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亞洲電台電話專訪被「監視居住」的王有才 記者：力萬方 北京時間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點。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把電話打到王有才在 杭州的家裡，這時距王有才獲釋回家將近十七個小時。王有才本人接的電話，記者 首先祝賀他平安回家，接著問他：他目前被「監視居住」的情況下，他是否可以接 受海外媒體的電話採訪。王有才說，根據他對情況的瞭解，是可以的。於是，採訪 開始。 以下是採訪錄音整理稿。 記者：您是什麼時候回到家裡的？ 王：我是昨天下午六點多到家的。 記者：怎麼回來的？他們送的嗎？ 王：就是先從看守所送到當地派出所，再由當地派出所的人，用他們的話說是管 理我的，監視我居住的人送的。 記者：您是在克林頓訪華的六月二十五號，宣佈籌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 第一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而且僅是提出申請，並沒有組建。七月十日就被拘 捕。您為什麼要在克林頓訪問的時候提出這一申請呢？ 王：這是我們很多人討論的結果。而我個人，由於對憲政民主的感悟和理解，多 黨制是憲政民主的一個前提。所以成立政黨，從去年年底開始就有這個想法的，後 來我到北京去，跟其他的朋友討論了這個問題，結果被北京市公安局送回來了。當 時大家討論過，克林頓來是一個比較好的時機，所以就去申請。 記者：也就是說：「中國民主黨」醞釀已經半年多了？ 王：應該這麼說吧。 記者：為什麼起名「中國民主黨」，您們設想中的宗旨應該是個什麼樣呢？ 王：是這樣的，一開始我提議叫「中國正義黨」。後來很多朋友說，「民主」是 個大趨勢，在中國的百姓中也比較能接受，也比較能理解。而「自由」「正義」等 等不像「民主」這樣耳熟能詳吧。而且「民主」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對於保障人權 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就成立了「中國民主黨」，後來大 家達成了這種共識。：「中國民主黨」的原則就是公開，和平，理性，非暴力。宗 旨是爭取實現直接選舉等等。 記者：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的一些人，在您被捕前後，有多達十三個人也先 後被捕。參與的人有這麼多，您們是怎麼聯絡，怎麼取得共識？而且由您出面去提 出申請的？ 王：因為中國要走向民主，實際上也不止這麼幾個人，實際上有很多很多這樣的 人。這個想法和認知，應該說大多數人都是有的。我們也不止十三個人，人數還要 多的多。 記者：就是說有廣泛的群眾基礎？ 王：有廣泛的社會和群眾基礎。 記者：我們談談變您被捕以後的情況，在裡面的待遇怎麼樣？ 王：我在裡面，一個小房間，兩個人，另外一個人是經濟問題，不是同案。第一 個月，放風是沒有的。因為我的案件比較特殊，不要我跟其他人接觸。後來一個月 ，有放風，也是和其它人隔離開的。伙食和外面不能比了，但是跟以往比，相對來 說要好一些。作為浙江省中央看守所，可能要比其它看守所要好一些吧。 記者：有沒有受到肢體上的損害和威脅？ 王：沒有。 記者；有幾次提審？ 王：具體有多少次已經忘了，大概也有個七八次吧。 記者：您是在八月七號被正式逮捕的。按照中國法律的慣例，在正式逮捕後，一 般是不可能被不判刑的。這次您能回到家裡「監視居住」，這種結果，您自己認為 是有幾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王：一個就是，國內外人的呼籲和關注，國內人士的覺悟。還有就是聯合國等國 際組織的關注和施加的壓力。在加上當局現在對某些方面表現出的相對開放的姿態 。當然我們自己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記者：申請組黨，按法律來說應該是合法的，逮捕本身似乎就有問題。不守，經 過各方面的努力能最終導致這樣一個結果，也還是令人高興的。 王：我也是這樣想。我本人是比較高興的，因為並不是坐監獄就好。我們的目的 就是，有這種不同意見人在將來的民主社會裡肯定是不用坐監獄的。另外，組黨， 自由結社，這些憲法規定的權利應該落實才好。 記者：在未來一段時間，您有沒有考慮重新開始申請「中國民主黨」的工作？ 王：這個工作肯定是要作下去的。但是具體的一些作法，要考慮，現在申請的話 ，因為民政部門沒有這個權力，所以這個問題是不是還要找人大什麼的，還要去研 究。 記者：新情況的出現，在技術上也要政府有一些匹配，對吧？ 王：對，從現在的情況來說，他沒有說不能申請組黨，但是他也沒有一個部門管 理這個事情。所以新的情況，也就提出新的要求。我在今年三月就提出了要進行修 憲，憲法中的「四項基本原則」到現在是不是不適合了？要統一修憲，要以人的基 本權利為保障的新的憲法，才是對中國過渡到憲政民主社會比較有利的。 記者：我們知道在您被捕前後，海內外都有一種意見：就是說，按照憲法，您申 請組黨是沒有錯的，但是這種行為在目前的情況下，是不是過激了？您怎麼看這種 意見？ 王：我開始就考慮到了。因為任何一種事務開始總是會引起各種認知上的差異。 我們這麼多人考慮以後，對我們來講也是一種實踐和嘗試。對我來講，假如說要坐 牢也只能去坐，總要有人去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不是超前的行為，這是基本權 利，只不過中國人長期受思想壓制，本來完全合乎自然的東西，人民都不敢想了。 記者：這個事件也給大家一個維護自身權利，拓展思維空間，提供了一個思考的 角度。 王：對，因為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當被限制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思考問題的時候 ，你感到外面的東西是很可怕的事情。當思考的範圍擴大以後你感到事情本來就應 該是這樣的，很自然的。不僅是思想上，（行為上）也需要不斷的探索吧！ 記者：前不久，一些流亡的天安門一代學生在紐約哥大組成了「天安門一代聯絡 會」主要是為了籌備紀念六四十週年。還有就是作一個總結，提出天安門一代需要 自己的聲音，需要自己獨立的風貌和價值觀念。您作為當年二十一名通緝令上的學 生，您和他們聯繫有沒有？和其它海外的組織有沒有聯繫？ 王：我跟各個方面都有比較多的聯繫。我覺得像七九年一代，經過這麼長時間， 他們堅持的精神是非常可貴的。而八九年應該是一次全民的一次對民主比較大的啟 蒙。八九年（一代人）一開始比較分散，現在能夠這樣做是非常好的。其實，八九 民運這件事情，對中國的歷史應該是會產生很大影響的。 記者：很多人主動或被迫出國，您有沒有出國進修的打算？ 王：本來沒有八九的事情，我是打算到美國學習的。後來從監獄出來以後，有一 段時間也有這樣的想法，主要是九六年吧。而那一年浙江的陳龍德和傅圭勇被抓進 去了，因為我們是一起的，這個事情以後，我就不想再出去了。到外面對自己的見 識學識等等是有好處的，但在國內也需要有人努力吧。 記者：請對目前中國國內各界的情況作一個簡要分析。目前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 有那些呢？ 王：知識分子現在相對比較活躍。因為聯繫各方面比較廣，更加看到了以往制度 的缺陷，和現存制度存在的各種問題。但是，很多人還是有恐懼，比較怕。隨著進 一步開放，恐懼感我想會慢慢地消除。人活在世上有恐懼，那麼這種活法是有問題 的。老百姓，由於八九年的鎮壓以後，很多人轉向賺錢什麼的，但是大多數老百姓 對政治還是非常關心的。政府方面，如朱熔基是比較務實和開明的，不過我們也只 能從他們的言語作一些判斷，但是，總的方向是向開明的方向走，雖然不斷進步， 但是可能會有反覆，關鍵的因素要看軍隊和警察。如果還是按列寧說法是」黨的工 具「，那這種情況反覆的可能性就比較大。一旦軍隊國家化，警察相對於政府是中 立的話，那中國的進步就會比較明顯。至於中國目前最迫切的問題，確實還比較難 回答，因為，相對於過去，中國社會複雜了很多，各種問題都是很迫切的，我想從 本質來說，還是一個政治體制的問題。許多問題本來以為可以解決了，但繞了一圈 以後，還是回到了原地，最根本的還是政治體制問題。 記者：沒有新聞自由的話，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是會成為內部的暗箱操作，而不能 有效監督呢？ 王：對，新聞自由也是政治體制改革很重要的的部分。如果沒有新聞自由，政治 體制改革也是空的。公開化，是一個大前提。 記者：還有幾天，聯合國人權專員羅賓遜夫人將訪問中國。隨後，中國即將簽署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人權公約》。請您對這兩件事作一個預估。 王：因為有了文本可依，有許多事情就可以去做，而以前，都是由少數人說了算 ，由共產黨說了算。現在畢竟要有一個規則，應該說對中國的開放和政治改革是比 較有利的。當年趙紫陽先生講過的：社會腐敗和不公，沒有多黨制都很難解決。雖 然上面有人也在考慮這個問題，但是國際社會，對這個事情的推動，如條約，規則 之類，對中國的進步作用還是比較大的。 記者：很多海內外的人在您被捕前後奔走呼號，他們現在也在關心您的情況，您 對他們有什麼話說嗎？ 王：我非常感謝他們。這個事情儘管是大家的事情，但是這麼多人關心我，而且 現在能出來，總之非常感謝各界的支持和聲援。 記者：謝謝您今天接受我的採訪。 王：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