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聯合會執行局書記易改訪談錄


唐 湘


[易改先生是中國國內一批自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新興的政治組織：中國發展聯合會（
簡稱中發聯）的執行局書記兼聯絡部長，該會的主張以及其行為方式脫離了一種傳
統的政治運動模式，有一種神秘的色彩，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易改先生這次
出訪美國，一直保持低調。經反覆動員，於近日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記者：歡迎您來到美國，我們注意到您這次出國非常低調。能否請您談談您這次出
國的情況？
易改：中發聯是一個非政府政治組織，應該與國際社會進行廣泛的接觸。從中發聯
成立開始，我們就計劃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與國際社會建立聯繫，爭取國際社會的
認同和支持，其主要骨幹成員出訪是我們的既定安排。由於種種原因，中發聯於99
年10月底的出訪計劃沒有成功，當時中發聯第一書記彭明受有關學術組織邀請赴美
講學交流，被政府有關部門扣留，護照被沒收，經多次交涉，至今未返還。故輪到
我做一次出征嘗試，沒想到居然成行。一開始，有關部門試圖不發給我護照，但後
來又發給我護照，大概是有一番思考的，只是我可能無法按有關部門的預期與其保
持默契。不過，據我到達美國的第二天國內傳來的「內部信息」，遲一天，我就邁
不出國門了。彭明被抓後，他們對我的政策可能也起了一些變化。

記者：中發聯第一書記彭明被捕在國際上引起較大反響，您是否可談談他的情況？

易改：彭明是中國發展聯合會的奠基人與創始人，自中發聯創立後，一直擔任執行
局第一書記，主持中發聯的工作。想誣陷彭明，是有關部門蓄謀已久的，而且已有
幾次嘗試。如曾以讓法院法官都認為是極端愚蠢的對彭明進行的「侵犯名譽權」起
訴，如多次動員彭明原所在單位的管理人員對彭明進行「經濟問題」舉報等，但均
未達到以非政治原因對彭明進行人生自由限制的目的。彭明被有關部門誣陷，儘管
我們早有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但政府有關部門竟然採取所謂「嫖妓」的罪名達到
拒捕他的目的，其手段之卑劣，還是讓我們有些始料未及。好在彭明是一個生活作
風十分嚴謹的人，而且事件經過明顯表明是一次有預謀、有組織的陷害，並不需要
彭明自己和中發聯作出過多的解釋。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從事實經過與效果來
看，有關部門的確走了一步臭棋。當然，他們還未善罷甘休，正在通過各種渠道，
大肆收集彭明的材料，企圖羅織罪名，達到治罪彭明的目的。他們的做法是十分不
明智的。

記者：您是中國發展聯合會執行書記兼聯絡部長，這次出國一定肩負了貴會的神聖
使命。您是否可談談您此次出訪的目的？
易改：我的使命很清楚，就是推廣中發聯的理念，與國際社會取得廣泛的聯繫，爭
取國際社會的支持。當然，現在又多了一項向國際社會呼籲聲援和營救彭明先生的
使命。前幾天我已經發了營救彭明的呼籲書，我正在繼續做一些相關的工作。

記者：此次彭明先生被誣陷，對中發聯內部有些什麼影響？
易改：客觀上說，他們是在淬礪我們。中發聯做為一個政治組織，有承受各種打擊
的組織準備和思想準備，不可能被這種邪惡的勢力所離散。居心叵測和別有用心的
人的拙劣表演只會讓人進一步看清其醜惡嘴臉。通過這一事件，中發聯的骨幹成員
會更成熟，隊伍會更純潔。

記者：中國發展聯合會自從被西方媒體披露以來，人們對它充滿好奇和期待。在中
國目前這種政治氣候下，中國發展聯合會的產生和壯大的確是一個奇跡。您是否能
給我們的廣大讀者簡單地介紹一下中發聯的情況？
易改：中國發展聯合會是在香港註冊的，中國社會的民間的非政府政治組織。旨在
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推動中國社會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軌，最終實現人類
的永續生存和人性的健康發展，以保障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公民的幸福安康。中發
聯圍繞彭明先生提出的生態文明理念，提出了「大象戰略」，形成了中國社會一整
套系統而完整的治國主張。我們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為中國社會的順利轉軌並進
入良性循環做貢獻。
中發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社會的響應，其主要因素還在於我們反映了一部分社
會變革力量的心聲；儘管我們是一個有明顯的政治取向的組織，但我們並沒有採用
傳統的政治運動模式，沒有打出傳統的政治運動口號，所以一開始被有關政府部門
忽略了，使我們迅速佔領了一定的政治生存空間。
中發聯在去年十一月其成員人數一度達到一萬餘名。後來政府的政策迅速收緊，一
些政治異議人士如王有才，徐文立等先後被捕並遭到重判，中發聯也被視為異己組
織，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彭明先生及其主要成員受到監控和遣散，中發聯的辦公
室多次被查封，其成員均遭到刁難和恐嚇。直至1999年1月25日，有關部門採用十分
卑劣的手段，有組織、有預謀地給彭明製造「嫖娼」罪名，對彭明進行拘捕。他們
企圖通過這種非政治的形式來敗壞彭明先生的聲譽、破壞中發聯的社會形象、離散
中發聯凝聚力、限制彭明的人身自由；同時，企圖通過邪惡的方式來恐嚇警告中國
社會的變革力量，欺騙國際輿論，並破壞中國社會變革力量的公眾形象。事實證明
，他們的這一套已經玩不轉了。
中發聯有其堅定的信念，有比較完整而成熟的組織思想，我們會以不變應萬變，根
據時局發展，不斷調整我們的策略，按我們既定的目標邁進。而且，我們期望今年
有一個新的起色。
記者：您所提的「大象戰略」我們已有所耳聞，能否進一步闡述一下這個概念？
易改：這是中發聯根據當今中國社會的各種危機，從生態文明的角度提出的中國國
家的生態定位與發展戰略。
從生態位的原理上解釋，自然界的生物，都有自己既定的生態環境。所有生物離開
了自己的生態環境或生態環境受到重大改變，都會對這一生物群體帶來滅頂之災。
人類社會所形成的國家、集團及各種組織內部的利益單元，都無法超越這一自然法
則。不顧自然法則，進行生態位的越位，就會與其他生態位發生重疊，生物之間就
會圍繞資源進行惡性競爭和掠奪，以至破壞整個生態平衡。在人類社會，國家集團
不顧自身的社會資源與人文環境，盲目攀比，進行資源的掠奪性開採，甚至進行軍
備競賽，搞強權政治。這都會給自身的人民造成疾苦，同時也將成為國際社會的巨
大的不安定因素。
把國際社會比做一個生態圈，中華民族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和文明習慣，也有自己的
賴以依存的生態環境和資源，一昧地追求西方現代工業文明，實行「趕超」性國家
發展戰略，只會給中華民族造成滅頂之災。以這種不切實際的國家發展戰略為基礎
所制定的政策和措施只會使中國的發展走入誤區，只會給中華民族帶來更為惡劣的
生態環境。我們對中共建國，自毛時代以來所採取的這一國家發展戰略進行了根本
性的否定。中國有中國的生態定位，國際社會就是一個生態圈，在這個「一虎、多
狼、群羊」的國際社會中，中國做不了「虎」（美國），也做不了「狼」（日、英
、法、德等一些中等發達國家），也做不了「羊」（一些發展中國家），而只能做
「大象」。這才是中國應該選擇的生態定位。我們推崇一種「強而不暴，善而不惡
，有節有度，不疾不緩」生態模式。對內、對外，中發聯的所有治國主張，包括政
治、經濟、軍事、國防、外交、文化、教育、科技、地區發展等等，都是圍繞這一
定位形成的。我們稱「非趕超」戰略，也稱「大象」戰略。這種戰略的根本目標在
於實現人類的永續生存和人性的健康發展，以保障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公民的幸福
安康；我們的核心的工作是實現中國社會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軌；當然，目前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必須先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為實現這一文明轉軌奠定制度基
礎和組織基礎。我們的這一系列主張，與當前中國現行的國家戰略形成了極大的反
差與參照，有些人的權威受到挑戰，極端恐懼。

記者：通過您的介紹，我們已對中國發展聯合會的情況有了大致的瞭解。您在中發
聯擔任如此重要的角色，能否請您給大家介紹一下您自己。
易改：我做過很多種工作，但其中始終貫穿一條主線，這就是爭取人格的自由和獨
立。從自我發展到樹立一種社會責任感，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從在農村爭取放牛的
權利，到「89」參加民主運動；從個人經商爭取獨立的經濟地位，到研究中國社會
發展投身於推動中國社會的文明轉軌。儘管我的身份發生了多次變化，但潛在的一
種信念一直沒有什麼變化，可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我的簡歷是：中學畢業後當兵，上過保衛邊防的戰鬥一線，當兵因蔑視權力退伍後
當管教幹部。管教使我認識到犯罪是社會制度的產物，我便去考學。進入湖南師範
大學音樂系，學了與我準備從事的職業毫不搭界的音樂。後來參加八九湖南的學運
，成為當時湖南公安部門重點追捕的學生之一。「六四」後我逃亡到海南，隱姓埋
名經商，追求獨立的經濟地位。94年到達北京，參與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微觀操
作，從事企業產權制度改革與企業重組的實務工作，並開始系統性地思考中國社會
的變革問題。與部分志同道合的朋友創立了一個專門從事這一方面實務操作的法人
企業，並擔任總經理。這幾年，我們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有比較大收穫。當然，
我們沒有賺錢。去年辭工作，加入中發聯，算是一種歸屬，我感到一種責無旁貸的
歷史使命需要我來承擔，因而義無返顧，當仁不讓地承擔了某些重要的工作。我走
的是一條「委曲求全」，「曲線救國」的道路。
記者：我注意到，不少異議人士和社會活動分子有過當兵的經歷，比如魏京生，韓
東方等。您認為這是巧合呢還是它們之間存在某種內在關係？
易改：這個我沒有仔細想過，也沒有做過比較。當兵很容易，有許多別人有過的經
歷我沒有，我沒有去刻意地追隨某種生活經歷。開始是求生，然後是疲於奔命，然
後是考慮一些社會問題，參與社會變革，將自我實現與社會發展聯繫起來。任何一
種經歷都會對一個人的一生產生一定的影響，客觀地說，經歷多有好處，接觸的層
面多，思考的問題廣泛，是一種積累。但關鍵是一個人對這些資源的後期開發與利
用。不能大徹大悟，也不能頹廢。
記者：根據您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及民情的瞭解，您認為未來中國社會最迫切需要
解決的問題有那些？中國一旦走向崩潰，您們能在其中起什麼作用？
易改：目前，中國社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當然首先是政治體制的問題，是解決
中國各種社會問題的瓶頸，這大概已經在中國社會變革力量中形成共識。這是個根
本問題，只要中國是一個民主的、多元的、開放的社會，我想，其他問題都會迎刃
而解的。所以，當前我們首要應該思考的是採取什麼策略和手段，通過怎麼樣的程
序來完成中國社會的制度性變遷和戰略性轉軌過程。
如果中國政府不進行政治體制變遷，中國社會走向崩潰是可以預見的。中發聯做為
一個政治組織，對各類主要社會問題都有分析和研究。只要政治體制不改變，各種
社會危機的出現都是可以預期的，我們都會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作出我們的思想
準備、策略準備和組織準備。我們將致力於減輕社會震盪，減少變革成本，提出自
己的反危機綱領，並爭取重建社會秩序，成為一股將中國引向一條可持續的良性發
展道路的舉足輕重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力量。中國再也經受不起政治鬥爭的惡性循環
，我們堅決反對血與火的政治傾扎。

記者：您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有一些研究，您對中國二十年經濟體制改革怎麼評價
，有什麼感想？
易改：我不是研究人員，不是不想做，而是缺乏知識準備，所以我的研究是不系統
的。對中國的經濟的有些層面上的問題，我有一些很直接的感受，甚至我覺得是為
許多學者和研究人員所忽視的。
經濟上的問題主要是個產權制度的問題。現在，人們還經常提產權制度改革的問題
，為中央政府所反感。其實，中國政府早就實施了一個重大的產權制度改革的計劃
。中共建國後，政府推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現一系列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產權制度
改革，冠上了「全民所有」，使人民對「全民所有」的財產具備了法律上的所有者
地位，並能有效地行使部分所有者權利。當然，這裡我不去探討他實行社會主義改
造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當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時，有人一夜之間將「全民所有」進行了概念偷換，變成了「
國家所有」，也就是說，產權的載體發生了變化，由人變成了抽像的國家機器，沒
有任何形式的法律上的和概念上的解釋。偷換的目的，在於使產權關係在法律和概
念上模糊化。「全民」的財產，人民是能名正言順地行使其法律上的所有者權利的
。但對「國家」的財產，人民的產權概念和意識是相當模糊的。這種偷換，拉長了
人民與財產關係的鏈條，使人民鞭長莫及。而事實上，由於中國政治體制的原因，
人民與國家機器的這個鏈條只是單向的，即只有接受統治，而不能有效地管理和制
約的。在種強權背景下，以偷換概念的方式完成全民財產的大規模轉移，對當局者
來說，的確只是舉手之勞。他們用偷換概念的遊戲巧妙地掩蓋人民在社會變革中財
產權利被剝奪的真相，一部分人利用這一產權所有者法律地位上缺位進行大肆瘋狂
地分配和掠奪，為整個社會產生了示範效應。
準確地說，是79年開始，一個代表某個利益集團的政府打著「改革」的幌子，以「
開放」為名，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搞「雙軌制」、「摸著石頭過河」、「
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代表著國家，
肆無忌憚地對偷換成「國有」的全民財產，自上而下地在黑箱中操作，進行新一輪
的瓜分，喪失了一個政府進行社會變革的最起碼的公正性和對待人民的嚴肅性。現
在的結果大家都看到了，的確達到了「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改革效果。但你
看一看，誰富起來了？富起來了的人又都在幹些什麼？！整個社會人人自危，物慾
橫流，娼妓遍地。難怪我們中發聯第一書記彭明先生防不勝防，一不小心就碰上「
娼妓」！
也可以說，共產黨打江山，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所積攢的老本（被冠以全民所有
的財產），實際上被共產黨的「後繼有人」給瓜分了，給敗掉了。現在社會矛盾激
化，經濟上千瘡百孔，可以說是共產黨咎由自取。
可悲的是，現在許多人還捧著前一撥人留下的殘羹剩湯，不知怎麼是好。不覺醒，
錯過某種機會，我真擔心中國社會將進入新一輪的「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社會就
不能迴避「無產階級專政」的惡性循環嗎？
記者：在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及企業重組與產權交易方面，您有相當高的影響力。
中國的第一個目前也是唯一一個《全國企業產權交易報價系統》是在您的親手策劃
和指導下設計和建立的，在當時，在相關領域造成了轟動。您對中國的企業重組和
產權制度的安排是怎麼考慮的？
易改：中國的國有企業是需要大規模地進行制度、機制、人才、財務、及各種資源
的優化調整和重新配置，有的要進行結構性調整，這是沒有爭議的。我是從事企業
產權交易與資產重組工作的，我有過一些善良的願望，我常進行一些宏觀性的思考
。我希望通過市場的方式來進行企業資源的配置和重組，以提高效率，實現優化，
避免資源浪費；尤其在實行國有企業的重組的過程中，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形成的
監督效應，避免黑箱操作，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最關鍵的是相關市場體系的建設
和培育，這是前提，而中國沒有。對相關市場體系的培育，我做過專門的研究，提
出了實施方案，並親自參與和投入從事一些市場體系的建設與培育工作，做了許多
應該是政府做的事情。但是，純粹是一相情願，可謂「多情卻被無情惱」！現在，
國有企業是把早已生銹的鎖，市場應該是打開這把銹鎖的金鑰匙。可惜，我們的政
府卻用不好它，或者是不敢用它，還試圖用原來計劃經濟的那一套來使國有企業在
三年內走出困境，我怕是一相情願。
當然，國有企業最根本的問題還在於國有資產（姑且就叫「國有資產」）的產權的
制度性安排的的根據，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產權管理的激勵與約束機制。這跟政治體
制密切相關。具體說，經營我國國有資產的是中國政府國務院，這個經營班子應對
全國人大常委會這個董事會負責，人大常委會的常委（即董事會的董事）應對他所
代表的人民代表（股東）負責；當然，最關鍵的是這些股東代表（人民代表）是否
具有合法性和是否有市場（真正的民主機制）來行使自己的權利。我想，黨務體系
是之外的，沒有權利也不應該替代董事會對經營班子指手畫腳的。
當然，在現在看起來，我的這些想法是很幼稚的，所以已經不去想他了。皮之不存
，毛將焉附？

記者：假如您是朱容基，您會如何處理經濟改革中面對的一系列問題？
易改：的確，這個假設我自己也做過。圍繞中國人的良心和責任，中國社會在危難
之時，我們應當仁不讓，我們的確需要一股敢趟地雷陣、敢越萬丈深淵的大無畏的
社會變革勇氣和視死如歸精神。但基於對中國現實社會制度的認識，根本問題不解
決，這種代人受過的狼奔豕突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我想，現在我是朱容基，辭
職大概是我最明智的選擇。而且可以考慮加入中發聯著手對中國社會制度的重建。


記者：您加入中發聯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易改：可以說是。現在我還沒有發現更好的實現我的社會價值的途徑。

記者：與中國民主黨一樣，中發聯近期受到中國政府的打壓，您做何感想？
易改：儘管我們一直倡導一種與政府磨合、參照、互動的原則，但中國政府是一個
專制政權，容不得別人的指手畫腳；客觀上，我們也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被
有關當局視為異己組織甚至是敵對組織，進行打壓和限制也是正常的。但令我們感
動的是，對我們的打壓更講究技巧和藝術，不過，其手段的拙劣和藝術魅力的低級
的確很難為我們所恭維。

記者：您對中發聯近期有何預期，您認為中發聯與民主黨有何異同？
易改：中發聯從成立開始，就有他嚴密的組織與發展計劃，我想，我們會沿著我們
預先設定的路線向前推進，並努力實現階段性目標。
至於我們與中國民主黨之間的異同，只能進行抽像比較。差異之處，可能在於各自
的定位不一樣，決定了各自的行為方式不一樣；相同之處，大概我們都是中國民主
運動進程的一個部分，並同時作為異己力量遭到殘酷無情的打壓。

記者：您怎樣看待海外民運，中發聯與海外民運的關係如何處理？
易改：中國的民主運動，全都跑到海外來搞，的確是可悲的，但我也沒有更好的主
張，而且，現在我也來到了海外。海外的中國民運紛繁複雜，令人眼花繚亂，我感
覺紛爭太多，可能不太好。民主運動在不同的時期會呈現不同的特點，這個過程會
過去的。民主運動不是海外的專利，更不是某幾個人的專利，大家應該求大同，存
小異。
前面我已經說了，中發聯被中國政府視為異己力量，與民運力量沒有兩樣。我們會
充分地尊重其他民運組織，並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但我們有我們的定位，在行為
方式上也會有一些區別，用中發聯生態位的原理解釋，我們會盡量避免與其他民運
組織「生態位」的重疊。

記者：你對天安門一代有什麼預期，您對王丹等有什麼建言？
易改：89的時候，我是湖南師大的學生，我也參加了學運，與中國和平的唐柏橋並
肩戰鬥過一陣子。當時，他是高自聯主席，是他給我封的聯絡部長。所以，我也算
是你們所指的天安門一代，當然，當時我還沒有來得及去天安門。但嚴格地說，按
我的年齡，又似乎偏大了一些。不過，我有機會和天安門一代來為中國的民主運動
做貢獻是我的榮幸，我們年輕力壯，我的預期是中國社會的變革一定會在我們這一
代人的手中實現的。
王丹不錯，儘管我們還沒有見面，但已經通過幾次電話，也聽不少朋友談起他，對
他的人品有很高的評價。但我對王丹周圍的朋友有一個勸告，王丹就是王丹，不要
把他神化了。不要無形中將他架空離開了他自我，不要拿他當自己行為的標籤。那
樣他會不堪重負，會毀了他的前程，也會毀了我們的預期，還有可能對中國民主運
動造成極大的機會成本。這點，事實上海外民運實際上已經有過深刻的教訓。我們
一定要走出一個誤區，即民主運動的領袖不應該看誰受共產黨的打擊最大，誰坐牢
的時間最長，而應該看他現在正在做什麼，將來他能做到什麼。
事實上，我們缺乏的不是領袖，而是一個產生領袖、保護領袖、約束領袖、彈劾領
袖的平台和機制；首先，我們缺乏的是設計這個平台及其運行機制，搭建並維護它
、為他跑龍套具有獻身精神的組成一個政治集團的人。我們的領袖，不能完全靠專
制政府以非常手段給我們提供。我們所要面對的是一個民主的社會，開放的社會，
靠專制環境培育出來的領袖魅力是不一定能經受得起民主社會的檢驗的。這裡，我
決不是貶低王丹，而是對許多人決不僅是天安門一代的一種思維定式進行進諫，我
希望我們很多關心中國社會變革的仁人志士走出這個誤區。

記者：您到美國後有些什麼好的感受或不好的感受？
易改：目前感受還不多，但紐約的天空的確比北京的藍，空氣好，北京的環境污染
太嚴重，這是盲目趕超西方工業文明的結果；紐約的人關心人，我多次一個人出去
，尋求幫助的時候，感覺絕對與在國內不一樣。我不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怎麼
這些東些沒有好好學學。
不好的感受就是東西太貴。

記者：冒昧問一句，您結婚了嗎？是否有孩子？
易改：我重新選擇的機會不多，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女兒，叫易玨，4歲半，8月8日8
時出生，未來可能比我的財運好多了（笑）。

記者：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您是否還有要向我們的讀者說的話？
易改：謝謝你，我借用孫中山先生的一句話，與朋友們共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
仍需努力。