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灘震撼 ——八六學潮回顧 陳破空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在神州大地，發生了一起聲勢浩大的高校學生民主運動 。這波發源於合肥，高潮於上海，結束於北京的大學潮，其規模僅次於後來一九八 九年的全國性學潮。八六學潮，為二年半後波瀾壯闊的八九民運奠定了堅實的歷史 基礎。 一，學潮序曲 一九八五年秋季，在上海幾所高校裡，正醞釀著一股躁動不寧的空氣。從北 京傳來消息：部分北京高校的學生，不滿日本的「經濟侵略」，曾發起反對日本、 抵制日貨的愛國行動。該行動雖然規模較小，但卻準確透射了當時相當一部分高校 學生的思想情緒。 當時，我正在上海同濟大學管理學院攻讀研究生。校園裡，早已聚集起一批 志向遠大，富于思索的研究生，我本人，便是其中一名最活躍的弄潮兒。我們常常 以聚會或沙龍的形式，評論時政，針貶時弊，大有國家興亡，捨我其誰的氣概。這 類聚會或沙龍中的活躍人士，大多成為後來八六學潮的骨幹。考慮到今天，他們中 大多數人，仍然在國內各行各業上任職，殊為不易，在本文中，我盡隱其名。聚會 或沙龍中，最大的主題，是民主政治。一個基本的共識是：沒有一個相互監督和相 互制衡的民主政治體制，中國的強大昌盛之路斷不可能。 日人侵華虐華之恥，一直留在莘莘學子的心頭。中國政府耗數十億巨資，從 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興建寶山鋼鐵公司，由於是昏官和外行主持談判的結果 ，在這樁交易中，中方蒙受了難以置信的巨大經濟損失，僅僅因寶鋼項目，就導致 日方數家瀕臨倒閉的設備供應企業起死回生。這是新的國恥。 此一事件，成為我們一批熱血學子發動學潮的導火索。八五年十二月，將是 歷史上的反日愛國學生運動「一二九運動」五十週年。我們打算籍此發動一次紀念 性學潮，以反日為口號，呼籲推動民主政治。 準備工作從十月份展開，為了保密，牽頭工作在我們本校五到十名研究生間 悄悄進行。我和另外兩位研究生，連續工作幾個晚上，手書了大批口號性傳單：「 寶鋼虧損，國恥難忘」；「懲辦貪官，振我國威」；「專制誤國，民主興邦」；「 自由萬歲」…… 將傳單塞在鼓脹的書包裡，我們分頭騎自行車到其他高校去散發。異校撒傳 單，是我們設計的一種障眼法。人少事多，我一人承包了復旦大學。一個星期六的 下午，獨自踩著單車去復旦，秋冬交接的冷風直往衣領裡灌。在復旦的曦園草地上 ，教學樓教室的座位上，圖書館的桌面上……到處布下了我散放的傳單。而在回同 濟的路上，卻有一種孤獨和惆悵的感覺揮之不去，在偌大而熱鬧的復旦校園，僅僅 只有一個人，僅僅只有我，在從事這份冒險的事業！ 幾乎同一時期，一份打印件從浙江大學傳來：方勵之教授在浙大的演講。這 份宣傳民主、弘揚真理、譏諷陰暗現實的演講稿，讀之令人一振。我們迅速決定， 廣為散發和宣傳方勵之的系列言論，籍此推動學生民主運動。 我們收集到更多方勵之的演講與文論，放大複印，在校園內到處張貼。我們 並以同濟大學研究生會的名義，自己編輯印刷發行了《方勵之姚蜀平演講集》。這 場宣傳活動，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學生對新時期民主運動的理解和關注。但我們這群 活躍分子，也因此引起了校方、乃至國家安全部門的注意。這種注意很快發展為便 衣特務的跟蹤監視。在一次張貼活動後僅十幾分鐘裡，管理學院和校方的一群領導 ，突然出現在我們管理學院的研究生宿舍，不管我們承不承認張貼是我們幹的，領 導們仍然苦口婆心地對我們做「思想政治工作」，並警告：不要「鬧事」。 當局方面獲悉我們將在「一二九」時發動學潮，急忙多方打壓。市長江澤民 臨時出「高招」：將「一二九」前後一周定為當年上海市「交通安全活動周」：全 市進行交通大檢查，任何個人和單位不得影響交通。街道集體活動一律禁止。監控 密，風聲緊。我們不具名號的「學運籌委會」不得不開會冷靜分析形勢，半數人認 為當年發動學潮時機和條件尚不成熟。為首的我於是親自提議：激流勇退。一番爭 論後，多數人同意了我的提議。計劃中的八五年上海學潮因此擱置。隨後，我又向 部分研究生提議，改為向總書記胡耀邦和中共中央上「萬言書」。「萬言書」其實 沒有萬言，五、六千字而已，由我親自撰成，另一位研究生好友執筆抄下。大意是 ：沒有成功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沒有成功的經濟體制改革；學生運動有助於幫助政 府，帶動社會進步，而不是什麼「鬧事」。 「萬言書」原準備在校內研究生中大範圍簽名聯署，但不少人懼怕(仍然是一 個恐懼因言獲罪的年代)，雖然贊同上書內容，卻怯於具名。於是，最後簽名聯署的 ，以我為首，共有十名本校研究生。 出乎意料，忐忑不安的等待，是一個良好的結果。八六年春，中共中宣部一 名姓楊的處長和一名姓孔的科長，奉胡耀邦之命，來到同濟大學，指名要求與我們 十名上書的研究生會見、座談。會見順利進行，我們向這兩位中宣部幹部當面闡述 了我們的政見：擴大民主，廣采民意，實施政治體制改革。我們講得激情，兩位干 部聽得認真。我們的結論是：胡耀邦，一位難得的中共開明總書記。中國的政治改 革，或許可能從黨內改革派開始？ 八六年，全國政治空氣空前活躍，方勵之、劉賓雁等先生的進步思想傳播更 廣，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影響日增。在此大背景下，校園文化思想動態急趨活 躍。各種聚會、沙龍紛紛興起，氣氛十分熱烈。 由同濟大學研究生會和學生會共同主辦「同濟八六文化潮活動」，一九八六 年十一月八日和十六日，劉賓雁和方勵之先生先後應邀來到同濟大學，對學生發表 演說。兩場演講會，在同濟都掀起極大波瀾。尤其以方勵之的演講會為高潮。 十一月十六日，時任校研究生會常委、管理學院研究生會主席的我，受研究 生會、學生會兩會之命，驅車前往上海社科院，迎接剛剛出國歸來的方勵之先生， 及其夫人李淑嫻和秘書。在此之前，我們專門突擊趕辦了一期牆報「歡迎方勵之」 專欄，再次密集張貼方勵之的演講言論和生平事跡，並在校廣播台反覆播放方勵之 將蒞校演講的消息。於是，當方勵之一行人抵達時，學校大禮堂內外，已經聚集了 一萬二千多學生，也有部分教師，水洩不通。後來我們知道，這是方勵之所到高校 中，受到的最盛大熱烈的歡迎場面。 方勵之先生的演講題目，是我在行車路上向他建議的：民主，改革，現代化 。這個題目，也成為他演講結束後，對同濟留下的題詞；李淑嫻的題詞則是：童年 的搖籃，民主的堡壘。(李淑嫻曾就讀於同濟附中)。 方先生演講中途，有學生按照我們預先的安排，在會場上揮動事先準備好的 橫幅和標語：「民主，自由，平等」；「方勵之，共和國需要這樣的學者！」；「 要民主，不要獨裁」；等等。 方勵之、劉賓雁等知名人士的到來，使新思潮洶湧的同濟園，更添浪花。這 一段時間，校園裡氣氛鼎沸，上海灘山雨欲來。 二，上海風雲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從安徽合肥傳來消息：因不滿官方指定人大代表候 選人，中國科技大學等高校成千成萬學生，於十二月五日和九日，上街遊行示威， 以示抗議。此正值各地人大代表「選舉」。中科大學生的抗議行動，最後造成該校 著名人士方勵之、溫元凱破天荒高票當選為當地人大代表。安徽的消息首先傳到上 海交通大學。交大學生立即計劃組織上街遊行，爭取民主。交大學生此番行動的直 接導火索，卻是因為數天前，該校一名研究生試圖應邀在萬體館與美國一搖滾樂隊 演員共舞時，遭到中方保安人員的阻攔和毆打。事件發生後，該校學生投訴無門， 只得決定於十八日開始走出校門，訴求於街市。 富有戲劇性的是，交大學生遊行計劃，因市長江澤民到校「對話」而臨時取 消，位於上海市區東北角的同濟大學，反而成了衝出校園，走向大街的急先鋒。 由於動員和組織有力，同濟大學迅速成為上海灘上的學潮勁旅。參加人數最 多，從十八日當天有二千多學生首次衝出校園之後，連續一周內，同濟大學參加示 威遊行人數，平均每天保持在八千人左右，最多時達一萬二千人；示威遊行的時間 最長，從十八號開始，到二十五號結束；聲勢最大，到十二月十九日高潮時，從外 灘、南京路到人民廣場，到處飄滿同濟大學的旗幟。正如五十一年前的「一二九」 運動一樣，同濟大學再次於歷史上成為上海學運頭號主力軍。學潮後期，復旦大學 數百名學生曾敲鑼打鼓到同濟校園貼滿大字報的牆報前，高呼「向同濟學習，向同 濟致敬」的口號，以示欽佩和敬意。上海灘盛傳：交大是民主堡壘，同濟是學運先 鋒。 繼同濟、交大學生上街後，復旦大學、水產大學、華師大等高校學生隨後也 很快行動起來。這實際上是四九年以後，迄今(至八六年底，文革不算)，在上海， 乃至全國最大規模和聲勢的一次學潮。 在上海，幾乎所有的三、四十間高校都捲入了，場面最鼎盛的兩天，十九日 和二十日，參加示威遊行的學生都達到七萬人；參加或跟隨旁觀的市民，則有兩到 三萬。場面恢宏，蔚為壯觀。這次學運，因而也被稱為「一二一九運動」。 十二月二十日，在示威遊行的人海隊伍裡，我踏過大上海數十條大街小巷， 一路激情充沛地領呼口號，直至嗓音完全沙啞，如此度過了自己最難忘的二十三歲 生日。 學潮的主題，是疾呼民主、自由、平等；強烈要求廢除專制與獨裁。同濟大 學一群學生用床席做成的一幅橫幅上，勁書著四個大字：「席捲專制！」市民睹之 ，無不雀躍歡呼。《國際歌》中「英特納雄耐爾」一句，被我以「學運組委會」的 名義，改成「民主自由平等」。於是，一幅醒目的席匾橫幅，和一首改詞後響徹上 海天空的壯歌，成為該次學潮的有力象徵。 學潮發生前，頗有氣氛和預兆。然而，學潮真正啟動時，卻仍然是突發性的 。學生參加示威遊行的狀態，自發性更大於組織性。同濟以外的高校更是如此。在 同濟大學，有兩各個獨立學生組織成為學潮的帶動力量。一是本科生中的「學運促 進會；一是研究生中的「學運組委會」。前者較為公開，後者較為隱形。兩組織骨 干人員大致有二十多人，卻並沒有明確的分工，組織內基本上是各自發揮，見事做 事。連組織本身，也完全不具有正規性，沒有架構或章程。因而也可以說，不成其 為組織。學潮一結束，兩組織很快自行解散。 學潮的自發性，還表現在各校之間缺少必要的聯繫和協調，與外地的聯繫更 談不上。各校基本上各自為政，自行其是。這種分隔狀態，在後來的八九民運中， 也表現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關係上，同樣成為一個不利於學生而有利於當權者的 實際問題。八六學潮，也幾乎不存在與海外的聯繫。多年後，我們聽說，海外的「 中國民聯」曾派志士楊巍回上海活動，並遭逮捕入獄，但當時，我們國內的學運組 織者，對此全然不知情。 同濟大學「學運組委會」的通告，主要由我撰寫和發佈。除每日組織遊行和領呼口 號之外，每天晚上，我都快速擬寫二十至三十份大字報或通告，其他同學以不同的 筆跡、不同的落款，將其抄正和張貼。 鑒於我的「反叛」名聲，早已在一年多前就遍於校園上下，這次八六學潮之 初，管理學院的領導們，院長、系主任、總支書記等，頻頻找我談話，一方面試圖 全力「說服教育」我，另一方面，也企圖以談話為名絆住我，使我難以脫身到學潮 前線。當然，這並非就是院領導們的本意，他們身負「上級」交代的難違之命，不 得已而為之。學潮進入高峰狀態後，他們再也找不到我，乾脆也就放棄找我了。 上海當局開始也試圖以強硬姿態彈壓學運，十二月十九日夜間，甚至派出二 千多武警到外灘清場。武警對學生採取拉拉扯扯和推推搡搡行動，強行驅學生上卡 車帶離。此舉偏偏造成學生情緒更加尖銳對立。次日，上海各高校學生以更大規模 和聲勢遊行示威，並當眾焚燒刊登當局謊言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眼看學 生不服，學潮成了氣侯，到十二月下旬，上海當局改以「懷柔」政策，與學生「對 話」。除江澤民本人曾親自到其母校上海交大與學生「對話」外，其他市府和市高 教廳的領導則忙不迭地趕到同濟等大學，分頭與學生「對話」。 在同濟大學大禮堂五千多人參加的對話大會上，每當台上有市府領導發言， 全場學生即一片噓聲，口哨，喝倒彩，譏諷和輕蔑之態，不一而舉，市府大員幾乎 語不成句，十分狼狽；而每當有學生上台發言，揭露市府當局的鎮壓和欺騙伎倆， 全場則響徹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這一方面反映了學生對當局的敵意之深，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學生的情緒化狀態。這一情緒化狀態，在隨後的八九學運中證明， 並非都是好事。 到了二十五日，在幾乎沒有任何結果的情況下，學潮便基本結束了。學潮的 過早結束，與當局的分化瓦解手段有關，與當局暗藏於學生中的國安人員的破壞活 動有關，然而，富有戲劇性和發人深思的是，這次轟轟烈烈的大學潮，實際上是學 生自發結束的。結束的理由是多種多樣的：一些學運骨幹感覺太累了，想歇下了； 許多學生覺得「過夠癮」了，該抽身了；相當一部分學生認為「差不多了」，該回 頭突擊期末考試了……這類自發結束的理由，在後來的八九學運中，各地也有相當 程度的表現。既不是因為鎮壓，也不是因為有了成果，學潮便告自發結束，這是自 發性和情緒化甚強的學生運動的顯著特點。 基於這一特點，反觀中共當局對學潮的處置，總是顯得反應過度。學潮興起 時，他們驚惶失措；學潮高峰時，他們束手無策；學潮結束後，他們又急於秋後算 帳。從效果來看，在其中哪一個階段，他們都自以為是，一錯再錯。他們一再逆民 意而動，將自己定位在民眾的對立面，為終有一日，把他們自己送上歷史的審判台 ，而大行鋪墊之能事。 學潮之後，中共高層內保守派發動「政變」，罷黜了深孚人望的開明總書記 胡耀邦的職務。這一愚蠢的過激反應，直接導致兩年半後，胡耀邦去世，人民群起 悼念，形成全國一起反的空前局面。從這一點而言，八九民運與八六學潮，實際上 有著前因後果的緊密關聯，血脈相承，絲不可分。 中共當局還宣佈，將他們自以為對學潮有很大影響的三位著名異議人士方勵 之、劉賓雁、王若望，開除職務或黨籍，這一自作聰明的舉措，反而催化了中國反 對派的加速成形，無意間，為日後的八九民運，塑造了反對陣營不可多得的精神領 袖。 上海學潮瀕於尾聲的同時，北京的學潮卻應運而生，成為一波熱火朝天而引 人注目的接力賽。北京高校數以萬計的學生，走上街頭，為民主吶喊。直到除夕之 夜，學生們分頭冒雪趕到次日就要戒嚴的天安門廣場，在八七年元旦，向全世界發 出他們要求民主的聲音。首領人物劉剛、封從德等甚至因此分別被當局拘留一日。 一九八七年元旦，聲勢不凡的八六學潮宣告結束。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 一號文件」，在該文件中，鄧小平首次嚎叫：我們不怕流血。為日後血腥鎮壓學運 ，露出了騰騰殺機。 三，潮聲過後 八六年十二月，除合肥、上海、北京三地掀大規模學潮之外，其他如武漢、 南京、天津、廣州、深圳、昆明、蘇州等地，也相繼發生規模不等的滾滾學潮。形 成八十年代，神州大地一道強勁的民主風景線。 八六學潮的弄潮兒們，在隨後的八九民運中，又分別在各地充當英勇先鋒， 大展身手。 上海八六學潮結束半年後，我完成研究生學業，辭別我深愛的同濟大學。由於我是 被上海當局列在「不得留在上海」的黑名單之首要人物，我被迫離開我同樣深愛的 大上海。八七年七月，我乘火車南下，到達中國的南大門，廣州。在中山大學經濟 系擔綱任教。自此，我開始結交當地誌士，在商風瀰漫的中山大學，創辦起第一個 「民主沙龍」。從八八年開始策劃新的學潮，計劃在八九年，以籍紀念「五四」運 動七十週年、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週年之際，在廣州發 動新的學潮，繼續呼喚民主。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辭世，學潮提前啟動，並成為全國性、史無 前例而激越悲壯的人類偉大民主運動。作為廣州八九民運的創始者和發起人，我在 運動後先後兩度遭逮捕入獄，在共產黨的黑獄中，煎熬近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