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怪象面面觀 陳破空 「保八」：借助水災？ 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災從神州大地上才剛剛過去，民眾災後重建的艱巨工作也 才剛剛開始，中共當局卻已經迫不急待地宣稱「抗洪救災取得了決定性的偉大勝利 」，更甚者，虛榮心極重的江澤民在會見外賓時，還頻頻聲稱「壞事變好事」，「 災後重建有利於刺激經濟增長」，「今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8%的目標有望實現」， 云云。若干御用文人也奉旨舞文弄墨，稱「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長江防洪工程經 濟效益巨大，為投入資金的十一倍！」肉麻十足地為現政權塗脂抹粉。 殊不知，就在他們大言不慚之際，湖北省一百六十七萬災民正無家可歸，一 百九十七萬人缺糧挨餓；占安徽省全省四分之一人口的災民也正在挨凍挨餓；江西 省的災民因飢餓難當而公然哄搶為數有限的賑災糧；東北地區部分群眾因為饑寒難 當而與當地幹部頻生衝突；除此之外，水患後引發的瘟疫也正在一些地區蔓延；而 局部地區的水位仍在警戒線上，被長期浸泡的堤壩有的依然危如累卵。不錯，特大 水災的發生，並不全都是壞事，它至少讓人們認清了若干痛心的事實：多少年來的 亂砍濫伐，亂造耕地，導致植被破壞，水土流失，荒山處處，泥沙淤積；加上官僚 們貪得無厭，大肆侵吞和挪用防洪物資，忽視堤壩加固，降低防洪標準，致使許多 處江堤薄弱成為隱患，今年九江決堤處，竟然爆出事先以竹筋代替鋼盤的驚人醜聞 ，足見地方幹部的貪污腐化到了何等不可救藥的程度！特大水災之後，人們終於開 始認識到「天災八九是人禍」的道理，而這些天大的「人禍」，都是在共產黨的領 導，乃至「號召」下闖出來的。 「大躍進」大煉鋼鐵，狂砍森林；「學大寨」毀林造田，越墾越荒；而在「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奸商與貪官相勾結，連直接關係人民生命財產安 全的江堤建設工程也不肯放過，處處偷工減料，瘋狂挪占吃用，由此釀出一次又一 次洪水氾濫，家毀人亡的歷史性悲劇。 所謂「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長江防洪工程經濟效益巨大，為投入資金的十 一倍」的天文數字，不知是怎樣被那些媚骨的、反動的文人們造出來的？成千上萬 的生命死亡，難以計數的經濟財產損失，在這些只管領取共產黨俸祿、而絲毫不顧 人民疾苦的所謂「專家」們看來，又該如何計算？敢說也是「經濟效益」。 至於「災後重建有利刺激經濟增長」，因而「8%的經濟增長率可能實現」之 說，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無稽之談，不錯，如果只算產值，而不計成本，投入愈多 ，產值當然愈大；照此邏輯，災害愈多，則災後重建和投資愈多，產值愈大，只要 災害不斷，8%的增長率目標豈不是輕而易舉地就實現了？天災人禍豈不都成了「天 賜良機」？如果到今年年底，中共當局公佈出經濟增長率達到或超過8%時，可以想 象，其得意忘形之態將怎樣地溢於言表；然而，人們啊，看清楚，其中，「災後重 建」的龐大耗費，將會被厚顏無恥的當政者計入多少？ 事實上，災後重建，首先並不是增長，首先卻是損失，雙重的損失：一重是 災害發生時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一重是災後重建在人力物力財力上的巨 大投入，如果不發生災害，這些人力物力財力本來應該投入到可以產生巨大經濟效 益的新項目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加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江澤民在會見外賓時，還不忘自我誇耀說：自從當上軍 委主席以來，今天才真正帶兵「打了仗」，是最大的戰役；軍委副主席張萬年也聲 稱「解放軍和武警一共投入了十三萬官兵，還有二百多萬民兵，這是解放軍四九年 渡江戰役以來，中國軍隊在長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動。」 好一場「內戰」啊！殊不知，在這炫耀性詞句的背後，所有開銷，都動輒以千 萬元人民幣計，時至接近於二十一世紀的九十年代，軍人依然要靠「手拉手，肩並 肩」的人肉盾牌，來抵擋滔滔洪獸，真不知「四化」建設的成就何在？ 天災人禍後，應該是清醒的反思，痛定思痛，避免悲劇的重演；一些領導人 卻惘顧數以千計的水災死難者，趁機忙於標榜個人政績，為自己樹碑立傳，此等惡 劣風氣和醜陋行徑，誤己誤人，更禍國殃民。 企業價格戰：何日是止境？ 眾所周知，自從九三年當局實施銀根緊縮政策之後，中國經濟活力大減，按 照商界的抱怨，是「生意不好做」。過熱的經濟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過冷；通貨 滯脹代替了通貨膨脹，突出的現象是，物價不升反降，今年頭三個季度，全國商品 零售物價指數又下滑了2.5個百分點，僅九月份，該指數就比八月份下降了3.3個百 分點，物價低，在一些人看來，似乎也是「好事」，其實卻反映了整個宏觀經濟形 勢的灰暗，需求疲軟，老百姓寧願將錢存到銀行，而沒有購買商品的熱情。低物價 ，使企業成為最大的受害者。然而，因資金短缺、產品積壓而處境艱難的企業，為 保住市場份額或擠占市場，還繼續競相降價、甚至低價傾銷。這種價格大戰，一方 面導致物價進一步走低，另一方面，也導致企業虧損加劇，企業經濟效益下滑，形 成低物價低效益的惡性循環。 據統計，今年一至八月，4萬零800戶國有工業企業淨虧損達67億元人民幣， 與去年同期盈利253億元相比，減利增虧321億元，國家經貿委有關負責人承認，這 種狀況與企業同價格大戰，低價傾銷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愈演愈烈的價格大戰， 是導致當前國民經濟效益不斷下滑，國家稅收減少，國有資產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 這一惡性競爭局面的形成，也在於多年的盲目投資、重複建設，造成一些行 業生產能力過剩；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人民幣死守價位，導致外貿出口減少 ，更增加了國內市場的壓力。 削價傾銷，還因為企業難以應付沉重的稅費負擔，不完全的統計顯示，目前 經國務院和各部委批准的各種收費和基金，加上地方政府的各類收費和基金，就達 到了二千多種，總額相當於財政收入的40%以上，這一指標，使中國企業的稅費總體 負擔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25%到30%，大大超過了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企業背負 的沉重稅費，和強加於廣大農民頭上亂攤亂派費用一樣，其中相當一部分，成為各 級貪官污吏的囊中之物。 企業不堪重負，轉而嫁禍於企業的員工，除了裁工裁員，還裁減工資，甚至 拖欠工資，以廣東省為例，僅今年上半年，各類企業拖欠員工的工資總額就達到兩 億一千二百多萬元人民幣，追討後，仍然積欠六千九百多萬元，因拖欠工資而引發 的工人鬧事，在該省各地頻頻出現。去年一年中，廣州市政府勞動部門收到的勞資 糾紛案件共兩百二十一起，因拖欠工資引發的就有一百九十二件，占糾紛案件總數 的86.9%，足見該市企業拖欠工資現象的嚴重。 廣信事件： 中國金融「黑洞」再曝光 日前，赫赫有名的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宣佈破產倒閉，由中國人民銀行收 繳了該公司及其分支機構的金融機構法人許可證、金融機構營業許可證和經營外匯 業務許可證，停止其一切業務經營活動，中行還組織成立了清算組，對該公司進行 關閉清算。 規模龐大的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在中國240家信託公司中堪稱最有實力的 一家，是中國五大信託投資公司之一，其業務量僅次於中國國際信託投資有限公司 ，是中國排行第二的外匯債券發行公司，矗立於廣州市環市路的一棟六十三層超級 豪華大廈，是其威風一世的標誌。 廣信問題的暴露，源自其深圳分公司的資不抵債，其實，整個廣信集團早已 百病叢生。廣信集團自成立以來，共發行企業債券十七次，其中九次已到期，其餘 大約十億美元債券分別在2000年和2016年到期。到九七年底，該集團公司的總資產 為230億人民幣，而各項債務卻高達到300億人民幣；廣東全省的外債38億美元，約 佔去年底全國外債規模的3%，其中，僅廣信集團公司的外債就高達20億美元，短期 外債至少5億美元。 廣信醜聞早已敗露，北京央行方面對它的調查也於年前展開，然而，卻一直 對外封鎖消息，關鍵的難題，在於廣信事件觸動了太多的權勢人物和利益集團，眾 所周知，廣信集團的後台老闆是廣東省政府，廣信一直號稱廣東省的第一扇融資窗 口，其所欠外債中，80%都用於省政府支持的項目。一年多來，因官官相護，調查人 員面臨著重重困難而無從下手，如果不是因為該集團無法償還美國、歐洲和日本等 西方國家的債務，廣信無疑還將繼續招搖撞騙。廣信除發放了大量質量低劣的貸款 外，還開出不少信用擔保，並為廣東省多項大型基金項目做擔保人，開出的保證揭 蓋範圍之廣，令香港各銀行在廣信倒閉後，近期均疲於奔命，到處向香港企管局、 新華社等機構救援。 一年多的時間裡，官僚們互相掩護，神秘轉移，將那些真正造成企業嚴重損 失的責任人和管理者，推得一乾二淨，相安無事，而沒有人知道，廣信通過發行十 七次債券所籌集的上百億美元到底去了哪裡？外界盛傳廣信集團總經理麥智南被扣 ，結果相反，這個被普遍認為是最大問題人物的麥智南，至今仍然在「奉命」負責 管理廣信集團的非金融業務，到是與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有過結的「廣東幫」 核心人物、原廣東省副省長于飛為此被開除黨籍和監視居住，其在香港經商的子女 被罰以巨款（還有多少「高幹子弟」該罰？），使人們極容易聯想到江澤民藉機進 一步整治「廣東幫」的良苦用心，使所謂「反腐倡廉」又一次重疊成為權力鬥爭的 代名詞。 所謂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本身就是以「太子黨」為背景和權錢交易結合而生 的怪胎，以政府支持的名義對外舉債，涉及的外幣債務數額到底有多大，歷來是未 知數，現在看來，這一巨大的財務黑洞，足以抵銷表面上龐大而堅挺的中國外匯儲 備實力。 曾幾何時，連廣信集團的普通主管或職員，都能以個人名義到處購樓置業， 並能將陣地從廣州、深圳、，一步步轉移到香港，據其內部人士揭露，「九七」香 港回歸前夕，廣信成員們，在香港上市的上市，買樓的買樓，而且還是非上環、非 中環、非上億港元的樓宇不逾，香港的主管或職員尚且如此，更遑論「上頭」的大 官，和「上頭」的「上頭」。 廣信倒閉事件，是繼較早前中創集團和海南發展銀行破產之後，又一起大型 中資金融機構倒閉破產大案，三起大案，都符合權錢交易和官僚腐敗的模式，人們 不禁要問：全國二百多家信託投資公司中，類似的模式還有多少？事實上，中國金 融界早已腐化成風，帳外經營，小金庫、高息攬存、惡性信貸競爭、主觀任意經營 ，有的貸款甚至不需要合同…… 於是，當人們一度津津樂道地談論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時，卻發現，中國金 融體系的當務之急並不是改革問題，而是整頓清理問題，呆帳壞帳堆積，銀行信用 降低，信託投資公司負債纍纍，廣信醜聞的曝光，舉世震動，人們不得不問：中國 金融體系中的「黑洞」到底有多深？ 打開中國金融黑洞，企業騙匯問題是又一扇門，外匯管理局於十月七日公佈 了《國家外匯管理局對累計騙購外匯金額在5000萬美元以下,能主動交代問題的企業 予以從輕處罰的決定》。在規定的48小時期限內，一批企業果然向外匯管理局主動 坦白了騙匯問題，到十月九日，兩天之內，全國已有344家企業承認騙匯，騙匯總額 達7億7300萬美元和465億港幣，其中還包括一部分騙匯金額超過5000萬美元的企業 ，行內人士普遍估計，所謂「主動交代」的騙匯企業，充其量只佔騙匯企業的10%以 下，也就是說，有大量騙匯行為仍然處於隱蔽狀態。 繼廣信集團倒閉之後，國際信貸評級公司標準普爾和穆迪均表示，可能調低 五家受地方政府支持的中國信託投資公司評級，包括福建、上海、天津、深圳和山 東等地的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這些企業，也屬於兼有大量壞帳和外債的「廣信模式 」。這兩家頗具權威的國際信貸評級公司的評論，無疑沉重打擊了中國金融體系的 國際信譽，中國企業的對外舉債能力勢必大打折扣。 今年二月，當時仍擔任「總理」的李鵬在外訪時曾大言不慚地聲稱，中國的 外債大多屬於中長期貸款和項目貸款，極少短期外債，加上外匯存底厚實，中國絕 不存在象東南亞國家一樣的金融問題，廣信破產事件，直接推翻了李鵬的謊言或無 知；廣信集團由八六年開始，即發行海外債券，而且借了大量短期外債，該集團向 人民銀行備案的外債數目，僅佔其總數的一小部分。 中國經濟能暫時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倖免於難，其唯一法寶和最後防線，就只 是因為資本帳不開放，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的舊體制猶存，否則，發生更多像廣信 集團這種依靠大量借貸短期外債進行長線投資的事例，就足以令人民幣幣值崩潰。 前有信託公司，後有地下錢莊；上頭是腐朽沒落而無可救藥的政治體制，底 下是無官不貪的大面積腐爛性腐敗；周體病毒的中國金融體系，如果不大整特治， 難免隨時引發如東南亞國家一樣的災難性金融危機。 農村政策：江澤民保守思想暴露無遺 水災過後，中共高層召開了一個「十五屆三中全會」，會議的主題是農村和 農業問題，經過冗長的官樣文章，公佈了「決議」。決議的主要點有三：一是肯定 農村一級基層民主選舉和村民自治；二是強調各級政府須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三 是堅持繼續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 會議結束後，中國官方大吹大擂，強調該會的歷史意義，甚至企圖與一九七 八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相提並論；一些海內外人士也以為中國 農村政策果真有重大轉變，而寄予極大幻想。 回顧一九四九年以來，共產黨的農村政策已經有多次大的轉折，最初是土地改 革，似曾也宣稱「耕者有其田」，使農民們短暫地嘗到分田分地的快樂，但好景不 長，大規模的公有化政策，很快將農民的美夢席捲一空，農民們重新喪失了土地的 主人翁地位，非但如此，毛澤東倣傚斯大林、東施效顰，亦步亦趨地實施工業品和 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政策，農民被迫低價出售自己的農產品，而高價購買工業品， 無地無權無利而倍受剝削的中國農民，因此在數十年間淪於極端貧困交加的境地， 一直到了一九七八年，萬里、趙紫陽等人良心發現，在安徽、四川等地率先試行土 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才開始讓農民稍喘一口氣。在由鄧小平、胡耀邦等主導的「十 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得以擴大實施，農產品價格大幅提高， 農民收回了更多實惠，但到了一九八四年之後，通貨膨脹使工業品價格重新急劇攀 升，與農產品剪刀差再次擴大，農民的經濟利益又大為削弱，更為嚴重的是，農民 頭上的苛捐雜稅陡然增加，共產黨基層幹部橫徵暴斂，大肆向農民亂攤亂派，使廣 大農民負擔超重，不堪其苦，三億多農民仍然沒有脫貧致富，除此之外，兩億多農 民成為過剩勞力，一億三千萬農民背井離鄉，也都成為不可忽視的重大農村社會問 題。 事實上，稍加剖析，便可以看出，所謂「十五屆三中全會」，基本上是新裝 舊涵，內容了無新意。其一，村民一級的基層選舉和民主自治，是一九八七年從趙 紫陽執政時就開始實行，經實踐證明是可行而比較成功的政策；既然經過十一年的 實踐，表明農民們有能力自主安排他們的村一級領導機構，而沒有出現一些令人憂 心忡忡的所謂「大亂子」，那麼一貫被共產黨認為「素質不高、不能實行民主」的 廣大其他階層民眾，也應該得到他們天賦的自由表達和民主選舉的人的權利。該次 全會，不但沒有象外界所預期的那樣，擴大民眾民主自治的範圍，比如，將村一級 民主選舉擴大到鄉鎮一級或縣一級，反而在原地踏步地勉強肯定村一級選舉的同時 ，又加重強調「黨的基層組織要發揮核心領導作用」；其二，宣稱尊重農民自創精 神，其意義卻很快被同時強調的「堅持黨的領導」所抵銷，因而完全是一句空話； 其三，土地承包責任制，是早自一九七八年萬里、趙紫陽等人就開始主張實行的一 項還地於民的政策。而「十五屆三中全會」公然宣佈延長該承包責任制三十年，說 起來，農民天經地義是土地的主人，「耕者有其田」，乃自古天理。又哪裡用得著 靠共產黨來施捨？又哪裡談得上什麼三十年還是一百年？對共產黨而言，說到當務 之急，應該是將半個世紀以來剝奪了農民的權益，老老實實地還給農民，並對農民 們遭受的損失和浩劫加倍補償。 比照「十一屆三中全會」，可以肯定地說，由江澤民所主導的「十五屆三中 全會」，基本上是一個保守的、走過場的、毫無建樹的「全會」，那些寄望於江澤 民來實現政治改革的人，是又一次該夢醒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