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水災的生態學原因 周義澄 今年八月，來自中國大陸的壞消息之最，應推水災。八月十七日中國新聞社 的一個報導對有著多年教師生涯的我，震撼猶為強烈：在江西九江，受災學校近千 所，有五百零九所中小學還浸泡在水中，二十九萬學生面臨秋季開學困難。一個中 等城市如此，全國性的損失又是如何?最新的官方統計數字是中國副總理兼防汛抗旱 總指揮溫家寶八月二十六日向九屆全國人大四次常委會報告的數據：二十九個省、 市、自治區受洪水影響，災民達兩億兩千三百萬人，死亡三千零四人。被淹沒的農 田為兩千一百萬公頃，被洪水摧毀的房屋有五百多萬間，經濟損失超過一千六百六 十六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兩百億美元)。即使上面這些災情數據是被「修飾」過的， 情況也夠嚴重了。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洪水的直接威脅基本消除，已經到 了通常所謂「總結經驗」的時候。對今年洪水的原因，人們可以說出很多，但是， 有一個至今尚未得到充分重視的原因就是中國生物圈的保護問題，這是形成特大水 災的重要的生態學因素，也是自一九四九中國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直到當代經濟改 革深入的時候，治國者們一直沒有予以應有重視的一個方面。 (一)中國自然界早已不堪負荷 一九八九年三月，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在前蘇聯首都莫斯科郊外普希諾科學城 舉行了「人與生物圈」國際學術討論會，我在會議上有一個題為「中國經濟改革中 的生物圈保護問題」的報告(後以「中國經濟改革中的生物圈保護問題以及全球生態 文化觀」為題發表於《復旦學報》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報告主要試圖說明的是中國 經濟改革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在生態方面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後果。報告 指出中國經濟改革在人類生態和保護生物圈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三，第一是過度 地索取自然資源；第二是自然環境受破壞，大氣和水體污染嚴重；第三是「人口過 剩」，給自然界造成了巨大壓力。三個問題互相關聯，集中在一起，就是中國自然 界已經處於一種「超負荷」的危機狀態。 由於中國經濟基礎原先就比較薄弱，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和影響，造 成了嚴重的落後狀態。因此，迅速地發展生產力就成了全體人民和國家的迫切願望 。中國經濟改革固然反映了這種合理願望，但是，由於人們心理中較普遍地存在著 一種急於求成、希期在短時間內迅速改變落後狀態的情緒，在經濟活動中（乃至在 非經濟的政治活動、文化活動中）就相應普遍地存有一種被稱為「短期行為」的現 象。這種短期行為，從企業到政府，從個人到集團都有，它只重視近期內取得可見 的經濟和政治利益，而不考慮未來的後果。表現在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上，就是只 注重於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從自然界獲得更多的財富（甚至只注重於從流通領域或 社會再分配的調整中取得貨幣——並非增加現實的財富）而忽視了或忘記了自然界 資源的有限性及人類與自然界應有的夥伴關係。五十年代毛澤東發起的全民大煉鋼 鐵運動以極其愚蠢的行為破壞了自然界；在七八十年代，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沒有重 復當年的錯誤，而是以比較聰明的即過度開發的方式損害自然界。 我在報告中依據當時的數據提出，中國的森林，礦物、能源、漁業、淡水 資源都受到了過渡的開發。以森林為例——森林可以說是生態平衡的核心，中國森 林覆蓋面本來就少（佔百分之十二點七），人均佔有森林面積在全世界佔第一百二 十位。但還在以每年兩千萬畝即一萬三千平方公里的速度在縮小。以中國以前被稱 為「綠色寶島」的南方大島海南島為例，原有一千多萬畝熱帶森林，七、八十年代 裡被砍掉四分之三，許多人在島上開礦、淘金、燒山種橡膠，砍伐木材。森林資源 被過度開發是自然災害(包括水災與旱災)的一個基本原因，海南島自一九八六年以 來連續二十三個月的大旱災就是森林被過度開發所導致的。此外，我還提到了廣大 農村水土流失，沙化面積擴大，可耕地每年約減少五百萬至六百萬畝的事實。 一方面是人們向自然界過度地索取資源，另外一方面是向自然界過度地「排 洩」高熵廢料。由於帶有某種盲目性的追求工業和農業的高速度發展，造成了對環 境的重大損害。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環境污染的速度比經濟發展的速度更快。中 國城市化的加速所造成的「城市病」主要是住宅緊張和環境污染。除了原有的大工 業城市外，中小城市和鄉村間崛起的鄉鎮企業（當時的總數已達一千七百多萬個） 更加不注意防止環境污染。它們把本來只存在於大城市的廢氣、廢水、廢物的污染 擴散到廣大農村。主政者們津津樂道於這些企業帶來的巨大經濟收入，（當時其產 值佔整個農村社會產值的一半，佔全國社會總產值的五分之一），卻幾乎沒有看到 它們同時帶來的現實生態損害和潛在環境危機。 人口的過度增長，使得自然界不堪負擔。根據包括現任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在 內的中國專家的研究，中國「適度人口」數量為七至十億(詳見宋健、於景元：《人 口控制論》，北京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５年)。但在一九八九年中國人口已達十一億 。聯合國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發表的世界人口圖表預計到本世紀末年中國人口將達十 二點八億，可是在一九九八年已經提前到達這個數字。由於每一個人都要吃，喝、 穿、住、用，都在把周圍自然辦成人的身體。所以，人口數量的增加，必然加重對 這一部分人口所佔的自然的壓力，必然使得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尖銳化。所以說過 剩的人口本身就意味著生物圈被破壞，自然環境被破壞。 (二)特大水災的生態學原因 至今九年，上述三個問題在中國大地愈益嚴重，終於構成今年特大水災的重 要的生態學原因。 第一，大河流域森林被惡性砍伐，水土保持能力下降。國家防汛總指揮部、 國家環保局官員及專家在分析今年長江全流域性大洪水的原因時均指出，除開中上 游地區強降雨量這個因素外，長江上游水土保持差是一個基本原因。上游地區的岷 江、嘉陵江流域的植被遭到嚴重破壞，森林吸納雨水能力減弱，大量雨水直瀉江河 。數十年間，長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積達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每年有十六億 噸的泥土被雨衝進長江及其支流，沿岸耕地以每年一百萬畝的速度喪失。水土流失 導致泥沙俱下，使得河道淤泥嚴重，河床抬高，即使洪水水量不大，也會形成高水 位。這樣，儘管今年長江的洪水絕對水量遠不及一九五四年洪水一千多億立方米的 超額洪水量，但造成的災情卻十分嚴重。 新華社記者熊小立、黎大東八月十九日發自四川攀枝花的電訊為此作出了最 具體的說明：長江上游地區大片森林至今仍在遭受數千把斧頭和電鋸的砍伐。這兩 位記者近日隨世界銀行組織的十四名生態、環保和人類學專家考察了雅礱江下游二 灘水電站庫區生態環境，見到江面漂浮著上游運下的「上萬根三四米長、臉盆般粗 的木頭」，「密密麻麻地塞滿了幾百米寬的江面」。攀枝花市一位林業人員說這還 只是雅礱江沿岸近期砍伐樹木的很少一部分。因為水電站關閘蓄水攔住了漂木的去 路，大量木頭在上面幾個水運站就撈上岸運走了，漂下來的只是「漏網之魚」。沿 江國有森林工業企業今年至少砍伐了三十萬立方米的木材，相當於砍光了五萬畝原 始森林。而流域各縣鄉伐木企業的砍伐量更大。世界銀行專家組成員、四川省林業 科學院研究員劉仁俊指出，四川宜賓市以上的長江三大干支流中，金沙江、大渡河 兩岸的森林早已所無幾。全長一千五百一十七公里的雅礱江主要流經人煙稀少、交 通閉塞的橫斷山脈，現在其兩岸的森林資源也遭到了十分嚴重的破壞。 第二，與湖泊、河道爭地，降低了蓄洪能力。國家防汛總指揮部人員指出， 長江流域承擔蓄洪重任的八大湖泊面積比五十年代初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三，減少面 積達五千五百多平方公里。這裡的原因也是多重的，一是前面所說的上游水土流失 嚴重，抬高了中下游河床，也災及湖床，縮小了湖泊面積，降低了湖泊的調水功能 。據統計，每年流到洞庭湖的泥沙多達一億多噸，四十多年來洞庭湖底每年平均淤 高三點七公分，目前的泥沙淤積率達百分之七十五；鄱陽湖泥沙淤積率達百分之四 十九；二是與湖爭地，與河爭道，這至少可以追溯到文化革命期間大規模「圍湖造 田」的革命行動。原為中國第一大淡水湖的洞庭湖，近年來面積已縮小為不到三千 平方公里；現為第一大淡水湖的鄱陽湖，面積也從五千多平方公里縮小為不到四千 平方公里。一九五零年湖北省尚有一千零六十六個湖泊，到了八十年代只剩下三百 零九個。中國生態學會濕地生態專業委員會八十多名專家不久前在公開信中指出， 長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的特大洪水都與濕地的圍墾和退化有關。全國因圍墾湖泊 失去調蓄庫容達三百二十五億立方公尺，相當於一個半三峽大壩的蓄水能力。鄱陽 湖因圍墾損失庫容四十五億兩千萬立方公尺，相當於損失了一個荊江分洪區；洞庭 湖五十年內損失了百分之四十的庫容；嫩江和松花江流域的濕地也在大面積消失。 第三，人口壓力與水災的直接聯繫有時難以看出，但是前面所說的圍湖造田 與沿河建垸，基本的動因還是人口太多。中國歷來耕地不足，迅速增長的人口為求 生存，造成大江流域居民與湖爭地，與河爭地，人們造田建屋，導致湖泊及河道原 有生態環境受到破壞。而許多干流支流的堵塞也與人類的各種排泄物(包括工業和生 活垃圾)增多有關。再有，在一些原先作為大水來到的應急措施的分洪區域，由於人 口的增加使得分洪難以實現。前水利總局局長李銳一九八六年在答記者問的時候就 指出「荊江分洪區人口劇增，難以分洪。」果然，現在荊江分洪區建有大面積的居 民點和工業廠址，許多沿江低窪濕地也由於連年開墾，人煙稠密，已經不能再作為 分洪區使用。 這樣的情況已經引起了中國國內的專家和國際社會的嚴重關注，聯合國環境規 劃署主任克勞斯·塔佛八月二十五日指出，人為破壞環境是造成這次嚴重水患的主 要原因。為了經濟增長，毫無節制的水土開發、林木濫砍加速了水土的流失。持同 樣觀點的還包括美國華盛頓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環保專家布朗和世界觀察研究所 研究員、水資源專家哈威爾。 (三)自然界是人類的家園 在一九八九年的報告中我曾經嘗試分析過造成這類生態問題的原因。不可否 認，這些問題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歷史行為的積累，將它全部怪罪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以來的主政者或者歸咎於當代經濟改革是不公平的。但是，毛澤東時代的「三面 紅旗」和文化革命對中國自然界的巨大破壞早已有目共睹，而近二十年經濟改革也 確實沒有消解或者緩和這些矛盾，反而使它們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變得更為 尖銳。從人的主體方面，在中國至少有這樣三方面基礎性的原因： 第一，在理論上強調了發展社會生產力，而沒有注意對自然生產力的保護； 強調了對自然界的「索取」，而沒有很好注意對自然界的「給予」和對生物環境的 修復;過度地誇大了人的力量，認為只要人努力生產，自然界就會奉獻出無窮的財富 。 第二，在實踐上，沒有制度相應完善的保護生物環境的法律。有些領域雖然 有了法律，但是並沒有強有力的執法手段。「森林保護法」已經生效多年，但森林 地區不少人還是視法律當兒戲，破壞林木，甚至毆打護林人員。 第三，相當數量的政府和企業領導人缺乏相應的「全球問題」的觀念、保護 自然界的觀念和生態學知識。在經濟改革中，許多領導人有能力保證企業完成產品 、產值、利潤等指標，但是不懂得或不大懂得保護自然環境，維持生態平衡，更不 會從全球眼光看待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有些地方明知一些工廠對空氣、水域環境造 成的污染很大（例如近年來興起的不少鄉鎮工廠、化肥廠、農藥廠等），但是只因 為其每年創造的利潤高，產品供不應求，所以也就聽之任之，或者只是象徵性地收 取一些罰款。政府有關主管部門也沒有嚴格地把對周圍環境的影響程度作為考察企 業經營管理水平的重要的尺度；社會上也沒有把具備必要的生態學知識和全球問題 觀念作為對優秀企業家的要求。 中國歷代執政者的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觀念使得他們總把自然界同樣看作是 自己的奴役對象，具有極其強烈的佔有慾。在他們眼裡，這遼闊的疆界之內的一山 、一水、一草、一木，甚至陽光與空氣都屬於他們所有，歸他們支配。他們是子民 百姓的主人，也是自然界所有動物、植物，生物與死物的主人。他們可以不顧自然 法則地為所欲為。這種觀念或潛或顯地延續到現代某些共產黨領導人身上。當他們 強調與天奮鬥、與地奮鬥的時候，強調「人定勝天」的時候，就是把人類賴以生存 的自然界當作征服與鬥爭對象的。在中學、大學經濟學或哲學教科書內，「生產力 」概念的定義是「征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自然界成了人的被征服者和被改造 者。其實，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界，是人類的夥伴，是人類的家園。正因為如 此，本世紀初開始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科學研究領域的生態學——ＥＣＯＬＯＧＹ， 其詞義就是研究「在家中的」生物。可惜現代中國政治領導人很缺少這種知識。毛 澤東、鄧小平不必說了，即使作為中共黨內改革派代表的胡耀邦與趙紫陽，也未對 中國大陸的生態保護有什麼建樹。如果我們留意一下胡、趙二人主持政務時於歷屆 黨代會、人代會上作的政治報告或政府工作報告，以及他們巡視大江南北的談話， 幾乎難以找到關於環境生態方面的論述。深受民眾敬仰的胡耀邦曾經風塵僕僕實地 考察過江蘇省的鄉鎮企業，可惜也未聽到他對日益嚴重的污染髮表意見。一個偶然 的機會，我曾去過當年胡耀邦親臨視察並題字的一個農藥廠，望著那棕黑色的污水 從幾十厘米口徑的管子中嘩嘩流入運河，不知這位總書記當時作何感想，為什麼不 就這類普遍問題作一些「指示」——黨的領導人的指示歷來比環境法規有效得多。 未來中國需要的政治領導人，應當同時具有保護中國自然界的生態意識，這是 現時代的要求，也是廣大百姓的熱望。 (四)重視經濟增長的自然基礎 寫到這裡，看到了新華社關於朱熔基在東北考察災後重建工作時的講話。朱 熔基承認今年中國特大洪水的原因也與「森林過度採伐，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泥 沙淤積，行洪不暢有關」。遺憾的是他又說「我們黨和政府歷來十分重視植樹造林 、水土保持工作，但是這些政策落實得還不夠好。」在這裡，「歷來十分重視」的 說法言過其實，「還不夠好」也是一種帶有掩飾性的官話。 使我感興趣的是朱熔基還透露了這樣一個信息：江澤民不久前曾經引用恩格 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話告誡幹部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每 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我們最初的成果又消除了。他還提到 了恩格斯當時就提及的美索不達米亞、小亞西亞、阿爾卑斯山南坡毀林墾田，最後 成為不毛之地的「教訓」。 大災之後用恩格斯的這一段話來教育共產黨幹部，也無可厚非。不過需要指 出的是，恩格斯這個言論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的自然理論中間，還是比較淺顯的，至 少不是屬於其精彩的核心部分的內容。因為在這裡，基本的出發點還是把人類與自 然界看做兩軍對戰的雙方。人類戰勝自然，作為「敵人」的自然就會報復。 作為馬克思自然理論的基本思想要比這深刻得多，那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與 統一。「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身體」，「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自然界包括「人自身的自然」和「人周圍的自然」，對人與自然的關係需要「合理 調節」。這樣的論述在馬克思的一系列經濟學、哲學著作中多次出現。恩格斯本人 也有比江澤民所引述的更為深刻的表述，他曾經表達過「人類與自然界的和解」， 成為一個「和諧的整體」的願望。(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604 頁)這種思想從整體上說與生態科學、環境科學的現代觀念是一致的。 既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身體，那麼，人就不應當以一種敵 對的掠奪者或征服者的態度對待自然界。人不甘願成為自然界的奴隸，人也不應當 把自然界當作自己的奴隸。自然界不是敵人，而是朋友，夥伴。人的主體性的弘揚 並不在於高踞自然界之上，而在於日益具體地擴展其與自然界之間的關係的豐富性 。人與自然界的關係非常豐富，不只是需求關係、功利關係，還有更加廣泛的實踐 關係以及倫理學和美學的關係。對於人來說，自然界不只是物質財富的源泉，也是 審美對象，是美與美感的源泉，是人類許多崇高莊嚴感情的源泉。因此，這裡也就 順理成章地發生了對自然界的廣義的人道主義態度：我們要尊重每一個個人的基本 人權，也要尊重動物、植物、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說，生 態學就是人與自然相互作用關係的科學，而生物圈，就是人的自然界的作用圈。(詳 細論述見拙著《自然理論與現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總之，在中國 ，已經到了用馬克思的自然理論和現代生態學教育廣大黨政幹部的時候了。 依據人與自然界統一的理論和現代生態經濟學的觀點，我以為現時的中國政 府領導人至少有以下兩點是需要認真考慮的。 第一，適當降低經濟發展速度，把今年原定的國民經濟生產總值降低零點五 或一個百分點。降低部分主要消解在森林工業及與森林資源消耗性工業部門。在以 後制定經濟發展規劃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自然條件的限制，對自然基礎的保護。 就此而言，八月二十五日江澤民在會見美國美聯社董事會代表團所表示的今年的經 濟增長率略低一些也不須擔心的態度是可取的，而國務委員吳儀九月八日在廈門面 對外國商人所作的「有信心達成百分之八的經濟增長率」的表示，似乎不合事宜。 第二，全面禁伐林木，以進口木材用於民生及工業用途。在這方面，我們畢 竟也聽到了一些使人欣慰的好消息。消息之一，是四川地方政府宣佈自九月一日起 無條件全面停止天然森林採伐，關閉森材場，全面養護四川天然森林資源。十萬森 林工人的安置也在進行。消息之二，是八月三十一日朱熔基在哈爾賓郊區會見中國 林業系統的老伐木工、勞動模範馬永順時強調，要下最大的決心，封山植樹，退耕 還林，恢復植被，保護生態。馬永順一九四九年創造了全國林區手工伐木產量紀錄 ，被授予特等勞動模範。在當林業工人的三十四年裡，他共砍伐林木三萬六千棵。 一九八二年退休後，他有感於森林資源過度採伐，水土流失嚴重，決心向大山「還 帳」。在近十六年時間裡帶領全家共計栽樹四萬六千五百棵。八十五歲的馬永順今 年六月獲得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頒發的全球五百佳的光榮稱號。朱熔基還說，國務 院從去年就決定對長江、黃河上游各省林區實行禁伐，封山育林，對東北林區也要 逐步實行減伐、停伐以至禁伐，下決心把砍樹人變成種樹人，把伐木職工手中的砍 鋸變成種樹的鍬鎬。 (五)江澤民與中國水災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我想就「江澤民與水災」這個話題再說幾句。 在中國現代領導人中間，恐怕沒有人比江澤民與水災的關係更為密切了。一 九八五年八月中旬，上海幾家報紙都在顯著地位報導了新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芮杏 文、市長江澤民慰問受水淹之苦的上海市民的消息。此年八月初始，上海連續暴雨 ，十一萬三千戶居民家進水，二百三十五條馬路積水不退，最深處達零點八米。五 百七十多家工廠受淹停產，一百七十多輛公交車被迫停駛。市郊三萬六千餘畝農田 被大水淹沒，市民生活和工作受很大影響，工農業和商業損失巨大。其時市長身披 雨衣，腳著高筒雨靴，在控江路雙陽路慰問居民。望著一新婚家庭的冰箱、洗衣機 等傢俱全在水口，江澤民十分感慨，此時離他到任上海市長不滿十天，人們戲稱這 是老天爺給新任市長的「下馬威」。接近江澤民的人給他開玩笑，說他「渾身是水 」，給上海（又是海！）帶來的水太多。江澤民也一再自嘲：也許是我的名字裡水 太多了，江是「水」，「澤」也是水，讓老百姓受苦了。 那時江澤民還是一個地方領導人，人們不能就全國性問題對他苛求責任。到 九十年代初華東地區特大水災的時候，江澤民已經是國家領導人了，可是水災之後 ，並未聽見什麼防治的下文，卻看到了數年之後神州大地驚人的災情。在今年洪災 中，江澤民在危急時刻巡視災區第一線的消息不斷傳來。這當然不錯，可是國家領 導人的職責並非現場指揮護堤堵決，而是從根本上防止和減少災害的發生。 論學歷和對現代科學知識的瞭解，江澤民遠勝於毛澤東、鄧小平，也超過胡 耀邦和趙紫陽。能在此時此境重讀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確實屬於好事。來自 中新社的報導說，九月四日江澤民在江西視察時就水利建設發表的談話中確認了長 江上游「生態破壞嚴重、水土流失加劇，中下游河道淤積、洩洪能力減弱」等問題 ，提及了厄爾尼諾、拉尼娜現象的影響，還就水土保持的綜合治理，提出了「實行 封山育林、防治水土流失，切實改善生態環境」，「禁止圍湖造田」和有計劃、有 步驟地「還林、還牧、還湖」的要求。這些都是適時的正確決策，問題在於付諸行 動。江澤民本人應當非常清楚，如果在這次洪災之後中國政府仍然沒有堅定有效的 治本措施，待到幾年過後再來一次使老百姓家破人亡的大水患，哪麼作為中國最高 領導人的他必定難辭其責，到那時再感歎自己名字中水太多也無濟於事。在中國發 展的重要關頭，如同在未來政治制度民主化進程中面臨作出一個歷史功臣還是歷史 罪人的抉擇一樣，在治理中國的水患乃至整個生態環境的保護上，「自緣身在最高 層」的江澤民確實面臨同一類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