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讓概念掩蓋西藏的真實 ——與徐明旭先生商榷 達瓦才仁 政教合一與舊西藏 讀了《北京之春》第五十六期徐明旭先生的大作《不要剝奪他族的自由人權 》，很高興徐先生也開始維護各民族的自由、人權了，但一些觀點還是值得商榷， 如我在文章中談到：搞暴亂的都是翻身農奴的後代，他們要恢復什麼？徐先生偷換 概念，扯到在印度的藏人的階級成分，認為這些藏人自認富裕，所以肯定是農奴主 。除了文化大革命有人會因貧窮為傲外，人類嚮往並以富裕為榮乃是其本性。西藏 人認為自己富裕也並不是沒有道理，因為西藏本來就並不是如中共介紹的那樣乞丐 遍野，百分之七十二的自謀長職業，正好印證了舊西藏的自由度，而這和所謂的農 奴制是相矛盾的，不知徐先生是否注意到，班禪喇嘛八七年在人大的講話中談到， 五十年代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藏人人口被捕中共逮捕（也就是絕大部分青壯男人） 其中一半死在了監獄（實際上絕大部分人都死在了監獄），加上國外十餘萬人（還 不包括幾十萬被打死的西藏人），難道這些人都是為了恢復失去的天堂？如果是， 只能說明舊西藏是絕大部分西藏人民的天堂。徐先生不妨扳著指頭數一數，西藏一 共才多少人家的貴族，（我的家鄉有一個藏人被工衛兵趕著去勞動，他在忍受不住 時，仍下背門說：「舊社會幾個村的人侍侯一戶人家（部落奠長），你們在訴苦大 會上都有那麼多的苦可講，現在我一個人要等候那麼多人，我的苦往那兒講」，他 啟發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想像舊西藏。其中又有幾戶人家真正參加了反抗運動，事實 上，跟共產黨、國民黨跟得最緊的反而是這些所謂的貴族，他們可不會去幹冒險的 事，他們可能想恢復、或者說保持自己原有的優勢地位，但並不是通過戰鬥，而是 委曲求全。 徐先生還說達賴喇嘛承認西藏的社會制度與中世紀歐洲相同，完全是彌天大 慌，我記得在倫敦的對話會上，徐先生說達賴喇嘛的代表談到西藏的社會制度中世 紀相同，當時就有在場的也是達賴喇嘛特別代表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布瓊先生的反駁 。現在徐先生更上一層樓，改口說是達賴喇嘛這樣說的。 許多的中國人在談到西藏問題時，都是以中共定義的西藏最黑暗、最落後為 前提的，這其實是中共有意歪曲（以當前時髦詞彙而言，就是妖魔化舊西藏）的產 物。但在徐先生的許多說明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徐先生說有許多的酷刑照片證明 舊西藏比歐洲的中世紀還要黑暗，這就不同於中共幾十年來的歪曲和編造了，如真 的那麼黑暗，徐先生不妨將照片內容做一介紹（或將照片展示出來），讓筆者和中 國人也跟著受受教育，看看西藏人究竟受到了什麼樣的酷刑。如果徐歸旭先生能夠 再對照一下中共和紅衛兵在文革中的暴行以及中共在文革前或現實的暴行，就更能 說服人，因為中國人所瞭解的是中共的專制，如果進行比較，更使他們容易把握事 實，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比一比，就知道了。 西藏的社會制度是一個特殊的社會制度，西藏的社會並不同於中世紀的歐洲 ，其政教合一更不是歐洲那種極端排斥異端的政教合一，西藏的是政教合一，其主 要特徵是一個佛教僧侶，同時也是西藏政府的最高領袖。我在英國的漢藏對話會議 上，曾聽到一些中國人說要選達賴喇嘛為未來的中國領導人，類似的話在其他中國 人中也能聽的到，照此解釋，這些人不是要在中國搞政教合一嗎？我認為政教合一 讓人非議之處，並不是其國家元首是僧侶，而是獨尊一教，排斥迫害異端，鉗制人 民的信仰和言論、思想等的自由，而這類事在西藏歷史上或者說自西藏實行政教合 一以來幾乎從示出現過，西藏佛教的政教合一併沒有消滅異已，如西藏遠古宗教苯 波教、伊斯蘭教（現拉薩清真大寺的寺址就是五世達賴喇嘛親自賜予的）等並未受 到迫害，他們反而擁有應得的自治權力，當然根本就談不上所謂的異端裁判所、火 刑術等專門機構，西藏民族作為一個和平的佛教民族，她的這種寬容、平等對待的 精神，並不是在西方思潮出現時才有的，西藏人很早以前就從佛教思想中接受了這 一切。由於受佛教的熏陶，西藏佛教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暴君，徐先生可曾有 西藏領袖草菅人命的事例？所以，西藏的社會制度雖然是落後的，但較中共或歷史 上的國民黨的殘暴統治要好許多，如果中國人不是在野蠻、愚昧等形容詞上面打轉 ，而是去研究具體的西藏，通過一些具體的帶有普遍性的實例來說明，我想絕大部 分人會認同我的觀點，關鍵問題是事實，而不是僅僅接受已被中共搞的面目全非的 有關西藏的概念或形容詞。 徐先生應用了一些外國人的材料，其實，藏人也完全可以找更多持相反論點 的外國人，但各取所需求是沒有意義的，就像西藏不是許多外國人描述的香格里拉 一樣，也絕不是如中共所言的最黑暗、落後、野蠻的社會制度，從歷史上比較，西 藏社會的封閉、落後中無可置疑的，他們接受世界新生事物總是比外界慢半拍，但 他們並不拒絕接受，當西藏人認識到西方文明後，他們就做出了引進的努力，像十 三世達賴喇嘛派遣留學生，點亮西方藏的第一盞燈泡、建立西藏的現代郵政、軍隊 、警察以及十四世達賴喇嘛成立「改革委員會」等等，歷史總是在向前發展，就像 中國人在也不會要求女人纏足一樣，西藏人民也會隨著歷史而進步的。 在西藏，中國人最敏感的問題之一是以僧侶為主的抗議運動，在這些抗議活 動中，僧人一直是生力軍，這即有歷史因素也有現實原因，其中現實的原因是主要 的，從歷史上講，西藏僧侶一直有參予政治事務的傳統，他們較一般農牧民關心政 治。但更主要的是現實原因，一是中共的無神論思想與西藏佛教天然的處於矛盾中 ，僅僅是相悖還好說，西藏佛教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旌旗蔽日，血流成河的武力傳 教行為，佛教是不會強制他人信仰的，甚至並不積極傳教。但無神論的中共卻不肯 罷休，他要以槍桿子、以專政機器強力改造和消滅宗教，現階段雖被迫允許人民有 一定限度的宗教活動（信仰自由還遠遠談不上），但同時他們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對 宗教的攻擊和宣佈其最終目的是要消滅宗教等，在中共這樣的強勢壓制下，西藏佛 教徒被迫作出反應——即設法擺脫中共。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中共毀滅西藏的 狼子野心是路人皆知，作為知識分子，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 西藏，作為傳統的知識分子，西藏的現實和歷史注定了他們一直是、而且在今後相 當一段時期內將繼續扮演民族的代言人和反抗運動帶頭的帶頭者，只能是參予者和 同情者，徐先生喜歡說沒有百姓參加，其實實是參予者沒有僧侶那樣多，從另一個 角度講，試問那些僧侶不是百姓階層嗎？他們不過是穿上袈裟的農牧民，他們的不 同就在於他們掌握了知識，看清了中共毀滅西藏的狼子野心，還有一點就是他們沒 有王希哲先生所說的「保妻子」的後顧之憂，虔誠的信仰，也給他們以勇氣和力量 ，所以西藏的反抗運動從目前西藏的職業或階級成分而言，非他們莫屬，這與恢復 舊特權是兩回事。 民主制與徐先生的悖論 西藏寺院的特權已經式微，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但作為全民信教的國度， 由於人民選擇僧侶為自己的領袖，才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在藏語中稱之為政教 相輔相成制度，如果有一天，人民覺得這種制度不合適，他會以選票來結束這一制 度，而不需要搞什麼造反有理，這就是民主制。民主制的關鍵是人民是否有自由選 擇的權利，而不是選擇了什麼。而徐先生的悖論卻是，只要達賴喇嘛擔任西藏的領 袖，就沒有民主。徐先生氣忿忿忿地說：就算全部自由選舉，選出的議會內閣也不 過是達賴的奴僕，有何民主可言，真是荒謬。人民難道只能選世俗的政治人物而不 能選僧侶的政治人物，如果選了，就不是民主？就是中世紀的政教合一？ 徐先生在民主國家多年且名冠教授，應不必我來指正，我想民主指的是一種 程序而不是結果，如果符合程序，結果是什麼並不影響這一制度本身的性質。達賴 喇嘛作為西藏民族最傑出領袖，將在西藏歷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他已經非 常明確地向全世界宣佈，在西藏獲得自由的那一天，他將完全退出政治，不擔任任 何政府職務；《西藏未來憲法要旨》（中譯本是由一台灣人幫助翻譯出版的，其中 一些譯法易造成誤解，如將爭取西藏自由譯成爭取西藏獨立等，但徐先生精通英文 ，不存在誤解的問題）中除了重申這一點，還規定如果有議會三分之二的人數通過 ，可以罷黜達賴喇嘛的職權。難道西藏人民一定要選出徐先生合意的人才是民主， 不然就是不民主？在西藏議會四十六名議員中，規定由達賴喇嘛任命三名在教育、 科技、衛生等領域有特殊貢獻者，這不是權利，而是需要。 還有一些則是徐先生有意或無意的歪曲，如以「佛教精神」推出沒有言論、 新聞自由等徐先生在這裡斷章取意，故意活力了全面的說明意義「佛法的慈悲利他 精神」這和不分宗教信仰人人平等與言論出版自由等有什麼衝突？難道言論出版自 由就不能提倡慈悲利他精神？ 徐先生還說在西藏不要上稅，並親眼看見藏人看病不要錢，誠然在八十年代 初，胡耀邦宣佈西藏免稅三年，因為他看到西藏一貧如洗，實在是沒有什麼可以搜 刮的了，隨後經班禪喇嘛努力，延遲到五年，因此西藏自治區的藏人不需要上稅僅 僅是一個短短的歷史那以後藏人都要交納超額的稅費等，如藏人養一隻羊，每年不 管出了幾斤毛，每隻羊要無償地上交四點五斤羊毛，牛也依此類推，出售時要交牛 羊銷售價的百分之十作為稅額，中共對西藏牧業幾乎沒有任何的投入，但卻每年征 收大量徵稅，幹部們根據各自的需要私自增加攤派實際上比這更多，這些我都談過 ，此不贅述。免費醫療也一樣，胡耀邦到西藏後，中共大張旗鼓地宣傳免費醫療， 部分城鎮藏人也確實在一段時期或多或少的從中得利，但這也不過幾年時間而已， 現醫院早已承包，那有免費這回事？前一陣子西藏電視台還大肆宣傳說那曲雪災， 西藏醫院和藏醫院免費為藏人看病，由於免費，電視鏡頭前藏人大排長龍。我注意 到徐先生一般只談中共對藏人（幹部）的利益，很少涉及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牧 區藏人，從這也可以看出黨對西藏的「恩惠」大約是限於城鎮了，只是徐先生沒有 點破這還是由於這些城鎮有大量中國移民的事實。 對寺院發工資的說法也是這樣，中共給宗教剛剛恢復時，曾給寺院的一些喇 嘛嘛定期的發「工資」，一人十五元左右（在政府或佛協掛名的，有的有五、六十 元左右），但那僅僅限於在交通錢上和旅遊點之少數大中寺院的寺管會主任和副主 任等也算是掛了名者，地處偏僻的寺院則根本就沒有，而且這已經是老黃歷了。至 於僧人全部發工資，那完全是徐先生的說假話，我希望徐先生能證明這一點。我為 此曾向來自西藏各地的超過四十個寺院的僧人詢問過，沒有一個寺院獲得過這種待 遇，在所瞭解的各寺院中，待遇最好的是現劃入中國甘肅省的甘南拉卜楞寺，有七 十餘人拿「工資」，這還是因為其寺主中，有兩個是中共全國政協委員和佛協委員 等原因，以各種名目從中共那裡掏來的；而該寺卻有近千名僧人。 徐先生還信口雌黃，說西藏人舉行宗教活動是中共開支，中共是在開支，但 他開支的不是宗教費用，而是「保衛」等費用，如派人做特務，錄音錄像，出動軍 隊反分裂等等。在一些寺院如扎西倫布或與中共合作的一些寺院，中共有時會佈施 多一些的錢，但佈施和工資是兩回事，而且那其實是一種報酬，一種交換，與宗教 政策什麼的毫不相干。 藏人在青海是移民的後代嗎？ 徐先生在給的回文中對我傳授有關青海地區的歷史，如說藏人是西藏的第四 代移民，如真的成立，在藏學界也是一個大發現了。而且徐先生的全部論斷如果都 能以這種較具體地敘述事實而不是概念化，則相信中共人民會更能夠把握和認識西 藏。因為有關西藏的概念，許多都是中共製造出來的，帶有太多根據政治需要而歪 曲編造的成分。 有關西藏的範圍，徐先生列舉了許多的自治州、縣，其中多有曲解，《西藏 通訊》是西藏流亡政府出版的，代表西藏流亡政治的立場，其中有關西藏的範圍在 第一期和第九至十五期間都開闢專欄介紹，那就是西藏自治區、青海省、劃並四川 的阿壩藏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木裡藏族自治縣，劃並雲南的迪慶藏族自治縣 和劃並甘肅的甘南自治洲和天祝藏族自治縣。徐先生是收到《西藏通訊》的。至於 其他的地區那是徐先生自己在擴張西藏的領土。 在新疆有數以千計的藏人，他們被劃為新疆僅僅是由於「方便管理」，有關 西藏的地圖中，並沒有將這些藏人地區劃入，只是按一般的劃界慣例，以阿爾金山 （藏語阿欽貢久）山頂為新疆與西藏的邊界（中共以山腳靠西藏這邊為界），但不 管是以山頂還是山腳，這一帶都是沒有人居住的高寒永久冰雪地帶，徐先生相當然 地聲稱有新疆人被劃入西藏，是看著地圖說話而不瞭解西藏的緣故。 至於在西藏的各民族（包括蒙古、土、撒拉、納西、羌以及回族等），除了 漢族，其他都是與藏人有血緣關係的民族（蒙古和藏人信仰共同的宗教，有許多學 者認為是蒙古和西藏混血的產物；撒拉族的祖先是從撒馬爾汗有一些男人逃亡至西 藏安多地方，在那兒迎娶藏女人，接受西藏人提出的條件後定居下來的；在青海的 所謂順族，許多都是信仰伊斯蘭教的藏人，他們中至今仍有幾萬人以藏語為唯一母 語，除了信仰，他們和藏人沒有任何的區別；至於所謂的羌族，還有西番族、普米 族等，實際上是信仰西藏原始宗教苯波教的藏人，因長期缺少往來和信仰的原因， 他們與信仰佛教的主體藏人稍有區別，中共卻因此將他們劃成另一個民族，如「普 米」這個族名本身就是「藏人」之意，現卻劃為另一族，還有其他如「門巴」「洛 巴」「夏爾巴」等等。當然如果在自由的環境下，這些人選擇非藏族的身價同又是 另一回事，但事情往往並不是這樣，如青海黃南的藏人有許多被劃為土族，那些藏 人堅持說自己是藏人，卻沒人理睬，最後通過班祥喇嘛才得到部分改正；再如普米 族，至今仍有許多人堅持自己是藏族，不是什麼普米族等等。至於徐先生列舉的其 他民族，那是徐先生活自己給加上的。對這些已時代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民族和人 民，他們當然享有和藏人同樣的權利，這是原則，但具體應怎麼辦，那是技術問題 ，難於一概而論。 錫金曾經是西藏的一部分，居民全部是西藏人，但現在錫金是印度的一個邦 ，而且已經沒有多少西藏人了，為什麼呢？因為尼泊爾人的遷移使藏人在那裡成為 相當少數的民族，印度政府為了吞併錫金，聲稱採取公民投票自決。但在自決前幾 年，花錢將大量的尼泊爾人送進錫金（因尼泊爾人和藏人臉形長相相似），選舉時 ，還用卡車從培外運人前來「投票」，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了，「錫金人民」以絕 對多數贊成取消獨立，劃為印度的一個邦。徐先生覺得這種自決對藏人公道否？如 果照徐先生的邏輯，十八歲以上不分民族、不管他什麼時候進入西藏，通通前來投 票，這種所謂的自決對西藏民族意味著什麼？西藏難道在中國人手中又要成為第二 個錫金嗎？因此這一問題的解決需要雙方政治家的高度智慧，並不能一概而論。如 採取國際法學家協會有關西藏問題的第三份報告中的有關建議也是一個合理的途徑 。 徐先生將西藏民族的上限定於公元七世紀松贊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時，試問在 此之前，松贊干布的爸爸、爺爺又是什麼民族？在中國的歷史書中，一直將位於其 醅的各簇稱之為「羌」，「羌」是中國人對其西方民族、主要是遊牧民族的泛稱， 並不專指某個民族，中國歷史上有所謂舜遷羌於三危的傳說，但傳說與歷史畢竟有 相當的跟離，一般而言，如此大規模的民族大遷徙，應該在這一民族的傳說中留下 一些痕跡才對，但從西藏民族的任何傳說中從來也找不到任何表現這一大遷移的蛛 絲馬跡。對青海藏人的歷史，藏學家黃奮生所寫的《藏族史略》（其中有關元、明 部分是根據目前中共的政治觀點由出版者作了修改的，不是原來的面貌，故也不是 黃先生的觀點，在此順便註明一下）中，有中共官記藏學家、教授吳均寫的前言， 其中談到了羌與藏族的關係，為了較清楚地把握，摘錄一段如下：「我們從語言學 的角度來看古代的西北、西南的羌族，可以發現有許多是操藏語的，也就是說，是 現代藏族的先民。與西羌無弋爰劍初為秦人俘奴，後雄長惶中三河地區的歷史相稱 。先零在歷史上亦稱西零，今西寧即先零的對音。至於黨羌，藏史中一直稱之為「 木雅噶」（ＭＩＮＹＡＧ—ＧＨＡ），而在《元朝秘史》中則稱之為「唐元惕」， 黨羌由於居住在黨地區而得名，黨今為青海果落地區花石峽一帶的大地區之名，至 今該地區的許多地名仍帶有「黨」的冠詞，如黨苟那克、黨科合、黨雲等等。由於 西夏被古稱為唐兀惕，於是唐兀惕、唐古特在元以後成為藏族之譯名，到清代，唐 古特同成為西藏的代名。唐兀惕、唐古特為藏語「ＳＴＯＤ—ＢＯＤ」的對音，意 為「黨地區的蕃人」；黨項的拓拔氏，顯系藏語「ＳＴＯＤ—ＰＡ」的譯音。ＳＴ ＯＤ—ＰＡ為果洛地區的部落和地名之一，與鮮卑之拓拔氏無關。又如發羌之「發 」，為ＢＯＤ的對音，蘇毗為ＳＵＭ—ＰＯ的別譯，多彌為ＳＴＯＤ—ＭＩ的對音 ，唐犛為ＴＨＡＮＧ—ＭＩ的對音；眾龍驛的眾權為ＶＢＲＯＮＧＬＵＮＧ的譯音 ，驛為驛站；犛牛為ＶＢＲＩ—ＣＨＨＹ（治曲，即通天河）的意譯，西月河（雅 礱江）與大月河（瀾滄江）為ＲＺＡ—ＣＨＨＵ的意譯等等，這些都說明當西藏雅 隆六犛牛部尚處在傳說時代時，西北諸羌中已有說藏語的部、族興起。而這此部、 族則是西北甘、青地區的土著。因此，僅僅以衛藏地區的古代部、族為土著，而把 其他地區從古以來說藏語的諸部、族只作為民藏族有關的部分，而不視作土著，似 與歷史事實不符。（中略）在康區，與西羌有聯繫的嘉絨、秦桑、密桑等等部、族 ，其名乞今仍在，特別是附屬國之附（讀為部），則是康去藏語ＢＯＤ的對音。復 次，關於青藏高原古代人類文化的遺存，人們只著眼於一九七五年發掘的西藏昌都 卡若村為代表的卡若文化，從而以此肯定藏族源於土著。但是他們忽略了在同一時 期在青海惶中孫家寨發掘的卡約文化遺存。這兩者都是新古器時代的古人類文化遺 存。卡若文化代表著康藏地區的古文化，它遍佈於衛藏及康區，而卡約文化則代表 甘、青地區的文化，它遍佈於甘南及青海的海西、海南北、果洛等地，與黃氏所提 的馬家窯文化等地域更為廣大，更具有代表性；玉樹地區發掘的古文化遺存，則顯 示著卡若、卡約兩系文化的交會。這些文化遺存，從石器、陶器到房屋建築，則清 楚表明了藏族在整個青藏高原，不論南北，都是土著。他們自古以來就生活在祖國 這塊土地上。我們認為，青藏高原自古以來即有人類生活，這些人都是藏族的先民 ，他們的特點是有基本上能一致的語言。首先，表現在自古以來這些土著一直自稱 為ＢＯＤ（蕃），我們根據藏文資料，西藏雅礱六犛牛部在藏文中有ＹＲＫＬＵＮ Ｇ—ＢＯＤＧＹＡＧＤＲＵＧ、ＢＯＤ—ＳＰＵＲＧＹＡＬ、ＳＰＵＲＧＹＡＬ— ＢＯＤ等叫法，後藏的土著則稱ＧＴＳＡＮＧ—ＢＯＤ，甘、青黨羌則被蒙古人稱 為ＳＰＯＤ—ＢＯＤ，發羌則單稱ＢＯＤ；康區附國也單稱ＢＯＤ。從遍佈於青、 康、藏的這些部、族之都自稱為ＢＯＤ的這個事實，以及從古迄今的一些地名、部 落名稱等來看，都友辯地證明藏族源於圭著的，自公元前已形成一種基本相販語言 。」 有關吳均的有關論著，尚有一些，限於篇幅我就不摘引了，吳作為中共培養 的藏學家，肩負著為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尋找理論和歷史根據的神聖使命 ，卻根據事實得出了上述的結論，這當然與「元朝以後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官言 限定矛盾有關，顯然，徐先生教給我的有關青海的知識是需要修改的，因為吳均的 結論證實了筆者關於除了藏人，青海的其他民族都是移民的觀點。 在這裡順便提一下，西藏的文字一般認為產生於公元七世紀，如徐先生所說 ，但也有許多學者認為在此之前西藏有另一種文字，苯教徒是力主此說的，如被西 藏人認為是西藏民族之組成部分的納西族，西藏人一直認為他們是藏族，他們原來 也稱自己是藏人，他們有一種著名的文字叫東巴文，是最古老的象形文字，著名的 東巴文專家何志武先生對東巴文進行了畢生的考證和研究，其研究結果表明現在納 西族的東巴文就是松贊干布時期改造以前的藏文，二者同源，歷史久遠，（見《西 藏研究》（１９９７年第三期）（關於藏語文如何適應現代社會之我見），作者程 列） 青海原是以中國漢人為主的地區嗎？ 歷史上中國軍隊曾間間斷斷地佔據過青海湖以東地區，即現海東地區，但一 直都是只有軍事據點而沒有形成居民點，中國人連續長時間地佔據這一地區應是從 公元一七二三年羅卜藏丹津的戰爭結束後開始的，戰勝的滿清將佔據的青海湖以東 地區劃併入甘肅省，設立西寧府，下轄三縣三廳（另有循化廳劃入蘭州府），據《 西寧府新志》載一七四六年這一地區共有２４５７３５人。這二十餘萬人口部分應 是藏蒙人口，因為一七二七年後，滿清將剩餘的兩萬餘戶、約十萬蒙古人併入其統 治下，藏人人口數在當時雖無明確記載，但對照羅卜丹津在戰場上動員二十餘萬人 員的情況，不難看出當時其所轄地區的蒙古人口至少在八十萬左右。戰爭中人口難 遭受大損失（滿清出師十五日內，斬首八萬餘……馮浩華編《青海人口》５７頁） ，但不至於毫無留存。又根據１８１０年《西寧事宜節略》記載：當時編戶人口人 藏人有１９０８戶，亦即十萬人左右。再加上土、回、撒拉等，可知當時在青海湖 以東地區漢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口微不足道，主要應是以兵丁為主。 在本世紀初，在這一地區的中國人口數仍然是不多的，對此，中文資料記載 的人口數僅包括其直接統治的海東地區，即所謂的編戶人口。據《甘肅通志稿、民 族志》記載：一九零八年西寧俯所轄人口為３６１２５５人，到一九二八年人口增 長到４２８６０５人。當時的其他資料如《甘肅全省新通志》以及一九一二年的《 內政年鑒》都作了相近的記載，表明至一九一二年，現海東地區的總人口為三十六 萬左右。由於移民的漢、回、和撒拉、圭族等非藏蒙人口全部聚居在這一地區，所 以這一數字包括了現青海省境內的全部非藏蒙人口數和現海東地區範圍內的藏蒙人 口數，根據中共的統計，一九四九年回、撒等人口為三十萬，以人口自然增長率遞 減，二十年代最少有十五萬以上，加上十餘萬人和蒙古族等，可見非上述民族的人 口（漢族）甚少。 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青海人民出版社）記錄了二三 十年代國民黨政府對現青海人口、風土等的調查情況，其中記錄時間應在四十年代 的、書中注名原件藏南京檔案的《青海概況》記載：青海人口１４０餘萬，其中僅 保安十二族（現黃南熱貢為中心的藏人）、環海八族（圍繞青海湖的八個藏族部落 ）、果洛（現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數二十五族（現玉樹藏族自治州）的藏族人口 為五十五萬餘人，這僅僅是在青海的一些大的藏族部落，還不是全部如該書另載： 有郭密一族，在黃河北岸，分上下郭密，約四千戶。而且上述分部落的人口統計數 多有錯誤，如玉樹人口記載為僅有六萬七千餘人，但該書約同一時期的另一份調查 中則稱：玉樹為省南大族，其人口當不少於二十萬。《中國人口：青海分冊》承認 玉樹地區的人口，一九六四的比一九五三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三，這些人口的減少並 不是每年平均遞減，造成人口的大量損耗。即使在人口如此減少的情況下，一九五 八年劫後餘生的玉樹人口仍有１３２０３０人（見《中國藏族部落》中國藏學出版 社出版），考慮到中國政府一直極力試圖掩蓋對藏人的屠殺，如《中國人口》中多 次談到：由於左傾思想的影響，對（六十四年以前的）死亡人數未做如實的統計。 故當時玉樹人口在二十萬左右是符合實際的。也就是說：國民黨的《青海概況》中 僅玉樹一地即少算了十餘萬人口。一九四九年國民黨的《電復本省編戶保甲編查情 況》（摘自《中國人口》，書中稱原件藏南京檔案館）載：一九四八年編戶人口為 ９５２６７１人），也就是說未編戶人口為五十三萬（一九四九年青海省統計局稱 當年青海人口為１４８３２８２人），而未編戶人口全部是藏蒙人口數，加上已編 戶人口，藏人人數應在八、九十萬。因為即使不考慮人口增殖，一八零八年藏人編 戶人口為十萬人左右《青海事宜節略》，加上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國民黨》內政年鑒 》載一九三一年全省十五個縣的人口為６５７９６５人，比一九二八年多了二十萬 ，顯然是人口統計範圍增大的緣故。而那樣人口統計範圍增大的地區全部是藏人區 ，故其增加的二十科萬應計入藏人人口數中。這一數字也和西藏安多著名的領袖— —拉卜楞的阿巴額羅（又名黃正清，曾任中共甘肅省軍區司令員）在其所著歷史中 指出的：三十年代安多地區有大小部落六百多個，人口約一百五十餘萬的說法相吻 合。因為根據人口頒布，所謂青海省的安多人口，約占安多總數的一半左右，加上 為康區的玉樹區人口數，在現青海省境內的藏人人口也在八、九十萬左右。 中共在談到一九四九年人口時，是有所取捨的，即取用一百四十八萬的總人 口數，捨棄國民黨調查的藏人等各民族的人口數，而是以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之 前之前青海未進行人口普查）的各民族人口數為基數，在向後以一定的人口增殖率 遞減，算出一九四九年各民族人口數在以一百四十八萬差動算出的各民族人口數， 所剩就是漢族人口了，這就是徐先生漢族在一九四九年已是青海主體民族之說法的 來源。這點在《中國人口》（青海分冊）中表現的很清楚，這樣算的結果，藏人在 五十年代戰死、或被捕死獄中以及六十年代餓死的人數就被合理的掩蓋了過去，而 且還可以推算出中共一進入藏人區，藏人人口奇跡般地由過去逐年減少變了逐年增 長，即使在前一段的仍有西藏政府統治時期也不例外。 在如果洛地區，果洛自稱果洛三本，「本」是藏語十萬之義，謂果洛三部各 有十萬人人口，共三十萬人，《青海風土調查記》記載有四十萬人口。《中國人口 ：青海分冊》承認從一九五四至一九六四年間，果洛人口減少百分之七十八點九六 ，也就是說：果洛只剩下少數老人和兒童了，青壯年幾乎完全被殺光了；但這個數 字依然是不夠的，不僅因為剩餘人口中包括著移民的人口數，而且因為中共計算的 果洛人口基數僅僅為十萬人，即假設五六年果洛人口為十萬人的基礎上才減少了近 百分之八十，如以果洛實行人口（三、四十萬）言之，則其比例更驚人，果洛已經 到了斬盡殺絕的地步。 中共要掩蓋這些令人髮指的大屠殺，從而在其控制的人口統計數字上做手腳 ，提供虛假的數字以掩蓋事實。 但即使中共已經承認這些數字不準確，徐先生引以為據，振振有辭地進行考 證，難道不覺的底氣不足嗎？幸好除了自己的統計數字，中共還無法篡改歷史上留 下的統計數字，徐先生如真欲瞭解真相，不妨作些研究，而不僅僅是批發中共的統 計數字（筆者並不是反對使用中共的統計數字，而是由於歷史上中共說謊的前科累 累，所以，我想如果是負責任的態度，就應該先證明：這一次中共說的確實是實話 ）。 徐先生還有許多說法，如中共恢復西藏文化，出版藏文書籍，這其實是藏人 利用中共標榜的民族政策，通過各種途徑千方百計爭取來的，那裡是中共主動給予 的。如西藏電視台，從原來清一色中文的節目到如今每週兩部藏語翻譯影片和前一 天的新聞聯播，雖然藏語節目僅此而已，其他的時間仍是中文的天下，但就是這些 也是藏人一點一滴努力爭取的結果。這其實就是目前西藏發展的真實寫照，如西藏 電視台本來是為中國移民服務的，但由於中共標榜民族政策，使藏人利用這一極有 限的空間，向中共官員爭取播放藏語的權利等一切都是如此一點一滴爭取來的。如 此等等，限於篇幅，無法逐一反駁了。 達瓦才仁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