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運動向何處去 ——由爭取趙紫陽獲諾貝爾和平獎所產生的分歧而想起 劉國凱 前不久，我們一些朋友向各界人士發出爭取趙紫陽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呼籲， 很快就得到各種不同的反響。有表示贊同的，也有表示反對的。反對的理由可歸納 為兩大內容。一是認為提名趙紫陽會不利於提名魏京生，甚至斷言這是衝著魏京生 而來，用心可誅。二是認為趙紫陽根本不夠資格去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因為「趙紫 陽當年是考慮到共產黨的利益而不是站在人道的立場上反對鎮壓學生。他明知血洗 京城而不肯掉轉槍頭。」甚至進而認為作為民運參加者去爭取提名趙紫陽是喪失立 場，是典型的改良派思潮的產物，對中共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意欲把民主運動變 成中共內部某一派別的附庸。 對於第一類反對意見涉及到民運內部的團結，因此應予澄清、說明，用以 消除誤會，防止不必要的內部摩擦，以期團結起來，共同奮鬥。 一 據瞭解，每年度提名角逐諾貝爾獎的截止日期是該年的二月底。如果此訊息 無誤的話，那麼我們提出趙紫陽便是納入九九年度。而早已被提名的魏京生系納入 九八年度，因此並不衝突。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即使在同一年度中，兩人都獲提名，也不算「衝突」。 我們這班朋友，以前為提名魏京生寄出過自己的推薦信。今天我們同樣認為 魏京生仍有資格去角逐諾獎。如果魏京生、趙紫陽兩位都獲獎，我們會非常高興。 提名趙紫陽與提名魏京生各有其理由，各有其不同側重的現實政治意義。兩 個提名見仁見智，應該是並行不悖的。至於認為，從前由於民運內鬥而致使某些基 金會停止了對民運的資助，現在提了魏京生又提趙紫陽會使外界認為中國人又有內 部爭端從而將魏與趙都不列入考慮之中。這個擔心其實多餘，提名魏與提名趙，與 民運內鬥根本搭不上弦。提名趙，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和對中國民主進程有積極作用 ，就是一件極具正面意義的事情，若硬要把它看成一種什麼內鬥的產物，那是十分 荒謬的。因此，只要把道理講清楚，相信「外界」也不會是那等顢頇不明事理。 二 對於爭取趙紫陽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第二方面的批評，尤應深入進行探討。這 些探討的目的，已不僅在於推敲那些批評是否恰當，更重要的是□清怎樣評估當今 的中國民主運動。即如何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推進力在哪裡？如欲較正確地回答 這些問題，首先又必須對當今中國社會的現狀，即中國國情有一個較準確的分析。 （一）中國的「國情」 本世紀之初，當馬克思主義及各種社會主義理論流傳到中國時，原有社會秩 序的衛道士們極言這些主義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於是他們遭到那些新興思想傳播者 尖銳的抨擊和辛辣的嘲笑。而且，經過一番搏鬥，這些「新興思想」在中國大陸獲 得了至尊無上的地位。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曾紅極一時的馬克思列寧 主義已在中國式微，而真正具有普遍意義的西方民主、人權理念又開始在中國大陸 流傳。這次輪到那些已仙逝長眠或年屆耄耋的「新興思想者」們的後裔及其附合者 出來□呼喝叱：這些西方的理念不適合中國國情。又是一個「國情論」，似曾相似 ，卻又並非故人。這究竟是歷史的怪圈，還是冥冥之中的宿命？ 即使費勁撥開當今那「國情論」的喧囂，人們也實在難以領略那「國情論」 的真質。因當今的「國情」宏論，其實都是在反覆錄放著第一盤卡式磁帶中的簡單 語言。他們並沒有具體剖析中國社會，並沒有講出令人信服的中國不能開放黨禁、 報禁，不能讓民眾真正享有言論、結社、直接選舉等政治權利的理由。翻來覆去的 只是一條簡單的邏輯，中國人民要求改善生活，這就需要發展經濟，就必須有穩定 的社會秩序，而只有共產黨才能保持穩定云云。 我們中國民主運動的參加者，以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為終生憧憬。為了把這 憧憬變成現實，我們倒真的應該剖析中國社會，認清中國國情，正確地制定相應的 方針策略。 當前，中國的國情比較不利於民間民主力量的發展。 七八年秋冬，是中國民主思想真正萌動的時期。凡是派倒台，務實派主政， 使人們以為堅冰消融，政治的春天已經來臨。那時不但知識界人士思想活躍，就連 一般的城鎮勞力者也對社會對政治有著相當的關注和期待。儘管八一年初鄧小平全 面壓制了平民青年的民刊民主牆運動，但知識界仍有一定的活動空間。儘管鄧小平 已充分暴露其假改革真頑固的面目，但中共高層仍有其他改革派人士在工作。以至 「清污」和「反自由化」虎頭蛇尾，並終於在八九年發生了民主能量的總引爆。 鄧小平血腥鎮壓了八九民運，自知惡跡將溢於史冊。為了抵消這一罪責，便 竭力掀起經濟狂潮。他的如意算盤是，在經濟上盡量放鬆。讓外資更大量地進入中 國；讓幹部擁有更多的經濟特權；讓私有經濟更廣泛存在；讓人們有更多的賺錢機 會，去實現其物質慾望。於是乎，在這全國上上下下一片如癡如狂的金錢物質的追 求中，人們將淡忘或罔顧他手上的血跡。 應該說，鄧小平的如意算盤已基本實現。儘管鄧小平掀起的經濟狂潮衝垮了 毛澤東等人苦心經營數十年所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大廈，但當今的中共政權已不需 要馬列主義來維持。如果說，從前毛共政權是靠政治高壓，思想鉗制、愚民政策和 殘酷的殺戮來鞏固，那麼當今鄧小平及其繼承者則是靠道德良知的普遍喪失、政治 冷漠感的高度氾濫和社會正氣被棄之如敝屣來維持其政治特權。一些人不再信仰馬 列主義，但也對民主人權興趣索然。一些人會對貪污腐化罵口不絕，但若碰到他們 自己有機會時，也不妨礙他們會去嘗試一番。試問，要在中國推進民主進程，應到 哪裡去尋找推進力量？ 有人說，私有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私有企業主）的壯大，必然導致民主 政治。這個講法，是把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故跡機械地往當今中國身上硬套。 當今中國的私有企業主中，那些能夠財源廣進，腰纏萬貫的，其中有多少是 純粹靠專長卓越、勤奮勞作？耳聞目睹的倒大多是官商勾結、盤剝勞工、聚下不義 之財。不要說一些本來就是狡詐詭譎之徒，就算有些曾是熱血青年，參加過七九民 運的，後來靠其聰明敏銳、長袖善舞，經商發財，也就食髓知味、樂不思蜀，把當 年對民主的追求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容易得來的錢財與不受約束的權力一樣，都對 人有極大的腐蝕力。 當今在鄧式經改中催生出來的私有企業主階級是一個歷史的怪胎，跟歐洲歷 史上曾經有過的生氣勃勃，反對封建特權的資產階級風馬牛不相及。也許其中少數 人對民主政治有所嚮往，但就整體而言，對這個吸著中共官僚特權的奶水長大，與 之有許多利益相通的階級，頗難期望它為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效命出力。 據悉，有一次，廣州一群私人企業主舉行餐會，在「卡拉OK」時大唱「社會 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其依附中共權貴，得以發財後的驕奢與 寡廉鮮恥溢盡無遺。 有人說，知識分子仍然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先鋒力量。 確實，八十年代中後期，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為呼籲中國民主的努力值得贊 賞。但八九以後，中國的知識界卻一蹶不振。為了逃避迫害，許多精英流亡海外。 而留在國內的人們則充滿了悲觀、頹唐、犬儒病漫延乃至屈膝叛賣。 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再也不是「臭老九」。中共深知拉攏最具社會能量的知 識分子是維持其政權的重要手段，於是官知「聯姻」成為當代時尚，一些知識分子 被招攬「入閣」，分享權勢榮耀，甚至自甘為虎作倀，助紂為虐。更多的知識分子 則被默許利用自己的技藝、專長謀取非份的利益。中共官僚明火執杖地在貪污受賄 ，知識分子則在各種外衣的掩護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地去廣開財源。學校巧立名 目地向學生家長徵收名目繁多的費用；記者大搞有償報道，工程技術人員從所主持 的項目中收取額外報酬；醫院任意調高各項醫療、護理、藥品的費用和價格。有些 醫生竟利用病人可憐的求生慾望來對他們肆意盤剝。單純的文化人生財技能確是相 對短缺，但也不妨杜撰一些媚官作品來賺取稿酬，或以其純文學為標榜，貌似清高 ，實則逃避現實。當然，良知猶存，正氣在胸的知識分子還是有相當數量，許良英 先生等人不就是典型代表嗎？但就整個知識分子階層而言，是否堪任建造中國民主 政治大廈的重擔，實難定論。 在十多年來的鄧式改革中，最受打擊傷害的要數城市勞工階層了。於是有人 認為，勞工大眾最有推翻中共專制，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 情況果真如此嗎？ 不錯，至今中國有失業、待業、下崗工人數以千萬計，數量相當一個中等國 家的全部人口。但在中國勞工階層中仍是少數，而且分散。失業下崗的遭遇是否就 一定會激起他們有團結一致去爭取社會公正，推翻中共專制統治的強烈要求，尚有 待實證。求生的本能，解決問題最直接辦法還是各自自謀生路。中國人有忍的民族 傳統。失業下崗，仍可領到點救濟金之類，未至斷炊，何須要去與政府硬碰？近年 各地雖頻頻發生失業下崗工人基於經濟要求的遊行或靜坐，但政府都不難予以消弭 。 無論是由於先知先覺，還是為下崗所迫，有的人自謀生路後倒也另有一番天 地，樂得其所。如果共產黨的官兒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貪污受賄，那各行各業的人 們又何不可上行下效，利用自己職業的便利來開闢另類財路？於是乎出租汽車司機 使出種種手段敲詐乘客；商販可以短今缺兩，以次充好來欺騙顧客；電工可用其「 電老虎」鉗來盤剝用戶……在這類遊戲中玩得應心得手的人們，你若對他們說：「 我們去終結中共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政治，以爭取最有利於勞工階層的社會公正 吧！」他們可能會用眼白看你，因為他們認為那太不著邊際了，還不如把精力用於 眼下賺錢更實際一些。 近年有些消息傳出，許多地方都發生過農民因不堪苛捐雜稅和征地等問題而 爆發激烈的抗爭事件。農民們甚至敢於衝擊縣級領導機關，佔據機關大樓，與軍警 搏鬥，推翻燒燬消防車、警車等。這說明了，中國最底層民眾──農民的覺醒，不 再一味做綿羊順民。六十年代那種整村、整鄉的農民餓死，也不去造反搶糧倉的情 況已成為歷史陳跡。但是，這些抗爭從整個農村來看仍然是少數和分散，而且我們 民主運動的參加者人數既有限，又分佈在城市，我們實在難以把這些抗爭串聯、組 織起來，並提升到建立民主制度的政治高度。 實事求是地說，當今中共政權不但得到那些在鄧式改革中撈取了巨大利益的 中共官僚和某些私人企業主的鐵心護衛，也得到一些在官知「聯姻」中分到一杯羹 的知識分子的竭力辯解，而且還得到一些底層民眾的擁護。例如，有的大中城市近 郊的農民，由於市區擴展，他們所居村莊的土地上大興土木，蓋商品樓房，尺土寸 金，因出租或出售這些土地經濟上大有斬獲，生活大為改善，他們如何不感謝鄧小 平的改革開放？ 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中有勤勞儉樸，也有自私、怯懦。經過毛共幾十年的政治 高壓，那怯懦得到高度積累。後經過鄧的「淳淳善誘」那自私也更加「發揚光大」 。毛與鄧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作了兩次巨大的毒害。中共整天叫嚷要「建設精神文 明」，但實際上正是它們在全方面地毒害中國社會的精神文明，以致今天面對這被 毒化了的「國情」，實在不知怎樣才能在中國民間尋覓到推進民主政治的強大動力 。 （二）武裝革命，改良與改革 儘管在中國民間難以找到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強大動力，但當今在中國國 內和海外，在中國人的各個社會階層，都仍然有許許多多的人在為實現中國民主政 治而探索不已，奮鬥不息。然而，由於各人的社會背景、人生經歷，性格氣質，知 識領域等不盡相同，故各人對如何實現中國民主政治的看法，各人的具體行動也不 盡相同。而每個人又常常會認為自己所持觀點，所進行的行動是正確的，與此相左 的則是欠缺的、錯誤的。這就是導致民運參加者之間發生摩擦、衝突的原因之一。 而這種摩擦、衝突只要不與門戶之見、人事糾紛、資源爭奪、名氣較量糾合在一起 ，就完全是正常的，可以通過研討，辯論來加以解決，就算意見做法不能統一，也 可在各自認為正確的做法上為砌造中國的民主大廈添磚加瓦。 海外民運界的一些朋友出於對中共政權數十年來的種種倒行逆施和至今仍然 拒絕政治改革的切齒痛恨，主張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它。有的朋友甚至主張用武裝 鬥爭去打倒它。如果這個革命的涵義如某位朋友所言「可能採用激烈的武裝起義的 方式……也可能採用相對和平的形式來完成。」那還是言之成理，否則就只是豪言 壯語而已了。 從道理上，那種強調絕對的和平非暴力是錯誤的，因為它捆綁了民主力量的 手腳。無視世事的多樣性和各種偶然因素存在的可能性。但從中國現實上去考量， 又應該承認，單純靠民眾武裝起義去打倒中共政權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最近中國大陸在上映電視連續劇《水滸》，其主題歌歌詞中有兩句是「路見 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中共裡有人擔心這會被沸騰的民怨所用。但另有 人出來為之解憂化慮說：「梁山泊水已盡，景陽崗上樹已砍光，要落草，上哪兒去 ？」說得對！一黨專政的中共政權不是不應該被推翻，而是單靠「綠林好漢」能推 翻它嗎？ 早在上一世紀末，恩格斯就論證了工人階級已不可能再用武裝起義，街壘戰 斗的方式去奪取政權。因為此時政府軍用的已不是1848和1871用的前膛裝彈的滑膛 槍，而是後膛裝彈的來福槍。而且鐵路火車的出現，使政府調集軍隊的速度大為加 快。鑒此，恩格斯主張走競選和議會道路。以毛澤東集團的觀點作參照物，恩格斯 其實就是修正主義的頭目。一個世紀過去了，任何一個國家機器的統治軍力都得到 無比的強化，而且汽車、飛機高速運送兵力，再加上傘兵的使用，使再大的國土都 變成彈丸之地。中共紅軍的割據是利用了蔣介石與地方軍閥混戰所形成的空隙，當 蔣介石騰出手來專門對付紅軍時，幾十萬的龐大紅軍就落荒而逃了。若不是日軍侵 華，使中共走出絕境，中國的現代史可能會重寫。別忘了，當年國民黨軍追剿紅軍 時用的還只是兩條腿。而現在的中共軍用的則是現代化的運兵器具。 當然，在當代以武裝革命推翻中共政權的可能契機也曾有過一次，那就是在 七六年毛仙逝後「山雨欲來」的日子裡，但由於汪東興等人在關鍵時刻的叛賣，使 江張集團及其勢力瞬間傾覆。否則，若老官僚集團與江張的集團激烈火並，中共官 僚階級自相攻殺，對民眾的統治力大大削弱，民眾乘機而起，甚至在一片動盪中設 法變中共軍閥軍隊為革命軍隊，那中國將會出現一番新的乾坤。七十年代早、中期 許多人包括筆者在內，都預計著、期盼著並磨拳擦掌地等待那一天的到來。然而， 少數幾個人的密謀改變了千萬人對歷史的預期。中國失去了唯一的一次用武裝革命 來推翻中共專政的機會。 三十多年過去了，當今中共內部並沒有勢不兩立的派系傾軋，此時若再談用 民眾武裝來推翻中共政權，那是浪費精力，或落入某些人預設的陷阱。 武裝革命既不可能，剩下的道路就只有改革和改良了。 改革與改良的區別在於前者可能會對現存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造成根本性的 改變，而後者只是在保持原有政治架構的前提下作某一程度的、局部性的修改。因 此，如果把「革命」賦予更廣泛的涵義，改革也是革命，是非武裝的革命。 作為中國民主運動的參加者，我們希望的，並努力去實現的，是改革還是改 良？當然是改革。但應該明燎的是，我們的希望和努力只是一種因素。中國社會究 竟會發生改革或改良，還取決於其他許多方面的因素。故此，我們對改良應持一種 批判性的贊成態度。批判它沒有觸動中共一黨專政的根本。贊成它畢竟會對人民帶 來一些利益，贊成它有積量變到質變的累積效應。同時，還應瞭解，改良又分兩種 ，一種是意在力保原有政治制度的改良，另一種則沒有明確的這種意圖，有時很可 能是改革派人物在條件尚不允許的情況下所採取的有限行動，或權宜之計。所謂的 鄧式改革其實就是頭一種改良。而今，朱熔基等所從事的算不算是後一種改良呢？ 我們且拭目以待。對兩種不同的改良，應有所區別。更有些時候，改革與改良並沒 有很清晰的界線，如日本的明治維新，故尤需慎重對待。何況，改良往往可以為改 革創造條件或成為改革乃至革命的前奏曲，革命派人士應策略地有效地加以利用。 如十八世紀末葉，法國大革命就是發端於波旁王朝政府財政總監內克的改良行動。 社會改革與改良在具體運作方式上有相似之處。那就是它們往往都是由現有 政府下達各種布新除舊的政令來改變原有的社會現狀。所不同的是改良往往只是社 會上層的內部動作，缺乏下層民眾的參與。中國歷史上的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 ，當然都是社會改良。日本的明治維新也帶有改良色彩。 改良往往是統治集團的自救，即所謂「變法圖存」，是統治集團自主意識下 的行動，大多並沒有迫於民眾的直接壓力。改良過程中即使產生鬥爭往往也只在統 治集團內部進行。改革則大相逕庭，它往往有社會中、下層民眾的廣泛參與，給予 統治集團以相當程度的壓力。正因為這樣，改革要比改良來得深刻。八十年代末台 灣社會發生的變化就是一場社會改革。與其說蔣經國主導了這場改革，倒不如說在 以民進黨為代表的社會中、下層民眾的壓力下，他不得不主動進行。（當然，筆者 不贊同民進黨在施壓中使用省籍情緒、台獨觀念。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沒有可 資利用的省籍情結，台灣的民主化恐怕也沒那麼快實現。） 改革往往要觸發統治集團內部劇烈的鬥爭。這場鬥爭的實質，往往不是權力 、官位之爭，而是理念之爭。反改革的一方與舊有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同仇敵愾，而 改革者也必須在困極思變的階級和社會集團中尋求支持。如果當今中國民主運動的 參加者體認到中國的現實規範了改革是最合適的途徑的話，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 我們應如何去工作。 海外民主運動有多種內容，健全擴充組織，集聚力量是為將至的變革準備干 部。辦好民運雜誌，舉辦各種理論研討會，是為變革準備思想武器。在「六四」紀 念會和江澤民訪美等一些場合勇敢地走向街頭，向中共寡頭怒吼示威，是顯示我們 的力量，鼓舞我們的士氣，並操練今後在國內發動民眾進行街頭抗爭的能力。一些 民運戰士闖關回國，可向中共顯示我們的勇氣和決心，給國內民運戰士（他們才真 正站在鬥爭的第一線）以支持和鼓舞。有國際知名度的民運人士向世界各國政要游 說，可加強國際社會對中共的壓力……這些活動雖都很有作用，但對中國的社會改 革卻缺乏直接的衝擊力。 怎樣做才有直接的促進作用？只有激烈的街頭鬥爭。千百萬人一起走上街頭 ，發出震天動地的呼喊：「中共，你必須放棄一黨專政！你必須實行政治改革，你 必須開放黨禁、報禁……」多麼激動人心，多麼宏偉的場面。這也是筆者二十幾年 來的憧憬和嚮往。可是當我們回到現實，回到筆者在前文所描述的中國「國情」之 中，我們中國民主運動的參加者有能力掀起這樣的軒然大波嗎？起碼我們現在有這 個能力嗎？面對現實，我們應該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扎扎實實地去做一些力所能 及、有實效的工作。倪育賢先生說得對，我們不能等待，應主動出擊。而問題在於 怎樣出擊？往哪兒出擊？怎樣尋找突破口？中共政權的薄弱環節在哪裡？一句話， 當今中國民主運動往何處去？ （三）尋找突破口 八九民運是中國當代一次功敗垂成的改革（非武裝革命），真是極為可惜。 經過了從七九年到八九年的十年積累，民主力量終於聚集起千百萬人一齊發出怒吼 。中共高層的改革派人士一直囿於鄧小平，陳雲，王震等一大班中共頑固派元老的 掣肘，不敢有鮮明的改革動作。而八九民運所掀起濤天巨浪，給了他們信心和力量 。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中共黨內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趙紫陽在言行中實際上是向中 共太上皇傳遞這樣一個信息：黨和政府應與學生、民眾對話，政治改革應予實施。 如由他來全權進行處置，他可設法使激動的學生、市民鎮定下來，並且同時會設法 維護鄧小平等中共元老的尊嚴。這很像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但政治上相當幼稚 的學生不諳政治鬥爭的弛張。他們一味向前衝，宣稱不為中共黨內派系鬥爭所左右 ，使改革派人士失去了迴旋的餘地。頑固派不但不放權給趙紫陽們，而且決定以軍 力鎮壓學生、市民。這時趙紫陽面臨兩個選擇，要麼附合鄧小平等的決定，這樣他 可繼續位居總書記一職，要麼堅持自己的理念，其結果有忤聖意，當然是會被罷黜 和肅整。趙紫陽毅然選擇了後者。這表明了趙紫陽在最後時刻站到了人民的一邊。 事實已十分明燎，但有的朋友竟仍然認為趙紫陽只是中共黨內鬥爭的失敗者 ，不值得讚揚。黨內鬥爭？什麼性質的鬥爭？是類似第一次盧山會議上彭德懷與毛 澤東的鬥爭，抑或類似第二次盧山會議上林彪與毛澤東的鬥爭，還是另一種全新內 容的鬥爭？不去分析這鬥爭的實質，僅以「黨內鬥爭」就一言以蔽之地加以否定， 實在過於粗糙。 有的朋友又認為：「趙紫陽當年是考慮到共產黨的利益而不是站在人道的立 場上反對鎮壓學生。他明知血洗京城而不肯調轉槍頭。」 鄧小平主張鎮壓顯然是考慮到共產黨的利益。至今中共大員們都仍眾口一詞 地說，當年處置得當（即應該鎮壓）換來了這麼多年的穩定與繁榮。（應解讀為換 來了中共一黨專政的維持和延續）既然如此，怎麼趙紫陽反對鎮壓也是在考慮到共 產黨的利益呢？這個邏輯實在費解，就好比是說，吃飯與不吃飯都是考慮到要使肚 子不餓。至於要趙紫陽調轉槍口，那是完全脫離了時空去強人所難。這種指責就好 像當年中共左派文人要批判岳飛，罪名是岳飛鎮壓過方臘起義。趙紫陽是總書記， 手中並無兵權。怎麼去「調轉槍口」？趙是政治家，專注用政治的手法解決問題。 假設趙是名軍事長官，有可能「調轉槍口」的話，那整個故事就從頭至尾都會有另 一番情節，然而對假設的情節是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去加以評判的。 不錯，「鄧小平和趙紫陽都是中共集團的代表人物。」但若進而認定「他們 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脫離不了以維持中共本身的統治為目的」就大謬不然了。因為鄧 小平是中共集團中頑固派的代表人物，趙紫陽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有朋友說鄧式 改革與趙式改革都是反民主的。其實無論是在九十年代還是在八十年代，中國都只 有鄧式改革，趙式改革尚未問世。八十年代，趙能做的，都只是太上皇鄧小平所圈 點的那點事情。他自己內心真正想做的尚未見天日。 鄧所做的一切事情，從六四屠殺到南巡經改的確都是以維護中共一黨專政為 目的。而趙紫陽則大相逕庭。他曾力主實現「黨政分開」、「推行基層民主」等政 治改革。這些改革一旦實行，中共的一黨專政將受到相當的削弱，並可為進一步的 政治改革打下基礎。正是由於這樣，口頭上講改革的太上皇鄧小平一直掣肘趙紫陽 ，使這些改革始終不能實現。八九民運期間，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甚至提出 了多黨制的構想，可見趙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只不過他的處境和他的運氣比戈 爾巴喬夫糟得多。因為他頭上有個當代慈禧鄧小平。一旦他想借八九民運的波濤而 有所作為時，太上皇就毫不猶豫地把他掃地出門。 我們有些朋友以趙紫陽是中共裡的高官而認定應否定他，我則要提醒這些朋 友，別忘了戈爾巴喬夫曾是蘇共總書記，葉爾欽是蘇共莫斯科市第一書記。杜布切 克是捷共總書記。納吉是匈共政府部長會議主席。 八九民運中趙紫陽突出的表現給我們的一個啟示，黨內改革派的明確行動往 往需要民間民主力量的憑藉和支持。故此，中國未來社會變革的表現形式很可能是 一個從下往上，又從上往下，上下結合的過程。如果只有上層的動作，那麼很可能 只是改良，民間民主力量的任務在於創造出一種人民強烈要求政治改革的社會氣氛 乃至壓力。黨內改革派則在這種氣氛和壓力下破土而出。 有朋友擔心這樣會使民間民主力量成了黨內改革派的附庸。其實並不如此。 我們主張與中共對話，但我們絕不是跪著乞求對話，而是要以抗爭和力量迫使中共 願意與我們對話。這「願意」之中既有中共頑固派在強大的人民力量面前的無可奈 何，也有中共改革派希企以民眾力量為憑藉的意向。民間民主力量有自己的組織， 自己的理念。黨內改革派的理念與其所願進行的改革深度與民間民主派很可能有相 當的差異。然而，一旦上下結合把改革的局面打開，黨內改革派若想在達到某一程 度後進行煞車則必定不能如願以償。因為在社會變革中迅速壯大起來的民間民主力 量不會允許半途而廢。在當代的國際環節與思想水平的條件下，民主改革一旦啟動 ，必然以建立多黨制，民主選舉，議會政治為目標，中共一黨專制若還想保持某一 程度的地盤只會是白日作夢。事實上中共黨內無論是鄧小平們，還是趙紫陽們都洞 悉這一點。故此，鄧小平們堅拒上下結合的民主改革，以杜絕一發而不可收的結果 。而趙紫陽在八九民主運動中不惜犧牲個人的政治生命站到人民一邊，也證明他的 改革理念會是相當深刻的。因為他一定明白那巨大的社會波濤所要衝滌的絕不僅僅 是貪污與腐敗。眾多的官倒只是群眾怒潮所要打擊的第一批對象。（趙紫陽已明確 表示查官倒從他的兩個兒子查起。）下一步要衝擊的將是那一黨專政的高牆。 儘管民間民主力量是一支獨立的，並能促使展開後的改革不停地進行下去的 力量，然而，中共黨內改革派人士在改革發動之初所起的開啟作用卻仍然是相當關 鍵的。故此，在當今我們民間民主力量還沒有能力發動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向中共 一黨專政發起強攻時；在我們並不具備把大量的失業、下崗的工人、「盲流」、和 最敢於進行激烈反抗的農民們組織成一股有質量的政治力量的手段時；在一些英雄 式人物以各種形式向中共進行衝擊，其獻身精神固然十分值得敬佩，但實際作用並 不樂觀時，採取迂迴進攻，尋找中共政權的薄弱點，又最易從那裡直取其要害的， 把新的一輪政治改革推動起來的突破口便成為我們最策略的選擇。推薦趙紫陽獲諾 貝爾和平獎就是這樣的一個突破口。 推薦趙紫陽獲諾獎最易於發動廣大民眾參與，能最大限度地激勵社會各階層 的人士奮起，最易於打破政治冷漠感高度氾濫的中國「國情」。趙紫陽在中國無人 不知，無人不曉。中共當權者強加給他的罪名蒼白無力，民眾並不認同。一旦向民 眾陳以事實真相，千千萬萬人心中正義的火花將會重新點燃，照亮以謊言和高壓編 織成的黑暗。 推薦趙紫陽獲諾獎是當今中國民主運動力所能及的，有可能取得實效的工作 。它有可能在中國大陸──這個中國民主的主戰場展開，而不僅僅是中國海外民運 的內容。因為趙紫陽畢竟是中共的中共的前總書記，中共政權難以把在中國大陸征 集簽名的行動誣以「顛覆國家」的重罪。這一迂迴戰術有利於突破第一層封鎖線， 積累擴大戰果，向縱深發展。試想，如果我們組建政黨，直接打出推翻中共專政的 口號，那要麼只是極小規模的地下活動，一旦公開進行，就立即被逮捕處刑，而在 強大的新聞封鎖之下廣大民眾對此毫無瞭解。 推薦趙紫陽不僅是給一個政治人物以應有的評價，更重要的是高度評價趙紫 陽必然會導致對八九民運的重新評價。這「重新評價」就刺向了中共政權的要害。 因為一個大規模屠殺本國進行和平抗議的民眾的政權，根本失去了合法存在的根據 。力主「六四」屠城及鎮壓八九民運的人物理所當然地要被推上歷史的審判台。與 此同時新一輪政治改革的閘門也就開啟了。 推薦趙紫陽有可能促進中共政權的內部分化。中共黨內新的改革派人士在可 資憑藉的民間正義力量的支撐下會聚集行動起來。趙紫陽若能復出對民主改革的開 展當然極為有利。即使暫未復出，趙紫陽所受的高度正面評價也會對黨內改革派人 士在政治理念和榮譽倫理兩方面都起有極大的鞭策和鼓勵作用。政治理念方面的作 用，人們大多相當明燎。而榮譽倫理方面的作用卻常受到忽略。試想，倘若當趙紫 陽為堅持政治改革和人道主義理念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而竟不獲社會正義的正面評價 ，那對處於躑躅中的改革派人士將是一大負面心理作用。給趙紫陽以應有的褒揚， 不僅僅是還給一個政治人物以公道，而且對於伸張人間正義，喚回天地正氣，重建 我們民族良好的道德情操都有極大的意義。而社會公正、民主政治的確立與人們的 素質水準是甚有關聯的。 從七九年平民青年的民刊民主牆運動算起，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已走過了二十 年的歷程。而且它還可上溯到七六年的丙辰清明，七四年的李一哲大字報，六八年 的文革新思潮，五七年的右派言論。四十多年過去了，經過一代又一代民主志士的 努力，至今中共一黨專政竟仍然盤踞中國大陸。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輩在本世紀初 所創立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很可能會帶著非民主的專制枷鎖進入二十一世紀。這真 是全體中國人的恥辱。然而，民主畢竟是世界潮流，中共的一黨專政終將退出歷史 舞台，目前中共政權的頑固和強大都只是暫時的表像，即使我們的努力未能換來趙 紫陽的復出和形勢的巨變，但從長遠來看，中共內部始終會有「戈爾巴喬夫」、「 葉爾欽」出現，因為「戈爾巴喬夫」們的活動將會促使中共一黨專政的消亡，但他 們自己卻可以從這個消亡中獲得另一種政治生命的重生。這是他們終究會破土而出 的內因。而民間民主力量的崛起則是促使他們敢於有所行動的外因。因此，中共政 權很可能不是被打倒、被推翻，而是被終結。終結在民間民主力量和中共黨內改革 派的共同努力之中，再以民間民主力量為主體去在全中國建立完善的民主政體，造 福全體中國人民。 以這篇拙文短小的篇幅和筆者極有限的思想水平是不足以回答本文的題目「 中國民主運動向何處去？」的。筆者僅僅是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拋磚引玉，讓更多 的朋友為此而思考探索。很可能對此會有歧見。筆者決不敢認定自己對中國「國情 」的分析及其他一些觀點就一定正確，也決不認為推薦趙紫陽獲諾貝爾和平獎是唯 一的突破口和改變中國當前政治現狀的萬應靈藥。筆者願意聽取批判與反駁。而且 認為因這些歧見而發生的爭論絕不是毫無意義的內鬥，而是有益中國民主運動健康 發展、茁壯成長的正常現象。但願中國民主運動經過了二十年，甚至四十年的磨煉 能夠成熟起來，以矯健與理性的姿態進入二十一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