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獲瑞士自由人權獎 丁子霖的書面致詞 親愛的朋友們： 我為自己能在本世紀末獲得瑞士民主與人權獎感到十分榮幸，我由衷地感謝 朋友們的鼓勵和支持。令人遺憾的是我不能親自前來領獎，與朋友們相聚。我等待 著能夠自由出入國門的一天。今天，我只能委託我的朋友莫莉女士前來參加頒獎儀 式。 瑞士是個酷愛和平的國家，並有著尊重自由、民主、人權的悠久的歷史傳統 。對於至今尚不能享受到基本人權和自由的中國人來說，尤其是對於在一九八九年 「六四」事件中失去了丈夫、妻子、父母、兒女的受難親屬來說，貴國的生存環境 和生活質量是令人羨慕、嚮往的。但我們知道，在一個專制的國家裡，要討回本來 屬於每一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在一九八九年，我們的親人為 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以後的九年多時間裡，我們作為死者的親屬為了同樣的目 的繼續付出了代價。這都是我們自願的，因為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將永遠不能成為 自由人類中受人尊重的一員。 中國與瑞士相距遙遠，這種距離不僅是地域上的，而且是社會歷史上的。中 國在走向世界文明的進程中與歐美先進國家相比落後了好幾個世代；今日中國的狀 況，對貴國人民來說，也許早已成為一種歷史的記憶。對於這種社會歷史上的距離 ，我，作為中國人中間的一員，感到十分慚愧，但同時更意識到了一種責任，應該 為縮短這種距離而去盡自己的一份努力。 中國的「六四」大屠殺已過去九個多年頭了，時間的流逝雖然抹去了地上的 血跡，卻無法抹掉血寫的歷史。只要死者的靈魂沒有安息，活著的人就不會得到安 寧，對歷史的記憶也將會繼續。今天朋友們授予我這個獎項，就是最好的證明。 為了讓朋友們真切地瞭解那場大屠殺的殘酷，我願意借此機會，向朋友們展 示一位「六四」死難者的照片。這些照片已由死者親屬珍藏了九個年頭，這次我得 到他們的授權予以公佈，並作必要的說明。 照片中的死者名叫吳國鋒，生前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三年級學生 。這位學生遇難後，我為尋找他的親屬整整花了八年時間，一直到今年年初才有了 下落。當我面對死者的照片時，我的心被當年的那種殘暴強烈地震顫了。 吳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攜帶照相機騎自行車獨自離校，於北京西單附近遭槍 擊，頭部連中數彈，掙扎於血泊之中，戒嚴士兵又用刺刀猛刺其腹部，致使腸子流 出體外。吳當時以徒手搶奪刺刀，手心處留有深深刀痕。但終因傷勢過重而死亡。 吳的父母在給我的信中這樣寫道：「國鋒遇難時，爺爺奶奶都還健在，爺爺 八十五歲，奶奶八十一歲。兩位老人成天念叨孫兒。由於國鋒是我們家三代人的希 望，遇難後我們的精神垮了，太殘酷了。每想起國鋒，我們眼淚汪汪，萬分悲痛， 常常整夜失眠，無法道盡心中憤恨。」 又據瞭解，吳從小學到大學，品學兼優。進入大學後，追求民主、自由。在 八九年學潮中，吳擔任過本校學生自治會的工作，多次參加天安門絕食鬥爭。六月 三日夜，當他得知戒嚴部隊開槍殺人後，本來可以留在學校逃過這場劫難的，但他 沒有留下，而是毅然決然地奔赴天安門廣場，結果是未到達廣場就遇難了。 這些年來，一些好心人常常問我，你自己已遭受到如此深重的苦難，又受到 政府如此不公正的對待，為什麼還要去從事死難親屬的救援工作？我總是拿出一些 死難者的照片和難屬們給我的信件給他們看。我說我不為別的，只是為了這些死者 和他們的親屬，為了我們的下一代不再遭受到同樣的殘害。 親愛的朋友們，我希望我們這個世界變得好一些，希望我們生活的地球上不 再有暴行和殺戮。我對不久前印尼華人姐妹遭受到的蹂躪痛徹心肺，但卻無力救援 ，只能默默地為她們祈禱。我呼籲人類大家庭的每一個成員都來制止施暴者，在即 將來臨的世紀裡，共同締造和平、自由、安寧的家園。 再次謝謝朋友們！ (一九九八年十月) 德國海德堡大學教授魯德夫·瓦格納的頒獎致辭 (伯爾尼 １９９８，１１，７) 一 中國，歷史悠久，令人自豪。然而，對他的人民來說，今天與之相連的卻常 常是惡劣且非常有選擇的記憶。哀歎連篇，災難累牘，我們耳濡目染了很多這類悲 劇。用於瀚海索貝、搜尋散佚的社會努力，和天災人禍中的餓莩遍野，兵荒馬亂中 的生靈塗炭，及無道暴君的草菅人命濫殺無辜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中國，死去的人或許會有公開宣佈的原因，但是，對死者的悼念卻只是家 庭，在今天至多不過是私人的事情。對犧牲的平民百姓，對那些在歷史典籍上不沾 筆墨的人，那些毫無辦法以家族史來點綴他們的社會聲譽的人，過去一直如此。然 而，更有甚的是，那些敢於向現存環境挑戰的人，他們就不僅不再是環境的犧牲者 ，而且必須要承認咎有應得，如果還要繼續探究死者的疑問，是否他們的挑戰仍有 恰當恰當的理由不能完結，那麼對逝者的追悼就會遭到警方禁止，並且面臨懲罰的 威脅。 二 當局非常喜歡引用撰寫中國史籍的奠基人，西漢時代的司馬遷的話（大約在 公元二世紀），他說，「人總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在毛澤東的紀 念堂，這段話雕刻在一塊由泰山切割下來的花崗石上。然而，沒有紀念碑紀念太平 天國內戰時，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國內戰爭時，土改時，大躍進時，文化大革命時 ，以及一九八九年的數百萬的死者。值得悼念的只有英雄，而且只有那些在中國共 產黨領導人的歷史眼光中正確的人。他們為此，在天安門廣場，在毛澤東紀念堂旁 ，為無數小人物豎立了所謂人民英雄紀念碑。而之所以要以此紀念那些無名和集體 的英雄，是因為他們以自己的生命幫助了共產黨獲得政權、和保持政權。對所有死 於其他原因的人，他們認為根本就不值得紀念和哀悼。 今天獲得自由和人權獎榮譽的丁子霖，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失去了獨 子，十五歲的蔣捷聯。蔣捷聯是，在鄧小平的合理化建議下，人民解放軍開進北京 鎮壓民主運動的眾多的犧牲者之一。按照自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星期一，官方宣 布的平亂合理化建議的說法，蔣捷聯是參與有黑手操縱的反政府的「反革命動亂」 分子之一。自此，這些說法日復一日地刺入人們的記憶深處。鎮壓一周後，政府開 始有組織的轉化教育。所有國家企業及群眾組織中的共產黨員，及民眾，乃至出租 汽車司機，都必須書面交代，他們的態度在這一運動中是怎樣變化的，他們必須認 識到，政府是多麼正確，對其所定性的「反革命動亂」的鎮壓對整個中國是必要的 。 丁子霖女士和她丈夫蔣培坤兩個都在北京人民大學教書。數十年來，這所大 學的任務是為黨和政府培訓青年幹部。與此相應是對師資有很高的政治要求，他們 都必須是共產黨員。學校領導要求丁子霖，對鎮壓公開表示歡迎，並且詳細地寫出 一九八九年夏初動亂的幾個月中，她、她丈夫和兒子和哪些人談過話，都說了些什 麼。但是，迫使丁子霖忘記她那「輕於鴻毛」的兒子的喪失和悲傷卻絕非易事。 人們寫出幾百萬份這樣的報告，大多數報告甚至由於第一次寫的不充分而被 拒絕，不得不寫兩次。對生活在那裡的大多數民眾，這已經是習以為常的規定訓練 ，人們在完成這種規定訓練時，往往混有例行公事、玩世不恭和迅速地得到自己的 安全存在的考慮。 丁子霖認為，她對年青人的哀悼完全和她參與的政治運動無關。她的行為不 是持不同政見者的反應，不是以男人的戰略式的眼光為六四運動作一個總體性的分 析的反應。並且，她的反應也不僅只是自己私下裡悄悄的懷疑。她喪失了兒子，她 知道忍受類似痛苦還有很多其他的家庭，由於禁止哀悼，他們也陷於類似的困境中 。 丁子霖開始尋找聯繫這些家庭，然而，很多人出於恐懼不敢和她來往。事實 上，直到今天一些家屬仍然不敢公佈他們所失去的親人的名字。她所進行的工作完 全是個人性的，近幾年來，極其私人性的互相支持、團結，不僅對很多人，也是對 他自己的重要支持。 丁子霖開始收集六月四日夜間，在北京被軍隊殺害的人的名單。這是一個充 滿勇氣和獨一無二的行為，是對官方管制回憶的挑戰。因為當局剛剛宣佈在天安門 前沒有殺死一個人，稍後又說，人們為了不使家庭蒙恥而不願公佈參與動亂者的名 字。但是，突然之間出來一個丁子霖名單，它清楚地寫明姓名、地址、職業、父母 、配偶和孩子的情況。 在五年中，她成功地找到在那一夜犧牲的一百四十五名男女老幼的姓名。在 尋找期間，當然，不允許她在報紙刊登廣告，不會有電台報道這一不尋常的活動， 也沒有一個北京的雜誌會派記者採訪她。任何信息公開，都會受到共產黨所固有的 信息壟斷的猜忌迫害，不僅如此，還必須逃避中央委員會宣傳部嚴格管制的狹隘的 、但是重要的信息途徑。她的這種聯繫工作只能通過私下，並且經常是在充滿不信 任、恐懼的艱難的環境中進行的。 但是，從另一方面，它卻表明國際上的公開輿論，對於一切社會中最私人性 的活動的意義。 一九九一年，一位外國記者聽到丁子霖的名單，並且在中文的無線電廣播中 播出了它。兩年後，美國的一個電台採訪了蔣培坤，設在香港、美國和歐洲的人權 組織通過信息網絡把丁子霖在中國所進行的努力變得眾所周知。 四 她搜集在一起的名單，不是一個英雄的名單，而是一個出於各種不同的意願 、動機和經驗，由於在那一夜犧牲而聯繫在一起的個人名單。這份一九九四年在香 港《九十年代》雜誌發表的名單，是基於追憶那些死者的人權，和生者對死者的悼 念的權利，然而也含有對鎮壓的必要性理由的懷疑。儘管它是冰冷的、未加渲染的 事實，這份名單卻必定顯示出它所固有的反對這種理由的力量。在所列的一百四十 五名死者名單中，有四十九名，在五年後，人們仍然只能在名單上看到他們姓名拼 音的第一個字母，在那後邊還隱藏有，或是沒有發現，或是懼怕回憶死者的巨大數 字。 對於共產黨政府來說，控制過去和對它的回憶是重要的，因為它在現今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地涉及到共產黨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它使中國國家控制的記憶遭 遇到公開的另一種選擇。所以儘管它只是一個冷冰冰、毫無渲染的一百四十五名死 者名單，只是通過複印在中國流傳，共產黨卻肯定不會放過它。為此，丁子霖被撤 銷黨籍，降低職稱。蔣培坤則丟掉研究所所長的位置。兩人一度被拘捕，並且一直 受到特務警察的糾纏。儘管如此，比起以前及年青一些的人，比起魏京生和王丹， 以及其他人，如那些想建立獨立工會的工人，他們所受的對待仍然不是最壞的。對 此有多重解釋，一個可能是，政治領導集團中較為年青的成員認為，過分堅持宣揚 對一九八九年的鎮壓民主運動積極評價所付出的國際代價得不償失；也有可能是， 過去十年生長出來的新的中產階層非常明確的希望有更大的個人發展空間，因此， 對丁子霖採取強硬措施可能會導致一個錯誤的信號。 五 然而，從一切跡象來看，丁子霖自己不曾為身外的這些考慮所動。她的堅強 和自信是由那種百折不撓和真誠淳樸所滋養的，她拒絕那些她所熟悉的極具城府的 算計。 魏京生不是被關進監獄很多年了嗎？在他暫時被釋放時，她卻成為他的一個 好朋友，並且在一篇前言中感謝魏京生的支持。 克林頓總統來北京訪問了？她就給他寫信。 李鵬將要在一九九七年作新的全國人大主席？她就給全國人大寫信：要求代 表們表示反對李鵬；建立一個審查委員會審查一九八九年對民主運動的鎮壓事件。 當局千方百計地迫害刁難她，毫不遮掩地把她置於困難動盪的境況，並且獲 得了成功。但是，丁子霖卻從每一次竊聽、糾纏、和跟蹤迫害中，汲取了豐富的經 驗，在和其他知識分子的經年不斷地討論中，她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和反省，對中國 知識界的自我解析，使她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民眾」「明顯地相當薄弱的個人、 個人權利和自由意識」，不是「美德、而是缺陷」。與此同時，她也看到另一種危 險，「民主運動」可能在政治上成為「黨派鬥爭」的口號，這對一般人毫無所益！ 六 從生者對死者的回憶和悼念權利，到她和她的丈夫兩人起草簽名的，一九九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呼籲書：《自由和公民權利宣言》和《社會公正和公民權利宣 言》，這是一條漫長的道路。這兩封呼籲書是長期討論，逐漸成熟的結果，甚至可 以說是中國社會近年來發展的、廣泛的自我聲音的一部分。它通過國際媒體成功地 突破了中國政府方面的信息封鎖。 它的人權宣言的第一點就明確地說，「今天，我們中國人最缺乏，因而也是 最迫切需要得到保障的正是公民的個人自由。」 對於以如此方式在中國明確地自我表達出來的認識和要求，對於這種百折不 撓、淳樸真誠地要求迅速改善的看法，丁子霖做出了極其富於個性的、具有女性特 質的非常重要的貢獻，和八九年民主遊行經常展現的略帶幻稚的表述和態度相比， 顯示出它已經趨向成熟。 為此，自由和人權基金會決定把今年的獎授予她，我認為是非常謹慎的斟酌 ，極其恰當的選擇。 (仲維光譯)□ 莫莉花代領獎致辭 尊敬的瑞士自由和人權基金會的朋友們，尊敬的各位來賓： 在榮幸地前來瑞士這個美麗的國家、代表丁子霖女士參加頒獎儀式之前，我 從瑞典打電話與目前居住在中國南方鄉下的丁子霖女士聯絡。在一次通話中，由於 她剛遷到鄉下不久，中國國安機構在竊聽時出了技術故障，丁子霖女士聽不到我的 聲音，我卻能聽見她在電話那頭悲憤地質問竊聽者：「你們為什麼老是偷聽我的電 話啊！」 這就是丁子霖女士不能親自前來瑞士領獎的原因。處在這樣被嚴密監視的恐 怖環境之下，為了繼續堅持她的尋訪和救助「六四」死難者家屬的工作，我們親愛 的丁子霖女士寧願留在中國——一個至今仍不允許它的公民自由地出入國門的祖國 ，一個像我這樣為自由和人權奮鬥的人必須流亡他鄉的祖國。 我也和在座的各位一樣，至今沒有機會見到丁子霖這位我心目中的偉大的中 國女性。但是，我和她在心靈上是息息相通的。 1989年中國的北京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六四」屠殺血案後，我作為一個教師 ，在學生哀悼北京死難者的追悼會上發表了譴責李鵬政府的罪行的演講，因此被判 刑三年。在監獄裡，中共一些審判官逼我認罪，他們撒謊宣稱說：在北京並沒有發 生過鎮壓人民的血案，根本沒有打死什麼人。當時我便想，總有一天，我們要把在 「六四」屠殺中死難的人們的情況調查出來，告訴世界：曾經有過那麼一些男男女 女，他們也是中國人，但是他們淌著鮮血倒在自己祖國的土地上、倒在自己祖國制 造的槍彈下不再醒來。 但是，我在出獄後因為接受外國記者採訪再一次被中共當局追捕，被迫流亡 海外，我沒有機會去做我一直想去做的事情：調查「六四」大屠殺中死難者的情況 。 在北歐，我欣喜地得知，我沒有能夠去做的事情，卻由一位「六四」受難者 的母親去做了。 就是這樣一位母親，在她那年僅十七歲的兒子被機槍子彈射穿胸膛之後，她 曾經一度痛不欲生。但是，她從自己的深重痛苦想到了其他受難者及其親屬的痛苦 ，於是她擦乾自己的淚痕，包紮好自己的傷口，拖著她多病的身體，去一家一家地 尋訪受難者及其家屬，給他們送去一小筆一小筆捐款，以撫育孤兒和贍養老人，並 且把她尋訪過程中一樁樁、一件件沾滿血淚的真相公諸於世。 就是這樣一位母親，她將心的碎片鑄成人間大愛，以她超乎常人的勇氣和毅 力，承受著我們在自由國家不可想像的困難，長期地從事人道救助工作。她因此受 到中共當局一而再、再而三的懲罰，她被黨內除名、被停止研究生導師資格，還一 度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關押。但是，她多年的努力，讓世界瞭解到「六四」血案的真 相；她多年的努力，給那些處於社會下層的失去親人的父母、妻兒……那被遺忘和 被遺棄的一群帶去人間溫暖和愛心。 但是，今天的中國政府，他們一隻手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另一隻 手卻在繼續侵犯像丁子霖女士這樣的優秀公民的基本人權。他們依然沒有放棄對言 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公民自由權利的壓制，甚至目前還在大規模地逮 捕要求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的異議人士。對於這樣一個專橫的政府，世界各國應該 不斷地對它進行監督和指控。 自由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固有權利。中國人民苦苦追求自由和人權的鬥爭已 經持續了一個多世紀。我很欣慰的看到，在中國人民的艱難抗爭需要支持的時候， 具有尊重自由、人權的光榮傳統的瑞士人民，始終在關注著我們。今天，「瑞士自 由和人權基金會」把本年度的人權獎頒發給丁子霖女士，這不但是對丁子霖女士個 人的卓越貢獻的獎勵，也是對所有被欺凌被迫害的「六四」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 對所有不屈不撓地爭取自由和人權的中國人的一種令人欣慰的關懷和鼓勵。 我代表丁子霖女士和所有追求自由和人權的中國人向你們致以誠摯的謝意！ (1998年 11月 7日於瑞士伯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