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自由與獨立人格的追求 ——訪巴黎自由撰稿人安琪 亞 衣 一九八九年之後，來自中國大陸從事中文寫作的一批新人在海外崛起。定居法國 巴黎的安琪女士是其中的一位。多年記者生活的背景，曾經全力投身民運又不是任 何民運組織成員的身份，勤奮筆耕但並不以此謀生，充滿六四悲壯情懷卻對「民主 玩家」一直予以毫不留情的剖析與批評，對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追求和對新聞自由 、生活真實的鍾情，構成了她獨特的個體。在安琪即將離開歐洲大都會巴黎前往東 南亞一個島國開始新的生活之前，她接受了同行的採訪。 苦難中的求知 亞：一九八九年事件之後許多原中國大陸新聞工作者來到海外，其中一些成了出色 的自由撰稿人，你是相當突出的一位。我想即使沒有發生去年你被中國當局驅逐出 境的事件，讀者們對你的經歷也是很感興趣的。可不可以先請你作一個自我介紹? 安：我祖籍浙江，生於甘肅蘭州。小學畢業時正好是文革開始。由於家庭關係，我 的整個中學時代蒼白無聲，我每天處在擔憂和驚恐中。我的外公是甘肅禮縣著名教 育家，三十年代北大畢業後，硬是騎著毛驢回到禮縣，致力當地教育。也因此成為 共產黨政權的第一屆甘肅省政協委員。跟很多同期的民主人士一樣，外公在一九五 七年的大鳴大放中成為被「引出洞」的蛇而打成右派，文革中身體更受摧殘。雖連 遭厄運，外公卻終身以「老莊」為伴。一九七七年外公聞訊自己獲得平反時中風癱 瘓，他那滿腹經論至死也沒有幫助他解開「罪之謎」。外婆是一個溫婉淑雅的傳統 女子，也在飢餓中死去。大姨因同在禮縣工作，深受連累，抑鬱致病，死時年僅三 十六歲。原為高材生的兩個舅舅被貶為「賤民」，歷經磨難。我父親曾參加過國民 黨、又有涉外親屬，在文革中自然受到衝擊。我目睹了父親受批鬥挨打、被抄家的 情景和外公一家的淒慘變遷，深切地體驗了家境的艱難，也感受到學校中本來單純 的同學關係被不同的家庭出身所扭曲的不公平。 亞：真是非常抱歉。我的採訪經常會觸動被訪問者人生中痛楚的回憶。似乎在不同 的年齡層次的人中間，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也許在我們中國的過去，整整有好幾 代人被痛苦的歷史所籠罩。 安：沉重的精神壓抑使得我較早開始對社會對人生有了一種成年人式的思考，我在 繁重的家務以外可能地讀書。一九七二年高中畢業後我待業在家，讀了大量中國古 典文學作品。歷史人物給了我很多精神滋養，當時背得最熟的是屈原的《離騷》和 司馬遷的一些人物傳記。期間斷斷續續地當過臨時工。七六年分配到蘭州市安寧中 學校辦工廠，後來經過考試被重新安排擔任了中學語文教師。這一段經歷基本上奠 定了我的信仰基礎，包括面對苦難的態度，親情、鄰友間的相互體諒和關切，對人 性善惡的敏感。一九七七年我考入西北師範大學中文系，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俄羅斯 文學、法國文學和英美文學，也接受了許多西方的社會政治思想。一九八二年畢業 ，進入《蘭州青年報》當編輯、記者。八四年參與創刊全國第一家《青年晚報》， 八五年創辦《西部晨報》，八六年調入《甘肅日報》，八八年進入深圳《蛇口通訊 報》。一九八九年參與民運之後被迫流亡法國，長年居住在巴黎這個人文色彩濃厚 的自由之鄉。一九九二年進入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從事新聞研究，獲碩士學位 ，現在是博士候選人。 亞：對很多人來說，大學生活常常是最有波瀾的階段，何況你當年還是一個出色的 運動員。請你把讀中文系時創辦《求知》雜誌的事情再談一談。 安：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當年高考的政治試題是根據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內容出的，我的成績是當時的最高分九十五分，以致很久以後還為一些人所談及。 這個細節說明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正是由文革向改革開放的過渡期，我整個大學時 代都處在這樣一種反思求變狀態中，其中交織著興奮、緊張、驚喜和憂患。《求知 》雜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創辦的。這是一個學生刊物，我們組織一些跨年級學術講 座，請有關教授做專題報告，之後整理成文字在《求知》上發表，同時也刊登一些 學生的習作。雜誌是油印的，非常粗糙。刻印出版都是我們自己動手，內容很受歡 迎。當然不久《求知》與所有的大學生刊物一樣被迫停刊。我想，我當年辦刊物的 衝動和我後來選擇記者工作的原動力是一致的，就是想參與社會和干預生活，有很 強的理想色彩。 從黃土地到陽光帶 亞：你在大陸的新聞從業生涯時間不長，卻歷經磨難。劉賓雁先生還曾經讚揚過你 創辦民間報紙《西部晨報》的壯舉。 安：我在國內從事新聞工作剛好是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代。可以說，一九七八年 的 「民主牆」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啟動了中國的新聞自由，拓開了在共產黨嚴密控 制下民間爭取新聞自由的空間。在這個過程中，共青團系統主辦的青年報刊充當了 開路先鋒，成為中國新聞改革開放的主流。當時，長期從事青年團工作的胡耀邦出 任中共黨的總書記，一些在團系統工作過的人也被選拔到中央和地方擔任重要工作 ，青年團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團的宣傳工作開始活躍起來。到了八五年， 各種特色的青年報就從文革後復刊的三家(《中國青年報》、《天津青年報》、上海 《青年報》)發展到了三十家，創造了中國有史以來青年報刊的最高記錄。《西部晨 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創刊的。從地緣上說，甘肅這個地方在歷史上是一個發配流 放之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被治罪的人，很多都被下放到甘肅和 西北其它邊遠地區，而這些人大都是讀書人。因此，在甘肅就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 象：文化思想意識的「超前」和經濟發展的落後之不平衡。八十年代初甘肅出現的 幾種有特色的刊物如《當代文藝思潮》、《讀者文摘》以及後來的《青年晚報》、 《飛碟探索》，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中《當代文藝思潮》是全國四 種重要的文藝理論雜誌之一。 亞：這些內容對我來說頗有新鮮感。不過《西部晨報》與青年報刊又有什麼關係? 安：《西部晨報》的前身是《蘭州青年報》，它的出現本身就帶有改革的意味。當 時新任蘭州團市委書記決定在報社實行 「總編負責制」，採用「招標「的辦法招攬 人才，以改變層層任命的傳統組織結構。經過投標競選，原《蘭州青年報》代理副 總編成為《西部晨報》總編，我作為一名非黨員，當選為副總編。《西部晨報》無 論在思想意識的開放程度上、還是在版面安排和報道內容上都有改革和突破，比如 將批評文章上頭版頭條就是一例。《西部晨報》誕生的時候正值一九八五年的反自 由化運動。這看來優點奇怪。實際上這是由於甘肅的地理位置遠離政治中心造成的 ，因此在執行中央政策時甘肅常常「慢一拍」。例如其它地方早已改革開放了，甘 肅還在「左」的圈子裡打轉。 而當人家改革偃旗息鼓而「反自由化」時，甘肅的改 革才剛剛鋪開。也因為這樣，《西部晨報》的改革新面貌恰好碰上了全國範圍內反 自由化的浪潮，被新華社甘肅分社記者「參」了一筆，而胡喬木恰好對這篇「內參 」有「興趣」，於是便決定了《西部晨報》的悲劇性結局。《西部晨報》從正式創 刊到被迫停刊，僅僅發行了四期，只有一個月，創造了共產黨執政期內壽命最短的 報紙記錄。記得那年我在廈門參加一年一度的全國青年報年會，前一天與會的各青 年報負責人還請我介紹《西部晨報》的經驗，為我們感到振奮，第二天我就得到了 報紙停刊的消息，大家都感到情況不妙，散會時個個心情沉重。回到報社，等待我 們的是長達六個月的「學習班「整頓。最後，總編輯被一紙公文逐出甘肅新聞界。 報社宣佈解散，大家各奔東西。也許因為有《西部晨報》作「資產階級自由化」的 典型在前頭，《青年晚報》和《當代文藝思潮》才得苟延，但也沒有逃脫兩年後的 另一輪「反自由化「運動。 亞：你後來去中國改革的「陽光帶」特區辦報了。 安：我去特區之前在《甘肅日報》文化副刊工作。這是省級報紙，從福利待遇上講 ，省報條件要比青年報好得多，但是辦報的自由度要僵化得多。還有那種森嚴的等 級制度，人事制度。像我這樣從《西北晨報》出來的非黨人士，慣常被人稱為「開 放型」的。「開放型」在這裡是入「另冊」和不予重用的。現在說來也許會令人發 笑，在那個年代，這種「標籤」給予我的唯一「特權」就是我的衣著和行為方式可 以「與眾不同」。環境令人窒息。一九八七年深秋的一天我在河濱散步，凝視奔騰 的黃河，思緒萬千。就在一剎那，我決定走出甘肅，南下求職。次年夏天，我利用 剛剛開始實施的幹部休假，來到《蛇口通訊報》。試用期滿後，於年底正式調入蛇 口工業區，任《蛇口通訊報》的編輯、記者。 《蛇口通訊報》創刊於一九八四年，當時蛇口的改革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改革 中所遇到到各種問題的交鋒日趨明顯，因此《蛇口通訊報》一出現，就成為蛇口人 的論壇。它所實行的「總編責任制」確立了該報具有的獨立性。《蛇口通訊報》所 奉行的基本原則是當時蛇口領導人袁庚講的一句話：只要不反對共產黨，不搞人身 攻擊，什麼聲音都可以容納。這句話雖然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專制意味，但是比較 「四個堅持」已經是一個很了不起的進步。由《蛇口通訊報》主辦的每月一次的蛇 口新聞沙龍，既是蛇口決策層接受民眾輿論監督和批評的對話場所，也是蛇口人對 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各抒己見，自由討論的思想陣地。 蛇口風波——亡命天涯 亞：所謂的「蛇口風波」，是否發生在那個時候? 安：就是在新聞沙龍上發生的。一九八八年初，中宣部樹立的曲嘯、李燕傑等所謂 青年教育專家來到蛇口進行學習雷鋒的政治說教，在新聞沙龍上與蛇口青年對話， 因態度專橫而激起青年們的反感，致使會場出現僵局。《蛇口通訊報》如實報道了 這一內容，在全國新聞界、思想理論界引起了討論。「蛇口風波」的意義在於報紙 第一次對共產黨的傳統政治思想教育提出質疑，對雷鋒這一榜樣提出質疑。對此《 人民日報》記者曾憲斌以《「蛇口風波」答問錄》為題，做了專題報道。《人民日 報》開闢了《關於「蛇口風波」的議論》專欄，引起廣泛爭論。同年底，該報記者 馬立誠將一千五百多件信 稿和各報刊有關文章，編輯成集，以《蛇口風波》為名， 由中國新聞出版社出版。我從內地黨報到一個開放地帶的開放報紙，感到一種前所 未有的輕鬆感和解放感。這是我思想碰撞最多，工作非常投入，壓力最大，成效也 最大的一段時期。回想起來，那個時代的新聞從業者為了追求有限的新聞自由，大 家都有一種理想主義的獻身精神，不懼怕冒政治風險和失去工作。這與後來新聞界 引進商業機制以後的一些庸俗情況相比，就像來自另一個世紀的童話了。 亞：能不能說一說你是如何介入八九民運的?你曾經說過自己那時「從沉湎於個人享 樂的圈子裡面衝出」，進入了這個歷史事件。 安：客觀地說，我是與《蛇口通訊報》、與蛇口人一起介入八九民運的。我所說的 「從沉湎於個人享樂的圈子裡衝出」，也包括我的同事和蛇口人在八九民運期間在 個人享樂與支持絕食學生、伸張正義之間的所作的選擇。具體地說，我是八九年四 月剛剛買到座落在海濱的蛇口福利房，五月份在裝修期間就有一個現在看來十分天 真的想法：如果逃亡學生過來，我要幫助他們躲藏並且保護他們。我非常自信地知 道，假如我發出某種信號，我的報社同人、蛇口人和蛇口邊防軍人都會支持我的。 當時我們天天收看香港電視關於天安門廣場的實況轉播，有的朋友還專門做了錄 像。五月十七日，北京學生絕食的第五天，正當我和幾個朋友以個人名義聯合發起 遊行募捐活動時，報社總編決定和我們一起行動。當天下午《蛇口通訊報》全體成 員和蛇口人一起上街遊行募捐，晚上在蛇口最大的階梯教室舉行新聞沙龍，聲援在 北京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發言內容有對現政權的批評，有對官僚腐敗的痛斥， 也有對鄧小平老人政治的點名批判，可謂群情激昂。我一向不善演講，但我當時所 作不到五分鐘的發言，幾次被掌聲淹沒。當天我們就募捐了十萬元人民幣，派專人 送往北京。募捐過程中，七八年「民主牆」老戰士的慷慨與理解的目光，讓我深為 感動，至今難以忘懷。五月十九日，與李鵬發佈戒嚴令同時出版的《蛇口通訊報》 ，以整張報紙的四個大版面報道了蛇口的聲援活動和理論文章，題目赫然，如「蛇 口人與北京學生心心相連」、「政治民主離不開新聞自由」、「護我國殤」、「只 有新聞自由，才能長治久安」、「民心向背興亡系，千秋功罪得失間」、「民主運 動宣告人治步入窮途」；還有雜文和募捐遊行的圖片報道，以及聲援北京學生的新 聞沙龍記要。報紙上市就被搶購一空。 亞：在「六四」慘案發生之後，你還在《蛇口通訊報》抨擊過當局。 安：八九年六月十二日出版的《蛇口通訊報》的第四版雜文專版是我主持編輯的。 這些雜文以引喻或半引喻的手法譴責了六四屠殺。其中有題為「貓的屁股摸不得」 、「為啥不刮骨療毒」、「法律不是兒戲」的雜文，再配以畢加索反法西斯主義名 畫為刊頭，寓意非常明顯。這期報紙一出版就被當局從郵局收回不准發行。《蛇口 通訊報》盡最大的勇氣爭得了最大限度的新聞自由，卻無意間違背了「不反對共產 黨」的老原則。按一般邏輯，批評並不等於反對。但是在共產黨的歷史裡，批評黨 一向以「反黨」論處。最後，《蛇口通訊報》也未能逃脫被查封的命運。《蛇口通 訊報》爭取新聞自由的角色是通過新聞沙龍來實現的，而新聞沙龍最終也使得《蛇 口通訊報》遭滅頂之災。六月十二日的報紙被收回不久，特區也開始了政治清查。 幾乎每天都有人給我打電話，在對我和報社同人表示敬意和支持的同時，要我多加 小心，注意安全。有的人還告訴我，我們聲援北京學生的新聞沙龍上有便衣警察， 公安局有我的照片和發言錄音。我也注意到在我們的居住區出現了武裝警察，報社 也開始內訌。種種跡象顯示大清洗就要到來了。這時正好我報兼管的招商局雜誌輪 到我任責任編輯，要到香港招商局採訪。我當時也有過離國出走的念頭，但是並不 堅定。真正讓我義無反顧地走上流亡之路的，還是另外一個「插曲「。 亞：這個「插曲」從未聽你講過，現在可以談嗎？ 安：我想應該可以。現在此事的「主角」都在國外，與此相關的香港「黃雀行動」 也早已在報刊上公開，這一個歷史「插曲」算作是「黃雀行動「的又一個證明吧！ 六四之後，我一邊密切關注北京的情況，一邊與蘭州的朋友保持「熱線」聯繫。一 天，朋友告訴我他那兒有兩個北京來的客人，他正在設法安排住宿。我馬上明白了 這是兩個逃亡者。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很為他們擔心。在得到去香港採訪的機會 後，我立刻打電話給蘭州朋友，讓他想辦法將那兩位北京人的情況介紹給我，我好 在香港找人救助。朋友非常激動，將此視作生死之別而叮囑再三。一星期後我在廣 州見到了蘭州朋友的委託人，也是我的一位同學的丈夫，他帶來了朋友的信，上面 寫有那兩位北京客人的名字和他們在八九民運期間的主要活動，他們就是我後來熟 識的張倫和老木。我把信裡的要緊內容背下，將信燒燬，當晚返回蛇口準備行程。 在我動身之前，同事和朋友給了我很大的心理支持和鼓勵。深圳朋友還幫我策劃了 可能發生的種種細節和應對辦法。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七日，我僅帶了一隻透明的紅 色絲綢挎包，裡面裝了極為簡單的洗嗽用品和兩份集中報道聲援北京學生活動的《 蛇口通訊報》就上路了。深圳朋友告訴我這種裝束容易過海關。在同行的七八個人 中，我通關果然最順利。 亞：想不到一直與紙和筆打交道的柔弱女子，還有這番俠義經歷。 安：回想這一段經歷，有時連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議。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香港，在 招待所安頓下來，我便找地方打電話。當時香港有八號風球襲擊，行人稀少，商店 全部關門，加上語言不通，站在街頭四顧，可謂寸步難行。想到國內朋友的安危指 望於我，內心的激盪如肆虐的風暴，我孤注一擲地開始了行動。香港一些素昧平生 的朋友給了我至關重要的幫助，遠在美國的相識或不相識者也伸出了援手。因為當 時很多外電報道老木已經被捕，香港方面十分謹慎，我也因此在香港滯留了一個月 。大概由於精神高度緊張，我的記憶出現短期斷裂，很多朋友甚至我家人的電話、 地址都記不起來了，直到後來在巴黎才逐漸想起，有時出現在夢中，驚醒後馬上寫 下。回顧這一些，我相信在「六四」的悲壯情懷下，在那樣一種與共產黨專制徹底 決裂的決心下，任何人處在我的地位都會毫不猶豫地邁出這一步。事實上，包括我 在內的每一個八九流亡者的背後，都有很多人的相助、奉獻，有的人還付出了坐牢 的代價。參與此事的羅海星就是在之後救援陳子明、王軍濤時被捕入獄的。當時大 家無言的默契就是：生命已經不屬於自己。「六四」屠殺使共產黨政權走到了反人 類的極端，中華民族在這一刻顯示出空前的團結精神和道德勇氣。儘管十分短暫， 但它卻永恆。正是這種精神留存，支撐著我的信念，激勵我渡過了流亡中最艱難的 歲月。 新聞自由——一普遍的訴求 亞：在流亡海外的幾年中，你一直沒有停止過記者職業的採訪活動，海外民運圈又 是你採訪的主要範圍。你成了許多重大事件的見證者。在這一方面，你有什麼主要 的體會? 安：在很多人看來，以我流亡記者身份，對中國海外民運的報道應該是「報喜不報 憂」的，直白地說，應該是海外民運組織的「喉舌」。從社會應有的角色來講，我 認為新聞記者既不是共產黨專制政權的「喉舌」，也不是民運組織的「喉舌」。新 聞媒體和記者應該具有獨立立場和輿論監督功能。多年來共產黨以「輿論一律」的 原則強制新聞只能有一種聲音，海外民運的一些人則拉民主大旗來拒絕新聞批評和 輿論監督。八九民運期間數百萬人上街遊行，提出的是反腐敗和要新聞自由等訴求 ，同樣是現在海外民運隊伍中的普遍訴求。就我個人體驗而言，就經歷過「因言若 禍」與被孤立、被圍堵的過程。我的體會就是海外民運如果沒有新聞監督，沒有民 意表達，也沒有權力制衡，有的只是大犧牲換來的少數人的輝煌和捐款堆起來的所 謂實力，或者讓幾個吞噬民運資源的人在暗處攻擊在明處的獨立記者，那是駭人聽 聞的。如果說這就是所謂的「民主」，那麼我盡畢生精力要做的就是阻止這樣的「 暴政民主」在中國實現。我並非要指責什麼具體的人或事，而是想重申新聞自由的 重要性。呼籲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對記者權利的尊重。說到底還是民主政治的文化 機制、包括批評機制的建立問題。沒有這種機制，什麼民主都是假的。在此，我真 誠地希望海外從事中國民運的組織和朋友，有理想、有遠見的民運領導人，盡快地 將新聞自由提上民運的議事日程來，有效地發揮輿論監督功能，在反抗共產黨一黨 專制的同時，警惕民運隊伍中的「集團專制」和個人獨裁。 亞：十年前你在採訪民陣成立活動的時候就以「痛苦的民主」為題，提出了諸如「 英雄殘廢」、「玩天安門情節」、「程序問題」、「精英民主」、「人事怪圈」、 「派別競爭」、「聯合與內鬥」、「財務透明」、「共產黨文化」等問題。有趣的 是，十年來的民運歷史中存在的問題，竟然基本上沒有超出你當時列出的「令人困 惑」的範疇。不知道你是這樣看待這個歷史的。 安：民陣之初，我以《痛苦的民主》和《逃亡自我》等為題，寫了一些分析批評性 文章，出發點很簡單，就是報道客觀真實。要說精神支點的話，那就是我們不要辱 沒八九民運和「六四」死難者。很多人對於我在國際輿論一邊倒的情況下的「直言 」表示了很大的認同和支持，也有人將矛頭對準了我這個毫不設防地公開發出批評 意見的記者。我在這裡想補充的是，海外民運的經歷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和 視覺。從海外民運所發生的種種問題中，仍然可以看到共產黨極權對人的精神的擠 壓和扭曲。說來話長，這裡僅從一個角度切入。如果我們以文革作為參照，分析海 外一些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的運作手段和行為，就會看到，這些手段和行為與文革 紅衛兵、造反派有著驚人的相似，包括語言和激情的表達也是同樣的模式。文革中 各紅衛兵團林立，海外各民運組織林立；紅衛兵拉山頭、搞宗派，海外民運也是「 你方唱罷我登場」，拉圈子、分派別；紅衛兵以革命的名義置人於死地，海外民運 也大有人假民主之名不擇手段地對待與自己的利益發生衝突、或者意見相左的人； 紅衛兵以一種原教旨主義式的瘋狂，從肉體上和精神上摧毀他人的尊嚴，海外民運 也有人以辱罵和恐嚇為武器，詆毀和侵犯個人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清理共產極 權的精神遺留，應該是中國實行民主化過程中的一項艱巨工程，是中華民族文化重 建的首項任務。這種清理不僅僅是結束極權專制，更重要的是清理極權政治影響下 的病態心理和非正常行為。這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 亞：在有些人看來，你對民運隊伍內部負面事務的揭露與抨擊非常尖銳和不講情面 。你是否認為這是一個盡職的記者忠於事實的要求? 安：你說得對。我想這是一個記者應盡的本分。我不能忘記記者的權利，我只能服 從我內心的真實的聲音。我想提及的是，我所有的批評文章都是署真名發表的，任 何人有不同意見都可以與我直接展開討論商榷。可惜沒有，除了有一篇是被批評的 當事人安排的匿名反駁文章外，其它攻擊都是以非正當的形式出現。這種不能展開 正常的批評討論的現象在海外民運中並不孤立。最近在網絡上以匿名的形式出現的 辱罵式的批評氾濫，已經嚴重地損害到民運本身了。 心的誠實與筆的真實 亞：有人把你比作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式的人物，你是否同意?當年法拉奇對一些大 人物的採訪，曾經使得多少中國新聞工作者驚訝不已 安：這是一個讓人輕鬆的話題。我很高興有人把我比作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做一 個法拉奇式的女記者，是我二十年前的理想。這種說法至少可以滿足我青年時代的 虛榮心(笑)。的確，當年我很崇拜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在那個封閉年代，能讀到法 拉奇充滿挑戰的問題性訪問，感到非常興奮。在《蘭州青年報》舉辦通訊員學習班 時，我的講題就是介紹法拉奇。我認為法拉奇是一個天才記者，思想深邃、問題尖 銳，她對一些世界超級敏感人物的訪問非常出色。我的一些訪問模式應該說受了法 拉奇的影響。當然，法拉奇是在一個享有充分新聞自由的民主社會裡當記者，可以 盡情地發揮自己的才華，最大限度地選擇她所感興趣的人物和事件，她只要對報道 的真實性負責，而不必在乎是否得罪她的採訪對像和她所容身的社會。從這方面來 講，你、我、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的中國記者同行，遠沒有法拉奇幸運。正如我上述 所談到的那樣，在一個沒有建立起新聞機制的地方，任何一個有思想、堅持真實的 記者，都是「帶傷作業」的。共產黨控制下的新聞環境自不待言。即使在海外，獨 立記者的處境也很不易。很難想像法拉奇會遇到我作為一個女記者所遇到的困擾： 因為你批評某男性民運領袖，就會變成「女性的報復」；假如你批評的對象是個女 性，那麼你的批評也可能被演繹成「女人之間的戰爭」。另外，在國外以中文寫作 的自由撰稿人雖然選擇性相對大了一點，但是代價也不小，最現實的考慮就是得謀 生——這可能也是無法與法拉奇相比的。我將記者活動作為一種事業來做，這與將 記者作為一種職業來做相比，可能更能滿足我在記者層面的需求，可以比較自由地 選擇訪問對像和問題，而不必違心地服從什麼壓力。這一點倒與法拉奇比較接近。 亞：不過，當有人說他是從你的採訪中知道有些民運領袖「也同毛澤東、鄧小平一 樣，是把聽不聽自己的話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的」時候，你的感受如何。 安：我想任何人有權從我的採訪中讀出他要讀到的東西。我所關心的是我作為記者 心中的誠實與筆下的真實。 亞：就你的採訪涉及的社會和學術的內容而言，範圍很廣泛，有經濟發展、金融危 機、國際政治、文化差異、民族主義、新聞自由和知識分子問題等等。其中，你主 要的興趣或關注點何在? 安：從新聞性上講，當前世界上發生的各種事件、變化，基本上都是我關心的問題 。主要範疇還是社會、政治、文化層面。事實上這些問題都是互相交織、互相影響 的。具體地說，我的基本選題是專題採訪，例如八九以來的民運專題，包括了這十 年來的各種人物專訪和述評、言論；中國九十年代的思潮與政見專題，這個專題范 圍比較廣泛，包括民族主義、民族衝突、經濟發展、政治機制改革、新聞自由和知 識分子等問題。我的做法是，先研究問題，再根據不同內容採訪有關方面的專家學 者，做出比較深層的報道。當然，記者不是學者，記者工作會受自身規律的限制。 從記者角度，我所能做的就是發現問題，並且提出問題。從長遠來說，新聞自由問 題和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是我的主要研究課題。 亞：新聞自由是你經常討論的話題，你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的研究課題是關於新 聞學方面的，碩士論文題目就是「鄧小平時代的新聞自由」。不知道你對中國新聞 自由的發展和未來的前景有什麼獨到的見解。 安：新聞自由問題是我到海外才開始研究的。因為我在國內曾先後在青年報、黨報 、特區報等多個報社工作，又經歷了八十年代開放與反自由化交替的年代。我一直 既當編輯，又當記者，還到印刷廠校正清樣，簽字付印。這樣一種鍛練，使我熟悉 報紙的各個程序，既能比較靈活地選擇新聞，同時也清楚地知道怎樣爭取新聞自由 的最大可能性空間。回顧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大陸新聞特徵，八十年代是理想型 的年代。中國新聞從業者試圖按照新聞規律為新聞正名，尋求政治上的突破口。一 大批有志之士在這方面做了艱難而有益的嘗試。例如關於黨性、人民性的討論，關 於新聞自由的討論，新聞立法問題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可以說，八十年代中後期 的新聞理論界，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最健康、最活躍的時期。這種情況持續到八 九民運，並在八九民運中發展到高峰。中央報刊記者上街遊行，表達新聞自由的訴 求，從中央到地方對這場運動的報道，全國上下出現了五天的新聞自由，非常有特 色，完全是一種新聞自由意識的表達，是一種新聞從業者自由精神的表達。「六四 」以來，改革開放十年之久所開創的有限的新聞自由空間在精神、思想上受到扼制 。經歷了近兩年的窒息以後，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強調經濟改革，中國新聞在市場經 濟的衝擊下再度復甦，走上了一條沒有政治自由，其它什麼自由都有的無序的「新 聞自由」之路。但是，政治上的嚴控和經濟上混亂無序的新聞自由，使新聞的重心 向著商業化的實用主義方向傾斜，影響了新聞自身的發展規律，出現了報紙等同於 商品，報業等同於企業的現象。例如，政治上除了指令性報道以外，其餘嚴令禁談 ；中心政權牢牢掌握著三大控制權——重要的新聞發佈權、重要的政治評論權、重 要的理論觀點研究權。制訂新聞法問題被擱置，人民仍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知情權 。新聞被剝奪了參政、輿論監督等核心功能，其商業化自由也要受制於舊的體制， 例如銀行虧損、金融面臨危機的真相就很難見報。即使有所披露，也是打了很大折 扣的。在這種情況下，新聞處於一種既沒有競爭實力，也沒有法律保證，又沒有市 場秩序的尷尬境地中。同時，國家削減報業開支，報紙自負盈虧，為了求得生存， 報業只能在非公平競爭中找出路，免不了出現違反新聞規律的「有償新聞」和廣告 新聞化，新聞成了消費文化的一種，企業出高價為自己的產品做假廣告，記者利用 手中職權私下收紅包，直接後果，就是社會輿論標準的逐漸消解。比如假新聞、假 報紙，甚至出現了批評文章見報後，被批評者出錢買新聞，刊登與批評稿有針對性 的表揚文章以挽回影響，嚴重敗壞了新聞的公信力。這樣一種單一的新聞商業化自 由，我將它稱作「腦體分離」的新聞自由。是「六四」悲情、極權專制、市場專制 下的怪胎。中國新聞業怎樣才結束這種不正常的狀態？我認為，只有引進民主政治 機制，開放黨禁、報禁，允許民營報業公平競爭，才能使新聞「腦體合一」，形成 有序的符合新聞規律的新聞自由。其二，同步制訂新聞法也是當務之急。否則「無 法可循「的混亂狀態將會繼續。第三，就是新聞文化的建立。這是一項非技術性的 但卻最複雜、最艱巨的工作。共產黨近五十年的專制統治，摧毀了中國傳統幾千年 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底線。一方面，新聞業作為共產黨的嚴控對象，先是被異化為共 產黨的「傳聲筒」、「喉舌」，近年來又被經濟利慾所左右，許多新聞從業者喪失 了應有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新聞業也失去了自己應有的尊嚴和社會公信力。另 一方面，整個社會普遍對新聞自由和新聞監督缺少常識性瞭解，參與意識比較弱。 建立新聞文化，包括建立新聞的監督機制，廣泛進行新聞自由知識啟蒙；也包括重 樹價值觀，再建職業精神等等。這一系列「軟性」工作做好了，才能保障前兩項的 有效實施。 亞：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新聞工作者非常關注「新聞法」的問題，希望在中國早日出 現一部「新聞法」或「新聞自由法」。在這一點上我想請教的是，在西方社會，至 少在美國，並沒有「新聞法」或者「新聞自由法」，保護公民言論出版自由權利的 內容，已經全部涵蓋在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的修正案中了。在中國憲政民主的 進程中，我們的關注點主要在於整個社會的言論自由在憲法上的保障，還是一個具 體的「新聞法」或「新聞自由法」的制定? 安：我認為「新聞法」本身就是保證新聞自由的法律，所以統稱「新聞法」。在任 何一個民主社會，新聞自由都是天經地義、神聖不可侵犯的。中國關於制訂「新聞 法」問題，在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來了。當時提出制訂「新聞法」，明顯是針對中國 沒有新聞自由的現實，是當時新聞界尋求新聞改革的一種有效嘗試，也是一種比較 策略的「撥亂反正」。「六四」使這項工作擱淺，現在國內有人重提「新聞法」， 仍然具有與當年同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政治指標。根據中國的新聞現狀和社會各界 對新聞的理解差異來看，中國不僅在政治轉型期需要一部「新聞法」，即使在你所 說的實現憲政民主的進程中，仍然需要一部獨立的「新聞法」。憲法中當然要有保 護公民言論、出版自由權利的條例，但僅有這些是不夠的，還要有比較詳盡的專門 的「新聞法」。這個法是不介入政黨政治的、符合新聞發展規律的法律。可以訂的 很細，包括針對政黨政府方面可能妨礙新聞自由所應採取的抵制措施，包括輿論監 督功能的實施保障細則，也包括對新聞誹謗和有償新聞、廣告新聞的具體約束措施 。在這方面，法國的「新聞法」及公民(包括總統和公眾人物)的言論自由權和隱私 權的保障程度，都是值得借鑒的。 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懺悔 亞：關於中國知識分子，你也發表過許多意見。在「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懺悔」中你 對缺少自由精神與獨立意識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放棄自己的應有的社會責任作出了 強烈的批判。這裡我想有兩個問題可能需要進一步討論。一個是五十年來中國極權 制度壓制下出現的知識分子普遍和深刻的奴性，與這種奴性反過來烘托和支撐極權 制度的關係究竟如何——你對極權制度壓搾的可悲的產物的批判似乎超過了對極權 制度本身罪惡的申討；還有一個就是你認為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總 體表現歸結為「全盤西化」和「回歸傳統」，是否有充足的根據。 安：你提到的這篇文章尚未發表，還在我的思考中，我是從對中國知識分子自身反 思的角度談問題的。側重點在分析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分裂、以及造成中國知識分 子今天這種狀況的深層原因。當然涉及到對極權制度的批判，但這不是本文的重點 。所以說在這裡做出對誰的批判更為強烈的比較也許不合適。其實對中國知識分子 的反思，本身就是以對極權制度的否定為前提的。對中國極權制度的罪惡必須聲討 、批判，而且要將此作為「國恥」納入歷史教科書，讓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銘記。 應該說，至少到目前為止，在這方面做的是遠遠不夠的。但是，對極權制度的批判 不能取代知識分子應有的反思。首先，共產黨極權制度不是某一天突然出現的一個 異物，它有一個自身發展和完成的過程。共產黨之初，是很多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所 嚮往、所投奔的理想所在。一些共產黨人投身革命的純潔性和犧牲精神，甚至是今 天的很多民運人士所欠缺的。準確地說，共產黨權力的腐敗是在獲得「革命果實」 以後開始的。在這個過程中，認同共產黨、參與革命的知識分子，同時也參與了與 共產黨政權「分享革命果實」的喜悅。包括在共產黨權力機構擔任某種職務後，或 者利用手中的權力黨同伐異；或者為共產黨歌功頌德，忘記自己的社會責任。中國 知識分子的這種傳統依附性和對權力的迷戀所表現出的諂媚和內心分裂，是對共產 黨走向極權的一種間接鼓勵。最近出版的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社長韋君 宜的《思痛集》，真誠透析了她作為知識分子投身革命的心路歷程，從中我們可以 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異化和被異化的人生軌跡。讀來令人感慨萬千。 在有些人那裡「共產黨」變成了一種萬能的「護身符」，不管什麼層面的問題， 凡是該批評、該批判的，只要往共產黨身上一推就萬事大吉。正是這樣一種對問題 本質的混淆，繁衍了謊言和不義，成為一些人不擇手段地宣洩個人報復、以一種冠 冕堂皇的政治符號滿足個人私慾的保護層。是的，中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所有災害 ，根子都在共產黨身上。但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共產黨由數千萬具體的人組成， 這些成員滲透在中國億萬家庭之中。客觀地說，其中不乏優秀的個體。是這種極權 制度本身誘惑了人性的弱點。為什麼中國歷次政治運動中，包括很多知識分子在內 挨整後又扮演整人的角色？為什麼匿名信和告密者比比皆是？為什麼文革中有的紅 衛兵下得了手，將棍子擊在自己老師的頭上、身上？為什麼今天在海外、在西方自 由的土地上，一些從事民運的人會喪失基本的誠實和價值底線？為什麼有的知識分 子也會為「五斗米」折腰，包括輕易地背叛自己的學術立場而去迎合有美元包裝的 「學術觀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懺悔。 亞：還想請你介紹一下在巴黎寓所主持「自由談」沙龍的情景，這一定很有意味。 安：巴黎「自由談」沙龍是一九九六年四月發起的，主旨是「瞭解世界，交換看法 」。我當時的出發點是想組織一種思想聚會，使我們這些旅居巴黎的中國學人有一 個激活思路、自由討論的場所。我這個想法和幾個朋友一談，大家一拍即合，作為 共同發起人，支持並成立了「自由談」沙龍。兩年多來，沙龍平均每月活動一次， 先後舉行了近三十場專題講座，範圍包括政治、經濟、歷史、哲學、文學藝術等方 面的內容。例如台海風雲與香港回歸、台灣政治轉型十年、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 鄧後中國政情與社會多元化、中國和蘇聯改革的比較和啟示、中國當代藝術現狀、 中國早期電影與現代都市文化、中國地下文學和轉型期的文學寫作、文革與「一打 三反」、西方宗教與中國家庭、獨立工會與中國社會發展、民運發展前景與建立民 運文化、知識與道德、大陸反對派和知識分子參政的角色困惑、從全美學自聯比較 歐美中國留學生之異同等多種專題。主講者包括國內外著名學者、專家、藝術家、 作家、記者和民運人士等。基本方式是先由主講人介紹自己的專題，然後大家進行 提問和討論。整個過程有錄音記錄。沙龍活動的基本原則是只談問題不論是非，以 保證學術討論的氛圍和環境。一般來說，如果不是臨時性安排(如國內或國外來巴黎 作短暫逗留的過客)，我都會提前幾天通知參加者，以便在這方面有所準備，使討論 比較深入。活動人數限制在十到十五人之間，參加者根據個人愛好和專業，每次也 會有所不同。從到目前為止的效果看，《自由談》沙龍保持了自己應有的學術氛圍 。其中大多數專題，通過沙龍活動被與會的《歐洲日報》記者和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記者做了特別報道。基本上達到了低調做事、有效討論的目的。一位沙龍活動的參 加者對我說，法國高等社科院某教授聽說我們有這樣的學術沙龍，羨慕之餘，還生 出一種對法國沙龍傳統的懷念之情。 亞：你說過「成為流亡者純係偶然」。在你即將出版的著作單中《逃亡自我》是其 中之一。我想一定有對多年流亡生涯的切膚的感受和深刻的洞見。可否敘述一、二 ? 安：談到感受，我想講一個細節。一九九四年，我得到法國護照後第一次回國。我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附近叫了一輛車，本來是要去東單辦事的，但是一上車就不由自 主地改變了念頭，請司機沿著八九年軍隊進城的路線走一圈。司機一楞，二話不說 ，拉著我就走。一邊走一邊轉過來給我講述當時他親眼看到的情景。在整個過程中 ，我的眼淚洶湧，不能自己。在那一刻，流亡的所有滄桑都顯得悲涼、淒美。我再 次驗證了八九流亡的意義，這就是與製造「六四」屠殺的法西斯政權的徹底決裂， 與極權專制的徹底決裂。 《逃亡自我》其實是我近十年的流亡日記。因為所涉及的都是真人真事，出於多 種考慮，遲遲沒有出版。我想以一種歷史的眼光審視這十年，從人性的角度，從生 命的角度去解讀這一段歷史中的人和事，讓自己盡可能地跳出角色的困惑，使作品 更具超越性。所謂「逃亡自我」，是從哲學意義上講的一種內在的流亡。事實上， 我們每個人都在流亡，例如個人不敢面對自我的逃亡，在自由中對自由本身的逃亡 ，對苦難的逃避，對責任的逃避等等。 亞：在悲壯的流亡生涯中堅持誠實的批判態度，於紛雜的社會角逐裡維繫知識分子 的獨立人格，面對生活的真實，追求新聞自由，這可以是無窮無盡的討論話題。希 望以後還有機會繼續與你探討。 安：我很願意。說到底，還是以一個人的本分、以一個知識分子的本分，誠實勇敢 地面對生活，真實地感受生活。我的格言是：一個人永遠也只能面對自己。 亞：謝謝你接受採訪。祝你未來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