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終將屬於中國民主黨 ——訪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創建者姚振憲 本刊特任記者 波 歌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抵美的上海著名異議人士姚振憲是中國民主黨上海籌 委會和全國籌委會的重要創建者之一。在過去近十年的民運活動中，姚振憲和他的 家庭曾以「民運資助人」的身份接濟過無數落獄的民運人士的家屬，並變賣家產先 後出資支持過「人權呼聲」全國委員會、上海人權協會以及去年成立的中國民主黨 。抵美第二天，姚振憲便在「國際人權行動聯盟」的安排下，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會 議廳舉行記者會，強烈譴責中共當局拘捕、審判中國民主黨各地成員，並揭露曾經 關押過他的上海市第一勞動教養管理所強迫勞教人員生產adidas足球等出口產品。 一九九九年新年伊始，姚振憲又風塵僕僕再度前往華盛頓出席美國國會所舉行的聽 證會，就中國民主黨事件作說明報告。近日本刊記者對姚振憲先生進行專訪，以便 讓讀者能更多地瞭解這位平凡而偉大的民主鬥士。 「民運資助人」不求索取 波：姚先生，大陸民運界朋友都知道上海有個「姚家」是「民運大家庭」， 整個家庭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前仆後繼支持民運，並且接濟過不少被捕入獄或被迫 失業的民運戰友及其家屬，所以許多人包括公安當局都將姚氏兄弟稱為「民運資助 人」。我想請您談一談你們「姚家」的情況。 姚：我們一家有兄弟四人，哥哥姚振義在鋼廠當工人，我是老二，經商辦廠 搞個體，下有兩個弟弟姚振賢和姚振祥，姚振賢在中國青年旅行社上海分社工作， 姚振祥在去法國之前承包「華聯工程隊」，一九九六年闖關回國被捕，至今仍被關 押在江蘇省大豐縣境內的上海市第一勞動教養管理所二大隊二中隊。我們四兄弟都 成了家，孩子也都大了，妻子對我們搞民運不僅理解，而且支持。只要我們兄弟中 有一個被捕，整個家庭的人都會齊心協力奔走營救。由於經商，家裡經濟比別人寬 裕些，所以我們以前常幫助一些有困難的民運人士，這些事都已經過去了，我也不 想多提，現在我來到美國，以前得到我們家幫助的人也反過來幫助我們，如鮑戈和 林牧晨等朋友自己也很困難，卻執意接濟我們。 波：您太客氣了，我們的讀者希望您能多談談自己是如何被稱為「民運資助 人」的。 姚：其實也沒什麼，有的民運人士被逼下崗、失業，我就安排他們 到我公司干，甚至個別民運人士的妻子也在我公司領過工資。每當他們印材料或去 外地活動缺錢，我就盡量給足他們。九五年有一位民運朋友的妻子在我家向國外發 傳真、打電話，幾天裡就花去幾千元。這次籌建中國民主黨籌委會，我把幾年前買 下的一套商品房賣了，到各地走了一圈，把錢分送給最需要經費的同志。姚振祥也 幫助過不少民運人士，他的妻子朱雅萍還長期領養一位在美異議人士的孩子。誰都 有困難的時候，能夠對別人有所幫助，自己也就有了價值。 波：當您和弟弟被判勞教以後，你們的家屬有沒有向國外有關人道援助機構 申請過什麼諸如醫療費、人權獎、慰問金之類的錢？ 姚：沒有。我們搞民運本身就應該是一種奉獻和犧牲，而不是為了索取。比 我們更困難的人總是有的，不妨讓他們多得一些。將來我們靠自己勤勞的雙手和誠 實的勞動也會生活得很好，而且我們還會像以前一樣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別人。現 在到了國外更要講人格和國格，這樣才能得到別人尊重，自己心裡也坦然。民運在 海外要有好的形象，需要民運人士多奉獻少索取，更不能以各種神聖的名義去撈取 好處，而愚弄別人的同情和支持。 為黑暗的社會感到難過 波：您的品格和精神實在令人感動。請介紹一下您的過去以及最初對中國社 會現狀的認識。 姚：這個說來話長。我是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出生的，父親姚鐘聲是上海 無線電九廠的工人，母親馬美金身體不好，在家帶孩子，那時我們家境貧寒。一九 七一年我初中畢業後被分到上海郊區崇明縣前進農場十六連種田。那時正值文化大 革命，初中基本未學數理化，只讀毛澤東的「老三篇」，共產黨真是毀了我們這一 代青年。到了農場後，親眼見到農場領導瞎指揮，不顧自然條件下令種雙季稻，結 果是多種多虧，勞民傷財。農忙時我們每天只睡三、四小時，幹活慢了便會挨批鬥 ，由於不堪凌辱和迫害，「五七連隊」等幾個先進連隊經常發生自殺事件。有人逃 回上海，連隊就派出民兵去抓人，抓回後先關押後「強勞」，「強勞隊」一般專幹 抬石等重活。那時的政治控制完全是法西斯專政，記得有人敲牆時不慎震落了毛澤 東像，或者在寫黑板報時將「大躍進」誤寫在「大跌進」，竟然都被打成「現行反 革命」。而那些整天喊革命口號教訓人的幹部，有的背底裡幹盡壞事。 波：真是暗無天日。那麼，您是什麼時候離開農場的呢？ 姚：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我當了兵，先被分配到東北吉林市孤店子機場空軍四 十三師集訓，第二年八月便到東豐縣空軍１２８團任機械員，維修米格１５戰鬥機 。想不到革命軍隊也像農場一樣黑暗，一些高幹子弟仗勢欺人，到處耀武揚武，尋 釁滋事，還跑到附近村莊偷雞搶豬，打架鬥毆，使軍民關係惡化。那時軍隊裡就有 嫖娼和「包二奶」的現象，我們師的１２７團機務大隊有個教導員去長春出差勾上 一個「馬子」（女流氓），還公然帶回宿舍姘居，而把自己的老婆扔在農村。部隊 的女衛生員、女文工團員、女文職機要員如果被某個師團級幹部看上，黨組織便會 反覆對她做「思想工作」，要求她「服從革命需要」。當年葉群不就是被林彪用槍 逼著委身於他的嘛。我們部隊還發生過好幾宗駕機投「敵」的事件，飛行員駕著飛 機逃往蘇聯和台灣。這樣的軍隊可想而知一定軍心渙散。 波：叛逃或許是當時唯一可行的反抗形式。您總共在部隊裡呆了幾年？ 姚：三年。一九七六年三月我退役回上海後，被分配在市煤炭公司下屬的龍 華煤場油庫當操作工。一九八四年我向單位遞交了辭職報告，申領了個體工商執照 ，業務經營項目是橡膠粘接，專門給工礦企業的輸送機上的輸送帶粘合接頭。等我 積累了一些資金後，我便承包江蘇昆山花橋鎮漕村涇村針織服裝廠，自產自銷服裝 並長途販運到西安、安徽等地，同時，又在上海靜安寺和金陵路商場租櫃銷售服裝 。一九八九年，我在上海大木橋路鮑戈家門口開了一個「影聯電器修理部」，一九 九零年以後又同南京軍區航空工程部駐上海的１１８廠軍代表室合辦「三益電器技 術服務部」，一九九一年又同「二炮」駐上海的三產合辦「虹峰技術服務部」。有 軍方作後台，工商所、稅務所、市容三整頓辦公室、交通警、電器質檢部門等衙門 就不敢來找岔子勒索、盤剝，否則誰吃得消他們巧立名目雁過拔毛。有一次顧客打 傷了我們一名修理員，軍方接到我們的電話後不久，王三全上校立即奉命率數名軍 人開著吉普車前來助威，聽候我們調遣，派出所所長見狀連忙賠不是，答應立即懲 處肇事者。不過，軍方每年年底總要「獅子大開口」，截留我們數萬元「所得稅」 ，逢年過節還要我們出資給二十多名軍代表每人送一份禮物，平時他們也會將一些 吃喝花用拿來我們公司報銷，軍隊腐敗可見一斑。我常從內心深處為這個黑暗的社 會感到難過、憤慨和憂慮。 接受民主運動的洗禮 波：您的感受一般民眾都有同感，但是您沒有逆來順受，最終踏上一條爭民 主、爭自由的不歸路。請問，是什麼事情改變了您的命運，使您從此投身於民主運 動？ 姚：應該說一九八九年「六四」對我的觸動最大。那是一場全民性的反抗共 產黨統治的運動，不僅僅是學生、工人參加，而且許多共產黨幹部、人大代表和政 協委員也都走在遊行隊伍中，幾乎所有人都在罵鄧小平、鄧樸方和李鵬，希望他們 被判刑。當鎮壓行動開始，人們卻都希望被通緝的學生能夠逃走。每當我看到報上 出現學生被捕的消息，真是心如刀絞，恨不得能立即找到那些學生的父母，安慰他 們不要難過。從那時起，我和全家人對民運人士肅然起敬，同情他們的遭遇。當我 聽說「上海人權協會」的會長李國濤是上海「高自聯」的常委，便從心底為弟弟姚 振祥是「上海人權協會」的一員而感動驕傲。全家人都知道姚振祥常常為持不同政 見的老作家王若望秘密做一些事，大家不知怎麼都產生一種神聖感，盡量從各方面 幫他一下。凡是姚振祥帶回家的朋友，我們都看作是最值得尊敬的人。那時我是上 海鷺峰貿易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只要姚振祥開口，我就將流動資金取出給他作活動 經費，公司的辦公室也常常成為他們的會場。一九九四年五月鮑戈、楊勤恆、楊周 、林牧晨、戴學忠、李國濤等人被捕，王輔臣害怕也被抓去判勞教，便求我們幫他 出逃，於是我就秘密將他安頓在我新買下的商品房內，然後通過關係同香港「支聯 會」以及美國的王炳章取得聯繫，成功地幫助他同姚振祥一起逃往法國（此中細節 現在還不便公開）。 波：好像有報道說姚振祥從法國回來後不久，你們兄弟兩人就都被判處勞教 。 姚：是的。那是一九九六年一月，我根據特定的聯絡方式在雲南省河口境內 的中越邊境處將秘密潛回大陸的姚振祥接進來，這當然是公安所不知道的（姚振祥 帶有海外民運團體給他的重要使命，等他將來釋放後再公佈內情吧）。春節期間， 警方忽然得到風聲覺察到他已回到上海活動，便四處通緝他。四月間有一天我們被 一個過去見過的人撞見，他跟我們一起走進常德路一家咖啡館敘談，但是不知怎麼 當我們走出咖啡館時，發現公安已包圍了咖啡館，我們就這樣被捕了。當時政保處 給我們的罪名是「偷越國（邊）境」。緊接著政保處抄了我們的家，搜走了電腦和 傳真機。當他們搜到姚振祥買來的一盤獲奧斯卡獎影片的錄像帶時如獲至寶，連看 都不看就誣稱我們「複製、傳播黃色ＶＣＤ」，專案組負責人吳建中和朱海鷹很快 宣佈判處姚振祥和我勞教三年和兩年，然而我們始終沒有拿到過《勞教決定書》。 波：上海市公安局的政保系統經常栽贓誣諂民運人士，譬如他們曾誣稱傅申 奇「偷盜自行車」、楊勤恆「擁有毒品」、韓立法「收贓」、蔡桂華「嫖娼」、徐 虹「盜竊」、章華麟「買黃帶」、楊周「造謠」、戴學忠「漏稅」等，反正判處勞 教是不需要經過檢察院和法院把關的，完全由公安說了算。那麼您的勞教經歷是怎 樣的呢？ 姚：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們兄弟兩人被政保處從上海市第一看守所 押解到遠在江蘇省大豐縣境內的上海市第一勞動教養管理所服刑。那天警車在半途 發生車禍，與另一輛車相撞，起因當然是政保處的人酒後開車。我左胸的一根肋骨 當場被撞斷（我記得勞教所保存著那張Ｘ光片，編號是４０３６２）。但是勞教隊 卻以我「不認罪」、「態度惡劣」為由拒絕給我治療，並企圖掩蓋車禍真相，瞞過 司法局。 波：據鮑戈揭露，上海市第一勞教所曾強迫犯人生產用於出口的彩色燈串和 足球，您知道這方面的情況嗎？ 姚：我們勞教隊生產過adidas足球、香港足球協會的足球，還有韓國公司的 足球。我們每天至少要被強迫勞動十六小時以上，天不亮就被催著起床幹活，而吃 的卻是枯葉爛莖的「菜皮湯」，湯底還澱著泥沙，伙食費其實已被獄警扣下改善自 己的伙食，而加工足球的所得則成了獄警們的獎金，難怪他們窮凶極惡壓搾我們。 勞教局管教處的李興豪處長有一次跟我談起勞教所的一些問題時，毫不晦言地承認 幹警素質差，每年都發生勞教人員被打死、自殘自傷、逃跑等事件，有些幹警還向 勞教人員家屬索要錢物，甚至姦淫勞教人員的妻子或姐妹。看管我的獄警叫夏新雪 ，他也跟我透露四岔河鎮的飯館經常客滿，往往都是勞教人員的家屬在請管教幹警 吃喝。他還介紹說，一些幹警還同以前留場的勞教人員親屬通婚，譬如勞教所管教 科盧科長的丈人就是勞教人員。 波：警匪一家嘛。您是政治犯，獄警對您的看管方式有哪些特別之處？ 姚：他們禁止我看書、看報和寫信，不准我所在的監房有紙和筆，而且禁止 其他勞教人員跟我說話。他們還專門指派三名刑事犯監視我，但是這幾名刑事犯私 下卻向我講述了許多聳人聽聞的有關勞教人員受虐待的事例。其中王汝雙、李玉華 、張禮柏釋放後，甚至按我交待的方法將他們寫的控告材料通過香港「中國人權民 運信息中心」傳真給鮑戈，這恐怕是政保處連做夢都想不到的吧。政保處曾多次通 過勞教局的人找我談話，表示只要我肯「揭發」其他民運人士，並在釋放後肯配合 他們抵毀民運，便可提前釋放我，而且釋放的方式可以是「保外就醫」。吳建忠處 長曾經無意中洩露他們以前曾使用過這種手段，以種種小恩小惠的手段收買了個別 人性上有弱點的或是私心過重的民運人士，來分化和破壞民運。但我始終拒不理會 他們的利誘或威脅，還進行過好幾次絕食，鬧得他們頭痛。我不能為了求得早日釋 放而做昧良心的事，我相信弟弟姚振祥也決不會這樣，否則他也早該釋放了。提前 獲釋對我們來說無異是一種恥辱，作為民主戰士，應該讓共產黨看到我們人格力量 的所在。 堅持國內民運的獨立性 波：那麼您是什麼時候獲釋的呢？接著又進行了哪些活動？ 姚：記得釋放的那天是去年四月二十五日。出來後我知道許多著名的民運人 士在這兩年裡相繼去了國外，心中不免悵然。好在鮑戈臨走前給我們留下許多各地 民運人士以及外國通訊社駐中國記者站的地址和電話，這對我們太重要了。不久， 我便悄然加緊同外省民運人士聯絡，並醞釀形成一個網絡，統一在一面旗幟下。 波：是不是醞釀成立一個反對黨？ 姚：是的。外省市的民運人士來上海找我們時，也向我們傳達了他們也正在 籌劃成立一個反對黨的信息。因為中共已宣佈要在年內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加上美國總統將進行「六四」以後的首次訪華，中共肯定要做出某種 寬鬆姿態，這對於組黨應該說是一個絕好的時機。當然風險仍不可低估，組建人士 都得做坐牢的準備。不過，要衝破黨禁總得付出代價，當年台灣的黨禁和報禁不也 是被反對派人士齊心協力衝破的嗎？目前，中國的政局和經濟、社會狀況總體來說 尚屬穩定，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對於國內出現一個反對黨的容忍程度要比動亂時稍 大些，而且，只要組建活動平穩 地進行，按部就班法律條文，不急功近利地過多發 表迎合境外傳媒或組織的口味的挑戰性言論，或者採取浮誇驕躁的冒進行動，那麼 ，估計受打壓的程度不致過於嚴酷。 波：提到組黨的時機問題，海外民運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存在，您在國內時 聽說了嗎？ 姚：我們從電腦網絡上知道一些，甚至還有人否認中國民主黨的現實存在， 他們遠隔重洋仍指點江山。不過，我們的組黨理念和行動計劃卻一直是獨立的，未 受海外左右，至少國內組黨人士的主流如此。雖然有個別同志沒有同大家商量就把 國內的組織同境外組織牽扯在一起，但這並未改變我們黨組織核心的獨立性。以前 有些中國持不同政見者給人的印象總是不自覺地把自己的活動定位於迎合海外，甚 至以能當上西方人權外交的籌碼為榮耀，這種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在今天看來已顯得 不夠成熟和缺乏政治遠見，而且沒有民眾基礎。關於組黨的時機問題，我們早有定 見，如果拋開狹隘的功利心，我想海外民運界對於我們的這一富於創意的民主實踐 應當予以肯定，更何況組黨事件已在國內外造成一定影響，連中共的各大報紙也都 赫然列出「中國民主黨」的大名，所以它在中國民運史上的重要性是任何評論家都 否定不了的。民主運動在其發展過程中會不斷湧現新的代表力量，這也是不以任何 人的主觀意願所轉移的，民運老戰士在這一問題上要有寬闊的胸懷。 波：您知道在美國也有兩個新成立的民運團體與你們民主黨有關嗎？ 姚：聽說了，一個叫「中國民主黨海外籌委會」，另一個叫「中國組黨運動 海外後援會」，非常感謝他們對中國民主黨的關注、支持和聲援。國內同志非常珍 惜與海外民運團體所結下的戰鬥友誼，我們希望這種友誼是純潔而崇高的。海外團 體現在存在矛盾，國內同志不是很清楚內情，所以大多數不願被利用介入其中，這 一點是不難理解的。我們在貴州的同志就曾經發過一項聲明，說不需要海外的人當 他們的發言人。即使以後逐漸知曉海外矛盾的緣由，也還是不介入的好，鮑戈也是 這麼跟我說的。你想想，民運朋友翻臉了，誰會高興？只要少一份私心，相互間的 排斥也就少了。還有一點海外民運團體必須明白，這次中國民主黨被判重刑的三位 同志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他們的罪狀之一就是接收境外組織的資助。其實有 一些在這次組黨工作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同志反而只是被拘留或被「監視居住」。 共產黨一貫認為向人民指出那些反對它的聲音是有著境外敵對勢力背景的，這樣便 可以把自己所採取的鎮壓行動說成是維護國家的利益和安全。遇到這種情況，共產 黨的報紙便會進行報道。所以，國內民運堅持它的獨立性和人民性，在政治上顯得 多麼重要。 波：那麼您是如何看國內民運的外援問題的？ 姚：外援很重要。當年中共起家，就是倚仗蘇共撐腰來顛覆本國政府的，使 中國淪為蘇俄的附庸。包括共產主義理論和運動，全是進口貨，都來自「境外敵對 勢力」，結果在中國造成動亂、分裂和人民生靈塗炭。現在中共「留蘇派」仍然懷 戀「十月革命」給他們帶來的紅色貴族身份，眾所周知，江澤民和李鵬都曾接受「 境外組織」的資助和培訓，成為他們在中國的代理人。我們民運也需要外援，爭取 世界和平、民主、進步力量的支持。不過，海外在支援國內民運時，要充分考慮由 此可能產生的各種後果，既要為國內民運人士及組織的安全著想，也要考量中國普 通民眾的接受程度。如果援助完全是無私的，並且不刻意追求功利效果，或許就能 做得穩妥些。前些日子我們在北京地區的同志一度發生分歧，外電報道後造成不良 影響，據知他們之間的矛盾有海外民運團體的矛盾的介入，而且他們還各自找了在 海外的發言人，這樣我們黨組織就很難進行協調了。 中國民主黨可以星火燎原 波：你們在國內從事民運，必然被當局視為眼中釘，各方面都受打壓和限制 ，因此，除了極個別人得到海外捐款之外，大部分人的生活可能都很困難。那麼你 們創建中國民主黨所需的經費是如何解決的呢？ 姚：當然主要靠自己。建黨初期，我和吳義龍、祝正明、周建和、韓立法、 佘萬寶、程凡、劉賢斌、謝萬軍等各地同志都拿出自己僅有的存款來使用。還有一 些經濟上較有能力的朋友，雖不直接參與組黨工作，卻捐出不少錢。各地黨組織的 經濟狀況不平衡，我們就平攤捐款，兼顧大家的需要。曾寧、韓立法、李國濤、安 寧、劉力平、張帆都沒有工作，蔡桂華和謝長髮「待崗」，佘萬寶和劉賢斌因參加 組黨擔心牽連他們所在的公司，都辭去了工作，而謝萬軍和趙昕更面臨流離失所的 境地。我去年四月從勞教所釋放後雖然也成了「無業人員」，但是我將一套商品房 賣了，妻子張月英向單位辭職也得到一筆錢，後來我和吳義龍到全國各地去活動時 便用上了。何兵和秦永敏青黃不接時，都及時得到我們的接濟。一些同志的眷屬也 更加努力工作，承受更多的壓力。王澤臣的妻子開了一家小豆沙廠，因丈夫是民主 黨人，公安、工商、環保、衛生等部門都來找岔子，她強忍著委屈的淚水對丈夫毫 無一句怨言。劉賢斌是個漂亮的小伙，卻趿著布鞋背著黃書包滿街跑，樸素得令人 難以置信。吳義龍八月二十九日去十二個省市聯絡，十六天裡沒住過一夜旅館，都 睡在火車、汽車以及車站廣場上。為了組建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各地黨員互訪 聯絡多了，大家都慷慨解囊，為來訪人員無償提供食宿並購買回程車船票。在這裡 我要特別指出，我們的經費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受到我們的犧牲精神所感動的朋友 、同事、同學以及各界群眾。雖然我們中的極個別同志同境外組織聯絡並獲得一些 資助，但他們的意見和活動並未成為我們黨的主流。 波：我們的讀者很想瞭解中國民主黨各地成員的活動情況，但考慮到他們的 處境，所以我只想請您談談您自己的活動情況以及其它一些方便說的組黨內情。 姚：大家知道，去年六月二十四日克林頓訪華當天，王有才、林輝、王東海 代表中國民主黨浙江省籌委會在杭州向民政廳申請註冊，其實在此之前浙江大學研 究生吳義龍先生就已經同包括我在內的骨幹秘密商議公開宣告成立中國民主黨的時 機以及此後的一系列應急措施和後續工作。六、七月間，浙江和上海兩地的黨員幾 乎每星期都互訪、聯絡。長春的唐元雋、西安的傅升、福建的章寶欽也專程遠道而 來商議組黨事宜。各地同志決定從九月起，每兩星期宣告成立中國民主黨的一個省 市級籌委會，就這樣我們在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裡就先後建立了浙江、山東、湖北 、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北京、四川、湖南、貴州、河南、重慶籌委會。九 月間，我和吳義龍又到武漢、成都、貴陽、廣州、長沙、鄭州、西安、北京、鞍山 等地跟同志們會面。十月我又和傅升一起去杭州，在那裡也見到不少從各地來的同 志。我們商定十一月十一日在廬山召開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成立大會，由各地派 代表參加並選舉中央領導班子，章程由祝正明先生起草，並請流亡美國的原中國社 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祺教授也寫一份章程草案供我們參考。但是由於北 京地區的黨組織出現嚴重分歧，並妨礙了全國籌委會預定的組建程序，再加上中共 當局企圖利用這次民主黨的內部矛盾乘虛而入進行鎮壓，因此我們經多方緊急磋商 ，決定由五十三名代表提前於十一月八日宣佈組成全國籌委會。這五十三位同志是 吳義龍、祝正明、周建和、秦永敏、王文江、馬少華、劉賢斌、謝萬軍、佘萬寶、 傅升、王有才、冷萬寶、曾寧、劉連軍、許萬平、任畹町、王澤臣、唐元雋、朱虞 夫、趙昕、王東海、徐文立、毛國良、翟偉民、王洪學、鄧煥武、劉力平、張鑒康 、品洪來、劉世遵、李國濤、何兵、謝毅民、岳天祥、郭新民、韋登忠、楊在行、 王屹峰、安寧、王冰、肖麗君、陳忠和、謝長髮、周大傑、鄒佩夫、張玉祥、崔建 昌、陳曉昶、姜福禎、王高明、李智英、鄭寶和和我。考慮到形勢危急，為避免造 成不必要的犧牲，「廬山會議」被迫取消了。 波：您能否再介紹一下你們的宣傳工作以及人民群眾對中國民主黨事件的看 法。 姚：目前我們的黨員已超過一萬人，許多不為外界和當局所知的黨員正在將 中國民主黨的黨章、宣言、申請註冊報告和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世界人權宣言 》以及《政治與民主》、《在野黨》期刊等宣傳材料四處散發。上海的蔡桂華同志 被捕之前在復興公園定期組織群眾研讀聯合國人權公約，成立讀書會；韓立法同志 也經常到同濟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等大專院校向青年學生宣傳中國民主黨的理念 。雖然去年當局在上海抓了向海外電子雜誌《大參考》提供國內電子信箱地址的方 正計算機公司經理林海，但是我們的一些黨員仍在通過電腦同各省市民眾交流對政 治問題的看法。林海的妻子徐虹是我們黨第一位公開身份的女黨員，說來很有趣， 她還是公安介紹給我們的呢，徐匯區政保處的呂可等人有一次在審問我時，無意中 洩露了林海案的一些線索，使我們得以找到這位巾幗英雄，並向海外傳媒公佈此案 。其實公安人員對「上面」的鎮壓命令以及腐敗狀況也有看法，毛何杉、黃劍、熊 杭新等政保偵察員有時無奈地說他們只是在「吃這碗飯」和「交差」而已，甚至說 如果將來中國真的搞多黨制，他們決不會替共產黨干。由於這次中共各大報紙都登 了對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位民主黨人的審判，關心政治問題的民眾（尤其是 知識分子）都注意到了中國民主黨作為一個公開的反對黨的存在，我們真要感謝他 們從反面來為我們黨做了一個大廣告，而且是免費的。雖然我們黨現在還未真正成 為一種對執政黨的有效制衡力量，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況我們黨的核 心力量仍完全保存著，而且還積累了建黨初期的經驗和教訓。我相信勝利終將屬於 中國民主黨。 波：現在您已來到美國，有什麼打算嗎？ 姚：嚴家祺教授說得好，如果不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反對黨，民主制度和民主 秩序的建立是不可能。所以我到了海外之後，仍將根據黨的指示開展工作，爭取各 種民主力量都來支持中國民主黨。至於我個人，我將自食其力，無論在國內還是在 海外都不當「伸手派」。你想想，如果沒有「六四」流血，海外民運會得到這麼多 捐款嗎？吃「民運飯」、「工運飯」或「人權飯」的朋友，要對得起那些倒在血泊 中的學生才是。 波：好，謝謝您接受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