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有先行者 ——訪香港支持大陸民主運動先驅者劉山青 亞 衣 一九八九年中國大規模民主運動的興起使得香港成為中國民運的「大後方」，每 年「六四」紀念活動中香港市民表達出來的熱情深深感動著全世界。劉山青是香港 民眾中最早投身於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積極分子，也是第一位為中國大陸民主運動 而坐牢的香港居民。「歷史總是有先行者的」——這是劉山青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 下的話。實際上他本人就是一位走在歷史潮流前列的先行者。中共當局的十年牢獄 ，沒有消磨劉山青的意志，他依然在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而奔波。在香港「回歸」前 不久，他開始在主持電腦網絡雜誌「香港民主之聲」。日前劉山青訪問美國，廣泛 接觸海外民運朋友，期間接受了記者的訪問。 為探望被捕民運人士而坐牢十年 亞：非常高興見到您。八九民運之後香港人民表現出來的對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巨 大關心和支持舉世皆知。不過也許比較少的人才知道，早在此七年之前，有一個名 叫劉山青的香港青年就介入了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並且為此被中共當局逮捕。我 想請您先說一說當時的情況。 山：這是一九八一年聖誕節的清晨，我獨自坐上火車，從香港到達廣州，主要是想 探望在這一年春天被當局關押的廣州民運人士何求與王希哲。記得那天我的女朋友 ，也是我的戰友阿清沒有到車站送行，因為她直覺到我會出事。以前她曾經陪同過 我多次進出內地，可是這一次卻反對我冒險，因為當時的形勢正是中共當局大力鎮 壓民運組織的時候，而我卻執意要去廣州，於是獨自北上。聖誕節晚上我在珠海與 何求的妻子見了面，談了一個多小時，我送了一件羊毛衫托她帶給何求，她沒有想 到在困難中還有香港朋友來看望他們，很是感動。何求是這一年四月在北京被捕的 ，後來也被判刑十年。第二天我去王希哲家，王希哲的太太神情非常緊張。跟我訴 說了四月份王希哲被捕的情境。當我一出王希哲的家門的時候，就發現被跟蹤，我 轉來轉去以為擺脫了跟蹤。深夜我從流花賓館看朋友出來，就見到街上停了一輛車 ，五個人走過來要我跟他們「走一趟」，我就被帶到廣州公安局第一看守所。開始 我有僥倖心理，認為不見得會有什麼事情，與提審的人連續磨了七個晚上。想不到 最後的結果竟然是我悠悠十年的監獄生活。 □劉山青在紐約接受採訪(照片) 亞：我們的讀者一定很想瞭解，第一位為中國民主運動而坐牢十年的香港青年究竟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您能不能自我介紹一下? 山：我是香港居民，一九五二年生，父母都是工人。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我在 香港大學讀書，主修數學。在大學裡我就參加了學生運動，擔任過學生會時事委員 會成員。一九七五年我參加過反對增加軍費運動，一九七六年支持過北京的天安門 民主運動。大學畢業之後我辦過工人夜校，參加過一些社會運動，包括反對政府封 閉金禧中學事件，油麻地艇戶爭取上岸事件，佳藝電視台員工爭取復工事件，還有 第二次保衛釣魚台運動。大學畢業之後我當過金寶輪電子元件公司的推銷員，從一 九七九年開始，我與大陸民主運動建立了聯繫，一九八一年被捕，一九九一年釋放 。 亞：中國當局當時逮捕您的理由是什麼? 山：我一直以為是自己投入了中國民主運動，「犯了法」，所以中共當局要抓我。 但是後來我在審訊期間接觸到一些中國刑法書籍，才曉得我所從事的一切活動都是 在中國憲法保護的範圍之內的，沒有違反法律。廣州市檢察院起訴我的罪名是「反 革命」罪，可是我在看守所向檢察院的人要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我發現 他們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說我犯有「反革命罪」。《刑法》第九十條對反革命罪是這 樣規定的：「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危害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行為，都是反革命罪。」而我雖然反對官僚專政，但是不反對社會主義， 相反我支持充分實現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我是一個革命者。刑法一百零 二條對我也不適合，因為我從來沒有「以反革命為目的」向群眾私下或者公開進行 過什麼「煽動」。其實當時整個中國南方的民主運動也不過是要求言論與出版的自 由，要求法律落實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比如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結社自由」也 是公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所以當時內地民運人士的活動都是完全合法的活 動，是中國當局自己違反了憲法和法律。再有，中共當局一九八一年底把我抓起來 ，直到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正式發出對我的起訴書為止，都沒有將我被捕關押 地點通知我的家人，這也明顯違反了中國《刑事訴訟法》中有關的規定。所以在第 一次審訊結束的時候，我要求法院將我的抗議記錄在案：「我劉山青被判十年，不 是我個人的不幸，而是時代的不幸。」 亞：在您被捕之後，香港居民一直沒有停止對您的聲援和營救工作，還成立了「營 救劉山青委員會」；海外中國民運人士，包括當時的《中國之春》雜誌也發表了一 些文章和報導為您多次呼籲。 山：這是我一直銘記在心的。一九八六年底，香港十五個社會和宗教團體前往新華 社香港分社，請求安排他們的代表前往廣州探望我，他們還派代表直接前往廣州， 向公安局詢問我的情況，並聯名致信廣東省公安廳和高級人民法院，要求中國政府 重新審理我的案件，早日釋放我與家人團聚。他們還在香港發起簽名活動，準備將 收集到的簽名寄交趙紫陽，我知道僅僅在這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天，就收集到兩千多 居民的街頭簽名。 亞：您的父母也為了您而多次前往廣州。 山：中共當局將我與外界隔絕，使得我家人非常焦急。在我被捕一個星期之後，有 朋友打電話給我父親，說我出了問題，我父親開始以為不會有什麼事情，到一個月 之後還沒有接到我的消息，才覺得不妙，就申請回鄉證，到廣州找我。在八二年二 月、六月、八三年三月我父親連續三次去廣州，連續奔波於公安局、法院之間，要 求見我，一直得不到批准。我的母親和阿姨也到廣州來，總算到看守所見了我一面 ，後來父母差不多兩年來看我一次。一九八六年「中國民聯」的楊巍案件對我的父 親影響很大，楊巍到上海在大學從事一些活動，結果被判刑兩年，我父親想，我這 樣沒有從事什麼活動就被判刑十年，中國的法律太荒唐了。出獄之後，我發現我的 父親因為我的案件思想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他擺脫了以往那種忠誠、老實而怕事 的息事寧人的習慣，有了一種「搞民主無罪」的想法。 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革命者 亞：王希哲是您的獄中難友，他對您當時在監獄中表現出來的氣節曾經大加讚揚。 您是否願意說一說在中國監獄中的遭遇? 山：開始我被關在黃華看守所，八二年中秋調到潭江看守所，都是單獨囚禁。一九 八三年我被正式判刑之後，被轉到梅州監獄，一九八八年又到懷集監獄。很多關在 監獄的人說中國是一個大監獄，我們坐的是小監獄。其實監獄真是社會的一個縮影 ，它是以悲慘的方式反映了外面的真實世界。在監獄裡，當局讓殺人犯做我的「師 傅」，監獄幹部經常對不聽話的犯人動用私刑，在鄧小平的「從重從快運動」中， 還隨意槍斃犯人。不過在看守所期間我倒是還讀了不少書，包括《資本論》、《紅 樓夢》、《白癡》等。在黃華看守所，我遇見過王希哲，王希哲在被判十四年徒刑 之後被關到懷集監獄，我在懷集監獄也與他見過面，這時的王希哲已經是滿頭白髮 ，牙齒掉了不少。我們還隔窗、隔牆談了多次話。監獄生活使得人在精神上很難受 ，但是好在我做人一向豁達，看得開，又有理想的支持，所以可以堅持到最後。 亞：您能不能說一說，作為一個香港青年，為什麼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這樣關注 ? 山：十多年前一些香港居民也這樣問過我，一個大學畢業生，為什麼要去搞民運坐 共產黨的監獄，毀了自己的前程?我想，如果我是一個一般的大學畢業生，哪麼對我 的行為似乎就不好理解，可是我在前面說過，我是一個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革命者 。我很早就關注社會活動，包括香港社會和大陸社會的，在大學期間我就接觸過各 種派別的政治組織。本來我對毛澤東還有一些糊塗的幻想，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 安門事件爆發，對我觸動很大，加深了我對共產黨官僚制度的認識和對社會民主主 義的追求。香港學生當時對「四五」天安門事件有兩種不同的態度。我的看法是， 天安門廣場事件很清楚是人民受到鎮壓，而一個代表人民的政權是不會害怕人民， 讓人民流血的。天安門事件是一九四九年中共統治大陸之後，人民群眾第一次自發 、集體、公開地表示對統治制度的不滿和對人民民主的嚮往，可以說「四五運動」 標誌著中國民主運動的誕生。在這樣的鬥爭中，我自然要站在人民一邊。一九七八 年天安門事件得到平反，後來民主牆出現，大陸還出現了一些集會、遊行活動，整 個民主運動的形勢很好，我看得很興奮，很快就直接投身其中，與大陸的民運分子 共命運。當時主要是與各地的民刊運動聯絡，在這個運動中，中國各地城市出現了 一批堅定的活躍分子。那時廣州的劉國凱與朋友們一起辦了《人民之聲》，香港大 學一個學生有一次到廣州，與劉國凱、王希哲見面，帶了幾份民辦刊物回來，我們 就一起開會討論如何在香港呼應國內的民主運動，會後我就組織了一個支援國內民 運的核心。另外我還要說的是，我那時也是香港的一個革命組織——革命馬克思主 義者同盟——簡稱「革馬盟」的成員，擔任常委，負責中國方面的工作，這樣，我 支持國內民主運動更是順理成章的了。 亞：您說的「革馬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山：香港青年中間的政治性組織很多。「革馬盟」的主要政治觀點是認為中國是官 僚化的國家，在官僚的壓迫下，人民一定會起來覺醒和反抗。我在與國內民運的接 觸中，深深感受到這一點。我們當時的這種觀點也大量出現在民運人士的文章中間 ，比如著名的民運人士陳爾晉在「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文章中就指出中國的官 僚主義是實行封建專制，社會矛盾缺乏緩衝的餘地，「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歷史的 必然趨勢」。所以我說，與其說我是國內民運的支持者，還不如說我就是中國民主 運動的一分子。從七九年十月我第一次上廣州開始，到我一九八一年底被捕為止， 我一共到國內去了十四次，七九年三次，八零年九次，八一年初兩次，一般是幾天 ，主要是廣州，八一年初到北京上海去了十幾天，與很多民運人士有交往。 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人類的前景 亞：從廣州檢察院對您的起訴書看，您的一個很重要的罪名是「傳遞反革命書刊， 宣傳反革命主張」您是否可以具體說明一下? 山：在精神和物質方面支援國內民運是我們的主要工作。我們當時設定的工作主要 有三個方面，第一是與國內民運建立聯繫，進行思想上的溝通；第二是經常與國內 人士交流刊物，把國內的刊物帶出來，給香港和國際媒體，擴大他們的影響，同時 也從香港帶一些書籍給國內的朋友；第三是在香港建立支援運動，動員市民學生對 國內民運以更大的關注和支持。在這個過程中，我給王希哲帶過王凡西寫的《毛澤 東思想與文化大革命》，據王希哲說這本書對他的影響很大。還有一本是王凡西的 《毛澤東思想》論稿。王凡西這個人二十年代就加入共產黨，直接跟周恩來工作， 後來成了「托派」。我還帶去過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蘇聯國家性質》 ，伊羅生的《中國革命的悲劇》、還有吉拉斯的一些著作和香港公開出版的期刊。 在來往中，我與廣州的何求、王希哲、劉國凱、陳爾晉、北京的楊靖、上海的傅申 奇都有交往，很多朋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傅申奇就是一個實幹派，我最 記得的是傅申奇曾經很直接問我「托派」是什麼，「香港革馬盟的組織情況怎樣」 。 亞：怪不得您一九九三年還出面發起要求中共釋放傅申奇的聯名全球簽署運動。在 中共當局對您的起訴書和判決書中還說您曾經「煽動」傅申奇說，在中國要有一個 「獨立的政治勢力，與中央唱對台戲」。傅申奇也和我說過，他在與您初期接觸的 時候就認為您的理論視野比較開闊，有一種開放的思路，雖然是「革馬盟」的成員 ，但是也考慮過各種政治力量的統合。傅申奇認為在堅定和不妥協的抗爭上，您可 以被稱為是一個楷模。 山：一九九三年傅申奇再次被捕入獄的消息傳到香港，我十分憤怒。我知道傅申奇 當時在上海已經比較低調了，但是中共當局就是不放過七九民主牆的一批人。我於 是就在香港發起了一個營救傅申奇的運動，這場運動比較成功。傅申奇所說到的「 開放的思路」和「各種政治力量的統合」，我雖然未必在這方面做得好，但是我是 肯定這些理念的的。知道傅申奇對我這樣高的評價，我當然很高興。當年我與我的 女朋友、現在的太太阿青探訪傅申奇的情境似乎還歷歷在目。傅申奇那時是一個精 壯的青年，很誠實，說話直接，也有領導能力。相隔十多年的今天，我在美國紐約 與他會面，看他瘦了，又要照顧太太和孩子，看上去有點累。他不懂廣東話，我的 國語也基本上忘記了。王炳章作翻譯，我們只能隨便交談幾句，這使我心中有點難 過。 亞：您在出獄回到香港的時候，向在場的記者和歡迎的人們表示自己仍然是一個「 馬列主義者」，您是否可以就此作一些解釋? 山：我所謂的「馬列主義」，指的是給了我一種科學的分析方法的馬列主義。而那 些共產黨政權，包括中共在內的，並不是馬列主義，雖然他們一直在口頭上宣稱自 己是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但是他們從來就沒有實踐過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 實現過社會主義，已經倒台的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假的社會 主義。我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人類前途之所在。 亞：哪麼您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理解，具體說來又是什麼? 山：我想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包括消除資本的剝削和實現真正的平等和民主。新 的社會的經濟規律應該與現時的資本主義是不同的。在新制度內，社會每個公民的 權利和義務應該是大致平等的。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內，那種官僚集團高高在上， 人民的言論結社自由被剝奪的現象與真正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自然我不想，也 沒有能力具體勾畫出未來社會的藍圖和實現它的具體過程。不過我相信，資本主義 制度必然會讓更加先進的制度所取代。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必然全面崩潰，新的社 會主義必將在舊有的歷史廢墟上重建。 回歸後的香港在倒退 亞：香港回歸已經一年有半，回歸前人們對於未來的變化究竟是「香港大陸化」還 是「大陸香港化」也有不少爭論，依照您在香港的具體生活體驗，您覺得回歸後的 香港究竟有什麼變化? 山：多年來具有民主制度傳統的香港對於中國大陸當然是會發生影響的，但是，大 陸對香港實際上也有很大的影響。許多事情表明，香港在倒退，具有中國特色的法 制制度逐漸被引入香港。比如中資集團收購香港亞洲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直接經營 傳播事業，這樣就有可能控制香港的新聞自由。影響公眾輿論。香港某報業集團主 席做假賬竟然不受指控；香港的罪犯「大富豪」在大陸受審，用中國內地的法律來 審判香港的罪犯，這樣也可能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 亞：您以前擔任過香港「支聯會」的常委，記得您在一九九三年曾經說過，支聯會 「應該堅持人民有言論自由，有權批評政府的原則，並堅持在九七以後作為一個合 法、公開而不放棄原則的組織」。不知道您現在是否還參與支聯會的活動，與「四 五行動」組織有什麼關係。 山：我現在仍然連任支聯會常委。我仍然堅持我一九九三年所說的意見。不過，回 顧支聯會多年來的道路，我認為支聯會仍然停留在「平反六四」的層面。「支聯會 '大致是一個支援民運的聯合組織，「四五行動」也是八九年產生的社會運動組織。 我不是「四五行動」的成員。 亞：您現在在香港從事什麼職業?聽說您在主持一個電腦雜誌，辦得很不錯。 山：我現在在香港擔任社工，就是在社會服務團體中間擔任福利工作。我主持的電 腦雜誌名字叫「香港民主之聲」(Hong Kong Voice of Democracy)，這是一個中英 文的雙語刊物。我們這個雜誌是在香港回歸之前開辦的，當時主要是感到香港新聞 界在回歸來臨的時候自我設限，自我審查情況日益嚴重，需要我們這樣一個刊物來 補充現有新聞媒介的不足，讓民眾享有更多知情的權利。根據我們的統計，網上讀 者不少，其中海外人士的讀者佔有很大比例。 「香港民主之聲」為民主自由吶喊 亞：我看了今年十一月份印製的「香港民主之聲」，其中有你們這個雜誌的詳細介 紹，王軍濤、王希哲還是你們的顧問。您能不能在這裡給我們的讀者說一說你們這 個電腦雜誌的運作情況? 山：我們這個雜誌是在一九九七年五月由香港的四位新聞工作者正式建立起來的， 是一個非盈利的獨立的新聞機構，主要任務是觀察香港的言論自由和人權的發展狀 況，向公眾提供香港社會的最新發展的客觀和權威的報導，並發表一些關於香港民 主運動的文章。六月十七日「香港民主之聲」董事會正式公佈了我們的網絡網址。 根據我們的統計，第一年有三萬兩千人次上網閱讀我們的雜誌。我們這個雜誌有這 樣幾個原則，第一是相信民主和言論自由是與經濟繁榮不可分割的，最近的亞洲金 融危機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沒有民主制度的監督，貪污橫行，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經 濟繁榮。民主制度和言論自由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穩定的基礎。第二，香港的媒體應 當出來保護人權，不只是依靠北京政府或者特區政府來保護人權。特別要指出的是 中國政府雖然簽署了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但是沒有準備實行。第三，我們認為堅持 言論自由的最好的途徑是提升我們這樣的獨立的、非商業的新聞機構。在香港，有 很多印刷和電子的媒體，但是大量的是為大公司和一些寡頭所擁有的。其中很多機 構因為商業上的利益或者其他原因不願意得罪中國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樣 的獨立媒體就顯得更加重要。第四，現在國際電腦網絡日益普及，大陸居民也願意 通過網絡得到在通常的媒體上得不到的信息。中共官僚集團要封鎖網絡上傳遞信息 的渠道相對來說也要困難得多。 亞：請您再將你們這個電腦雜誌的主要形式和未來進一步的打算介紹一下。 山：我們的雜誌主要有兩個部分，一個是「電子週刊」，是對最近的社會和政治情 況的報導。我們獨家報導過中國的不同政見者在香港的處境，引起了國際傳媒的關 注。第二是「新聞論壇」，發表一些專題評論文章。未來我們要繼續堅持言論自由 的原則，擴展我們的服務，還要擴大與世界各國媒體的交流，聯絡更多的朋友，讓 他們關心和瞭解香港。同時我們打算在雜誌中增加可視圖像與有聲的內容。 亞：五年前您來到美國巡迴演講，那時是您被釋放之後不久。這次您到美國來主要 做些什麼? 山：這次來美國，一個是找一下索羅茲基金會，另外就是會見在美國的海外民運朋 友，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明年「六四」十週年的紀念活動。明年是「六四」十週年紀 念，民主牆運動二十週年紀念，「五四」運動八十週年紀念，很多重要日子集中在 一起，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和一些朋友打算在國際電腦網絡上面設置一個「六 四」十週年紀念活動的網頁，利用這個網頁向全世界傳送關於「六四」的資料以及 大陸民主運動的其他材料。我們還準備在這個網頁上面展開全球性的簽名活動，促 使中國政府釋放被關押的民運人士，落實中國政府已經簽了字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 。我們這個網頁未來的網址是WWW.June4.org。請你們幫助我們宣傳一下。在美國我 還與王丹見了面，對他作了一個採訪。 中國民眾對共產黨專制的新挑戰 亞：就空間距離來說，香港離大陸比較近，從香港觀察大陸，您認為最近有什麼值 得注意的變化? 山：我以為在中國有兩點變化對中共的傳統統治提出了挑戰。一個是基層的工人和 農民運動高漲。很多地方下崗工人罷工，村民與公安人員對持的消息經常傳來。值 得注意的是這些運動並不是從一般的政治理念出發的，而是從百姓切身的經濟權益 出發的，比如農民要求減少「苛捐雜稅」，這實際上表明了民眾運動的深化，而當 局也很難對這樣的民眾運動施加暴力鎮壓。另外一個是知識分子和各種專家在各種 場合，包括他們在人大、政協內部對中共當局的政策提出批評，要求政治改革，包 括差額選舉，基層地方政權直接選舉，這樣就使得民眾活動有了更大的空間。 亞：對中國政治和經濟改革的看法，您曾經批評過中國的改革是「官僚集團化公為 私」。 山：很多人說鄧小平倡導的經濟改革引入了資本主義，這不錯。問題在於鄧小平的 改革在引入了貪污腐化、貧富懸殊、販毒、賣淫、執法機構包庇罪犯等等社會弊病 的時候，卻沒有同時引入資本主義的制約和疏導機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在勞資 雙方之間，在不同資本之間，多少有一種制約的機制，以防止社會的不安與動盪。 政府往往在其中擔當一種超然的仲裁者的角色。與自由競爭相切合的是多黨政治。 而這一些積極的方面，鄧小平的改革卻沒有引入，一直堅持一黨獨裁到現在，在經 濟上也不是保證自由競爭，而是一種官僚集團的化公為私，大量侵吞公有財產，這 一點現在似乎越來越嚴重了。 亞：從中共和平演變的角度來看，您認為有沒有可能像前蘇聯一樣出現戈爾巴喬夫 式的人物? 山：不可能，我認為江澤民與朱熔基都不是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這裡的差別在於 戈爾巴喬夫很早就在共產黨內批評共產黨了，而江澤民他們卻從來沒有批判過共產 黨本身，相反還一直在堅持共產黨許多傳統的錯誤做法，包括對言論自由的壓制， 對基本人權的侵犯。看看他們對國內民運人士的繼續鎮壓的態度，就很清楚了。 亞：您對海外民運一直很是關心，也曾經尖銳指出過在海外民運組織中沒有出現本 來應該出現的政治分歧，卻只是把分歧轉移在人事上和組織上。現在您是否仍然這 樣認為? 山：應該承認，我並沒有長期追蹤海外民運的論爭過程。尤其是對其中涉及到個人 攻擊的內容更不清楚。基本上我認為現在海外民運的分歧仍然不是以政治認知上的 分歧為主的。比如說，在對國內的支持上，應該全力支持組黨運動還是某一個個人 的工作?這也不是政治認知上的分歧，我們只能說這些爭論的背後隱涵著不同的政治 認知。海外民運的政治路向決定於在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的理解上。其中包 括如何理解中共內部的所謂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對資本主義持何種批判態 度，對民主力量的階級或階層的來源的分析等等。這些都是關鍵性的政治分野。海 外民運組織從八九年算起至今已經九年了，現在應當是冷靜下來思考的時候了。民 運組織需要從政治理念上來訓練自己的骨幹。中共雖然在政治上敗壞透頂，但是它 的政治宣傳工具還是能夠蠱惑人心的。在這一方面，民運團體最起碼的政治要求是 與中共的「繁榮穩定」、「改革得人心」等等謬論和歪理抗衡。雖然革命的理論不 等於革命，但是沒有革命的理論肯定沒有革命的行動。此外，我知道海外民運中間 有一些優秀的中國問題專家。但是，中國的轉變畢竟還是要來自國內的。西方國家 的壓力對中國的變化會起一些作用，不過從本質上看，西方國家總是從本國的經濟 利益、政治利益出發的，所以對他們所給予的支持不能寄予厚望。 □劉山青與「香港民主之聲」電腦雜誌(照片) 亞：在結束這個採訪的時候，我還想問一下，對於您以往走過的路，您是否有什麼 特別的感受? 山：我出獄之後在《信報》連載，後來出的一本書名就是《無悔的征程》。我對我 所作的一切沒有任何後悔，我始終堅信，歷史總是在進步的。記得一九九一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我離開懷集監獄，那天陽光燦爛。我在心中說，「共產黨，你 的監獄僥倖禁了我十年，可鎖不住你必將滅亡的歷史命運。」我現在仍然這樣認為 。 亞：謝謝您接受採訪。希望「香港民主之聲」越辦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