國因為老百姓 對報紙的信任，如果報道三峽移民的一些「問題」，他們就可能非常生氣，甚至不 理智把大壩給炸掉，所以，媒體的責任就要解釋政府的政策、政府現在有什麼問題 、什麼困難。 倪思怡表示，現在中國記者有更多的自由了，對於地方政府的腐敗、莫名其 妙的徵稅等都可以有追蹤性的報道，而且這種報道會起到一些作用，比如濫收稅的 官員最後會被解職。他對於美國媒體對中國異議人士和西藏問題這麼感興趣表示不 解，在他看來中國人對此並不很重視。 《奧克蘭論壇報》非洲裔編輯查爾斯（Charles Jackson）說，美國媒體批評 其他國家要比批評自己國家容易一些。會上也有人提出，美國這麼願意報道西藏， 是美國人比較喜歡一個公平的遊戲，與中國相比西藏是那麼弱小，被中國欺負是很 不公平的，這是美國人的正義感所無法忍受的；另一原因則可能也是得益於好萊烏 李察.蓋瑞等大明星的宣傳。 倪思怡表示美國記者報道西藏的時候，沒有報道一些好的正面的消息。《中 國日報》的張霞（音）說，美國媒體報道西藏老是報道那些沒有做好的事情，沒有 取得的一些成就。現在是「自由論壇」訪問學者的廣東電視台記者郭韜則表示，誰 的噪音大，媒體就會來追，這個噪音有可能是故意製造的，有時也不是什麼正確的 觀點，只要是一種聲音媒體就會來報道。 原美國ABC電視台駐北京首席記者、目前在柏克萊加大新聞學院任教的科達德 （Todd Carrel）談到，中國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美國也是這樣認為的，認為自 己是最強大的國家；兩國都是以自己的理解看待外部世界。美國媒體有一種傳教士 式的心態，非常希望別的國家的人變得和自己國家的人一樣。美國經過了不同的時 期，曾經有一段時期希望中國變得和美國一樣，現在正在經歷一個商業的時期，什 麼都用錢來衡量，比如說我們合作，就要考慮這種合作會給我們雙方帶來什麼好處 ，實際上這兩個國家文化的區別是相當大的。 科達德還說，美國白人在擴張的時候，好像淹沒了當地的印地安人，但美國 人也不太關心這個問題，也不談這個問題，如果中國來了一個記者，報道了美國歷 史和目前印地安人的狀況，坦白的說美國人根本不關心這個，這個也不是一個很大 的政治問題，這種導報可能讓人感覺應該關心印地安人，應該反思，還可能覺得有 點內疚。然而，過去我在西藏採訪報道，中國當局就記住了我說了什麼話，在我回 北京的時候他們就對我說，卡羅先生，你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我們認為什麼是 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在中國則是完全不一樣的，而且美國的新聞沒有那麼強 的政治性，我們相信言論自由，我們也相信不同的聲音。 原法新社記者、現在是柏克萊加大新聞新聞學院訪問學者的鮑伯（Robert T empler）則表示，他不同意美國同行這種「自我批評」的態度，自己作為一個外國 記者當然會寫中國的不同政見者，而且這種慾望非常強烈，因為他們有表達聲音的 合法的權利，報道中國異議人士是一個記者的責任。而且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高喊 的口號：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也是「自由論壇」的座右銘。他說，「 我對外國記者報道中國異議人士一點也不表示歉意」。 只要中國不報道的，美國就一定要報道 柏克萊加大新聞學院研究生歐迪龍（Odilon Couzin）表示，美國記者有這麼 一種心態，如果中國媒體不能報道什麼，如西藏和人權問題，對於美國媒體來說就 非常自然要報道，而且要報道得越多越好！如果這個消息從中國傳出來，那我們就 要報道得比中國增加五倍。壞的新聞就是好的新聞。在中國被官方費盡心思掩蓋起 來的「壞」新聞，在美國就成了被記者想方設法挖掘出來的「好」新聞。所以中國 不報道的，美國就可能一定要報道。鮑伯強調，對於西方記者人家告訴你什麼不可 以報道，本身就是在刺激你一定要報道。 中國記者想瞭解美國記者對中國的興趣，美國媒體對中國到底是什麼態度？ 查爾斯認為，美國老百姓對中國並不關心，他們是非常閉塞的，只有在中國發生什 麼事情對他們的生活有直接影響的情況下，他們才會對中國感興趣。作為一個編輯 如何選關於中國的報道，他表示主要考慮讀者的興趣和需要。 卡羅琳說，美國記者對中國的態度是多元的，有好的有壞的，但是從目前來 看對中國的看法比較悲觀的較多。鮑伯則持不同的看法，他覺得現在媒體對中國的 報道是樂觀的，比如報道中國的鄉村選舉都是很正面的。但他感到，中國將來對於 美國來說永遠會是一個主要的問題。 曾在柏克萊加大任教、現在是自由撰稿人的比爾（Bill Wong）說，美國對中 國的報道並不全面，比方說，他廣東老家發生的事情，就沒有報道。而且他覺得美 國媒體報道中國負面的要比正面的多，美國人一般不關心中國，他們只是關心影響 到他們生活的那些問題，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作為美籍華人，他表示自己非常注 意自己父母的國家所發生的事情。他感到奇怪的是，不少美國記者能讀中文，他們 和中國的聯繫主要是在學術方面的，而他自己對中國是在感情上的聯繫。 中國記者認為，從新聞的量和覆蓋的範圍來看，中國對美國的報道遠遠超過 美國對中國的報道，他們大量採用美聯社的消息，大多是美國的消息，第三世界國 家的消息並不多；另外中國在美國有很多常駐的特派記者，他們發回來的稿子很多 ，所以中國人美國瞭解更多。 有美國記者問中國同行，能否對讀者需要有所 反應？《中國日報》龐小蕾（音）說，中國的報紙現在更加關心讀者了，以致他們 在每天開會的時候，都要討論到讀者的問題，現在中國媒體已經注意反映讀者的需 要，比如象「婦女熱線」節目，報道家庭暴力和維護婦女權益等，這種方法在中國 是非常容易接受的，效果非常好。關於中國媒體對於家庭暴力問題的揭露和報道， 當然是一種進步、一種突破，但是卡羅琳認為中國並非將此作為一個專門的題目來 報道，和美國把家庭暴力當一回事的報道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郭韜濤在會上介紹，中國電視台「焦點訪談」之類的節目之所以成功，是因 為他們在經濟上是獨立的。她也談到自己對中美兩國國媒體區別的體會，在中國新 聞的作用是教育人民，在美國媒體的作用是傳播信息和娛樂性功能。也有中國記者 認為，美國老百姓不管其文化知識的水平的高低，都是自己來作決定，並對政府的 政策進行評判，而中國一直是由政府來幫助老百姓作決定的，包括連知識分子都認 為中國老百姓沒有文化，不盡知道利害，所以老百姓應該聽從政府的決策。 美國婦女雜誌編輯海侖（Helen Zia）表示，美國記者有一個傳統，對一切都 抱懷疑的態度，他們對地方的消息抱懷疑的態度，也對自己社區的消息抱懷疑的態 度，然而中國媒體是受政府控制的，所以多年來美國記者對中國來的消息抱懷疑態 度。 與美國新聞工作者或研究人員的慣於自我反思、檢討的精神形成對照的是， 張霞表示，美國記者非常聰明，非常瞭解中國，但是他們不客觀。如果他們學習中 國歷史、加深對中國的瞭解，他們的工作就能做得更好。比方說西藏我也去過，美 國記者把很多事實搞錯了，如達賴喇嘛說中共殺過很多人，但他說的西藏是大西藏 ，包括現在屬於印度的一部分，如果以此去計算多少人被殺害，得出的數字肯定是 不準確的。 科達德則認為，中國老百姓是希望聽到不同的意見，如在天安門民主運動發 生的時候，老百姓對政府非常憤怒，跟他說話的很多老百姓都問，西藏是怎麼回事 ？中國政府在西藏做了一些什麼？因為中國人發現天安門發生的事情並不是政府告 訴他們的那樣，所以他們認為西藏的實際情況跟政府說的不一樣。 「自由論壇」這一帕維茵項目每年都邀請中國新聞工作人員訪問美國，該項 目負責人貝佛莉.姬絲（Beverly Kees）表示，根據他這些年來接待來訪的中國新聞 代表團的經驗，除了前面已經討論到的，中國記者通常向美國同行提出的問題還有 ：為什麼美國記者報道很多犯罪方面的消息？為什麼美國記者把他們的國家報道得 一團漆黑？為什麼美國記者關心柯林頓總統的私生活勝於關心他的工作？為什麼美 國記者這麼熱衷於報道性方面的消息？美國記者是否把中國看成一個實際上的軍事 威脅？為什麼美國記者這麼玩世不恭地用懷疑眼光看一切？有時候中國記者報道新 聞他自己並不一定就相信是真實的，這種事情在美國也會發生嗎？編輯是否會要求 記者改變報道內容？如果是這樣，編輯是依照什麼樣的標準作出這種決定的？為什 麼美國記者寫這麼多中國異議人士的消息，但是不太寫美國異議人士的消息？美國 記者是怎麼報道他們的政府的？...... 自由亞洲電台與中國新聞自由 中國當局在柯林頓訪華前夕，突然取消已經發給自由亞洲電台三位記者的簽 證，令美國朝野輿論嘩然，也使得本來就蒙受批評、倍受爭議的柯林頓訪華行程， 復又增添了一絲陰影。這三名「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的簽證，是由白宮以所有採訪 總統訪華之行的隨行記者名義集體辦理的中國入境簽證。可是在臨行前得到中國駐 美大使館一名官員的通知，說他們的簽證已經被撤銷，沒有解釋任何理由。 「自由亞洲電台」也是「六四」事件的成果之一，鑒於自由歐洲電台在前蘇 聯和東歐的社會轉型中扮演的積極角色，當時美國國會就出現了建立「自由中國電 台」的提案，前總統布什還曾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對此進行了專案研究。早在一九九 二年柯林頓競選總統時，他就十分支持「自由亞洲電台」的構想。在一九九六年三 月根據國會通過的《1994年國際廣播法案》授權成立的這家電台，宗旨是向東亞和 東南亞那些沒有言論自由、沒有任何獨立媒體的國家定期提供新聞，以促進那些國 家的新聞自由。原美國公共電視台的行政主管瑞克特（RICHARD RICHTER）出任台長 ，他不但是一個新聞行家，並對中國的文革研究有濃厚興趣；原《華盛頓郵報》駐 北京首席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任副台長兼總編輯。 開台之初，該電台曾定名為「亞洲太平洋新聞網」（簡稱「亞太新聞網」） ，但是國會認為這個名稱不足以體現該台的宗旨，所以改為現在的「自由亞洲電台 」名稱。在改革開放以後，過去把美國之音和台灣的廣播電台當作「敵台」的狀況 ，已經有了根本的改變，聽短波在中國已經變得十分普遍了。儘管「六四」後中共 在清理清查中把美國之音等國際對華廣播當作「煽動者」，不但驅逐了當時美國之 音駐北京記者，而且對美國之音的一些節目進行了系統的批判，但無法再倒退回到 文革時代－－把聽國際廣播作為收聽「敵台」的反革命，當局更多的是採用電波干 擾，或者對提供消息或稿件的國內人士進行迫害等方式。 當「自由亞洲電台」開播以後，中共的策略似有很明顯的調整，幾乎把所有 的壓力都對準了「自由亞洲電台」，大陸著名作家戴晴原已經答應擔任該台駐北京 的特約記者，甚至連廣播記者的專用採訪設備都準備好了，但不久就因為受到壓力 而告吹；雖然因為吸引了中共主要的最強大的干擾電波，對該台的播音質量造成很 大的困擾，但在客觀上它成了「董存瑞」、「黃繼光」（中共豎立的敢於犧牲自己 的戰鬥英雄人物）－－為其他國際短波電台較順利進入中國市場掃除了一些障礙， 且不說其他電台的空間有所增加，因為「自由亞洲電台」的出現，冷戰結束後逐漸 萎縮的國際對華廣播資源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充實，而且它也激發了一種競爭機制， 比如，從「自由亞洲電台」開始籌備到開播至今，美國之音的節目不但在形式上， 並且在內容質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改進，用美國之音中文部主任趙克露的話來講，這 就是「水漲船高」。 其實，比較「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雖然它們的宗旨大體相近，經費 又都是來自國會的撥款，但美國之音屬於美國國務院新聞總署直轄機構，也就是國 家電台，編輯記者也都是政府職員，捧的是「鐵飯碗」；而「自由亞洲電台」在法 律上是以私營電台註冊的，不但它的負責人是職業新聞工作者，像中文部主任周允 廷就是來自美國之音的資深記者，還有一些記者編輯原來「出身」於中國大陸新聞 機構，像中央電視台、廣播電台、新華社、僑報等；如果說有一些流亡海外的中國 學者或記者擔任該電台的工作，如原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副總編朱杏清現在擔任 該台駐香港記者站的主任；哈佛社會學博士龔小夏擔任新組建的粵語部主任，成員 還包括了著名作家孔捷生；西藏學者阿沛.晉美擔任藏語部主任，主要不是因為他們 的政治立場，而是由於他們擁有出色的專業技能。這也是「自由亞洲電台」一直強 調自己是一個專業新聞電台，不同與主要由流亡異議人士主辦的自由歐洲電台的一 個重要原因。 向來慣於使用「分化瓦解」、「區別對待」策略的中共，在把「自由亞洲電 台」當作主要矛盾對象的時候，對於美國之音和其他國家廣播電台的態度、手段有 了一些調整，變得有點溫和友善，甚至於也可以在某種程度提供「合作」服務，這 一點連北京的知識分子也已經明顯的感受到了，比如現在他們接受美國之音、英國 廣播公司或其他媒體的採訪會比較坦然，但對於接受「自由亞洲電台」的採訪就顯 得比較拘謹甚至婉言謝絕，著名破產法專家曹思源解釋，美國之音有記者常駐北京 ，說明是中國政府批准的，也就是合法的。其潛台詞是自由亞洲電台還缺少這種「 合法性」，接受採訪可能要承擔風險。這一次取消「自由亞洲電台」三位記者簽證 的做法近乎僵硬，也再次證明了中共對該台的態度立場。 不過，一件事情被推到極端的時候，往往也可能是出現轉機的時候了。在美 國國會方面，議員們通過中共的做法，看到了「自由亞洲電台」工作在客觀上已經 獲得了令中共專制無法忍受的成效，揭露了中共裝出寬鬆的樣子實際仍堅持新聞控 制的內在本質；不但是阿金遜參議員認為中國此舉「太令人驚異了」，眾議院的「 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吉爾曼則把中國這項行動稱之為「荒謬絕倫，令人憤怒的」 ，更有甚者，他們要求總統讓這三位記者作為貴賓同乘「空軍一號」訪問北京。可 以預計，國會未來對「自由亞洲電台」的支持將進一步加強。 在白宮方面，來日來一直為自己訪華行程辯護的柯林頓，也不得不公開表示 「必得反對」，他發表聲明說:「實際上聽起來是相當具有諷刺性的。因為中國原來 可以為了發放給這個層次廣泛的龐大記者團更多的簽證而應該讓人稱道的功勞，如 今卻因為撤回已經發給三名『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的簽證而前功盡棄。」白宮高級 官員為此舉行緊急會議圖謀對策，並在柯林頓動身前夕，特別邀請這三位記者到白 宮，讓他們對總統作了一次特別訪談。其表達的信息應該說是強烈而又明確的。 在中國大陸的聽眾方面，他們會由此知道「自由亞洲電台」在服務聽眾方面 ，可能比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走在更前面。由於逆反心理的作用，越是被中共 政府封殺的信息，聽眾也許獲取它的慾望越是強烈，這是任何公關和廣告宣傳都無 法達到的效果；「自由亞洲電台」在建台才兩年多的時間裡就有這樣的成效，可以 說是天賜良機！至於和中國當局的關係，我相信經過此一事件，將來會有更多的轉 機，因為「自由亞洲電台」記者何時能進入中國採訪、何時能在中國派長駐記者， 已經成為測量中國新聞開放程度的一個「標誌」了，這是急於想要改善形象的北京 當局無法繞過去的。所以，這對於自由亞洲電台也許是壞事變成了好事。我堅信， 通過此一事件，自由亞洲電台如果能夠繼續堅持原來的立場，不斷提高節目質量， 進一步服務和滿足聽眾的需要，相信會達到更上一層樓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