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中國勞動者爭權益 ——訪民主牆老戰士劉念春 亞 衣 繼王丹之後，中共當局再次採取同樣模式，以容許「保外就醫」的名義將著名民 運人士劉念春送出國境。二十年前，北京師範學院學生劉念春投身民主牆運動，成 為民刊《今天》的編輯之一，一九八一年被中國政府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 三年。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劉念春先後參與《和平憲章》運動及籌建「中國 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組織的活動並為此受到迫害。一九九五年劉念春發起簽署致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關於廢除勞動教養的建議」，先遭關押，後於一九九六年七月 被判處三年勞動教養，雖然勞教期限至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日已滿，但中共當局一 直延期關押劉念春。一九九八年二月劉念春與達賴喇嘛及台灣大學胡佛教授共同被 設在美國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評選為該年度的「傑出民主人士」。一九九八年十 二月二十日，中共當局將劉念春從北京團河農場直接押至機場與老母親簡短話別。 次日，劉念春攜妻子儲海藍及十一歲女兒劉晶晶到達美國紐約。日前，在劉念春全 家訪問本刊編輯部時，記者採訪了這位民主牆的老戰士以及他的妻子。 民主牆時期辦《今天》 亞：非常歡迎您全家來到美國。這幾年在您受到中共迫害的時候，《北京之春》曾 經多次報導過海內外民運人士及您的家屬為您奔走呼籲的消息，大家對您的身體也 非常關心，不知道您現在的身體情況如何? 念：到美國之後我的身體作了初步檢查，最後的結果還沒有出來，我主要擔心的是 腸胃方面。在我與家屬的多次強烈的要求下，我在監獄裡面就做過幾次腸鏡檢查， 估計有病變的可能，一九九六年還做過病理切片，但是監獄當局一直沒有告訴我檢 查的結果怎樣。 亞：許多人現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中共當局一方面在放人，把您這樣的人 直接送往國外；另外一個方面卻又在抓人，對公開申請組織中國民主黨的人士徐文 立、秦永敏、王有才分別判處了十三、十二、十一年這樣的重刑，我想知道您對這 個問題的看法。 念：我覺得中共這樣做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殺雞給猴子看，重判一些民運人士， 想對其他民運人士造成一種恐懼心理，不讓民運形成一種整合的力量。另外一個目 的是為了給共產黨黨內人士看的，使得他們知道共產黨現在的掌權者不是在走資本 主義道路，而是仍然堅持一黨專政的，在這一點上肯定不會改變共產黨的初衷。至 於放一些人，則是在欺騙國際輿論。放這些人對國內政治不會有任何影響，反正這 些人已經關在裡面的，已經沒有實際的活動能。把他們放到國內和國外大不一樣， 如果放在國內，他們的活動一定會產生影響，中共對此特別感到恐懼，放到國外， 對這些人在國外的活動共產黨可以封鎖新聞，使得他們對國內民運不會發生實際影 響。所以我說當局放他們出來就是為了欺騙國際輿論。 亞：就我們的讀者來說，很多人對您的情況也許還想瞭解得更多一些，您是否可以 裡作一些自我介紹? 念：我今年五十歲，籍貫湖南，出生在南京，一九五一年到北京，在北京上了小學 和中學，是六七屆的高中畢業生，畢業之後到山西平陸縣插隊勞動。一九七六年回 到北京，一九七八年參加全國的統一高考，考入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民主牆期間 和北島、芒克一起搞《今天》雜誌，我是《今天》的編委之一，劉青則在搞《四五 論壇》。我們家那個時候可以說是民主牆的通訊處，也是聯席會議的召集處。記得 在我們家開過兩次聯席會議，每次人都是滿滿的，最多的時候一天大約有三百人次 。因此我們家也就成了公安局和總參三部——那時還沒有國家安全部——重點監視 的地方。 亞：您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次被捕是不是因為參加民主牆活動的原因? 念：一九八一年因為我出版了劉青的《獄中手記》，被北京當局以反革命宣傳鼓動 罪判處三年徒刑，當然這與《今天》及民主牆活動也有一些關係。因為公安局以前 曾經警告過我，《今天》如果不停刊的話，這一筆帳遲早是要算的。他們曾經要我 不要在家中進行《今天》的活動，被我拒絕，抓我的時候也說我只要寫一個認罪書 就可以釋放，也被我拒絕了，結果就被判處了三年徒刑。開始我在七處被關了八個 月，後來到北京市第二監獄，一九九三年釋放。釋放的時候，監獄當局還對我說， 只要認錯，上學和工作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我當然無錯可認。 亞：西單民主牆時期的活動是您第一次參與民主運動，不過據我所知，《今天》基 本上還是一個文學刊物。 念：不錯，《今天》是一個純文學的刊物，基本上不關心當時的政治，從性質上看 ，與民主牆的其他刊物完全不一樣。不過在共產黨看來，雖然「為藝術而藝術」， 但還是不可以容忍。文學藝術不為共產黨服務，就會被視為敵人。 亞：辦《今天》雜誌，給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麼? 念：《今天》雜誌以詩歌為主，也刊登一些其他形式的文學作品，編輯部還曾經舉 辦過兩次詩歌朗誦會，從當時的氣氛和效果來看，還是相當不錯的。《今天》的讀 者主要是大學生和知識分子，詩人北島、芒克、江河、楊煉、舒婷、顧城都開始形 成了自己的風格，離開傳統很遠，開創了一代新的詩風，為今後的文學創作帶來了 深刻的影響，也為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亞：有一點使我感興趣的是，您最早就讀的是中文系，民主牆時期您辦的也是文學 雜誌，可是後來為什麼沒有象北島、芒克他們那樣從事詩歌或其他形式的文學創作 ，而是幾乎成了一個專業的民運人士? 念：北島與芒克後來一直從事詩歌創作，他們的朦朧詩派(還包括上面說的舒婷和顧 城)在社會上，尤其是各個大學中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我雖然一直準備靜下心來好好 寫一部書，可惜一直未能如願，尤其是在被判刑之後，更加沒有這種可能了。即使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被釋放後，我直接面臨的也是職業問題，為了生存就要工作。當 時正遇上全國的「全民從商」浪潮，我也這樣做了，到朋友辦的北京「三月」服務 公司去呆了三、四年，主要是經商。 八九民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 亞：我從有的材料中看到，您在八九民運期間也參與了一些活動。您可不可以從一 個民主牆時期的老戰士的角度來談談對這場運動的看法? 念：在一九八九年學生民主運動中，我也參加了幾次遊行。我當時覺得八九給人們 帶來了一種希望，這完全是民間自發的一種為爭取民主自由的活動，是發自民眾內 心的。不過當時因為我妻子生孩子，所以我沒有時間與學生沒有接觸，去天安門也 比較少。在民主牆時期的主要人士中，任畹町當時對運動參與得比較多，廣場上也 去得比較多，而劉青、魏京生都還關在監獄中。六四屠殺的時候我也沒有在開槍的 現場，只是在木樨地看到了被打死的人的血跡。對八九民運如果我們回過頭看看， 有些地方當然值得反思。不過對於這場在共產黨統治底下的第一次群眾自發的大規 模反對極權統治的運動，求全責備是不應當的，也沒有這個必要。無論怎樣，透過 這個運動，中國反對極權主義的運動如黑暗中的一線曙光那樣給人民帶來了新的希 望，這種希望是每一個不甘願被奴役的人所歡迎的。 亞：一九九三年你們準備召開的青島會議是怎麼一回事? 念：那年天津的劉世賢和呂洪來到北京找我，商量是否請全國各地在民主牆期間活 動的人到青島聚一聚，開一個聯席會議，大夥同意了，於是呂紅來和劉世賢就在天 津負責印發邀請書，寄送全國各地。在發出邀請書之後，他們就受到天津市公安局 的警告，說不能搞會議否則就會對他們採取措施，後來他們兩又被公安局以每天傳 訊的方式監禁了起來。北京市公安局政法處也警告我，說他們已經知道全國性的青 島會議的事情，我不能去，如果要去，他們會在中途讓我去不成。本來我們設想的 會議的主要的內容是大家見見面，聯絡聯絡感情，談談國內外形勢，看看有沒有可 能整合，達成某些共識。我們也知道在那時候的情況下不可能一步到位做什麼事情 。由於公安部和國安部的阻繞，會議不可能搞成了，我們也就放棄了原先的計劃。 亞：您還參與了《和平憲章》運動。 念：一九九三年七月武漢的秦永敏到我家來，我們在商量中覺得按照七七憲章的模 式，在中國採取滾雪球的方式來喚起民眾的公民意識比較可取，這就是《和平憲章 》運動。這是一種公開的又比較溫和的方式，原先我們估計當局的干預可能不會太 強烈，然而實際上，當局的反應是相當強烈的。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我們召開記者招 待會之後，當局就把楊周和秦永敏抓了起來，當時我不在三里屯，所以沒有被抓。 後來公安局拘押了我五天，在萬壽寺派出所問話，主要是問《和平憲章》的宗旨、 目的。我回答說宗旨很明白，你們也知道，我沒有必要說。結果關了五天把我放了 。和平憲章活動是相當溫和理性的，即使這種理性溫和的操作方式共產黨也是不能 容忍。 為中國勞動者爭權益 亞：去年我在採訪張林的時候，他說到你們一起組織「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 的情況，據我瞭解，這是您在國內的一個重要的活動。 念：「中國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簡稱「勞盟」。發起人是袁紅冰和我。袁紅冰是 北京政法大學法律系的教師，在進行《和平憲章》活動的時候我們就談到了建立勞 工組織的事情，不過那時沒有定下來。從法律上看，公開籌建勞盟，從章程的制定 到操作的規範都是合法的。不過在準備籌建的過程中，袁紅冰就被抓了起來。在被 抓之前，袁紅冰和我說過，如果他被抓，會有人來繼續與我聯繫。王中秋是北京政 法大學法律系的研究生，在袁紅冰被抓之後他來找我，把勞盟的章程、宗旨、綱領 寫了出來。我就到北京民政部提出組織勞盟的正式申請，他到湖南、廣東一帶聯繫 成員。我在申請的過程中找到了張林，我問他願意不願意參與籌建勞盟的事情，他 一口答應了。我先後向民政部申請了三次，民政部的人讓我上勞動部，我就去勞動 部，勞動部的人說這是民政部管的事情，推來推去。我們在向民政部申請的時侯就 說明這是是獨立於政府的全國性的民間組織，他們說建國以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 情，要向上級請示。我就想乘他們請示的時侯到全國走一走，商量一些具體的事情 ，包括經費來源等。我南下上海，然後到安徽、武漢、杭州，為勞盟串聯，一共串 聯有二百多人。 亞：三年前我採訪上海人權協會的楊周，他也說到當時北京的朋友為了「勞盟」的 事情曾經南下上海。 念：是的。我與楊周很熟悉，我到上海去住的賓館也是楊周介紹的。我回到北京之 後知道民政部的人曾經來過我家，很高興，以為有了結果。沒想到公安局找我了， 將我監視居住了半年，當然也沒有問出什麼結果。因為我們「勞盟」的章程都是公 開的，沒有必要隱瞞，公安局感興趣的是我們的成員，當時有報導說是二百多，公 安局想知道究竟是哪些人，我對公安局的人說因為我們籌建的組織沒有被批准，所 以不能將成員名單告訴他們，如果批准了，他們自然會知道。我所強調的是我們為 中國勞工謀利益的出發點，我們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必然會帶來勞工問題，這個問 題一定會在今後的某一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比如市場經濟會帶來通貨膨脹和失業 ，現在的職工下崗就是這樣的事情。我們勞盟的宗旨是追求社會公正，司法公正， 在社會變動中切實保障勞動者的切身利益。 亞：其實就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來說，共產黨作為執政者僅僅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也 應當想到這個問題，並不需要持不同政見者來做這件事情。 念：是的，所以公安局的人也說我們有超前意識。就在我們申請成立「勞盟」不久 ，共產黨就搞了一個勞工法，人大常委會也通過了。 亞：一九九五年我們就得到這樣的消息，江澤民曾經說過，「中國保障勞動者權益 同盟」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反動的組織」。不知道您有沒有聽到過這樣的消息， 您的看法如何? 念：我也聽說過。這是從教會的朋友那裡聽來的，他們似乎是從國外的途徑瞭解到 的。江澤民說「勞盟」是最反動的組織，同時也提到民間的基督教組織。他說一九 九四年在國內有兩件大事：勞盟和基督教會，公安局要警惕。我認為江澤民的說法 是違憲的，因為《憲法》的三十五條規定中國公民有結社的自由，籌建勞盟所遇到 的阻礙再次告訴大家，在中國是「權大於法」，憲法中賦予公民的權利停留在紙面 上。我與教會的朋友關係一直不錯，包括高峰、徐永海，他們通過各種渠道來支持 我們的工作，有道義上的也有經濟上的支持。 亞：您覺得為什麼共產黨會如此懼怕「勞盟」和基督教組織這樣一些非政治的社會 團體? 念：共產黨這樣一種極權組織要的是思想一律，不喜歡思想不一致的團體發出不同 的聲音。基督教組織是一個信仰的團體，與共產黨的信仰不同。共產黨知道信仰的 力量是相當大的，有人為了信仰可以獻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基督教會團體的人 數在迅速增加。共產黨對此相當害怕，為了防患於未然，就要鎮壓。對於「勞盟」 也是抱這種心態，怕勞盟成為一種不同的聲音在社會上出現，對獨裁統治造成威脅 ，共產黨更害怕這兩種組織形成一種合力，這樣的威脅就更加大了。共產黨面對社 會矛盾沒有去緩和，反而是激化矛盾，他們的「保障工農權益」歷來停留在紙面上 ，從來沒有實施過，從來不管工農的死活。所以公安局的人對我說，勞盟表面上溫 和，但與共產黨對立，如果上街遊行，開始幾十人，馬上會變成幾千人甚至迅速發 展成一百萬，台灣的美麗島事件就是這樣，在人很多的時侯可以突然宣佈要做什麼 事情。這種可能確實也存在。 勞動教養制度必須廢除 亞：您在國內經歷了三年監獄生活，三年勞動教養，回憶這些經驗，對當事人是一 種痛苦，對世界上許多善良的人們來說，則開闢了另一種新的視野。 念：我理解這一點，我在中國度過了三年刑期，三年勞動教養，還有一年半「監視 居住」。我第一次坐監獄是在北京第二監獄。因為我一直堅持無罪無錯，獄警就千 方百計整我。有一次放工回家，排隊操練，獄警故意說我沒有按照規定喊口號，讓 站我在隊列外邊。隊長過來二話沒說就讓我立正，對我的腳猛踢，大約有一分鐘多 ，隊長弄得自己反而下不了台，因為他的目的是要我服從，而我卻依然抗拒，使得 他特別尷尬，就將我關入小號。那時正是三九寒冬，小號後面的窗戶還開著，晚上 沒有被子蓋，在我的一再抗議之下，才把被子送來。每天三個窩窩頭，兩塊鹹菜， 兩碗白開水。這就是在身體、精神上對你折磨。所謂的「監視居住」前後有兩次， 加起來有一年半，雖然吃和住比較好，是在招待所內，但實際上是變相的監禁，每 天二十四小時有人分班值班。這種叫做「異地監視居住」的做法本身是不合法的。 按照中國法律，監視居住應當是在被監視者的家中，劃定一個活動範圍。勞動教養 的時候，開始在七處呆了半年，後來押往黑龍江雙河勞動教養所，最後送到北京團 河農場。在團河勞教農場，勞教人員進門出門都要喊報告，上廁所也要喊。我在進 農場的第二天就不喊報告，獄警就唆使犯人毆打我，猛擊我的頭部。我就絕食抗議 ，一連有六天。一方面抗議對我判處勞動教養，另外抗議在勞教場所對我人格的污 辱。 亞：我記得您曾經向北京市朝陽區法院控告北京市勞動教養委員會和北京市公安局 。 念：這是我的合法鬥爭的一個內容。我在訴狀中逐條反駁了北京市勞動教養委員會 對我作出的勞動教養理由。我所發起或參與簽署給政府、人大的那些公開呼籲信， 是行使中國憲法第三條、第五條、第三十五條所賦予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從形式到 內容都沒有任何違反憲法和法律的地方；我參與籌建勞動者權益保障同盟也沒有違 反憲法和法律，可笑的是北京公安局在經過取證調查後還明確做出過「不構成犯罪 」的結論，但是北京勞動教養委員會仍然依照這個罪名決定將我「勞動教養」，所 以我要求法院撤銷對我所施加的勞動教養的迫害，還要賠償我的經濟損失，當然在 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下，這種控告也是沒有什麼結果的。 亞：在一九九五年春天中國大規模的公眾請願活動中，您所發起的給人大常委會的 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建議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念：我發起向人大請願，建議廢除勞動教養制度，因為勞動教養本身是一個很壞的 制度，不僅違背了人權的基本標準，是對人權的踐踏，也違背了中國現在的憲法， 體現了中國司法的不公正。中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規定公民未經檢察院、法院的批准或決定和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規定禁止 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式剝奪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勞動教養制度完全違背了憲 法的這些規定，它不需要經過法律的程序和法院的審判。就可以把人關進所謂的勞 教場所，中國的「法定罪行」的原則在這裡完全失效。就對人的迫害來說，勞動教 養與在監獄勞改實際上沒有什麼區別，從某種方面來說，甚至比監獄更加嚴厲。因 為他沒有一些具體的法規約束，比如監獄還有監獄法。而勞教沒有具體的法規這樣 就給管理人員有一種很大的活動的空間，他可以任意地處置被管教的人員。所以廢 除勞動教養制度在中國非常必要。 用和平理性的手段結束非理性的政權 亞：在中國民主運動參與者的隊伍中，每一個成員的思想歷程不盡相同。我不知道 您反對共產黨極權制度的觀念是從什麼時候發生的。 念：我對共產黨看法的變化是從去農村插隊開始的。(亞：您去的山西省平陸縣是不 是六十年代曾經廣泛報導的「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的地方?中共宣傳機構把一個 集體食物中毒事件寫成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軍民團結故事，那是一個非常貧困的 地區吧。)對。那裡的生活相當艱苦，與我們以前接受的共產黨所宣傳的情況完全不 一樣。共產黨宣傳的是社會主義好，可是在我插隊的農村基本處於一種食不裹腹， 衣不蔽體的狀況，農民吃不飽，也不敢吃飽，吃飽了就意味著會挨餓。農民每天只 能吃個半飽，大部分時間是吃稀的，沒有青菜，只有在春節和八月十五的時候才能 吃一點肉。生活條件相當艱苦，住的是窯洞。總之中國的實際情況與宣傳的相差十 萬八千里。另外從歷史來看，從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到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災害到文化 大革命，幾千萬中國人喪失了生命，而執政的共產黨對此沒有一點懺悔的表示。這 表明這個政權不是為人民的，實際上共產黨也不認為憲法第二條所規定的「一切權 力歸人民」是必須實行的，他們歷來給人民帶來的是壓迫。再從體制上看，共產黨 的最高權力沒有制約，一定是腐敗的。 亞：八九民運至今將近十年，在您看來，自六四鎮壓之後，共產黨政權的種種不同 的做法，究竟是一種對形勢的被動應付，還是另有一種更深的考慮在其中? 念：我認為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非理性的政權，並不是理性的政權。建國以來，它 的統治方式基本上是一種非理性的方式，否則也不會有幾千萬人死於非命，也不會 發生六四。也不可能出現西單民主牆。連續的政治運動中人們所遭受的磨難，都說 明瞭整個政權的非理性性質。所以現在共產黨的一些做法也不是一種可以尋找到規 律的預謀，不是前後一致的深思熟慮的措施。常常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挖肉補 瘡，走一步看一步，沒有準確的預測。今天簽署人權公約，明天又抓人，權力私有 ，最高權力不受制約的本質沒有任何變動，所以在政治上不可能有鬆動，一切所謂 寬鬆的行為只是做給人看的，這個政權的言行從來沒有統一過。 亞：那麼為了結束這個非理性的政治制度，究竟是要採取和平理性的手段，抑或暴 力的手段? 念：這個問題我想過很多，儘管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非理性的政權，不過我一直認為 需要用理性溫和的抗爭來改變這種狀態。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採取和 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是必要和必須的。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採取武裝的形式，那麼 第一是走不通的，第二，會帶來很大的損失，這將是無數生命的喪失。在中國，民 主人權運動完全可以通過對當權者不斷施加壓力的方式來進行，還可以內外呼應， 因為共產黨內也不是鐵板一塊的，共產黨內也有人認識到他們以往的統治給人民帶 來的災難不可再繼續，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在對文化革命，對六四鎮壓經過認真的分 析和思索之後，會得出一種正確的結論，比如趙紫陽一類人物。 亞：假定您這種分析是正確的，哪麼馬上會遇到的一個問題是，這幾年國內人士確 實也堅持以一種和平理性的合法鬥爭的方式來從事民主和人權運動，不過從實際的 結果看，共產黨並沒有給以善意的回應。這樣的實際效果使得人們不得不考慮，在 中國和平的合法鬥爭的手段是否真正行得通? 念：我覺得還是可以行得通的。人們不可能要求這樣一個政權在短時間內垮台，它 畢竟還有六七千萬黨員，有一種蜘蛛網式的基層組織在對中國各個環節加以控制。 當然這種控制也是一種表面現象，不能征服人心，人心才是國家的統治基礎，沒有 人心，共產黨的統治遲早會消失。所以只要堅持努力，必然有成功的一天。這樣的 成功付出的代價較小。 亞：一九九八年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基本上也是一種和平合法的鬥爭，雖然叫「 組黨」而不是一般的結社。對於這一點，您的看法怎樣? 念：建黨運動是我在出來之後才知道的，我在勞教場所消息是被封鎖的。這些組黨 的朋友與我很熟悉，像秦永敏、王有才。他們的這種操作方式是完全可取的，公開 提出申請，就是和平合法的非暴力的方式。我們要看到的是，現在並不是所有成員 被抓，共產黨能做到的也有限，只能抓一些主要人物，活躍份子，它不敢也不可能 像以前那樣對不同政見人士一網打盡， 斬草除根。這也說明人民的不斷抗爭和國際 輿論壓力有一種比較好的結果。這也給我們帶來了一種希望，以前的抗爭常常因為 一句話而失去生命，現在不一樣了。所以說現在的挫折是在前進中受到的損失，而 不是在倒退中的損失。在文化革命中或者以前，那些所謂的反革命小集團常常是被 全部抓起來，全部判重刑或者槍斃。不要說平常百姓，連得共產黨黨內的高官也在 路線鬥爭中被殘酷鎮壓。所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對國內的組黨運動是充分肯定 的。 亞：您剛剛從國內出來，海外的一切對您說來都比較新鮮，能能說一說對海外民運 的看法? 念：對於海外民運的情況，在國內完全只是聽說，沒有直接觀察的認識。現在有了 一種直接的認識。我覺得海外民運處於一種紛爭之中，這是一種內耗。我出來沒有 幾天就已經感受到這種紛爭帶來的惡果。海外與國內環境不同，國內面臨共產黨的 高壓，在海外這種高壓消失了。這種紛爭沒有必要，會使得國內民眾有看法，使得 國際社會覺得中國人只會內鬥，使得民運的威信越來越低，這樣只會讓共產黨看笑 話。以前沒有在媒體上見到過對國內民運紛爭的報導，現在因為出來的人越來越多 ，還把紛爭從國外引入到國內。我覺得要結束這樣的局面第一就是，大家在內部私 下所說的一些話不要公開發表，第二，即便有成見也要存在心裡，求大同存小異。 當然我們不會像共產黨那樣搞輿論一律，但是為了整體利益和總的目標，把紛爭放 下，有些爭議的問題可以在共產黨瓦解之後再各抒己見，當然即便在那個時侯進行 爭論，也要遵守遊戲規則，不能為所欲為。 亞：您在其他方面還有哪些計劃? 念：首先是養病，然後還得找工作做，我還想從事老行當，寫一部小說。當然要與 國內民運保持聯繫，對被捕的人士和家屬的進行援救。「勞盟」的事情我還繼續想 做，關注中國民眾的切身利益是我不變的信念。這方面我在國內還有許多朋友，雖 然他們不為人所知，但是有廣泛的根基。袁紅冰被隔離在貴州，實際上是被軟禁在 那裡。共產黨當然不容許「勞盟」「死灰復燃」，但是組黨運動出現之後，形勢可 能會出現一些變化，組黨運動可能會給勞盟的繼續活動帶來一些正面的意義，因為 對共產黨說來，「兩害相權取其輕」，與組黨相比，民眾要建立勞盟的事情畢竟輕 得多，也許在這一方面可能會有一些新的突破口。 亞：我還想問儲海蘭，這麼多年您為丈夫奔走呼籲，有什麼體會? 蘭：我最大的體會是，開始我與政府部門包括公安機構打交道的時侯很恐懼，總覺 得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後來時間長了才發現，錯的不是我，而是政府。這個政府 做了很多不應該做的事情，從大的理論來說是它搞一黨專政，不民主。我丈夫劉念 春從事自己所追求的理念，出於對人民的責任感和對歷史負責的精神做事情，從個 人來說也是爭取自己的權利，這沒有錯。所以在劉念春被勞教之後，我就從法律的 角度要求政府作一個明確的交代，劉念春究竟錯在什麼地方?當政府硬要把劉念春投 入監獄時，我就從中國法律的規定來呼籲，讓我的丈夫得到法律所規定的醫療保障 和相關的生活待遇，而政府拒不執行，我就不停地要求，這樣就出現了後來大家知 道的一系列的活動，包括申請遊行、申請示威，到天安門靜坐，找聯合國的人權專 員瑪麗羅賓遜，給江澤民、喬石寫信，克林頓總統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寫信。我統 計了一下，前後不下一百五十封信。 亞：聽說您的女兒這幾年來在心理上受到了一些損害。 蘭：這次出來沒有一點精神準備，尤其是我們的女兒，在一兩歲開始就收到警察的 騷擾，長大懂事後在精神、生理上受到影響更加厲害，變的很不開朗。她三年半沒 有見到父親，這次她父親從勞教場所直接到飛機場，女兒又害怕不敢與爸爸見面。 雖然長期思念，一旦見到又不敢相認，這是非常痛苦的，這真是中國政府的罪過。 因為離開得太突然，她也來不及與學校老師同學打招呼，現在女兒一提到學校就會 掉眼淚。她也想念奶奶。我現在擔心的是劉念春身體檢查的結果還不知道，他的直 腸與胃，尤其是直腸我很擔心，肝上也有囊腫，現在是否有發展不知道。來到美國 遇到關心我們的很多老朋友，感激之情不知道如何表達。請你們代為轉達。 亞：好的。我感謝你們接受採訪，並祝你們全家在美國生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