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物理學家的社會責任感 許良英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多數國家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中國卻又打了四年內 戰。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得到人民廣泛支持的。可是，由於政權的非 民主性，不久就陷於頻繁的政治運動和無休止的動亂與自我折騰之中，特別是，一 九五七年以動員「整風嗚放」為誘導的「反右運動」，把全國１１％的知識分子（ 至少五十五萬人）打成「右派」（階級敵人之一種）；一九五八年∼六一年的「大 躍進」，企圖在幾年之內經濟上趕超英國和美國，並實現共產主義，結果卻造成人 為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隨後又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名義，對知識分子 以及整個社會實行「全面專政」，出現了歷時十年（一九六六年∼七六年）的浩劫 。一九七八年以後的改革開放，雖然在經濟上有了轉機，還是出現了一九八九年六 月四日血腥鎮壓群眾的大慘案。可以想見，任何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在這樣一個 國家裡生活，會是何等艱難。 由於物理學的使命是探索宇宙的普遍規律，而它的眾多重大研究成果對人類 的思想和物質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現代文明的基石，因此，物理學家往往比 一般技術專家具有更寬廣的眼界和更高的精神境界，更熱切地關心人類事務。愛因 斯坦的一生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他始終如一的強烈的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是二 十世紀知識分子的典範。中國的物理學家，除了這種精神熏陶以外，還受了中國知 識分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傳統的影響，對自己民族的災難不能閉目塞耳。這 就說明了，為什麼一九四九年以前幾所著名大學中，物理系的教師和學生參加地下 共產黨的人數多於其他各系；而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數也是最多的。「文化 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的物理學家數不勝數，著名物理學家中被迫害致死的就有 饒毓泰（一八九一∼一九六八）、葉企孫（一八九八∼一九七七）、趙九章（一九 零七∼一九六八，空間物理學家）、張宗燧（一九一五∼一九六九）。其中饒毓泰 和葉企孫都是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饒毓泰曾長期任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和理學院 院長。葉企孫是清華大學物理系和理學院的創辦者，並擔任過中央研究院總幹事； 抗日戰爭初期，他曾冒著生命危險，為抗日根據地秘密輸送技術人才和軍需品，並 進行募捐活動。一九六八年竟因此被捕入獄，雖然一年半後獲釋，但仍無自由，經 幾年貧病交加的煎熬後含冤去世。 「文化大革命」的殘暴和荒唐，促使人們覺醒和反思，政權的合法性遭到質 疑。就在「文革」結束那一年，由許良英（一九二零∼）、趙中立（一九二零∼） 、范岱年（一九二六）（他們三人都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許、范二人大 學時都是學物理的）等人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開始出版，愛因斯坦一貫 所堅持的民主和人權思想得以迅速傳播，而在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教條統治 下的中國，民主、人權是一個不容議論的禁區，現在卻被愛因斯坦崇高的聲望和強 大的感召力衝破了。不僅如此，《愛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還引起了當時正在發動一 場思想解放運動的胡耀邦的注意，他不止一次地向黨的幹部推薦學習這個文集。一 九八零年三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不久，即要求中國科學院為中共中央書 記處和國務院領導人開設「科學技術知識講座」。第一講為科學史（題為《科學技 術發展的簡況》），於七月由核物理學家錢三強（一九一三∼一九九二）主講，講 稿則主要由從事物理學史和科學史研究的許良英撰寫。講稿中著重提出一個重要論 點：「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隨後， 許良英又發表論文《試論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功能》，從現代發達國家所以有巨大生 命力的原因，來充分論證上述論點。這使人們重新認識到一九一九年「五四」時以 民主與科學救治中國這一呼聲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而這一呼聲七十年來已被以階 級鬥爭為綱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湮沒了。針對毛澤東的緊箍咒「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許良英於一九八六年提出：馬克思主義「不是君臨一 切科學之上的神學。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不是統治與被統治的 關係。兩者之間的爭論」「只能通過自由討論去解決」。 為衝破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禁錮，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一九三六∼）根據現 代宇宙學的成就，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就不斷向馬克思主義哲學提出挑戰。他於一九 八六年提出：「我們需要作為工具的哲學，我們不需要最高裁判者的『哲學』！」 方勵之、許良英的言論不時遭到官方意識形態衛道士的攻擊。以打棍子出名的何祚 ／（一九二七∼）借鄧小平「反自由化」之機，在一九八一年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 會成立大會上攻擊方、許，許良英即予以嚴詞駁斥。三年後何、許兩人又在一次物 理學哲學問題討論會上交鋒，結果何狼狽不堪，成為眾矢之的。在打棍子方面，技 術官僚錢學森（一九一一∼）也十分賣力，一九八三年鄧小平發動「清除精神污染 」時，他即撰文攻擊許良英；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以後，一再打擊、污蔑方勵 之。 凡是對愛因斯坦有深入瞭解的人，都會為愛因斯坦的人格力量所感動。愛因 斯坦對他所經歷的重大政治事件，都要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凡是他所瞭解到的社 會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否則，他就覺得是「在犯同謀罪 」。這種浩然之氣強烈地鼓舞著許良英和方勵之，他們也因此而成為知交。一九七 九年以後，方勵之每年都有多次出國訪問或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對西方發達國家 現實的民主和自由有直接深切的感受，這激起了他對改變中國愚昧落後狀況的強烈 緊迫感。一九八五年∼八六年間，他先後在杭州、北京、上海各地大學作了一系列 以改革為主題的講話，對公民的權利、究竟是誰養活誰、民主是否恩賜、知識分子 的使命等問題，作了精闢、生動的論述，在全國青年學生中間產生了強烈反響，引 發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全國各地學生要求民主的示威遊行。於是鄧小平下令開除方 勵之黨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也被迫辭職。 方勵之在被開除黨籍和撤消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職務後，對中國政治和官方 意識形態的批評更加直言不諱，成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第一個公開持不同政見者 ，因而被海外傳媒稱為「中國的薩哈羅夫」。他這個時期的言論集早已出版，這裡 不必引述。 在此以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許良英、方勵之和記者劉賓雁（一九二五∼ ）聯合發起召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反應十分強烈，但由於當局明令禁 止，未能開成，後由香港幾位報人接過去開了。 一九八七年北京海澱區人民代表選舉時，北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劉剛頂住官 方的壓力，提名方勵之的妻子、北大物理系副教授李淑嫻（一九三六∼）為候選人 ，結果以９０％以上的高票率當選，對當局造成不小衝擊。一九八八年五月，已畢 業離校的劉剛回北大發起組織傳播民主思想的「草地沙龍」，第一次請方勵之主講 ，第二次請許良英主講。這個沙龍只舉辦了五次就被迫停止了。十一月，歷史系學 生王丹和技術物理（即核物理）系學生武運學等接下去辦了一個「民主沙龍」一直 持續到一九八九年四月。在隨後爆發的震驚世界的學生運動中，王丹和劉剛都起了 重要的領導作用，「六四」後他們都被通緝、判刑。 一九八六年以後，許良英致力於民主思想啟蒙和對各種民主思潮（主要是新 權威主義）的批判。一九八六年在《為自由正名》的訪談中抨擊了「反自由化」的 荒謬；一九八八年撰文揭露「民主集中制」的反民主實質，並發表有說服力的短文 《駁民主緩行論》。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有三百人參加的「全國現代化理論討論 會」上，許良英在發言中強調：馬克思最大的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否定民主。他 曾洋洋自得地說，他一生最大的創造是提出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恩格斯和列寧 一再宣稱，有國家就沒有自由，只有在國家消亡之後，才有可能談論自由。斯大林 和毛澤東的暴政，根源就在於這種與現代文明歷史潮流相悖的指導思想。「為紀念 五四七十週年」，一九八九年春，許良英發表了四篇文章：《五四和中國的民主啟 蒙》，《民主與科學是現代國家立國之本》，《中國反民主的逆流》，《新權威主 義新在哪裡？》。 一九八九年一月，方勵之發表致鄧小平的公開信，要求釋放一九七九年因指 責鄧小平是新獨裁者而被判刑十五年的工人魏京生。隨後，有兩批作家和人文學者 響應方勵之的呼籲，聯名發表公開信。與此同時，許良英和他的老同學、地理學家 施雅風（一九一九∼）發起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聯名信，提出：實現民主，杜絕腐 敗；保證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釋放一切因思想、言論被判刑或勞教者。信由兩 位德高望重的老物理學家錢臨照（一九零六∼）、王淦昌（一九零七∼）領銜，簽 名者共四十二人，都是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其中自然科學家二十八人（物理學家八 人）。由眾多科學家聯名發表政治要求，在中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此信發表於二 月二十六日，全國上下為之震動，自然也影響了北京的大學生。一個半月後，由悼 念胡耀邦所引發的歷時將近兩個月的學生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規 模最大的學生運動。當局無視舉世公認的人權和人道準則，不顧國際輿論，悍然動 用軍隊和坦克，殘殺和平表達反腐敗、爭民主訴求的學生和市民；並無中生有地誣 蔑方勵之夫婦是操縱這次運動的「黑手」，他們不得不進美國大使館避難，後遭通 緝，被迫流亡海外。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全國處於極端嚴重的恐怖和窒息之中，中國歷史倒退了 十幾年。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肯定經濟改革要繼續搞，官方輿論 出現一片喝彩叫好聲，許良英卻發出不諧和的聲音，發表題為《沒有政治民主，改 革不可能成功》的文章，譴責六四暴行，痛惜民族厄運；指出不受人民監督的政權 必然腐敗，而腐敗是社會動亂的催化劑；並尖銳指出：如果人僅僅是經濟動物，那 麼應歌頌經濟年增長率１１％的納粹政權，高呼「希特勒萬歲」了，何況他搞的也 是「社會主義」！發表這篇文章的《未來與發展》一九九二年第五期立即遭到官方 封禁，認為這是出版界最嚴重的政治事故。 一九九三年許良英在海外發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總結性的短文《中國民 主化道路的思考》，指出：要真正實現民主，必須經歷一個思想啟蒙階段，這首先 要啟知識分子自己的蒙，打破幾十年來養成的自我封閉和夜郎自大的心態，認真學 習西方國家早已成為常識的東西；要實現民主，必須有一批不依附任何權貴的勢力 集團，具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具有民主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獨立知識分子；民 主化的道路必須是和平的、非暴力的、爭取民主的手段應該合乎理性，合乎民主原 則，不可搞地下組織；任何群眾性行動的口號和要求，應該充分考慮其實際的可行 性，必須對群眾的生命安全負責。第二篇是研究論文《人權概念和現代民主理論》 ，系統而扼要地論述了民主思想的歷史，指出雅典民主制最根本的缺陷在於缺乏人 權概念，而人權概念是現代民主理論的基礎和前提。第三篇是為包遵信八九民運回 憶錄所寫的序，對一九八九年四∼六月那場驚心動魄的運動作了分析和反思。 一九九三年，當局為北京申辦奧運會，先後釋放了王丹、魏京生等著名政治 犯，可是申辦還是失敗了。一九九四年二月，北京、上海等地出現了多起因思想言 論而捕人的事件。三月上旬，許良英聯絡六位知識分子發表了《為改善我國人權狀 況呼籲》，呼籲書從人類文明發展史論證人權與現代化的關係，指出：「舍人權而 侈談現代化，無異於緣木求魚。」呼籲當局「果敢地結束我國幾千年來因思想、言 論、文字治罪的歷史，釋放所有因思想、言論問題而被關押的人員」。在這個呼籲 書上簽名的有北京師範大學物理教授劉遼（一九二九∼），他也曾於一九五七年被 劃分「右派」，並在一九八九年二月的四十二人聯名信上簽了名，後又積極支持學 生的民主運動。這個呼籲書在三月十一日的《紐約時報》上發表後，許良英被警察 軟禁在家中三天。從此以後，許良英居住的宿舍樓經常有警察把守，進行嚴密的監 視。至於許良英家的電話，自一九八九年至今一直被安全部門竊聽。 一九九五年四月，許良英獲悉一九九五年是聯合國寬容年，即根據自己多年 來對科學史和近代文明史的研究，起草呼籲書《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 寬容》。呼籲書中指出：寬容是現代文明的基礎和前提，而中國幾千年定於一尊， 不容有第二種聲音的遺風至今未衰，這是實現現代化的主要障礙，必須上下努力， 改變這種狀況。為此，希望當局以寬容精神對待各種不同的思想和信仰，不再把有 獨立見解的人當作「敵對分子」；重新評價「六四」事件；釋放所有因思想、言論 和信仰問題而被關押的人員，結束我國自古以來的文字獄這一不光彩的傳統。呼籲 書由許良英的恩師、八十八歲高齡的核物理學家王淦昌和九十一歲高齡的老作家樓 適夷（一九零四∼）領銜，簽名者四十五人，多數是有成就的老年知識分子，也有 八位坐過牢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其中物理學家八人，他們是：王淦昌，胡濟民（ 一九一九∼，北京大學核物理教授），劉遼，許良英、范岱年，董光璧（一九九三 五∼，物理學史家），吳震（西北大學物理教授）；前面五人曾在一九八九年四十 二人聯名信上簽名。這個呼籲書五月十五日發表後，在海外引起很大反響。國際人 權組織向各國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徵集支持者的簽名，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人在這 個呼籲書上簽了名，其中十人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五人獲和平獎，二人獲化學獎， 二人獲生物醫學獎，一人獲文學獎）。可是在國內，當局卻反而顯得更加不寬容， 對簽名者進行威脅、監視，並先後拘捕了黃翔、王丹、劉念春三人，王丹和劉念春 至今仍未獲自由。 一九九六年十月，被關押十七個月後的王丹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刑十 一年，許良英即發表題為《為王丹辯護》的長文，根據事實和情理，對這一莫須有 的罪名予以長久批駁，指出這種判決與反右、文革時的無數冤案如出一轍，是國家 、民族之不幸。他為這位一九六八年出生、已坐過五年牢、願為中國民主事業獻身 的青年善良而純真的心聲所感動，噙著熱淚寫完這個辯護書。 針對近年來官方宣傳工具和部分海外華人共同掀起的民族主義思潮，許良英 於一九九七年四月發表了題為《民族主義與反西化的輿論導向》的書面訪談，譴責 了楊振寧等美籍華人冒充「中國十二億人民」的代表諂媚權貴的卑劣行徑，指出國 內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情緒，來源於官方對國際人權準則的對抗；由於現代化就 是西化，官方提出的「反西化」口號，實質上就是反對現代化；一個民族不再存在 外來民族壓迫和侵略時，如繼續宣揚民族主義，必然帶有排他性和侵略性，民族主 義往往成為專制統治者用來鎮壓人民、轉移國內矛盾、發動侵略戰爭的工具。訪談 中還介紹了愛因斯坦終生追求的世界主義的合理性。 中國的改善人權和實現民主，是一條漫長、崎嶇而十分險峻的道路，愛因斯 坦的榜樣將永遠是鼓舞我們前進的力量。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此文是為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在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舉行的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物理學家在社會中的作用」為主題的國際物理學史討 論會準備的書面發言稿，可以作為一九九五年二月美國科學協進會（ＡＡＡＳ）年 會上的發言《愛因斯坦的民主、人權思想對中國的影響》的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